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过去写过的一篇文章,今天重新整理贴出来。
很多人会认为清朝灭亡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破败”的,事实相反,外表看起来非常强大,正处在“十年繁荣时期”,大清的灭亡不仅让清朝人、也让世界跌碎了眼镜。
甲午海战后,大清开始又进入了新一轮民族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典型标志就是1901年慈禧颁布了新政。天朝的事情,对与错往往不重要,对自己的权力有利的,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误的(特色厚黑学)。戊戌变法的时候,慈禧是保守派,因为变法威胁到了自己的权力,对变法措施严厉打击,此时,戊戌变法的做法必须是错的。结果,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和戊戌六君子就只能被牺牲。当慈禧的权力稳固之后,将戊戌变法的内容改头换面,换个马甲变成慈禧新政颁布了出来,此时就是对的,因为可以彰显老佛爷的英明。结果,形成大清最后的“十年繁荣”。
“繁荣”的结果爆发了辛亥革命,大清进入了博物馆。所以,对中国封建史上的“盛世”,您可要戴一副高倍数眼镜去观察,否则就会被忽悠。乾隆盛世中的“盛世”,应该属于乾隆自己,对外很牛、自己更牛。但是,随着乾隆“盛世”不断持续,社会再也不像雍正时期那么稳定,从乾隆中期开始,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后期更爆发波及数省的苗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等等,天朝的农民只要有一口饭吃不会饿死一般不会起义,密集起义的原因也就清楚了,也就知道乾隆“盛世”内在的含义。从种种迹象来看,仁宣之治、万历中兴(万历前期)更属于百姓的盛世,此时的万历皇帝和宣宗皇帝都牛不起来,这样的记载有很多,比如:万历皇帝连立太子这样的“家事”都不能自作主张。但是,明在前,清在后,你的历史我来捏泥人,所以,也就有了今天的样子。
回到正文, 既然甲午海战之后大清“繁荣”了(有点好笑,从没听说一个国家对外惨败,倒开启了“繁荣”,这是历史上的特色吧,也更能清楚地认识天朝历史),就要加强武备。甲午海战惨败后,大清现代海军几乎消失。但战败后的次年,就开始了重建之路。到1897年,5艘巡洋舰、4艘鱼雷艇的到达,使海军的实力猛增。尤其“海天”、“海圻”均是大吨位军舰。1909年,在日本订购的14艘小型舰艇也全数到达,大清海军似乎重现了昔日“雄风”。
1895年,大清开始编练陆军新军,到1904年,新军的规模就已经达到18万余人,主要装备的都是洋枪洋炮。
如此大规模的增加武备,再加上慈禧等贵族的奢侈,还要赔偿巨额的战败赔款,财政支出可想而知。
但不管怎么说,经济“繁荣”,武备强大,让大清再次展现雄风。
可是,大清的“繁荣“在财政上得不到证实。对外战争不断战败,大量白银外流,仅仅马关条约,赔偿金额就是2亿两白银,加上利息和其它支出,需要赔偿3亿两以上。按史料记载,鸦片战争后的1847年以前,清朝一直是财政盈余,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尚结余760万两白银。甲午海战是清朝财政的分水岭,1896年赤字高达1292万银两,1899年为1300万两,1903年的赤字高达3000万两,此后的清朝廷债务缠身,一直到1911年灭亡之前都是如此。
经济“繁荣”,武备加强,巨额赔款,自己兜里没钱,这戏法是怎么变出来的?
清朝实行银本位,银子肯定印不出来,但戏法还是可以变的。
当今的新兴国家,都有办法“印”美元,当然,在耶伦的眼皮子底下,估计还没多少人敢用印钞机来印(只有金三够牛气)。办法是用本币在本国收购黄金,然后到国际市场上抛售,美元也就“印”出来了。原因在于,黄金在全世界的普遍接受性(这是建立货币信用的最基本方式)超过美元,这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这种“印”美元的办法就不成立(这或许是希望研究金融的人士最需要研究的一句话)。清朝在印“美元”上,也有自己独到的办法,做到了印钱机制的创新。
随着大清不断战败赔款,银子不断外流,大清的土地上白银越来越少,钱也就少了。没关系,大清可以“印钱”,用铜来代替就是了,钱也就“印”出来了。
前些年,安徽凤阳一位农民挖地基时,挖出约十来斤的铜圆,发行的年代是宣统三年(1911年,当时的皇帝是溥仪,这位老人家有些不幸,只当了三年皇帝,所以,宣统三年就是大清最后一年),直径2.9厘米,厚0.11厘米,重量约9克(折合两文多,不到三文)。当清政府宣布铜元成为法定货币的时候,意味着很多“新钱”也就出来了。以前也有铜钱作为货币,但技术进步帮助了大清,因为此时,大清可以使用机器大量、快速地制造铜元。这种铜元的机制钱大约从1901年前后开始大规模出现,刚好伴随的是大清的“十年繁荣”,大清走上了发财之路。
钱多了,自然就“繁荣”了,估计看到这一课,凯恩斯先生也会郁闷,慈禧女士是自己的导师啊。
大清在发财的道路上继续高歌猛进,不断创新。我们知道一件事,贵金属铸币的铸造与发行都是有成本的。用铜当钱,也一样。铜矿开采和冶炼、钱币铸造都需要成本,铜钱的面值也需要与白银的价值基本对应。老老实实铸造铜钱,即便用机器铸钱,或许可以盈利,但不能实现厚利。既然实现不了厚利,还是无法解决大清的财政问题,因为仅仅赔款,就是天文数目。
大清有办法,上述9克重的铜圆,实际价值为两文多,面值标注为十文,就实现了7文多的利润(这是典型的铸币税),大清的钱财滚滚而来。虽然大量的白银赔偿给外国人,购买洋枪洋炮也需要真金白银,用白银来衡量出现巨额的财政赤字,但境内虚钱,加上银票铜票大规模流通,大清成为真正的土豪,咱永不缺钱!
