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滇李氏家族史论

李永年

黔滇李氏家族史论  

2012-10-08 17:05:39|  

   

朱嘎   李寿祥

中国是一个重史修文的文明古国。国史、方志、家谱成为中国历史的三大支柱。作为中国公民，应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了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作为县民，应该了解威宁地方志；作为李氏家族成员应该孝亲敬祖、寻根问祖，追寻我从哪里来。故以忠孝为本，干好本职工作之余，1986年至1988年，参加组织复修松科祖茔，1988年至1991年与领导小组和编委一起主持编修《李氏家族源流志》，2000年至2004年主持家族理事会复修西门祖茔，编辑了《李姓事功综记》，以报天恩祖德。

我1984年中文系本科毕业后，与书结缘，读书、教书、编书。1990年前后和2010年前后，两次有机会参加《威宁自治县志》和《威宁自治县教育志》的编纂。教学和纂志中对国史、方志比较熟悉，愧列副总编和主编之职。特别是1988—1991年在族内和寿登兄等征集资料，登记各支系人口，主持初编《李氏家族源流志》。经领导小组和编委集体反复讨论、修订、审稿、出版发行了1398本。《源流志》发行，投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大家族内探索、考证、争鸣。二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如今冷静下来，尊重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把国史、方志、家史结合起来，沉思家史，对家族历史资料进行条分缕析，提出自己三十六年来学习研究家史的见解和主张，以尽述史之责，告慰先贤，启示后来。

一、家族历史脉络

李氏家族的正规历史资料，散见于《史记》、《唐书》、《贵州通志》、《大定府志》、《威宁县志》。全国性的李氏资料集有1993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黎小龙著的华夏姓氏从书《李》，2000年东方出版社出版阮荣华修订的中华姓氏通书《李姓》（插图本）。查遍以上所列出版资料，均无直接与我族入黔始祖李成、李春及李贵相连接的史料。光绪三十二（1906）年，李正荣派其子湛阳走访江南，1988年7月东山李寿平访查徐州沛县汉台乡。1991年4月朱嘎李寿祥一次访查沛县和南京图书馆，2011年1月3日至5日据阮荣华修订本提供的有关谱本线索重赴南京图书馆和南京大学图书馆查找成公、春公以上代系，仍无所获，仰天长叹，无可奈何！现在只能从我族入黔以来最早最权威的崇祯十五年（1642）李枝茂为承袭乌撒卫指挥职所上的供状（以下简称《权茂供状》）追溯我族入黔以来近600年的族史脉络。自1642年始，我族入黔的历史资料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李氏八世指挥系列

《枝茂供状》应是他向贵州都指挥使司、明廷兵部所呈的袭职报告。它比较详实地叙写了自成公——仙童公——成公——贵公——雄公——懋公——爱公—— 轩公——朝尊公——国忠公——枝荣公——枝茂公等八世指挥职位世袭承传的经过，可以说是他清晰勾划出李氏八世指挥承传线索。他目的不是为叙写家谱，而客观上交待了元朝至正二十六（丙午1366）年至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李氏家族276年的历史概要。

