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年间那些事1

李永年

洪武年间那些事1
： 韩国公李善长家族
节选自：山西移民对于北京和明朝政坛的深远影响
胡惟庸案是明朝朱元璋时期的“四大案”之一，时间上晚于“空印案”3年多，但是早于“郭桓案”5年，早于“蓝玉案”13年。因罪被杀官吏，其实也并不多。后世传世史书中，对于此案有很大的夸大之处！
有的说，胡惟庸案被牵连而杀的官员有10万人之多！这是造谣，当时全国整个文官系统也不过8000余人，明朝中后期才固定在2万人左右，怎么可能达到10万人？还有的史料说，胡惟庸被凌迟处死，夷灭三族！这也是想象！《明太祖实录》中，白纸黑字，“赐死”！这是给有功之臣犯罪以后的，留全尸的死法！一般以上吊、服毒为主！后来的大将冯胜、傅友德也是这个死法。再如“空印案”，真正被砍头的仅数十人，加上被劳动改造的也不会超过200人，但是被后世附会到数万人。那么是不是连家属算到一起呢？也不是，如果都追究了无辜的家属，“空印案”中被杀的方克勤，怎会有方孝儒和他哥哥扶着父亲的棺材南归家乡呢？
谁是夸大造谣的主力军？首先是江南的二地主群体！朱元璋的抑强扶弱政策动了他们的利益，仇恨需要得到宣泄，而这些人的子孙正是日后《明史》的执笔者。再者，就是满清入关以后，谄媚的文人官僚。即便是忠于前朝保持布衣身份，参与修史的一些执笔者，在行文上也必须要曲笔！满清统治者，不希望看到一个比他们要强的开国者形象。夸大朱元璋的残暴，正可以反衬清帝的仁慈，这是“维稳”的重要文化措施！
从现在开始，笔者要教会大家，从纷繁的史料中判断真伪的方法。也就是说，研究历史，一定要带着两双眼睛，一次聚焦于纸面，一次聚焦于纸面后三寸。这样，我们才能窥探到历史的真相。
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甚至以小说家笔法添油加醋，就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而只满足于纸面理解，这也是明史研究长期原地踏步的原因！我们来一一剖析之！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徐达组合，解决了一个重要人物，中书省首脑左丞相（相当于国务院总理）胡惟庸。爆出大明王朝第一起重大“权力震荡”，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初一，过年啊，普天同庆。南京明皇宫奉天殿，老朱正接受群臣朝贺，然后是大宴群臣，大臣们的太太们则到坤宁宫拜见皇后马大脚，一起吃饭。胡惟庸夫妇都排在群臣和命妇之首，但是与往年不同，今年的他们，忐忑不安，心事重重！
不久前的腊月时分，南京城出了一起交通事故，胡惟庸之子骑马逛市场，马突然受惊在街上狂奔，风驰电掣中，人们急忙避闪，这胡公子在马上也失去了平衡，一头撞在了前面的一辆车子上，当场重伤！不治而死！虽然胡家不幸，但是这毕竟是一起再正常不过的交通事故。由于找不到马受惊的原因，胡府办事人员一把将那辆车子的主人拿住。这胡惟庸胡丞相，从朝中一下班，得知儿子突然没了，悲痛交加，再加上经常挨老朱的训，可能比较压抑，这时突然爆发，丧失了理智，居然三拳两脚，一顿猛揍把这车主人打死了！
按照现代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这位车主其实是没有一点责任的，却平白搭上了性命，可怜啊！打死人了，这当今丞相胡惟庸也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闯祸了，也冷静了！什么事情能瞒得过老朱啊？每天菜市大街的白菜涨了几文钱，他都能知道。何况是，闹市中的这种大事？杀人者偿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老朱的态度很坚决！问题是，谁来偿命？能让担任中书省首脑左丞相（相当于国务院总理）的胡惟庸同志来偿命吗？冷静下来的胡惟庸同志郑重提议，能不能多给些金帛财物，赔付给死者家属，算是私了了。老朱不许，一定要交出凶手！
凶手其实就是我，可是我是位极人臣的丞相啊！这怎么可以？找一个家丁顶杠！倒是也有忠仆愿意挺身而出，可是大伙儿都看见是相爷亲自动手打杀的！交一个家丁出去，这岂不又是欺君之罪？这朱皇帝岂是那么好糊弄的！事情的真相兴许早在其掌握之中！这些年，不知处理过多少棘手的政治、经济事务的胡惟庸第一次成了没头的苍蝇！急啊！连忙招来几个同一山头的死党朋友陈宁、涂节等商议对策！
这时，摆在胡惟庸面前有四条路，
第一条，捧出乌纱和相印，引咎辞职，承认人是自己失手打死的，愿领过失杀人之罪，这也比较符合事实，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于老朱同志的一念之间，或生或死，听天由命；他可没有铁券！有也白搭！
第二条，找一个家丁，去顶罪，抱着侥幸心理糊弄一时是一时，这是在挑战老朱的智力，搞不好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除非老朱那里愿意装糊涂配合，塞天下黎民之口；
第三条，跑，赶紧跑，丞相不当了，离开朱元璋统治的地盘，这个东西南北1万里的地方。办个移民，到北元或者日本、海外去！高丽人靠不牢，日本还可以考虑，又比较近！从南京出海还是比较靠谱的！
第四条，反，策动平常的几个死党和友好同僚，集体发动政变，推翻朱元璋的血腥统治，解放被老朱折磨地痛苦不堪的官僚阶级！这估计是他们自己想想吧，可是有这个力量吗？
总之，四条出路，“跑”是最靠谱的，“反”是最没有可能的！只能说句气话！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初五，赐给新上来的干部，中书左丞殷哲、右丞李素犀带，以示恩宠。这说明，对胡惟庸、汪广洋已经不大满意了，试图架空二人，但具体如何处理，正处于激烈思想斗争期。但彻底废弃中书省的想法还没有呢。而胡惟庸等已经处于惶惧之中，小范围串联活动频繁。接着，右丞相汪广洋首先被调离，指斥其不称职，贬海南，结果汪广洋半路上吊自杀，朝中人心惶惶。然而，朱元璋不动声色，居然让大家正月初一过了一个好年。
洪武十三年初二，涂节在朝堂之上，突然指责胡惟庸、陈宁等有罪，很可能为朱元璋指使，胡惟庸、陈宁等当场被逮捕。初六，赐死！初七，宣布废除中书省。整个中书省存续期间，真正担任过左丞相（相当于国务院总理）一职的，仅李善长、胡惟庸二人；担任过右丞相（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有徐达、汪广洋、胡惟庸三人。以总理、副总理身份主持过中书省事务的实权派人物则是李善长、杨宪、胡惟庸三人。其中能力过人，被公认为有相才者仅杨宪、胡惟庸二人。殷哲、李素挂名副总理，前后仅1个多月，不足道也！
干掉胡惟庸的第二天，老朱在龙椅上向大臣宣布胡惟庸的罪行时，提到其“窃持国柄，枉法诬贤，蠹害政治，谋危社稷”等语，同时有一句也引起我们的注意。似乎是我们进一步探究此案的关键，却历来为明史研究者所忽视。即“赖神发其奸，皆就殄灭”，明显，杀胡惟庸的证据是严重不足的！只能借助“神”给其定罪！今天的我们知道，若只凭朝野印象和社会舆论杀人，常常会杀错人的！这已经为历史所证实！
洪武十二年腊月，老朱在流放汪广洋前，亲自问他，胡惟庸是不是毒杀刘伯温的真凶？这仿佛已经成了一件真事！老实的汪广洋断然否认，没有这件事，这是谣传！可见，在此之前，社会上对于刘伯温的死与胡惟庸已经紧密联系起来了！胡惟庸是最大的嫌疑对象！