境内不需要流通真实白银之后,存量白银完全应对对外需求,购买军舰不在话下。
虽然用白银表示的财政穷的叮当响,但咱确实不缺钱,这就是戏法。
此时,大清可以展示繁荣与强大(对外有充足的购买力加强军备),以致大清公司关门歇业的时候,洋鬼子都惊讶。
理论已经完备,但实施是需要细节的。
其一,必须管制兑换。如果境内每个人都用银票铜票和虚钱兑换白银,慈禧老佛爷需要马上破产。清政府从19世纪后期就规定,无论你是英镑、美元、荷兰盾什么的(都相当于实物金银,因为他们实行的是金本位),进入大清的地盘都必须按规定的牌价兑换成大清银铜票、铜钱,相当于真钱归我,假钱归你,然后你用这些假钱去懵奴才们。
其二,国际收支问题。任何时候都有出口生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不断印新“钱”,出口成本不断上升,折合成实物白银的成本就很高。可是,出口商品的价格是按真实的白银标价的(当时国际上普遍实行金本位),产品就出不去了,没有了外汇(真金白银)收入,最终清朝对外的偿付能力就会枯竭,繁荣与强盛的把戏就会被洋鬼子看穿。此时必须对出口企业进行补贴,以茶叶为例:英国商人只肯出100英镑一箱,按当时的国际汇率折合800两白银,可是,清朝茶叶商人的成本就达到了1000两白银(这个成本自然是以清朝印的“铜钱、银票铜票”折算出来的),他估计得卖1100两才行。此时,清朝出马,100英镑归我(得到800两真实的白银),我给你相当于1100两白银的银票(铜票),生意就做成了。财政对出口补贴了300两,市场中也多了300两银票,无形中征收了300两的铸币税。英国商人、出口商人、大清政府皆大欢喜,奴才们为了炒房炒股,更喜欢放水,也高兴,最终,普天之下都满意了。
看来,奴才们(这应该属于大清百姓的专用称呼)是喜欢被拔毛的(抽取铸币税),这种情形下,不拔白不拔,即便为了让奴才们舒服也要拔。
可长期印“假钱”解决问题,就带来通货膨胀,奴才们最终还是会过不下去,但是,这没所谓,有北洋新军的洋枪洋炮,这个问题看起来不是问题。
经济蒸蒸日上,拥有用雄厚财力武装起来的、先进的陆军和海军,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大清在1911年垮台,甚至连外国人都吃惊,这天地变化的也太快。
1910年,金融危机开始了,上海道台蔡乃煌等人紧急上奏朝廷救市。财政有的只是假钱(印出来的票据等),没有真钱(白银),如果继续印假钱,这是不行的,因为股市的交割需要货真价实的白银。此时,大清抓瞎了,戏法面临变不下去的危险。大清开始动“拳头”,将民间筹资建设的铁路权收归国有,大量真金白银的建设资金也就归了大清,真钱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怎么收归国有呢?当然不是拿真钱出来收购(这就没意义了),而是发行国家股票(和银票铜票的含义类似)给那些投资修建铁路的人。这样,既掌握了铁路权,又几乎没成本,又一下将那些修建铁路的真金白银弄到了手。但投资人不傻,您拿“纸”(股权证)换我的真金白银还不算,还将路权也拿走,和抢劫有什么不同?于是,湖南、广东、四川三省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其中,四川最为厉害。四川告急,大清抽调湖北新军入川维稳,武汉空虚,武昌阴差阳错也爆发起义,一个几乎全球最有“钱”、军力空前强大的大清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了,“假钱”催出来的繁荣也灰飞烟灭。
大清的“十年繁荣”是以牺牲底层为代价而强行展示的,仅仅属于皇帝和王公贵族,是以通过铸币税的方式强行搜刮底层为支撑的。看起来爆发护路运动是偶然事件,实质上是必然事件,当底层被搜刮到难以生存的时候,就有“偶然事件”必然发生(尤其是局部动乱)。不要只看到护路运动,这根本不重要。
偶然想起,大清的时代,还没有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发明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汇,如果有,按虚钱与实物白银的兑换价(虽然慈禧老佛爷不会准许),大清可以庄严地向西方资本主义宣布:咱的奴才们个个都属于中产阶级。
清史学家们不断吹嘘大清的乾隆盛世、洋务运动、十年繁荣,未来估计有可能会将甲午战败、鸦片战争吹成甲午辉煌、鸦片“崛起”(反正成本只需一支笔),等等,故有此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