《枝茂供状》是我家族百谱之源，因此我题威宁西门枝茂公纪念碑联说：“满腹韬略三尺剑，社稷良将；一篇供状万古传，家族功臣”。正如李正荣大人所注，“此枝茂公袭职供状，从威宁（李应瑞之子）访得其据，以悉入黔始未者，赖此残牍耳”。从威宁西门乾隆二十八年（1763）冬赐进士出身文林郎通家眷弟杨如溥（《大定府志》510页记载威宁州训导中列：杨如溥、定番人，拨贡，乾隆二十年（1755）四月初一日任）”代撰的残碑序文（以下简称《西门乾隆残序》）和松科乾隆二十九年（1764）孟春月两位二字辈的庠生为保持历史叙述的一致性，按照西门杨如溥代笔序文主体内容书写的《“皇清诰封淑德贞孺人李母康氏之灵墓”序文》（以下简称《康氏祖母碑序》从淑德贞孺人可见其亲其敬）：开头“观其图谱”，“父以凤字行，尚末成图谱”考查，再以咸丰十一年（1861）珅泰公所撰西门碑序（以下简称《珅泰序》）“族祖讳云者，于乾隆间出其藏谱，将始祖来黔指挥乌撒卫之履历作志镌碑，历历可稽”，分析李云【维璧——连升——仪凤（马贵）——云】于乾隆年间（约1760年）拿出的藏谱，就是西门碑《西门乾隆残碑序》和松科《康氏祖母碑序》撰写的唯一依据。说明李云藏谱在《枝茂供状》基础上又列入从雄公到枝荣公六代指挥的兄弟支系祖公名讳。并绘成了成、春二公到凤字行的世系图（世系详《康氏祖母碑序》），而凤字以下还没有绘成图谱。虽然乾隆年间李云谱至今未见；但《康氏祖母碑序》就是乾隆李云谱的主体支系再现。《西门乾隆残碑序》和《康氏祖母碑序》反映了乾隆时期（1764）年上溯到1366年之间398年的家史概要。所以《康氏祖母碑序》是《权茂供状》之后八世指挥及其昆季最珍贵的家族史料。据考证，西门碑（乾隆序）和松科《康氏祖母碑序》是李马贵率子辈和众族人立。维璧【康熙四十七（1708）年立内碑，道光十八年（1838）再立碑称武毅都尉、从三品）连升（乾隆十六年（1751）立碑于白坟，称武德将军正五品）应极——仪凤（号李马贵），生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卒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家资万贯，富拟陶朱——李云】，这个支系是明崇祯年间1642年至清乾隆年间1764年之间122年政治，经济，文化集中的家族历史话语权的代表。所展示的是整个明朝到清朝康乾盛世之前李氏八世指挥的显赫历史。1764年松科《康氏祖母碑序》之后到1861年97年之后，家族历史的话语权又转到三房嵩山珅泰公支系【珅泰之父嗣楷任千长，辖区相当于威宁县；珅泰为咸丰年间族中著名文秀才】。珅泰公1861年撰写《源流宗谱》。这本谱由《枝茂供状》，从成、春公到二字辈及本支桐、林公代系（其中六代到八代中有血缘脱节现象），珅泰公后序，二十字排行四部分组成，是我族中所见李启毓工楷抄写的第一本规范化谱本。谱本中用圣人“缺如”的态度保存了六代到八代中不衔接的状况，同年8月，珅泰公在同支系族叔坡上嗣新、嗣荣及其支系共同支持参与下，齐族在西门立序碑，公布了从“寿世文章选”到“兰桂永呈祥”二十字排行，传承的仍然是八世指挥系列。珅泰公等人1861年时还没接触到嘉庆六年(1801)一等候爵李取昭置的记载大清公，康、苗、赵氏产生的“国才到国宽”十弟兄的谱本。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李正荣（又名李耀庭、李耀）因在重庆开“天顺祥”号，富甲西南，两个儿子和阳、湛阳一科双举，在昭通城中建李氏祠堂，到松科立双斗标，立陈氏祖母碑，第二年刻板印刷出版《恩安李氏宗谱》，这是族间第一本正式印刷的谱本。这本谱仍然传承八世指挥世系，第七代列“国忠……廷相”十公。追溯本支只到维柱公，脱节问题实事求是作“缺如”处理，但在“正荣记”中以“惟按”语提出“枝荣公辈共十房”的推测性见解。概而言之，八世指挥系列史料归纳如下：

1642年李枝茂承职供状（间隔122年）1764年松科《康氏祖母碑序》（间隔97年）1861年李珅泰《源流宗谱》和珅泰西门碑序（间隔47年）1908年李正荣《恩安李氏宗谱》。

总而言之：以上各谱各碑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都以《枝茂供状》为基础，反映明朝从头到尾李氏家族以八世指挥为主体的显赫历史。二是十大支之后原生态接榫的没有任何一支。十大支十个祖人都没有明确的住地、墓地、妣氏、子嗣、生卒年，也无法准确排列一至十的次序。这是历史的大劫难造成的不清楚、不接榫。说明以八世指挥为代表的李氏家族被明末清初战乱基本吞没，死多余少，家族的显赫已随明朝的结束而结束。

2、十大房系列

记录十大房系列的草谱比较多。以1986年到1988年修茔修谱中寿登收到转我查阅的25本看，记十大房的占18本；以1987年5月24日大路海子会议各地持谱本的26位代表签字选择认定，选一公三祖母十大房的有21人。我在逐一摘记各本所载异同、抄传年代后发现其演进脉络。