当然，笔者在前面已经分析过，刘伯温实际死于肝癌！但是当时的人们哪能认识到这一点？尤其是刘伯温的两个儿子。他们已经把胡惟庸当作了杀父仇人！他们把当年胡惟庸探望病中的刘伯温当成了假惺惺的作秀表演！
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农夫丢了一把斧子，他看隔壁邻居一个青年像是那个贼，越看越像！他数次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想要冲过去找那个青年算帐，可是苦于没有证据。几天后，他在自己的床底下找到了自己的斧子，才想起是自己撂在那里忘了。回头再看那个青年，就怎么也看不出来像是个贼了！他才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冲动！这是人的一种塑造心理！刘伯温的两个儿子就处于这种状态！
洪武八年以后，刘伯温的两个儿子所做的只有一件事情，等待时机，替父报仇！胡惟庸这个老贼！可是，隐忍不是办法，刘家认为，胡惟庸这个老贼亡刘之心不死，又在下毒手了，实在是忍无可忍！
洪武十二年（1379）三月初五，刘伯温的长子，32岁的江西参政（当时相当于副省长，上面有左右布政使）刘琏以罪逮下狱。“上以基故，特宥之。”（见《明太祖实录》）但是，这位刘琏刘公子，继承了刘基刘伯温的硬脾气，跳井自杀了！刘琏作为刘基之长子，学问还是不错，能诗文，先是于洪武十年七月十二日，从老家直接被安排在中央部门担任考功监丞（相当于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考功监丞这个官，山西布政使华克勤大和尚也曾经干过。但是刘琏在这个位置上呆得时间不长，当年十月二十九日，刘琏就被朝廷提拔为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相当于副省长），到底是朱元璋的主意，还是胡惟庸的主意，已经难以考证。才30岁就成为副省级干部，实在是升得快啊！即便在当时也是很少见的！但是刘琏上任后，与当时的江西省一把手布政使沈立本，左参政韩士原关系非常紧张，而这两个人，据说被认为是支持胡惟庸的人。我们可以想见，江西省是胡惟庸长期模范工作并起家的地方，群众支持率普遍很高。年轻气盛的刘琏心中把胡惟庸当作杀父仇人，面对沈立本、韩士原等对胡惟庸的赞誉如何能不抬抬杠呢？我们这位刘副省长在江西呆了一年半左右，出事了，因罪被逮下狱。处理省级干部，当然由中央有关部门进行，所以才有《明太祖实录》中，老朱因刘基的缘故赦免刘琏的记录。
可是，来自浙江刘家的叙述，只谈刘琏在沈立本、韩士原的迫害下得了病，于十二年六月三十日堕井而死！闭口不提因罪入狱的事情！这种曲笔行为是研究历史者可以理解但认为比较可耻的行为！单边感情色彩浓重的叙述，明显降低了对于韩士原贪苛，沈立本奸邪的指控的可信程度！刘家可能以为入狱的事情只要自己不说，慢慢地后世也就没有人知道了，但是恰恰被《实录》记录在案！
洪武十二年七月，是个非常炎热的夏天，南京火炉更是如此，连汪广洋都中暑了。占城国（今越南南部）来进贡的使臣正载着大象，乘坐船只在海中漂泊着。边关的明军将士正警惕地看着草原深处的异动，太原府芦芽山上四大王的护元抗明游击队还在坚持与明军周旋，塞北盐碱地里青年农民丰伯龙等正在“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北平前线的燕王府正在紧张施工建设，等着青年藩王的到来。
而东海旁的浙江青田刘家，其悲愤却达到了极点！几年间，他们已经失去了两位亲人，便理所当然地把一切都迁怒于胡惟庸，是这个老贼害得他们家破人亡！刘基的次子刘璟，拿着刘基生前留下的密奏，展开了“一招致敌”的进攻。他们在等待着老朱同志对胡惟庸失去信任的那一刹那！
可是，胡惟庸对于这致命一击，却明显疏于防范。这不能不是胡惟庸的悲哀！就从这个夏天开始，胡惟庸毒杀刘伯温的传说，逐渐在朝野传得沸沸扬扬，无论你信是不信！而随着传说的延伸，故事情节越来越完整，越来越绘声绘色。如果确系胡惟庸毒杀，如何解释刘伯温会在三四个月后才死呢？胡惟庸的动机何在？难道真的是因为刘伯温公开预言并散布胡惟庸将来必是误国之臣惹的祸？
在群策群力下，居然也逐渐作出了大家自认为合理的解释，脱离了动不动一听毒药就是砒霜、鹤顶红之类见血封喉的老框框。有一种苗疆的蛊毒，据说就是能让人服下后，几个月时间或者更长的时间都没事，而未来某一天突然暴毙。刘基刘伯温跟苗兵打过交道，又是江湖术士，长期研究神秘文化，应该认识这种蛊毒。可是既然认识蛊毒，胡惟庸又是使用什么方法让刘伯温服下的呢，据正式资料，是太医开了方子，刘府自己去抓的药啊！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卡壳了！但是，大家相信，这是因为大家的脑袋瓜只有60分的智商，90分智商的胡惟庸一定有自己神不知鬼不觉的办法！
这个故事很快传入宫中老朱同志的耳中，用“蛊”？记忆力甚好的老朱不禁想起了当年病泱泱的刘老头进宫来说话时，抚摩着肚子，像是无心又是有意地抱怨自从喝了胡惟庸他们弄的方子，病情更重了！在经过与胡惟庸的多年合作以后，已经对于胡惟庸的团结合作能力备感警惕的老朱，更加重了自己的怀疑。恰恰，占城使臣的外交事件使这一切都强烈化了。到底有多少事情我不知道？老朱有点着急。如果满朝文武都成了胡惟庸一党，上遮下盖，什么事情都一个调子，那自己这个皇帝就被架空了。
每年十一月，应该是大将军徐达从北平回南京探亲的日子。而今年，更是带来了北平燕王府已经竣工，迎接小女婿入住的好消息！正为中书省和胡惟庸头大的老朱同志，不会不与徐达通个信息！如果胡惟庸乃是个奸臣，如何处理？如何看待朝野风传的胡惟庸毒杀刘伯温案，这胡惟庸和刘伯温又有何过节？他们决定要问问汪广洋，一个著名的老实人，结果碰了个软钉子，纯属谣传，没这事儿！难道连汪广洋这样的老实人也被胡惟庸拉下水了吗？
还是秘密到刘家调查一下吧！腊月时分，刘璟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把胡惟庸一党是如何害死他父兄的经过详细地向老朱反应了一遍。可是，证据不足啊！也可以看作是一面之辞或者是刘家的主观臆断。很快，刘璟拿出了刘伯温临死前写的密奏！后世研究历史的人，没有一个人看过这封神秘的信！而这封由神秘文化研究者刘伯温在临死前写的信，居然成功地打掉了老朱对于胡惟庸的最后一点信任！因为实际上刘伯温已经研究透了朱元璋的心理！热爱迷信啊！终于，呵呵，死刘基干掉了活胡相！
刘基神秘预测的准确率基本上是50%，跟你我丢钢蹦儿看正反的概率水平实际差不多。他为准确预测朱元璋能击败更强大的陈友谅而风光过，也因预测要下雨却老也下不下来而遭到老朱的无情讥讽！而最得意的一次预测或者说算计，就是这次死后扳倒胡惟庸！实在是高！！！刘伯温努力了一辈子从元到明都没有圆了自己的宰相梦，但是最起码大明开国最有才的两名相才都死于他手，实在是一位成功的宰相杀手啊！还可以不露痕迹地嫁祸给老朱！实在是高！值得后世权谋者学习！当然刘伯温同志也有明显缺点，就是为了表达个人倾向，他还不遵守中央保密规定，擅自把最高层对于丞相等高级干部的任免评价流传到社会上，造成连锁反应，有人攻击他这是出于嫉妒！
