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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虽然,其人物之位置果何等乎?其与中外人物比较,果有若何之价值乎?试一一论列之。
第一,李鸿章与霍光。史家评霍光曰不学无术,吾评李鸿章亦曰不学无术。则李鸿章与霍光果同流乎?曰: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无霍光之魄力。李鸿章谨守范围之人也,非能因于时势行吾心之所安,而有非常之举动者也。其一,生不能大行其志者以此,安足语霍光?虽然,其于普通学问,或稍过之。
第二,李鸿章与诸葛亮。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中国三代以后,具此五资格,而永为百世所钦者,莫如诸葛武侯。李鸿章所凭藉,过于诸葛,而得君不及之。其初起于上海也,仅以区区三城,而能奏大功于江南,创业之艰,亦略相类。后此用兵之成就,又远过之矣。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已用。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至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之诚,亦或仿佛之。
第三,李鸿章与郭子仪。李鸿章中兴靖乱之功,颇类郭汾阳,其福命亦不相上下。然汾阳于定难以外,更无他事,鸿章则兵事生涯,不过其终身事业之一部分耳。使易地以处,汾阳未必有以过合肥也。
第四,李鸿章与王安石。王荆公以新法为世所诟病,李鸿章以洋务为世所诟病,荆公之新法与鸿章之洋务,虽皆非完善政策,然其识见规模决非诟之者之所能及也。号称贤士大夫者,莫肯相助,且群焉哄之,掣其肘而议其后,被乃不得不用佥壬之人以自佐,安石鸿章之所处同也。然安石得君既专,其布划之兢兢于民事,局面宏远,有过于鸿章者。
第五,李鸿章与秦桧。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第六,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之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惟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携之而玉成之。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
第七,李鸿章与左宗棠。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耐胜。语其器量,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虚骄者,尝欲奉左为守旧党魁以与李抗,其实两人洋务之见识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旧,李亦非能维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撂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诟,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
第八,李鸿章与李秀成。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秀成忠于本族,鸿章忠于本朝,一封忠王,一谥文忠,皆可以当之而无愧焉。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交,皆不让李鸿章,其一败一成,则天也。故吾求诸近世,欲以两人合传而毫无遗憾者,其惟二李乎。然秀成不杀赵景贤,礼葬王有龄,鸿章乃绐八王而骈戮之,此事盖犹有惭德矣。
第九,李鸿章与张之洞。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则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以望李之肩北。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媸名故常趋巧利。之洞于交涉事件,著著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尝语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尽其平生矣。至其虚骄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
第十,李鸿章与袁世凯。今后承李鸿章之遗产者,厥惟袁世凯。世凯,鸿章所豢养之人也。方在壮年,初膺大任,其所表见盖未著,今难悬断焉。但其人功名心重,其有气魄敢为破格之举,视李鸿章或有过之。至其心术如何,其毅力如何,则非今之所能言也。而今日群僚中,其资望才具,可以继鸿章之后者,舍袁殆难其人也。
第十一,李鸿章与梅特涅。奥宰相梅特涅Metternich,十九世纪第一大奸雄也。凡当国四十年,专出其狡狯之外交手段,外之以指挥全欧,内之以压制民党。十九世纪前半纪,欧洲大陆之腐败,实此人之罪居多。或谓李鸿章殆几似之,虽然,鸿章之心术,不如梅特涅之险,其才调亦不如梅特涅之雄。梅特涅知民权之利而压之,李鸿章不知民权之利而置之,梅特涅外交政策能操纵群雄,李鸿章外交政策不能安顿一朝鲜,此其所以不伦也。
