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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问题中，你搞错乱了。要说明你谈的几个问题，首先从序开始。1759年写谱序的廷献公，是他在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也就是1759年）带上几位联字辈老人（包括联辉、联章、联奎等）在毕节城南找祖坟，这几位联字辈老人年龄比廷献公小，是在他的带领、指挥下去的，按毕节李氏谱书36页上所载文治公卒葬毕邑虎踞山（就是我们谱书上说的西门外，是有几位祖人葬在这里，但名字并不叫文治），但廷献公却在城南章卫褚找到一冢祖坟，说是文治公（碑上名叫李肖岩），位置却不是虎踞山，离虎踞山还比较远，这第一步，廷献公就弄错了，其它几位联字辈祖人年龄比他小，是在听他的，然后带上几位联字辈老人又到李官营，到李官营时，廷献公在序中是这样写的：“于斯时也，听彼故老人之传说，虽足见先人余风未艾而沧海桑田，祖冢竟若荒丘，”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一、“彼”字按百度基本解释：1、那，那个；2、他，对方，说明廷献公是按那个或对方已故老人的传说，这个传说是哪位老人传的？可信度高吗（既然是传说，就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版本，并且只是传说，并无依据）？其它几位联字辈老人写的序都是这次受廷献公影响，在廷献公这次回去后写的序的基础上在两年和二十四年后写的。二、“祖冢竟若荒丘”，说明：1、廷献公认定的李官营那些祖冢当时已若荒丘，2、既然已若荒丘，肯定无碑。然后，联辉祖和联奎祖的序中说，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也就是在毕节城南和李官营寻找祖坟一个月左右，猪场、八十亩，陶家冲九亩山、毛龙堡等 处，合族齐集李官营，办治猪酒，几数十冢祖墓，皆补砌挂扫拜献随即镌立总碑。李官营的祖坟，就是这样得来的，碑也是这个时候立的。迁献公首先在城面章卫褚认定文治公本身就有问题，这是近处，有可能离廷献公的住处远，但至少也不会有到李官营那样远，近的地方都搞错，那远的地方难道会更对？几位联字辈老人写的序都是在廷献公的序基础上写的，说明了什么？这就是毕节李氏谱序的来由，任何一个有研究的人都知道是靠不住的。你前面说，“毕节李氏，1759年叙谱，时年，叙谱李氏39岁，正当壮年。1745年，吾兄联章至其地（泸州江安二龙口），也就是14年后修谱”。你在这里就搞错了，廷献公写谱序时确是壮年，谱序和李官营等祖坟的来由我已讲了，“1745年，吾兄联章至其地（泸州江安二龙口），也就是14年后修谱”。这个14年后修谱就错，不是廷献公1759年写叙后的1745年修谱，而是绍崑公1818年开始修，至1851年结束，而且这句中的1745年（也就是序中的乾隆乙丑十年），不是廷献公写的，是联奎祖公在乾隆四十八年写的（请看毕节李氏家谱1014页），这个时间离乾隆十年（1745年）已是三十八年了，离廷献公写序时已是二十四年，可信度有多高，这里我就不用说了，相信各位宗亲能看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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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视卡
雷达卡
发表于 2015-1-3 13:02:28
照妖镜
发表于 2015-1-3 13:37: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