再说说徐达，《明太祖实录》并没有记载洪武十二年十一月徐达回京探亲的事啊，看来分析有漏洞，又该怎么解释？带着崭新的燕王府已经竣工的喜讯，马上开春就要接燕王到北平就藩的大任务，徐达在这个关键节骨眼上怎么能不回京呢？再说，北方前线这期间并不紧张。怎么回事？最可能的是，编写这本《明太祖实录》的时候，朱棣不愿意自己的老丈人和燕王府系统与胡惟庸一案有什么牵连，被一笔划掉了！还有，在舆论大不利于胡惟庸的关键时刻，胡惟庸之子骑马在街上为什么会突然受惊，从而出了严重的交通事故。是谁使得坏？暗暗在马屁股上扎了一针！是徐达派人干的？还是老朱派人干的？还是刘璟派人干的？那就又是一个历史之迷了！

中书省（相当于今国务院）作为明代重要官僚核心机构被废，我们这里梳理一下这个机构的历史印记。前面有叙述不准确的地方以此为准，均可见《明太祖实录》。
在吴元年（公元1367年）以前，百官是以右为大的，比如右相国李善长比左相国徐达是要尊贵一些的，虽然级别都是正一品。吴元年，朱元璋认为百官礼仪要“尚左”，左为尊，于是调整李善长变成了左相国，徐达变成了右相国。相国就是丞相。也就是说，李善长是开国第一任总理，徐达是第一副总理。但是实际开工资的时候，徐达是年薪5000石，李善长年薪是4000石，这是还需武将出生入死的时候，待遇有所倾斜所致。 　
在中书省内，属于中书省领导干部而非僚属的还有三个级别，分别是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简称参政）从二品。用现在话说，都是不同级别的国务院副总理。朱元璋刚称帝时，常遇春担任平章政事一职，正二品的中书左丞为赵庸、右丞为王溥，从二品的中书参政是则杨宪、傅瓛。徐达、常遇春、赵庸等武将们都在外打仗，不过是挂名而已，所以真正在中书省办公的就是李善长、王溥、杨宪、傅瓛等总理、副总理。这时的汪广洋在江西担任行省参政（相当于省长），胡惟庸则在汪广洋手下担任吉安知府。
洪武元年，徐达、常遇春北向略地，攻取了山东河南，老朱的地盘向北方扩张了，洪武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于汴梁置中书分省，中书参政杨宪出任省事。而当时，汪广洋由江西行省参政调任山东行省参政。洪武元年十二月初一，这些人被调回中央，以汪广洋、刘惟敬为中书省参政，杨宪为御史中丞。原御史中丞刘伯温因擅杀中书省都事李彬，忽悠老朱求雨失败，受到老朱冷落，遂借老家的老婆去世为由辞官归乡。随着大军的不断胜利，山西、陕西也落入明军手中，山西、陕西地方上也急需干部。洪武二年四月初四，因新置陕西、山西二行省，中书参政汪广洋出为陕西参政，御史中丞杨宪出为山西参政，二人又到了地方任职。因统治地域迅速扩大，中央事务繁忙，左丞相李善长年老，57岁，力有不逮，中央的中书省急缺干部充实。
洪武二年九月初十，先将山西参政杨宪召回担任中书省右丞（正二品），中书省参政为陈宁，襄助李善长，实际上李善长已经不是办公的主力了，泡起了病号。这段时间，杨宪是中书省真正的核心人物。该年冬，刘伯温又被老朱从浙江青田老家召回，但此时已经不再担任御史中丞一职，成了闲职弘文馆学士，搞搞法律文件等。
老朱和刘伯温关于丞相人选的谈话，应该发生在这个时候，即洪武二年十二月。洪武三年正月二十一日，以太常卿胡惟庸为中书省参政，接替陈宁。胡惟庸开始进入权力中枢。显然，这也是淮西派在加强力量部署。淮西派、浙东派实际上暗流涌动！
为了制衡杨宪，老朱将汪广洋从陕西调回，任中书左丞（正二品），虽然是平级，都是副总理，但因尚左的缘故，杨宪对一直在自己之下的汪广洋突然跑到了自己前面不满，与汪广洋发生名位之争。洪武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等人揭发汪广洋事母不孝，中书左丞汪广洋被罢官，退居高邮。洪武三年七月三十日，以中书省右丞杨宪为左丞（正二品），主导中书省事务，杨宪开始大肆撤换中书省干部。
九月，在家养病的左丞相李善长，突然开始上书攻击杨宪，弘文馆学士太史令刘伯温积极配合，“并发其奸状及诸阴事”（只有友人才拿得到的）。因激怒于被揭露出来的杨宪对于汪广洋的陷害证据，杨宪、刘炳等人皆被杀。但奇怪的是，后来被召还的当事人汪广洋对于杨宪的陷害行为并不认同。朱元璋、李善长、刘伯温等被弄得灰头土脸，十分尴尬！但因此，朱元璋反认为汪广洋心胸宽阔，适合为相！刘伯温遭冷落！
十一月，汪被封为护军忠勤伯，食禄360石，比之子房孔明；刘伯温封为护军诚意伯，食禄240石！
洪武四年正月初二，中书左丞相李善长正式宣布退休。朱元璋升中书右丞（正二品）汪广洋为中书右丞相（正一品），对汪广洋寄予厚望，参政（从二品）胡惟庸则升为中书左丞（正二品）。李善长留下的左丞相一职空缺，同时60岁的刘伯温被赶回老家浙江青田，说得很好听点，叫赐老归乡。刘伯温比李善长还大3岁呢！后，汪广洋在担任右丞相的两年间，因消极怠政，实际上是办事能力处于胡惟庸下风，让朱元璋不满。
洪武六年正月十二日，黜中书右丞相汪广洋为广东行省参政，出外省历练。朱元璋经过考察，反复比较，认定胡惟庸为中书省的核心干部。洪武六年七月十三日，以中书左丞胡惟庸为中书省右丞相（正一品），当时的中书参政为冯冕。这是胡惟庸的4年“独相”时期，权倾朝野。洪武八年正月，刘伯温因涉案，客于南京，患病，后去世于家乡，刘家遂坚信是胡惟庸毒杀！洪武九年七月，临安公主嫁于李善长长子李祺。但是临安公主刚出嫁一个月，当时已经调回中央的汪广洋，担任御史大夫，和陈宁一起上疏告发李善长狎宠自恣。
洪武九年闰九月初一，裁革中书省平章、参政等官，可能与“空印案”有关。空印案后，朱元璋仍然把中书省当作其施政的核心机构，但期望有人能对胡惟庸加以制衡。洪武十年秋七月，设立了专门的上访接待机构--通政司（相当于今天的国家信访局）。洪武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命中书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相，御史台左御史大夫汪广洋为右丞相。其后，是胡惟庸、汪广洋的长达两年的配合期。洪武十二年八月初八，汪广洋中暑，不能上朝，请了病假，朱元璋下召表示关怀。为了进一步补充中书省新生力量，朱元璋进行了一些安排。这时朱元璋还没有裁革中书省的想法。
洪武十二年九月初十，升通政使司左参议方鼐（湖北江夏人）为中书省左参政，第二天，又升重庆府知府殷哲（山东胶州人）为中书省右参政。但是，不久就出了外交事件，显示出官僚系统的信息壅蔽。九月二十五日，占城国王“阿答阿者”遣使“阳须文旦”进表及象、马、方物，抵达南京。但是，老朱没有及时接到中书省的报告，而是几个宦官上街买菜等公干发现后，才回来报告的。朱元璋立即接见了使者阳须文旦。事后，大叹：“壅蔽之害，乃至此哉！”
教训两位丞相道，“朕居中国，抚辑四夷，彼四夷外国有至诚来贡者，吾以礼待之。今占城来贡方物既至，尔宜以时告，礼进其使者，顾乃泛然若罔闻，知为宰相辅天子，出纳帝命，怀柔四夷者，固当如是耶？”丞相胡惟庸、汪广洋等皆叩头谢罪。十月，把占城国王阿答阿者的使者阳须文旦送走。这次外交事件，给朱元璋一定的触动，企图整顿一下中书省，很快他作出了安排。
洪武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降中书右参政殷哲为通政使司右通政，但仅7天后就改变了主意。十一月十八日，出人意料地又提拔殷哲为中书省左丞，比原来的位子还高！同时提拔通政使司左参议李素为右丞。为什么大力提拔通政使司的干部，这是一个信号！要加强中书省的信息畅通，改变信息堵塞之害！
《明太祖实录》记载，赐死胡惟庸的第二天（正月初七），朱元璋就迫不及待地召集文武百官，发表讲话：