第十二,李鸿章与俾斯麦。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虽然,非谀词,则妄言耳。李鸿章何足以望俾斯麦。以兵事论,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藉则有过之。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是已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第十三,李鸿章与格兰斯顿。或又以李俾格并称三雄。此殆以其当国之久位望之尊言之耳,李与格固无—相类者。格之所长,专在内治,专在民政,而军事与外交,非其得意之业也。格兰斯顿,有道之士也,民政国人物之圭臬也,李鸿章者,功名之士也,东方之人物也,十八世纪以前之英雄也。二者相去盖远甚矣。
第十四,李鸿章与爹亚士。法总统爹亚士Thiers,巴黎城下盟时之议和全权也。其当时所处之地位,恰与李鸿章乙未庚子间相仿佛,存亡危急,忍气吞声,诚人情所最难堪哉。但爹亚士不过偶一为之,李鸿章则至再至三焉,爹亚士所当者只一国,李鸿章则数国,其遇更可悲矣。然爹亚士于议和后能拟一场之演说,使五千兆佛郎立集而有余,而法兰西不十年,依然成为欧洲第一等强国,若李鸿章则为偿款所困,补救无术,而中国之沦危,且日甚一日。其两国人民爱国心之有差率耶?抑用之者不得其道也。
第十五,李鸿章与井伊直弼。日本大将军柄政时,有幕府重臣井伊直弼者,当内治外交之冲,深察时势,知闭关绝市之不可,因与欧美各国结盟,且汲汲然欲师所长以自立。而当时民间,尊王攘夷之论方盛,井伊以强力镇压之,以效忠于幕府,于是举国怨毒,集彼一身,卒被壮士刺杀于樱田门外。而日本维新之运乃兴。井伊者,明治政府之大敌,亦明治政府之功臣也。其才可敬,其遇可怜,日人至今皆为讼冤。李鸿章之境遇,殆略似之,然困难又较井伊万万也。井伊横死,而鸿章哀荣,其福命则此优于彼焉。然而日本兴矣,然而中国如故也。
第十六,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以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皆立一定时刻,甚有西人之风。其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不论冬夏,五点钟即起,有家藏一宋拓兰亭,每晨必临摹一百字,其临本从不示人。此盖养心自律之一法。曾文正每日在军中,必围棋一局,亦是此意。每日午饭后,必昼寝一点钟,从不失时。其在总理衙门时,每昼寝将起,欠伸一声,即伸一足穿靴,伸一手穿袍,服役人一刻不许迟误云。
养生一用西医法,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戈登尝访李鸿章于天津,勾留数月。其时俄国以伊犁之役,颇事威吓,将有决裂之势。鸿章以询戈登,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鸿章瞿然改容,舌矫而不能言。
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惟事曾文正,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
李鸿章于外国人中,所最敬爱者惟两人,一曰戈登、一曰美国将军格兰德,盖南北美之战立大功者也。格兰德游历至津,李鸿章待以殊礼。此后接见美国公使,辄问询其起居。及历聘泰西时,过美国,闻美人为格兰德立纪功碑,即赠千金以表敬慕之倩。
李鸿章之治事最精核,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轻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之人也。
李鸿章之在欧洲也,屡问人之年及其家产几何。随员或请曰: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尔。鸿章不恤。盖其眼中直无欧人,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尝游英国某大工厂,观毕后,忽发一奇问问于其工头曰:君统领如许大之工场,一年所入几何?工头曰:薪水之外无他入。李徐指其钻石指环曰:然则此钻石从何来?欧人传为奇谈。
世人竟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
李鸿章之在京师也,常居贤良寺。盖曾文正平江南后,初次入都陛见,即僦居于此,后遂以为常云。将来此寺当为春明梦余录添一故实矣。
李鸿章生平最遗恨者一事,曰未尝掌文衡。戊戌会试时在京师,谓必得之,卒不获。虽朝殿阅卷大臣,亦未尝一次派及,李颇怏怏云。以盖代勋名,而恋恋于此物,可见科举之毒入人深矣。
以上数条,不见偶所触及,拉杂记之,以观其人物之一斑而已。著者与李鸿章相交既不深,不能多识其遗闻轶事,又以无关大体,载不胜载,故从缺如。然则李鸿章果何等之人物乎?吾欲以两言论断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呜呼!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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