记录大清公康苗赵氏产生十大房史料最早的是嘉庆六年（1801）一等候爵（原谱封面上写）李取昭置的篆（鹿）角楼本。结合当时全国局势分析，康乾盛世后社会安康，人口繁衍，李氏家族代表又走上政治舞台，才整理战乱后残存家史片断传家。李启芳光绪三十四年（1908）抄的《李氏家谱序》说：“修下家谱李侯爷，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四抄”。谱中列记了篆角楼李钟泰等4人，威宁母打鹿李贵凤等6位任显职人员名单和职务。并记：“李顺扬，道光二十七年封金锁候”。“嘉庆六年（1801）李取昭进朝为诸侯”，结合起来看，嘉庆六年李取昭（被两位误为“李启昭”，特此纠正）封侯，这是族间在清朝最显赫的人物，他第一次修下（记录一公三母十大房的）家谱，历史话语权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李取昭置一公三祖母之谱后十九年，“众族公议，嘉庆二十五年（1820）清明日十房李云凤在松科祖茔前《重建母打鹿李氏祖茔树木碑》，碑文内容短而精，说明：坟关子孙，树关风水，李氏祖茔在焉。先人创业，后人守成，禁止剪伐，勒石以戒将来。率众族立碑的李云凤，据考查世系是“枝檽——维勤——连第——应林——云凤”，乃十房枝儒公之玄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秀才。他第一次在碑文中提出了“十房”的概念。这个概念很关键，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要有一至九房，才会有十房，他所在本地本枝就是第十房；二是十大房存在千真万确，无可否认。三是李取昭十九年前修谱记录的历史真实，符合母打鹿十大房实际，被母打鹿一带族人和他们的精英代表李云凤如实写在碑上；他把李取昭关于大清公、康、苗、赵氏生十子的谱文用“十房”概念经典再现，公之于世。继李取昭之后，李顺扬（贵州大定府威宁州属苏城里母打鹿出去的人）道光二十七年又继起封金锁侯（谱本中记录），名宦继名宦，显赫连显赫。到光绪十三年（1887）李顺扬在昭通青草坪篆角楼祠堂，五月初四日请刘正明敬浴手，抄录李取昭置的谱。从七月初四日起，办49天道场超度祖人。着姑李启芳光绪三十四年（1908）抄本比较详细记载：“大清国云南昭通头甲青草坪鹿角楼李顺扬以人来贵州管下威宁州苏城里母打鹿，此处传于众族人等，听候占名，超荐祖先，祠堂受度。李顺扬着发李嗣成，李发泰叔侄二人追荐祖先名讳到此。于光绪十三年（1887）丁亥七月初四日起经荐亡散斋，至八月二十三日，族人等有远有近，有富有贫，有情有义来祠堂，三柱清香，李顺扬诚心孝荐，枝度祖人”。1887年在昭通青草坪鹿（篆）角楼李氏祠堂举行的超荐祖人的隆重道场，非同凡响，一是有权威人物李顺扬虔诚主持，二是先于五月四日请亲友浴手抄录宗谱，三是有人操办，并且派李嗣成李发泰到十大房发源地母打鹿通知搞清祖先名讳（一公三母之十大房事实上又得到母打鹿族人认同），四是进入祠堂，经声佛号，神圣庄严，拈香祭祖，按枝唱名超度，五是时间长达49天，六是滇黔李族连动，特别是母打鹿家族参加，牵动面很广。这是对各地各支族人最广泛传播、最深入宣传十大房的族间大型活动，可能是着姑李启芳本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并且又抄录了一公三祖母十大房的谱本。此次活动后20年李正荣主持修《恩安李氏宗谱》，仍广有“十房”的传说。因此他才会有“惟按枝荣公辈共十房”的推测语写入谱中。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训蒙生（教书先生）李启芳抄录的新发乡红枫村李寿成保存的《李氏家谱序》和河块乡营丰村李世特保存的《李氏族谱》，我均查阅摘录，此两本谱即抄录了八世指挥及其昆季世系，也抄录了大清公妣、康、苗、赵氏生国才、国相、国升、国进、国荣、国迁、国富、国清、国孝、国宽十子。谱中八世指挥和昆季加上了妣氏但八世指挥系列和十大房系列不衔接。李启芳先生是第一个既抄录八世指挥系列谱和十大房谱的私塾先生。

概而言之，第一个修下一公三祖母十大房谱的是嘉庆六年（1801）的李取昭，第一个提出“十房”概念的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李云凤，第一个抄录十大房谱，并用49天道场超荐十大房祖人的庄重形式把十大房广泛宣传扩展到云贵族人的是光绪十三年（1887）李顺扬。十大房谱清乾隆中期还没出现。它的出现是李氏家族在清朝嘉庆到光绪时期崛起兴旺的象征。十大房有修谱人，有提出“十房”概念人，有抄谱广泛宣传人，1820年和1887年两次得到母打鹿原地族人认同。不是历史之谜，而是有记载、有线索，历历可考。