“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三年矣，中间图任大臣，期于辅弼，以臻至治，故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纪纲。岂意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譬堤防之将决，烈火之将然，有滔天燎原之势。赖神发其奸，皆就殄灭，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如此，则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卿等以为何如？”
　　这是《明太祖实录》中的一段话，发表于干掉胡惟庸的第二天，属于总结性发言，痛恨之处有三：

　　1、 窃持国柄，朱元璋的最高指示有时也不灵了，胡惟庸形成的文官集团可见一时势力很强大；

　　2、 枉法诬贤，认为胡惟庸官僚集团打击排挤了部分官僚，这些人朱元璋认为是贤良的，比如刘基；

　　3、 肆奸欺蔽，胡惟庸官僚集团保护了一批干部，中间必有掩盖之情况，正是朱元璋所深恶痛绝的；
不但丞相被干掉了，监察机构的两个领导陈宁、涂节也都被干掉了，但是监察部门还是有人的。面对朱元璋的垂询，监察御史许士廉等何敢说半个不字，对曰：“历朝制度皆取时宜，况创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圣裁，实为典要”，皇帝咋说咋有理。接着，监察御史许士廉等又极为委婉地指出，“但虑陛下日应万机，劳神太过。臣愚以为宜设三公府，以勋旧大臣为太师、太傅、太保，总率百僚庶务，其大政如封建、发兵、铨选、制礼、作乐之类则奏请裁决，其余常事循制奉行，庶几臣下绝奸权之患，主上无烦剧之劳。” 上然之。
可见，丞相职务承担的烦剧工作，朱元璋也是承认的。也就是说，即便是干掉胡惟庸的第二天，朱元璋对于能否胜任接掌胡惟庸的一摊子事务仍然是没有充分信心的！
关于胡惟庸一案，1934年，当爱国青年们群情激昂，上街大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控诉日本侵略东三省，华北危急，中国危急的时候，有一位浙江小伙儿却能静下心来，沉浸在清华大学的馆藏图书史册之间，精心撰写了一篇论文，《胡惟庸党案考》，发表在《燕京学报》上。发表后立即受到当时史学界名流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的青睐和击赏，遂一举成名，并留校任教，成为著名明史专家。此人便是浙江义乌人吴晗，时年仅25岁。
1949年建国以后，40岁的吴晗从政，担任北京副市长，主持了北京市的旧城改造，因大肆拆除城门、牌楼、城墙等古建筑与主张加强古建筑文物保护的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发生激烈言语冲突。吴晗情绪激动，攻击梁思成等人为“右派”，致使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后来幸得北京市长彭真保护，梁才涉险过关。后来，包括挖掘万历皇帝的定陵，吴晗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证明，这些行动“太左”了！造成了永远难以弥补的损失！
吴晗成也明史，败也明史，1960年代，因写作历史剧《海瑞罢官》，卷入激烈政治斗争，被指责影射和攻击毛主席而遭到批判。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1日遭受多重打击的吴晗在狱中去世。1979年7月，吴晗被恢复名誉，并恢复党籍。吴晗的悲剧，既与大时代背景有关，也与其个人有关，而最根本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是其没有真正看懂明史！当然，对于一个明史专家，并一度被捧为明史泰斗的人物如此评价，实在是残忍了些，但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事实！
吴晗的《胡惟庸党案考》（见《吴晗文集》第二卷），笔者后来曾在国家图书馆基藏库（办个读者卡，申请后约等半个小时就能看到）调阅过，32开纸36页约二、三万字，分为6个部分。1明史所记之胡惟庸 2云奇告变 3如瑶藏主之贡舶 4胡惟庸之罪状 5明初之倭寇与中日交涉 6胡惟庸党案之真相 　　
年轻的吴晗在文中首先申明，明朝的时候，包括王世贞父子等人就认为胡惟庸党案证据不足，可能是个冤案。而所谓谷应泰记录的云奇告变也是可疑的，不可信的。然后，可能是因为当时处于抗日的大局势下，吴晗对于胡惟庸党案的重要罪证之一“通倭”，加以大篇幅的考证，而对于“通元”等指控不作重点。最后，吴晗揭示了他所认为的胡惟庸党案之真相，这一部分篇幅很短，真正核心的只有这么几句话。
年轻的吴晗写道，“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自己并肩起事的一班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
年轻的吴晗以为自己已经找到朱元璋这个“罪魁祸首”制造系列冤家错案的缘由和真相，并掀起了心中对于封建专制帝王的刻骨仇恨。然而，今天的我们，面对这个结论，不得不说，年轻的吴晗的视野还是极为肤浅的！更为遗憾的是，随着吴晗的阅历增长，这个视野仍然没有打开，一直掉在明清士大夫史料的陷阱中打转转！吴晗除了《胡惟庸党案考》、《明成祖生母考》等著名论文以外，还写作了一本朱元璋传》，四易其稿，分别为1943年、1949年、1955年、1965年四个版本，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其中一版，把当乞丐时的朱元璋贬低为小流氓，令人哑然！
1948年11月，吴晗在河北西柏坡拜会了毛-泽-东，另外一位重量级明史爱好者，从阶级角度看问题的毛-泽-东显然对朱元璋的评价要正面得多，并给吴晗的《朱元璋传》提出重大意见，极其委婉地批评“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言下之意，先生把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写得太坏了。然而，执拗的吴晗并未真正领会，该书于1949年4月在国统区的上海出版，他自认为妖魔化朱元璋可以当作影射蒋 介 石独 裁统治的武器。建国以后，尽管吴晗醉心从政，投毛所好，表现较左，自得其乐。然而在朱元璋评价问题上仍然不得要领，随着党内路线斗争的激烈，他的《海瑞罢官》成了明显的攻击和影射毛 泽 东的文化利器，遂有牢狱之灾。并引发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历史就是历史，既不是影射蒋介石的武器，也不是影射毛-泽-东的武器。朱元璋就是朱元璋，一个复杂历史形势下的一个杰出人物，对之客观评价是治史者的基本品德。作为一个明史学者，应该学会抚去被明清两代妖魔化的明初开国史的面纱，从经济、国际环境、路线斗争、普通老百姓境遇等多侧面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情境，从单纯江浙士大夫的视角中跳出来，为后世的当政者提供冷静的借鉴，这才是正途。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吴晗当年做好了这个工作，给予毛-泽-东等人更多的正面启发，新中国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中国将发展得更好。
