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谱资料的搜集与体例书例的完善

李永年

修谱资料的搜集与体例书例的完善
　
　　修谱还有两种难题，即资料的缺略并难于搜集，编辑方法的得当与完善极为不易。光绪十九年（1893）零陵龙氏第五次续修族谱，认识到“续谱难，续族谱尤难”。所说的“谱”、“族谱”，令人不易理解，其实前面的“谱”指小范围族人之谱，即五服内外族人之谱书，后面的“族谱”中的“族”，指一本之人，是始祖、始迁祖的后人所形成的群体，成员远远超出五服范围，“族谱”系合族之谱。续谱、合族谱，包含的人员众多，人多情况复杂，从修谱的技术层面来讲，自然增加难度，例如众多的族人之间服属疏远，情谊不浓，辈分易紊，世系不易考辨；人数多，里居散落，每家每人的资料难于搜集齐全和准确。
　　对族人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宗族在修谱人员的分工中予以妥善处理。搜集素材有两种方法，一是宗族将人丁登记的事务交由房支办理，前面已经说到修纂之始，宗族为摊派而制造丁口册，此事往往让房派操持。二是宗族谱局派遣采访人员，专门进行有关族史资料的调查。
　　两种渠道所得材料由谱局人员核实、汇总。宗族修谱的谱局，从倡修、监修、主纂到分修，是个完整的理事班子。江西清江聂氏重修族谱与事者分工是：倡修、增订、校阅、缮书、对读、监修、办理、搜山；四修分工：倡修、校正、缮写、对读、经理、敛费。增订、校阅、校正是搜集与核实资料，搜山也是调查资料，对象是祖坟及其附属山地房产。道光八年（1828），湘乡匡氏修谱，合族设主纂、秉笔、校阅，各房设房职、造册人，各司其职。造册人就是登记丁口册，内容包括人名、性别、年龄、排行（老几）、父母或子女，以及功名，这样就有了族人的个人基本资料。同年，江西浮梁刘氏修谱，设置首事有督修、族长兼同督修、纂辑、汇编、参会、校阅、增采、校核、校录、图集、支稿、校事。增采是搜集新材料，图集是绘制祠堂、坟山图，校阅是核对资料的准确性，汇编是汇拢各房支材料，纂辑系汇总各方面的材料，而不只是人丁资料，是主编。
　　族谱的体例、书例的疑难问题，不是一个宗族一次修谱所能解决的，而是各个宗族在反复编写中积累经验，逐步有所前进，并由学者讨论、总结，而后形成比较完善的体例与书例。疑难问题是：如何真实记录宗族历史，书写什么，不写什么，怎样表达？族谱在世系表、世系图的内容之外，宗祠、祖坟、族规、艺文等专门内容要不要反映，这是体例的事情；对于涉及礼法、伦常的事情，如女性、再婚妇女、义子、嗣子如何写法，不肖族人要不要记录，是否只书善，不书恶，这些是书例讨论的事情。乾隆间《四库全书》总纂、尚书、河间人纪昀的《景城纪氏家谱序例》和咸丰间南海人、知县朱次琦的《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序例》，集中地表达清人纂修族谱的理念和体例、书例规范，为许多宗族续谱所采用。族谱体例逐渐向史书、志书看齐，出现史志化倾向，在世系之外，传志齐全，到明代业已定型。清朝前期湖南安化人陶必铨为石井刘氏宗谱作序，讲到该谱的门类，容纳有宗族世系总图、房派世系图、宗族居址、祠堂、祖坟、祖宗画像和赞文、祖宗格言、祖宗功德传记、族规家训等。又说这是运用省郡志例，“其用力勤矣，其树义精而垂范远矣”，明确指出刘氏纂修宗谱，模仿地方志体例。族谱具有了与纪传体、方志体史书类似之体例，即有志、传、表、图。因此人们对族谱名称，使用“家乘”一名频率加大。族谱之“谱”，本意是记叙家族世系，故“族谱”主要反映宗族系谱，宗族史的全面内涵虽然按照习惯仍可用“族谱”来表达，不过有的人觉得有点缺憾，而“乘”是史乘，记录历史的庞杂内容，运用“家乘”一名，表示拥有类似志传表图之宗族史著述更为贴切一些，此乃清代以来族谱常用“家乘”名称的原因。族谱体例完备，容纳宗族史的材料大增，故而内容丰富。写家谱，对于宗族中出现的坏人坏事，有善恶并书与书善不书恶两种主张和做法，但以不予记载为多，产生削谱法则。对于不符合婚姻伦理的女性（再嫁妇女），上谱与否及如何写法，各个家族处理方法不尽相同，然而在观念上则为一致，即以女性贞节为准则，失节者削，节烈者书；传宗接代观念也在起作用，妇女有生育，妾亦书，无出则再嫁妇、妾失去上谱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