《民间修谱中存在的问题》『转』

李国玉

《民间修谱中存在的问题》
当代家谱的编修方法源自宋朝 宋代理学的兴起，官府不再开设谱局，苏洵（1009年生，1066年卒）忧心如焚云：“盖自唐衰，家谱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庆历年间（1051年）毕升发明印刷术，为国家修史、地方修志、百姓修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为了继承修谱的传统，欧阳修（1007年生，1072年卒）在主持编篡国史《新唐书》的过程中，也以“大宗之法”编修皇族家谱《宗室世系》上溯数可达八代、十代甚至百代。正是主持编篡国史的经历，使得欧阳修十分重视家谱，他在修定《新唐书》后，他当然也发现《宰相世系》中有关自己了的远祖世系并不清楚，于是他只能以其已知的五世祖为始祖，并用“小宗之法”编修了自己的家谱。他采用史书的体例和图的方式，将本家族的迁徙、婚嫁、官封、名谥等编成一部新型家谱。不久家族显赫的苏洵也始修也编成《苏氏族谱》。二人在修谱的体例上都使用“小宗之法”，即以五世祖作为家族始祖。因此，一般家谱都只从其可知之祖写起，只采用“小宗之法”。欧、苏体例的创新，重在图表的创新。这使家谱的质量大大提高，形式也有创新。对谱谍体例的创新则以欧阳修和苏洵为代表。百姓仿效欧苏谱例，开始采用“小宗之法”编写家谱。宋代作为宗族典籍，家谱其编修已经扩散到广大平民族群，谱牒编修形成一个高潮。
民间统宗统系的家谱源于明嘉靖皇帝以后。 明初家谱的体例得到了发展，增加了“序、跋、谱例、世系图、世系录、先世考辨”等内容。民间修谱多沿袭欧阳修、苏洵的“小宗之法”。自嘉靖推恩允许民间建祠堂以后，民间建祠堂之风兴起，由于姓族间的竞争攀比，又使得民间祠堂的规模越来越大，一般姓族不堪重负。为缓解的筹资压力，民间又逐步兴起了连宗修祠之风。而联宗建祠的成功，又催生了各姓各氏的联宗修谱之风，家谱的体例增加了“祠堂、祠产”的内容。各姓各氏都开始出现了统宗统系的族谱、宗谱、大宗谱，随意上溯，攀援望族，趋附名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现象开始出现。
清朝以后是谱牒编修最为兴盛的时期，也是统宗统系现象最为泛滥的时期。清朝设宗人府，掌管皇族和百官谱籍，民间族谱也一修再修。各姓各氏只有少数家谱采用欧阳修、苏洵的“小宗之法”，大部分家谱为彰显门第，采用宋朝皇族家谱的“大宗之法”编修族谱、宗谱、大宗谱。随意上溯，趋附名门，攀援望族，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统宗统系现象十分泛滥。由于统宗统系的谱牒影响到了封建世袭、继承制度的实行。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时，江西巡抚辅德的上奏引发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全国性谱禁。谱禁规定：在追溯祖先时，禁止妄自攀附，只能以五世祖或始迁祖为始祖，超过五代的上溯之祖视为伪托，朝廷分封或者选官时不仅不以采信，而且还要追究伪托冒认上祖者的欺君罔上之罪。所有新编族谱必须呈送地方官府审查，对于上溯内容有违者一律删节毁版。谱禁期间，仅辅德在江西境内，就查出1016姓的所谓始祖荒诞不经，这些家谱也全部遭到了删节或毁版处理。但这一谱禁并没有持续多久。清嘉庆、道光以后，统宗统系现象再度泛滥，各姓各氏均以采用皇族家谱的“大宗之法”联宗修谱，编修族谱、宗谱、大宗谱为荣，随意上溯，攀援望族，趋附名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现象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虽然明清以后采用“大宗之法”编修的谱牒的上溯世系荒诞不经，但清代谱牒的体例却得到充分发展。清朝谱牒的记事范围几乎涉及到家族、宗族事务的各个方面。除要排列家族世系外，又增加了传记、著述、家规、家训、恩荣录、凡例、家法族规、字辈、谱论、科举、墓图、墓志、五服图、家礼、寿文、贺文、祭文、名绩录、契约、艺文、遗像、赞词、仕宦、传记、行状、志录、年表、余庆录、领谱等20多项，并增加了女子、婚嫁、岳家等人物记述，还对入谱人物也进行了限制性规定，行文重视修辞和文采。为使家谱不至中断，还规定了 “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的年限。所有这些，使得清时家谱的纂修体例更系统，更完善，但其世系和世序却出现了严重混乱。为祖先封官加爵者有之，为祖先取名按讳着有之，为祖先娶妾生子者有之，为祖先添兄加弟者有之，为祖先认父攀祖者有之。所谓南北朝人以南宋人为祖，隋唐人以明清人为祖比比皆是，其真实性大打折扣。
民国修谱基本因袭了清代修谱的体例。在统宗统系方面还发展清代修谱的陋习。
新中国民间修谱 1949年以后，编修谱牒等宗族文化活动基本停止。1966年～1976年中，民间保存的大量极其珍贵的旧谱牒遭到了焚毁的厄运。宗族文化遗产更是遭到了极大破坏。1985年以后，特别是上世纪末至今，随着祖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台湾、港、澳地区和世界各地宗亲寻根问祖热的蓬勃兴起，民间修谱再度掀现了高潮。但这波修谱的谱牒质量却明显不如清代。且在世系方面故意弄虚作假、进一步统宗统系的陋习较之于明清时期随意上溯，攀援望族，趋附名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现象只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