看历史必须要有慧眼，否则解不开明朝政治内幕。
《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叫做“云奇告变”。
说的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初二日，朱元璋受胡惟庸邀请到胡府看井中祥瑞，不料才出西华门，队伍就被西华门内使，一个叫云奇的宦官拦住车驾。只见云奇也不说话，一个劲死拽，朱元璋大怒，招呼手下劈头盖脸将其打倒在地。那知那云奇胳膊都骨折了，还拼命指着胡惟庸的家。这时，朱元璋开始警觉，其中必有缘故，胡惟庸的家不可去，有危险，遂登上西华门城楼向不远处的胡惟庸家眺望，只见胡惟庸家，重重壮士，皆裹甲执兵，埋伏于屏壁间。方知，胡惟庸准备谋反了。去了胡家，必遭毒手！结果朱元璋带兵抓了左丞相胡惟庸，判了谋逆之罪。等事情办完，回来看云奇，已经咽气了。朱元璋十分感动，下令追授云奇内官监左少监，以示旌表之意。
云奇是如何发现胡惟庸家有埋伏的呢？故事含含糊糊，并未具体说明。呵呵，这则故事的可信程度有多大呢？曾经有明史爱好者问笔者，笔者一笑，彻头彻尾都是假的！如此小儿科的故事编造，居然被一些史学家记录在案，甚至当作真事一样描述。实在是史学界的耻辱！
为什么敢断定这则故事是假的呢？因为其漏洞太多。
首先，时间就不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胡惟庸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二就失去了自由，一直陷入审问之中，短短四天后，正月初六就被赐死。到五月初二日，早已经死了快4个月了，他怎么能出来请朱元璋到他家做客？有的人，显然发现了这个漏洞，于是自作主张地把这个时间改成正月初二，那也不对啊。正月初一，大明文武百官一大堆人和老朱一起过年，正月初二早朝在朝堂之上胡惟庸即与陈宁等被抓，没有作案时间啊！
再一个所谓井中祥瑞，倒是提到过的，是安徽定远县的胡惟庸老家的旧宅。离南京城可是有200多里地呢。你说，工作繁忙的朱元璋哪有时间跑那么远去看这个热闹？那么这个利用祥瑞诳人前来，然后伏兵杀之的套路，是怎么回事情呢？也是抄的，抄的是发生在唐文宗大和九年（835）的甘露之变，当时，唐文宗和李训、郑注策划谋杀仇士良等宦官，利用观赏隆冬夜降甘露之名将仇士良等宦官诳进已经埋伏人的金吾左仗院内，本来已经接近成功，不料仇士良等宦官发觉有埋伏，仓皇逃出，最后带兵报复，杀死李训、郑注等数千人，血流成河。
更要命的是，记载原始资料最多的《明太祖实录》根本没有云奇此人的任何记载。而如果有此人的话，历代削史者也没有必要将其删除啊，因为并不犯忌啊。还有，登上西华门城楼，就想看到附近护城河以外人家的院内情况，物理学上也丝毫经不起推敲。如今，大家登上北京景山公园最高处万春亭，南观附近的故宫博物院，如果谁能看到御花园、养心殿有人在院内走动，那实在是活见鬼的事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画一张光线图来演示一下。万春亭尚且如此（高43米），而西华门城楼又能有多高呢？
这些因素充分说明，云奇告变的故事是假的，编造者的身份最大的可能就是明朝中后期宫里的某位太监，跟大家开的一个玩笑。其实，这个故事的编造者早已把答案嵌在了故事中，只是众人太傻，将其记录了下来，答案在哪呢？主人公叫云奇，即说的是奇怪的事情，是说着玩的，别当真！故事发生在五月初二，五二，“无耳！”，没有这件事！怎么样，呵呵，大家明白了吧！
老朱同志对于胡惟庸的欣赏和反感是呈螺旋式曲线上升的！有一点我们要明了，就是长期在基层工作的胡惟庸同志显然不属于勋旧人员，勋旧的标准是必须参与过老朱建国前的中央级决策工作。这一点，杨宪、汪广洋、刘伯温比胡惟庸同志都有优势，更遑论李善长。
作为文职人员，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位居六公之首；洪武三年冬十一月，汪广洋、刘伯温等参谋人员也分别被授予伯；汪广洋被授忠勤伯，比之子房、孔明，食禄360石；刘伯温被授诚意伯，食禄240石。如果杨宪不死，以其功勋，很可能也被封伯，食禄当在二人之上，可惜他已经被杀4个多月了。我们从这里可见，朱元璋对于建国过程中参谋人员的重要性排序是李善长、杨宪、汪广洋、刘伯温。刘伯温殿后，这才是比较客观的真实情况。当李善长、杨宪、汪广洋等都被盖棺论定为罪臣以后，自然后世的人们寻找这段历史，就不得不把刘伯温的作用夸大，位次大大提前了。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在老朱同志心中，连汪广洋的谋略功劳都在刘伯温之上，遑论杨宪！
而刘伯温作为参与中央军机的勋旧人员，对于来自于根据地基层的胡惟庸后来居上地登上相位，自然是感到非常地不快了。
我们实事求是地讲，作为行政管理抓经济这一块，与军事谋略又不相同，隔行如隔山！显然，从后来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汪广洋、刘伯温在行政管理和抓经济上的能力都差胡惟庸一个数量级，这也是造成汪广洋与胡惟庸共事，反而要听命于资格比自己浅的胡惟庸的原因。
从洪武三年七月杨宪被诛，直到洪武九年空印案起，胡惟庸都是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在空印案上，胡惟庸与老朱同志有了很大的分歧。但是，这并不影响老朱同志对于胡惟庸的继续重用。洪武十年九月二十六日，正式命令胡惟庸为左丞相（总理），汪广洋为右丞相（副总理）。等于正式承认胡惟庸就是比汪广洋适合担任总理一职。老朱同志对于权力制衡之道是非常精通的，他努力培养使胡惟庸来制衡汪广洋，后期则是培养汪广洋来制衡胡惟庸。然而让他不爽的是，结果汪广洋成了胡惟庸的粉丝，完全失去了制衡的作用。
洪武十年秋七月建立通政司，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对于以中书省为首的官僚集团，建立一种制衡的机制！
洪武十一年三月，为了确保间接渠道的独立性，朱元璋下令六部凡奏事毋“关白”中书省。但是这种说法只见于《明史》以及其他资料，更早成书的《明太祖实录》对于毋“关白”（通知）中书省一事没有任何记载，可见是否如此下令严重存疑。六部奏事毋“关白”中书省，实际上宣布中书省成了聋子和瞎子。而这又是和洪武十三年彻底废弃中书省（国务院）是一脉相承的。至于胡惟庸是否真有谋反行径，到今天我们负责任地说，叫做“莫须有”。但是，解决“胡惟庸集团”，充分显示了老朱同志高超的政治手腕。以阴谋对付阴谋，就是保证胜利的秘诀。 　　
原来，在腊月时分，投机分子涂节就已经向皇帝举报了胡惟庸谋杀刘伯温的巨大嫌疑，当老朱借机询问右相汪广洋时，汪广洋斩钉截铁地否认了，不可能,胡惟庸是个好同志。但是老朱已经被刘伯温父子制造的朝野传闻所深深地影响了。于是，既然要对胡惟庸动手，就要把汪广洋调走，以“不作为”为名将其贬居海南岛。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安徽太平的长江里的一艘客船中，汪广洋自杀了！是上吊死的！与胡惟庸无关，直接诱因是老朱同志的一封信！老朱同志在信中，很生气。汪广洋啊，汪广洋，你不是个庸才啊，战争年代，你也曾给我出了不少好主意啊。和平建设年代，怎么就变成猪头了？整个一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啊！朕封你为忠勤伯，又是宰相，比对刘基都好，可是你身居高位，一策未献，一人未荐，尸位素餐，就知道在家喝酒泡妞，群众反映很强烈啊！你跟你妈妈的矛盾问题，朕不是也没有深究吗？你应该拿出点能耐来，作个好的表率。这么个黏糊劲，太让朕失望了！