3、八世指挥与十大房史料的逐步合成。

如前所述，光绪三十四年（1908）李启芳首次抄存八世指挥及其昆季世系资料和十大房史料。他只是抄录保存，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八世指挥与十大房不相接续的问题，但不知用何凭据，八世指挥及昆季都加上了妣氏。当时廪保春阳（1858-1925）先生也没有见到十大房资料，他抄写加印章的《万代流传》谱仍然是珅泰公修立的谱，直到他的长子寿三（大宝1891-1977）及其亲堂哥李寿禄（一个流转塾师）因为和李启芳同属泰字辈分支的亲族，又从李启芳手中接受了十大房的历史资料。大宝先生经过潜心研究整理，比李启芳前进一步，以大清公和朝尊公为嫡堂昆季的观点使八世指挥和十大房有所联系。1954年因松科坟堂树案结束，族间以县法院判的钱来立碑栽树。李寿国（松林）、李寿康（得胜坡）、李世连（嵩山）组织会议讨论写碑，蛇街李平阳（十房人），得胜坡李春福、冠带湾大宝先生三人拿出谱本，大路海子贵保老人、十房寿贤之父等多人参加会议，会议经比较选择，决定以大宝先生谱本为依据，由大宝先生写谱碑正、背面，由春福老人写四棱碑。此次全族的活动是八世指挥及十大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得到全族认同的活动，十大房又一次全族认同。在谱碑中，大宝先生以两代的家学积累，第一次推考八世指挥和十大房的衔接，并分别叙述了“十大支”和十大房。也第一次在谱碑上区别使用了“十大支”和“十大房”两个实质不同的概念（见李寿登、李世栋《源流宗谱初探》164-165页所录谱碑文）。大宝先生使用的谱碑对联意会李马贵、李云等八世指挥和十大房同等重要之理念。上联说：“陇右家声千年振”（侧重十大房），下联说：“江南祖籍百代传”（侧重八世指挥），含义是八世指挥和十大房相联互补共存。大宝先生对家族史贡献是突出的。写谱碑结束，我支系李世连联系大宝先生确定，由我父李正阳和亲族从兄李寿全（李二才）于1954年4月初6到大宝先生家敬神抄谱回嵩山。到1975年4月，李寿全将抄录谱本给我抄存。抄存中还发现大宝先生整理的八世指挥及十大房谱本，确定三房祖公国升、祖母戴氏生枝和枝传；四房祖公国进、祖母康氏生枝臻，这是我接受家族史教育的启蒙读本，查阅中常为八世指挥和十大房不相衔接而望谱兴叹。1977年，坡上寿耋从嵩山寿全处借来谱本，寿宁用钢笔抄录，寿登又用毛笔抄录了大宝先生的谱本。1982年秋我考入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到省图书馆查阅《贵州通志》、无意中看到八世指挥之名有李贵、李雄、李国忠等六人被载入省志，敬祖之情油然而生。到1983年过春节，邀世连、寿登、寿祥（坡上）、寿国、寿发同商共约。6人自费往水城、杨柳、杨林等地考察十大房始祖大清公坟和康氏祖母内碑。六人去来两次踏勘、找多人访察杨林马槽井上座椅窝中“云南坟”（蚂蚁大坟）、寿登兄首先说，“确定，回来写入谱”。一致论定为十大房肇祖大清公之坟。1991年以《云南杨林七里湾大清将军坟考察报告》载入《源流志》。

此志取名，继承珅泰公《源流宗谱》，又与地方志联系，定名为《李氏家族源流志》。编这本家族史领导小组组长李寿奇，副组长李寿平、李世连；主编李寿祥、李寿登。出版前，在小海中学、威宁城寿奇家、水城朝阳印刷厂三次开审稿会议通过，1992年秋由原收款收资料的经手人寿登登记发行。此《源流志》在继承珅泰谱、大宝先生谱基础上，另找到四本谱为据，又从《枝茂供状》找到权威旁证，确定“仁公（号大清）”，以此把八世指挥和十大房缀合在一起，设专篇写了《十大房史料集论》，文中论述说：“综观我族谱林，略有三类，一是只记十大房，以嘉庆本为代表。二是只记八世指挥，以咸丰李珅泰本为代表，三是既记录了八世指挥，也记录了十大房起源，二者衔接欠严密自然，以光绪李启芳本和1954年李寿三本为代表。第三类是全族共同宗认八世指挥十大房而不能深究只可意会的产物。李启芳、李春阳、李寿三依据所见历史记录和客观发展趋势，将二者结合，以增强团结和力量，走向统一。一分为二，已合二为一，这种趋势是人心所向，不能改变。一九九一年前与此论不符者以此为准。（1991年2月10日讨论通过）”。