结果，这封措辞严厉的信不写还好，一写，汪广洋想不开，上吊自杀了！他算是彻底解脱了！也用不着再去什么遥远的海南岛，可是其他人的日子还得过！

政治斗争是复杂的！消灭了情报派的山西人杨宪，大家方才发现，真正得利的既不是淮西派首脑李善长，也不是浙东派首脑刘伯温，更不是骑墙派分子汪广洋，居然是革命根据地的安徽干部胡惟庸同志！我老胡可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来的！我容易吗？ 　
就在左右丞相杨宪和汪广洋斗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替补上来的中书省参政胡惟庸也在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练达行政事务处理的胡惟庸已经在中书省（相当于国务院）牢牢地站稳了脚跟，获取了自己的威信！从流放海南的半路上被紧急召回的汪广洋，虽然一到南京就出任了左丞相（国务院总理）一职，但他很快知道，中书省真正做主的居然是刚刚替补上来的右丞相（相当于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胡惟庸。自己不过是一个花瓶！有职无权啊！比如，不管什么事，属员都要再请示一下胡惟庸。胡惟庸要是不同意，这件事就算是黄了。而胡惟庸要是认可的话，十有八九就成了！这总理没法干了，保持沉默吧，混混工资算了！汪广洋变成了一个拣不起来的鼻涕糊！ 　　
而刘伯温的结果呢，是被赐归！你回家去吧！60岁光荣退休！虽然给予了一定的荣誉！封诚意伯，年禄240石，事实上比不上一个正四品的知府！难怪后世好事者认为这个工资给得太低了！失意的刘伯温回乡以后，对知县来访也是自称小民，这种变态心理不难理解！这也是导致出现肝癌病变的诱因！这个祸事油子！朱元璋心中尤暗自骂道！让朕白白损失了一个杨宪！杨宪不该死啊！这是朕的心腹啊，他可是参与了草创建国的一切军国机密！功劳很大啊！
胡惟庸在中书省主持工作初期，非常勤勉，也让老朱同志非常满意！胡惟庸还有一个优点，笔者也不得不指出来，就是善于团结同志，弥合宗派！自胡惟庸主持中书省工作以来，原有的淮西派、浙东派等地方派系分野基本上消之于无形！胡惟庸对于明显属于浙东籍的中下层官僚也是百般呵护，逐渐成为官僚体系的总领袖！何以见得呢？即便我们今天，看到被“笔匪们”斧削后惨不忍睹的《明史》，也仍然能看出来。叶伯巨不过是一个在山西平遥县任职的小小青年教育干部，还是一个浙东人，上《万言书》触怒了老朱，胡惟庸都要设法减轻其罪罚！这一点，恰恰是刘伯温说的“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然而，这正是胡惟庸的不归路！
那么既然是个还算不错的“国务院总理”，朱元璋为什么还要最后扳倒胡惟庸呢？ 答：路线斗争！
也就是说，朱元璋和胡惟庸两者爆发的是关乎到大明未来的路线之争，这是历代明史学家所容易忽略的。他们很多人只是肤浅地把这归结于君权和相权之间的斗争，这是拿着幼儿园水平看历史。历朝历代，强势君主不计其数，秦皇、汉武哪个不比朱元璋强势，照样和相权基本协调。而胡惟庸先是以“蠹害政治”之罪被赐死，随后的若干年其罪行终于累积至“谋反大罪”！被历史定格成为一个谋反者！并以“胡惟庸谋反集团”之名而株连甚众。
那么胡惟庸和朱元璋有什么路线分歧呢？胡惟庸可是有着丰富的根据地工作经验啊！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明代建立初期，内外战事不断，大量消耗着国力。军队是用粮大户，胡惟庸不得不四处敛取税收，充实国库。胡惟庸甚至把脑筋动到了休战期间实行军屯的士兵身上，产出要国家个人一人一半，征取国家税收。朱元璋知道后，这不行！免！三年以后再意思意思就行了。好，在边关将士心中，朱元璋成了我主隆恩，胡惟庸成了王八蛋。老子献了青春献子孙，胡惟庸这厮还要惦记我们这点粮食！后来，胡惟庸与徐达关系长期紧张，与此很有关系。 　　
后世，大明王朝的税收一直不高，根子就在朱元璋。在征税这个问题上，胡惟庸和朱元璋之间有重大分歧。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已经很难说清谁对谁错！征税太高，民不聊生，民众难以安居乐业，如何能医治元末明初几十年的天灾、战争等后遗症？官逼民反，如何能让山西太原府芦芽山中四大王等反政府组织不发展壮大！因此，站在休养生息的角度，要减轻群众负担，我老朱带头，只吃四菜一汤；马大脚皇后则带头穿补丁衣服！总之，剥害小民，是老朱同志难以忍受的。仿佛是当年老朱自己的亲爹朱五四在遭受官吏、地主的联合盘剥一般，老朱同志可是有亲身体验。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税收又是必不可少的！自然老朱自己也是深知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出，团结到胡惟庸集团的陈宁等人都是敛税高手。陈宁出任苏州知府时，为了尽快完成督粮任务（军用），不惜让手下采取烧铁烙人肌肤的办法，吓得苏州人胆战心惊，背后给起了个外号“陈烙铁”。当然，督粮任务很快完成，没有人再敢敷衍塞责。但总非文明手段，有巧取豪夺之嫌！如果谁敢把苏州府的督粮经验照搬到山西太原府，只要不是脑子进水，都能估计到坚持游击战的“四大王”可能会很快发展为第二个黄巢，拥兵百万！你胡惟庸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老朱推行军屯以后，军队自产军粮大幅增加，一时间十分得意，看我老朱多能，养活这么多军队，不劳百姓负担一分！然而，军屯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到军队的第二代，第三代手中就不一样了，又会滋生出许多新的问题，这为历史所证明！比如我们今天还存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在也是如此！
而朱元璋的低税收政策，给大明王朝留下了后遗症。明朝后期，国家难以供养一支人数超过10万人的完全脱离生产在外打仗的军队，军饷经常捉襟见肘！终于让叛乱者努尔哈赤坐大。可见，税收太低，也不是什么好事！在这个意义上讲，胡惟庸又是对的。　　
胡惟庸想建立的是一个金字塔形式的社会，这样机制稳定，便于管理。但首先要满足官僚和社会精英的利益。使他们“有面子，有尊严地生活”！而这种看似稳定的金字塔社会，朱元璋是难以接受的！基层小民的利益何在？空印案爆发以后，胡惟庸主张不予追究，这是胡朱之间的又一道裂痕！老朱的意思是，官僚集团，必须接受严格的监督，因为他们太容易腐败！权力一旦掌握到手，欲望的扩张必然是进一步的。一旦犯错，就必须要接受劳动改造，体验劳动人民的艰辛。官民不能有太大的差距！不能让他们有太多的特权。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御史中丞涂节揭发胡惟庸罪行时提到的三年前“胡惟庸毒杀刘伯温”案！这其实是个冤案。笔者分析，刘伯温的真正死因可能是肝癌！
洪武八年正月，刘伯温开始因病卧床不起，病因史载是“偶感风寒”（肝癌早期无症状，身体不适，还以为是一般感冒）。朱元璋派当时的文官之首左丞相胡惟庸携带宫廷太医前去探望，诊断。一番表面上的寒暄客套之后，太医进行了诊断，并开了药方。胡惟庸和太医走了以后，刘府照单抓药。但是，十数日之后，刘伯温和儿子说，觉得腹内有石块一样的东西生成，非常痛苦（这已经到了晚期，其实是肝硬化、肝腹水的表征）。二月中旬，刘伯温抱病进了一躺宫。席间委婉地对朱元璋说，服了太医的药方，好象没管多大事情，病情还是加重了！（笔者注：你以为太医能治肝癌啊？21世纪也没找到好办法呢。）其实，刘伯温的潜台词是，对胡惟庸的严重不信任，怀疑药方里有毒！出宫以后，又在南京盘桓了一段时间，三月下旬就坐车回浙江老家去了。回家以后，即拒绝服药，只吃些茶饭。不久于四月十六日病故！终年65岁。病程一共约三个月时间，符合晚期肝癌的特征。但是从刘伯温开始，到其子刘琏、刘璟，再到社会上的传闻，胡惟庸毒杀刘伯温的说法便在当时不胫而走！
胡惟庸在这一点上，冤啊！药是刘府亲自去抓的！方子是太医开的！那有什么毒药能控制人三个月死亡的？当然，还有想象力更为丰富的人们，把毒杀刘伯温的说法算到了朱元璋的头上，是胡惟庸带着朱元璋的旨意把刘伯温毒杀的。愚昧啊！
东南沿海，本来就是肝癌的高发地区。而刘伯温生前，就表现出肝火旺盛、疾言厉色的特点，这在史籍中多处印证了这一点。但是几乎所有人把这些“常有无名之火”的亚健康特征全部当作了“正直敢言”的性格使然。
我们再来分析，为什么会有“胡惟庸毒杀刘伯温”等这些负面的联想，这要归根于大明丞相一职的竞争和选择！这也涉及了“淮西派”、“浙东派”的复杂政治斗争！
我们再回到洪武三年，当时前左丞相李善长办了病退，回家养病去了。朝中顿时出现权力真空，谁来接替他的位置？老朱颇费踌躇，他找来浙东派的核心人物刘伯温，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这样，关于丞相的人选问题，朱元璋和谋士刘伯温之间有一场著名的对话。涉及了3个人，分别是，杨宪、汪广洋、胡惟庸。
杨宪，山西阳曲人，1356年即参加革命，属于朱元璋刚夺取建康（南京）时吸纳的10人之一，后为朱元璋从事多年敌我情报领导工作，心思缜密，明察秋毫，包括联络张士诚、李察罕等秘密外交工作，都是他亲自出马，让朱元璋非常欣赏，其地位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的“李克农”。而这个杨宪与刘伯温那也是臭味相投的好友，私交甚厚！属于“浙东派”的同盟军！
汪广洋，江苏高邮人，性格谨慎。1355年参加革命，一直担任老朱革命根据地的中高级行政官僚，徐达打下山东以后，是第一任接收大员，后调到中书省（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任职。这人属于派系斗争的中间地带！
胡惟庸，安徽定远人，是前丞相李善长的同乡，属于“淮西派”重要干将。1355年参加革命，任元帅府奏差，开始为朱元璋服务，属于早期革命跟随者。其后2年，胡惟庸下了基层，出为今安徽宁国县主簿一职，不久升为知县。在这个岗位上，胡惟庸一干就是7年，基层工作经验十分丰富。后，升江西吉安府通判、湖广按察佥事。革命即将胜利时，胡惟庸才从根据地基层回到中央！套用某人的一句话，“我胡惟庸是一步一个台阶上来的！”，虽然不否认有老乡李善长的提携！个人努力也很重要！朱元璋开口问得也很有意思，显然他是了解潜流中的地方派系斗争的，他先问了一个离“淮西派”、“浙东派”派系最远的山西人—大明开国情报负责人-杨宪！
刘伯温对好友杨宪的评价是，“有相才无相器”。什么叫做相才？举凡国计民生、军国大事，都能拿出一套自己的高见，有创意，懂经营，会管理，这叫相才。那什么叫相器？简单说，就是容人之量啊！用民间俗语而言，就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别搞派性！而杨宪长期从事秘密战线上的工作，经历的是严格保密，难以计入史册却又残酷的情报斗争，早已把杨宪锻炼成了一个斗争神经敏感，怀疑一切的人。怎么能够担任丞相一职，进而笼络同僚，调和派别，形成团队呢？在他眼里，谁都长得像敌人派来潜伏的特务！这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张昶。张昶原本是大元王朝的户部尚书，当朝大员，著名经济学家，曾被元帝派来招安老朱，嘿嘿，来了就别想走了，不管你愿不愿意，留在我老朱这儿干吧！正急缺经济人才！可是这张尚书的家属还在大都呢！如何放心得下！后来元朝败退，其家属跟随北撤大漠！老张尚书这时担任大明王朝的中书省参政，牵挂亲人，偷偷写了封信，托人捎到大漠。不巧，被情报头子杨宪逮了个正着！一审，老张尚书是老泪纵横，写下八个大字“身在江南，心思塞北。”这还了得！杀了。这就是杨宪干的事儿！新建一个王朝，正是大家都没有经验的时候，张昶作为一个旧王朝中央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实际上还是贡献了不少经验的！
那汪广洋呢，刘伯温认为不值一提，评价道，“此人器量比杨宪同志还要浅！”好，几句话，我两个重要干部都被你给否定了，这可都是属于你们“非淮党”的！再提一个我们“淮西派”的胡惟庸，我老朱就是“淮西派”的总后台！古人云，“宰相必起于州部”，胡惟庸同志有着相当强的基层工作经验，理论能够联系实际！办事能力强！可是，没想到刘伯温的评价，真是一点也不客气，“这是个翻车的货！”，简直在宣布判处胡惟庸同志的政治死刑！既然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也不行，朱元璋开始试探了，莫非是刘先生有心出任丞相一职？刘伯温可是一直以怀才不遇而自居啊！有经纬天地大才者，谁不愿意大展宏图，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好青史流名！
可是，刘伯温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这时反而推却了，说了两点理由，倒也颇有几分自知之明。第一，自己“疾恶太甚”，看见不顺眼的就要发火儿，刘伯温肝火旺啊！当年，老朱和陈友谅鄱阳湖之战前夕，群臣商议对策，相当部分人主张投降，刘伯温刚刚入幕不久，拍案而起，大叫把他们这些人都杀了，结果得罪了一大帮。容易发火，这是为相的大忌；第二，自己“不耐繁剧”，处理公文，远不是吟诗应对那么惬意，烦琐枯燥数量巨大，这也是刘伯温这种性急的人难以承受的。
那么什么才是刘伯温理想中的宰相素质呢？“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刘伯温神乎其神地说了这么一句，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要在派系斗争中搞好调和，一碗水端平，进而化解派系斗争。谈了半天，一个合适人选都没有！天下无人！步子还怎么迈？只有反对意见，没有建设性意见，从此，刘伯温在朱元璋心目中变成了一个术士！地位下降了！