这就是李氏八世指挥及十大房史料在《李氏家族源流志》中真实综合的来龙去脉。《源流志》出版发行后，族间大多数是认同的，但一部分族人不认同，产生分歧。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到2000年起滇黔大部分族人响应家族理事会号召，集资复修西门祖茔。至2002年10月24日晚，威宁理事会，昭通寿武、世宽等4人。十房代表3人，三方共17位代表集中到李寿奇家中开会讨论修订我拟写的碑文，寿奇主持会议，寿才作《关于纪念碑文的说明》（见《李姓事功综记》219页）。三方17位代表会再次一致确认“仁公号大清”，进一步统一“十大支”和“十大房”共存的认识。因此，纪念碑序文，张氏祖母碑、贵公碑都写“十大支”和“十大房”名字。第一次提出“仁公号大清”，“十大支”和“十大房”同存的是李氏家族理事会，成果是集体智慧（含昭通和十房代表）的结晶，不是李寿祥个人的行为。

二、历史分歧和根源

1、《李氏家族源流志》一公三母产生十大房的主张：“有谱为证，有人证（十大房全有支系参加修立）。有大、二、三、四房屋基地名，扎帐逢之地为证，有康氏祖母坟证、符合分房传统、各房祖公祖母能逐一确指。综上所述，十大房只有一个，且唯一只有仁公号大清，康、苗、赵氏生十子之十大房。通过考证，确实勿疑”，还根据威宁金钟茶园、盘县坪底、宣威宝山同记载“仁公号大清”和《枝茂供状》“隆庆五年内舍人（《辞源》2198页释、明代武职应袭支庶也称舍人）李仁俱状告”的权威内证分析“此乃长房嫡孙袭职，嫡堂弟仁（号大清）协助管理家政。仁公（号大清）主办兄朝尊葬事后和侄国忠袭职事，泽及两代，而且原本同祖，有事配合主办，征战或随或代，故陈故在营，合情合理。细想此说：有供状作证，有谱本作证，符合古人有名有号实际，与大宝先生谱嫡堂昆季说吻合，代数辈分相同，不增不减，妣康氏与墓证合。基于以上分折，可以重新认定：李仁号大清。”

二十年后再看，这个主张有证有据，群谱综合，论证严密，以理服人。决不是个别以偏概全，以浅责人，不会摆事实讲道理之人所说的牵强附会，无稽杜撰。

2、昭通李寿武等人编《李氏宗谱》（二OO四年正月修订出版）主张：概而简言之即是“七世亲堂十大房”。

（1）李寿武在《序》2页说：“入黔始祖定居乌撒后，传到第七世有国忠、国臣、金龙、金虎、金堂、金章、文郁、表、廷相、熏，亲堂兄弟共十人，虽然不是亲兄弟的十大房，而是同辈的十大房（同辈即同行），即十大支同行。……这就是我族宗谱”。同书13页也有这样的表述。14页 “远祖至七世祖十大支同行（十大房）世系图”下注称：“嘉庆六年李启昭还未出世，所以说他置的宗谱与官职都是虚构的”。

（2）《李氏宗谱》477页个别人说：“金章、金堂后裔数代部分考妣安寝于此”（松棵）、“其余房头于一九八六年前，仍无一碑一谱一人能证实有何祖考妣葬于松科”。明说：就是松科是四、十房坟堂，其他房系无坟。

3、《李氏母打鹿源流》（二OO八年元月出版）前言中：“国忠公及子孙住大房院子；李表、李廷相二公子孙住二房院子；金龙、金虎、文郁三公子孙住三房院子；李熏、国臣、金章、金堂四公子孙住四房院子。《序一》中也有类似表述，详见《四个寨子分居的十大房》”（47-49页）

4、《源流宗谱初探》（二OO九年九月出版）认为“十大房是长期探考的谜”（见105页）。分歧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是大清公妣康、苗、赵氏生十子产生“国才……国宽（国金）十大房，还是成、春公之后分支七代才产生“国忠……表”。“十大支同行（十大房）”。母打鹿（松棵）李氏祖茔是四、十房的祖茔，还是十大房共同的祖茔。