洪武二年九月，杨宪被老朱从山西参政的位置上调回！回京担任中书省右丞相（相当于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一职。洪武三年七月，又被晋升为中书省左丞相（相当于国务院总理），算是接了李善长的班，成为大明开国第二任丞相（相当于国务院总理）。乍看起来，风光无限，其实危险已经是“夜半临深池”了！而害他的人居然就是好友刘基刘伯温！政治斗争复杂啊！什么朋友，狗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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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杨宪不是山西人吗，怎么能让他到山西为官呢？有这么几个原因，杨宪自幼随当官的父亲到江南建康一带生活，江南是他的第二故乡，祖籍地反而是生疏的。再者，当时太原初定，急缺人手，政治环境又复杂，一般人料理不了。最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就是山西的秘密潜伏人员如五台寺僧吴印（后来的山东布政使）等已经圆满完成任务，急需交接，这时不派杨宪能派谁呢，一去去了半年，也算是回了一趟老家！ 　
而汪广洋比杨宪要慢一步，他是洪武元年十二月初一才回的南京，被任命为中书省参政（相当于国务院总理助理），这时杨宪已经当了3个月的中书省右丞相了，位置比汪广洋要高。 　　
但是，汪广洋在杨宪之下，一起共事的半年间，彼此相处得很不愉快。到杨宪升任左丞相，汪广洋则补了杨宪的缺，进职右丞相的时候，矛盾已经难以调和了。杨宪喜欢的是，情报系统的吴印、华克勤等老部下，指挥起来，得心应手，但是包括李善长留在中书省的一些淮西派文官指挥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多种矛盾汇聚，必须赶走汪广洋！《明史》分析，是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弹劾汪广洋事母不孝，将其罢官赶回了老家高邮。杨宪还不放心，又上奏老朱进一步将其赶到天涯海角-海南琼崖之地，远远的！
同时，杨宪加快步伐，更换中书省官员，换成自己认为不错的人，正准备大展宏图，成为一代名相。结果还不到一个月，就因罪被杀了！
杨宪对于中书省的大换血，同时激怒了淮西派、浙东派两大势力，成为众矢之的，焉能不死！结果，李善长参奏弹劾其排斥异己，图谋不轨，作为杨宪密友的刘伯温则提供了关键证据（见《明太祖实录》），矛盾重重的两大派居然协调无比地打了个漂亮的配合，最后杨宪身首异处！ 　　
是什么惹恼了刘伯温，非要置密友杨宪于死地呢？第一，这个相位，本来刘伯温想当。这从他洪武三年后返回家乡的一些怀才不遇的诗篇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老朱问话时，他怎么不顺水推舟接任丞相一职呢？因为，他难以确定老朱是否有诚心，把这个重要位置留给他！老朱要是再三请求，刘伯温必定答应！可是老朱没有，只是出语试探而已，证明老朱其实并没有把刘伯温当作理想的左丞相人选！这让刘伯温相当失望！第二，杨宪成为左丞相后，并未把浙东派人士提携起来，而是另起炉灶，这让浙东派非常不满。后来，浙东派官僚张孟兼，到山东任职时，与山东布政使吴印关系尤然那么紧张，就是明证。第三，官僚们对于情报部门人员有一种天然的反感，都担心自己的把柄不小心落入这些人之手，必要时被引爆，后果不堪设想！第四，刘伯温对于杨宪揭发张昶通北，不寒而栗。要知道，那杨宪和张昶想当年也是好友啊！先下手为强！朋友？狗屁！ 　　
我们似乎要接近于真实的刘伯温了，他能掐会算，但是对付起其政敌来，原来也是这么地心狠手辣！后来的史书中，提到杨宪之死，说不清楚原因。这是在为刘伯温遮丑啊！
杨宪之死，心中最清楚不过的其实乃是朱元璋，纯属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使然！而杨宪之罪，也多属“莫须有”！最终由派系大佬，李善长挑动，刘伯温坐实，致于死地！大明建国定鼎之时，统治集团内部人员需要分配新的位置，这种摩擦和争斗自然是无法幸免的！
杨宪之死，心中最清楚不过的其实乃是朱元璋，纯属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使然！而杨宪之罪，也多属“莫须有”！最终由派系大佬，李善长挑动，刘伯温坐实，致于死地！大明建国定鼎之时，统治集团内部人员需要分配新的位置，这种摩擦和争斗自然是无法幸免的！
正月初二，朝廷又正式上班了。胡惟庸同志站在朝班前列神色反常，怎么躲得过老朱锐利的眼睛！刷地一下，在朝班人群中一扫，只听“扑通”一声，跪倒一个投机分子，是御史中丞（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涂节！“胡惟庸这小子，他不是个好东西，他要谋反，他、他、他坏！三年前，下官前任刘伯温大人去世好象就是他给毒杀的，御史大夫（相当于监察部部长）陈宁也有份儿！我揭发！”朝堂之上，突然出现这样的声音，简直是青天霹雳！胡惟庸更是面如死灰！
局面的突变也大大出乎于朱元璋的预料，朱元璋的原计划是，利用这次偶发交通事故和打死人的事件，迫使胡惟庸辞职！以谢天下！避免一个国家出现另一个第二权力中心！但是胡惟庸小集团内部在形势急迫的情况下，内部的“狗咬狗现象”出现了，御史中丞涂节看到胡惟庸集团即将垮台，胜算简直为零，果断投机，走了一条告发之路。
结果胡惟庸、陈宁、涂节当场被摘去官帽，三堂会审。当然都是朱元璋指派的官员，一连审了四天，这四天是胡惟庸、陈宁、涂节三人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阵势，虽然没有刑讯逼供，但是车轮战的严厉审问，难得打上一个瞌睡，即便是一个铁汉也是受不了的。而震惊之余的朱元璋，每天都要去看看审理的进度。最高指示，“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正月初六，案子居然审明白了，群臣报告，胡惟庸果然有罪，按照大明律法，要处以死刑！那是什么罪呢？是杀人罪，还是谋反罪呢？杀人罪，勉强还是算得上的，这并不冤枉了胡惟庸。但是，以这个罪判处胡惟庸这等重量级别的人死刑，未免份量有些不足！那么是不是谋反罪呢，查无实据啊！谋反罪可不是那么容易定的。
你一个人拿把菜刀上街，坦胸露乳，高喊打倒×××，多半人们把你当疯子，像看大猩猩一样看着你，或者来两个白大褂直接把你关进精神病院，而不是监狱！这不是谋反罪！真正的谋反罪，不但有主谋，还要找到同伙，特别是成建制武装力量，活动纲领，战略计划，经费来源等等铁证，方能定案。仅凭某人的一句臆测，或者是揭发，是不能定罪的！这是孤证，有诬陷的嫌疑！
但是，胡惟庸在被审理过程中，在众人雨点般的质问中，理屈词穷，居然歇斯底里，出言不逊，这激怒了大家和朱元璋。谋反罪虽未经证实，但是以其平常的一些工作作风，绝对是整过一些人的，最后胡惟庸之罪被定为“枉法诬贤”、“蠹害政治”！而陈宁则是胡惟庸的同伙，理应遭受同样的处罚！
很快，胡惟庸、陈宁被赐死，上吊服毒等，反正要比到大街上公开砍掉脑袋，还是给面子多了！另外，坚决不能放过涂节这个投机分子，参加审理工作的人纷纷一致表态，结果企图以揭发立功的涂节被拉到大街上砍了脑袋。胡惟庸扭曲法律，诬陷好人，是大明政治体系的蛀虫！成了这时的罪名！审讯记录还显示了一些涉及此案的人员，就是与胡惟庸平常过从甚密的文官武官！这其中，居然赫然有李善长、陆仲亨二人，这可都是朱元璋走上夺取天下的初期就视为心腹的有功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