产生分歧根源是复杂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家族历史资料原生态的不统一不清楚造成的。《枝茂供状》主观上交待宗系是为承袭指挥之职，客观上却精要概述了从1366年至1642年之间李氏家族276年指挥职承袭的来龙去脉。它只是276年家族史的骨架而不是家族史的全部，我们凭借它认识李氏家族在明朝从头至尾的概要历史，深感无比珍贵，但它没有交待八世指挥及其弟兄各支系脉络，个别地方可能有出入，不必苛求。维璧后裔李马贵等许多族众在由明入清，改朝换代，天翻地覆之后，在乾隆盛世清理历史，根据李云藏谱在1763年冬请亲戚杨如溥代笔写《西门乾隆残序》，1764年正月又立松棵康氏祖母碑，两庠生保持和《西门乾隆残序》的主体一致性，《康氏祖母碑序》仍然叙述了八世指挥承袭过程及其各代昆季。考查乾隆二十八年（1673）冬威宁西门祖茔半截碑署名，九代维璧，十代连升，十一（缺），二十九年（1674）孟春松科康氏祖母碑序。立碑时间为1673年末，1674年初，相距不过三月，石质、工艺相同。主体内容相同，立碑目的是：“欲镌碑于始来黔祖之墓，以缵先人之绪①。”立碑人员主要是“众族人等子孙同立”，但从序文中“父以凤字行”，“均由两庠者皆难胜屈其世传之盛且大为何如与”！推断是维壁之后凤字二字兴旺时期所立，联系仪凤夫人徐氏乾隆碑文 “徐太君为德福全人也，生三子，均列胶庠”主笔应是李云等。1764年以前，我族各支在康熙、雍正、乾隆二十七年之前，大房、三房、四房、十房分别在西门、松科、巴梨树、麻尔山、七里河、白坟、吴家梁子、龙坟箐等坟堂立碑50座，各碑都写碑主子嗣名，而唯独西门碑（不在某位祖墓前，似神主位）和松科康氏祖母碑创格写八世指挥及其后昆世系传承。说明：一是从康熙丁未年（1667）起，他本支1708年在松科立维壁碑，在白坟立8碑，各宗支前后清理97年，实因明末清初14次战乱和缺乏文化，八世指挥后续与十大房衔接已无法理清，写碑人说“均由两庠者皆难胜屈其传之盛且大为何如与”，道出说不清的无奈；二是西门各祖碑文已模糊不明；三是西门祖茔（以八世指挥为主）和松科祖茔（以十大房为主）关系全族根源同等重要，松科碑文序“始来黔祖之墓”，西门碑联题：“名海常昭来黔墓”可以窥知。因此把松科坟堂限于四、十房坟山是错误的；四是李仪凤、李云等的认识就代表了全族历史的认识程度。再考察篆角楼老坟山佩凤（马贵之兄）墓碑柱上（约为乾隆年间）叙文记载：“四世祖则有枝荣、枝茂、枝彩、枝发、者湾、大远、大道、大成；五世祖则有扬保、伏保……杨保则生高祖维壁、维壁则生曾祖联升，联升则生祖应极”。按排列大、枝同辈，那么杨保该是维字辈，杨保生维壁，无形中多出一代。据推算：李云出其藏谱约在1760年左右，相距枝茂上供状的1642年又过了118年，约4代人，可见乾隆年间出其藏谱的李云支系就已经连本支与“枝”字辈衔接已模糊不清。乾隆年间就搞不清楚的代系衔接我们现在怎么能搞清楚呢，要把从乾隆时期早已搞不清的历史问题彻底搞清，缺乏先年文字记载，谁是神仙？

1861年产生的珅泰谱六代就有支系不详，七代到八代多数不衔接。就以1908年产生的《恩安李氏宗谱》树枝图标志看，国臣生枝茂，金章生枝儒，熏生大道、金虎生大成、金龙生大远，表生枝彩，廷相生枝发。金堂后不详，文郁后不详，八代到九代，标明枝荣袭职乏嗣外。其余枝茂、枝儒、大道、大成、大远、枝彩、枝发七支都是后不详。

十房1954年认“国宽”，1986年以大路海子李寿全存谱认“国金”，2004年又据恩安谱认“金章”。少数人的宗认变化争议误会了他人。

纵观所有八世指挥系列的谱本或七代或八代或九代出现断代，没有任何一支是从七、八、九代一脉相连的。

十大房系列的最早的嘉庆六年（1801）李取昭置本，大清公从何而出不清楚，国字辈十个和枝字辈原来也没有一枝连接。

由于八世指挥系列和十大房系列都存在断代脱节问题，因此全族没有那一支系是七、八、九代是原生态连接的。对原本残缺的历史资料必然产生不同认识，不同解释。产生分歧，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原先历史资料不清形成的。

2、产生家族历史资料断代是乌撒卫（威宁）的历史劫难造成的。

明万历未年西北边疆因满清崛起，明朝廷无力顾及西南。万历二十八年（1600）、乌撒士官安效良、安咀争官夺印仇杀二十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贵州巡按御史杨鹤言上疏说得更具体：“乌撒士官，自安云龙物故，安咀与安效良争夺官印，仇杀者二十年，夷民无统，盗寇蜂起，堡屯焚毁，行贾梗绝二十年矣，是争官夺印者，蜀之土官，而蹂躏者，黔之赤子也”。万历四十三年（1615）二月“贵州苗贼大起”。到天启元年（1621）年，明朝“全盛之寰区，弄成一疲癃残疾之世界”（巡按御史沉珣疏言）。辽阳屠杀之后，明熹宗“征水西兵一万戍辽。巡按御史沉珣上疏陈其不便乃止”。可见明朝廷为东北战事吃紧，不但无力南顾，而且还想从西南征兵。当时奢崇明在四川造反，兵围成都。《大定府志》920页载：“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贵州宣慰同知安邦彦反，乌撒土知府安效良应之，邦彦、效良共陷毕节，屠之。”《明史·忠义》7449页记载：“管良相者，乌撒卫指挥也，为人慷慨负奇节。天启初樊龙反于四川。巡抚李云招至麾下与筹军事，良相策安邦彦必反”。“邦彦果反，围其城（乌撒卫城），良相固守不下。久之，外援不至，城陷，自缢死。同官李应期，朱运泰，蒋邦俊亦遇害”。当时普定卫，威清卫，坝阳、龙里7个官员死难。《大定府志》载：崇祯元年（1628）邦彦自僭号“四裔大长老”，僭推奢崇明为“大梁王”。“崇祯二年（1629）朱燮元遣兵攻乌撒，复之”。《威宁县志》载“卫城陷贼八年，至是始复”，“自是屯所官弁作无形之消灭”。康熙四年（1665）吴三桂《请设新疆三府疏》说：“先是，故明天启年间，蛮长安邦彦构发难端，困黔一载，城中杀人为食，市场累骨成山。酋且西寇马、龙，志欲洗马滇海，东抄永遵，更图牧马成都……顾当年曾征六七省士马，费千百万金以剿矣，先后二十年竟未能克”。康熙三十二至三十七年任威宁府知府的宋起在《威宁风土记》中说：“至天启壬戌（1622），四夷构逆，围城九阅月，城楼，学宫、祠堂、庙宇灼为灰烬，军民遭其屠戮，城垣悉以倾颓，城廓、所伍、军屯、村合寥落无居人，历久方得结庐聚处，渐次蕃息”。“壬戌变后，人民故绝”。康熙三年（1664）二月安坤及乌撒土知府安重圣叛。六月，吴三桂分兵剿水西、乌撒诸寨。1665年二月，水西、乌撒皆平，坤、重圣、重乾伏诛。从《明史》、《大定府志》、《威宁县志》等正史记载可见，从万历二十八年（1600）到康熙二十三年（1685）年85年之间，乌撒卫有记载的战争有14次，每二三年就有一次战乱。特别是天启元年（1621）至崇祯二年（1629）乌撒卫遭到历史上毁性性战乱，连明王朝设立治理的官府所在地卫城都被占据八年。惨烈空前！这对所有世代屯驻乌撒卫的汉族官兵毁灭性摧残可以想象。从松科多台187座坟来看，碑坟27座，毛坟160座，可见居住户口多，死亡多，外迁支系多。从我族六枝李顺海家保存下来署“彬凤大周十七①年载”的《战乱亡灵亡单》，战亡单虽然记录支系或人员有些出入，但却真实反映了乌撒卫安邦彦，安效良反乱（1621-1629）。安坤等叛乱（1664-1667），吴三桂反乱（1673-1683）战乱给我族造成的劫难。“《亡单代系表（整理）》②”中载李姓从国臣辈到应科辈五代人员共48人，记死亡人员40人，死亡人数占83.3%，其中第七代国字、金字9人，第八代大字、枝字13人，第九代维字14人，第十代连字3人，第十一代应字1人。其中死于安邦彦战乱15人，死于安效良战乱11人，死于安坤战乱14人。连续几次大战乱，八世指挥后裔杀戮殆尽。据李章贵口述：宣威歹母，“王继”公碑文（国凤化名为王继，即“亡继”之谐音）。二字辈写：“连、璜、沛，嗣字辈写：“晏、云、明、贵、乾、朝”。可以想见：当年战乱频繁，家破人亡，死亡殆尽，幸存人员逃兵躲难，改名换姓以免被追杀，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生存不保还有什么时机来作家史世系记录。乌撒卫陈姓、张姓、蔡姓都在此时期出现断代情况，也从侧面说明我族断代混乱是历史劫难所致。

乌撒卫长达85年14次战乱，特别是1621—1629年八年毁灭性不义战争。八世指挥后裔80%以上被杀害，家族在明[1]朝的显赫结束，许多支系没有延续，这就是地方历史劫难造成族史混乱的客观真实根源。

    3、极少数人的利益名欲

松科祖茔周边极少数人利益与全族利益历来有矛盾，嘉庆二十五年（1820）十房李云凤率领众族立的《重建母打鹿树木碑》记：“借修枝而剪伐，因夫傲而盗伤，或以大压小，以强欺弱”。道光十一年二月立的《重建李氏祖茔公议封山禁伐碑记》写：“后人擅行躐葬，砍伐树木，是亵祖也”。光绪二十二年（1886）绅士李彬泰、李启秀、李踪秦、李国泰等封山碑文中说“因有近外人户，邻已便宜彷徨”都反映出母打鹿祖茔周边居住的极少数人，不顾祖宗之灵，不顾全族利益，间或有砍坟山树和“躐葬”现象，1952的卖砍坟树案惊动地区法院，1962年卖坟树打倒桅杆打破围石，2000年后的乱埋乱葬等，都反映出祖茔周边极少数人以这样那样的借口图私利，损坟堂，遭到族内绝大多数人反对，因此极少数人内心结怨，所以在族务大型活动中都想方设法，拉邦结派，设置障碍。李寿武1986年至1987年作为松科祖茔复修筹备组昭通代表积极参加复修活动，发动捐资、定购石料、设计图纸、积极办实事。1987年才被利用与筹备组拉开争议，他个人和李寿祥、李寿登个人没有任何私人恩怨。2002年10月24日在他们参加寿奇家召开的“三方”团结会之后，他们又另有变化，在2004年版《李氏宗谱》中怎样认识解释历史都属很正常的行为。但在祖宗发源地早10多年前已续编了字派的情况下，不应该另立排行。同宗族间另立排行，就等于另立宗派。2008年，在2004年昭通谱中又分化出一批人，另外写《李氏母打鹿源流》。从150页一句话：“写谱经费开支余款壹万零贰拾贰元捌角（10022.80元）交母打鹿寿滨，留阳作族事费用（款未到，无牵连，寿武保管，族事他会用钱）”可以看出又分开修谱的根源。他们又另拟20字排行。同祖家族，三套排行，让后人笑话，也无所适从。

有些人讲利益不讲道理，故意把水搅浑，挑起不明真相族众斗争，多不利于家族的和谐、团结、发展。

以上1——3点就是形成分歧的主客观原因。

三、难解之谜和问题探讨

（一）难解之谜

本人自1975年抄谱开始，学习研究家族历史，主编谱本20年之后，再审阅家族各种历史资料，按历史演进法，排列文献年代先后考证其真伪，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力求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哪怕是没有历史水平的人写的不像家史的资料也予以收集吸取精华。追求36年仍然有几个难解之谜：

1、成公、春公以上世系何在？李和阳、李寿平分别寻访原籍无果。本人两赴南京考察，一次到保存家谱最丰富的上海图书馆，从《中国家谱总目》中翻阅全国各地李姓族谱2157部（每部目录下介绍始迁祖、居地、主要内、保存地、卷数），选调20部可能有关的翻查，查找无载，无可奈何！

2、八世指挥系列和十大房系列起源时间不同，成公从军是公元1366年，贵公入黔起是1414年。对十大房始祖大清公，记录最早的嘉庆六年本没交待时间，大宝先生后来推测为嘉靖时期人，姑且以嘉靖元年（1522）算，1414年至1522年，悬殊108年。祖籍同中有异，先说南京应天府沛县汉台乡是相同的，后说陇西郡①李大清又不一致。但是，八世指挥从1414年入黔至今全族宗认，十大房从有文字记载的嘉靖六年（1801）和嘉庆二十五年（1820）至今全族宗认。而光绪三十四年（1908）李启芳两者同抄时却互不衔接。这也是难解之谜。

3、十大房共同宗认的嫡祖母康氏1764年春由李马贵及其子孙立碑，当时破格写碑，序写八世指挥和昆季沿袭的内容，却一反常规，不写孝男、孙、曾、玄之名字这是为什么？（解释就是当时已搞不清）。

上述2和3的问题，关键就是“十大支”和“十大房”的问题。至今20年考查后审视：1991年2月《李氏家族源流志》用专节《十大房史料集论》论述这个问题，领导小组和编委会多方求证，折中群言，用符合分房传统规律，有4本谱证、有《枝茂供状》参证，有参与修谱十大房后裔为证，有一致四房地名证，有康氏祖母墓证的“仁公号大清”衔接八世指挥和十大房，让十大支和十大房并列，符合八世指挥十大房融合的大趋势，促进十大房的团结，这是最佳决择。对首先记录十大房一公三母的嘉庆六年（1801）李取昭置，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初四李顺扬请刘正明浴手敬录的谱本有“宗谱与官职都是有人虚构”之说：跑马观花式的考察证据不足。世事变迁，难道李和阳、李寿平、李寿清、李寿祥等多次寻访南京白马街和江南徐州沛县汉台乡找不到家族遗迹就不承认我们祖籍来源吗？我认为：虚构只是“疑为”，即使是“疑为虚构”也值得商讨，理由除前面已叙述的六点外，还有以下分析：李取昭、李顺阳是有显官身份之人，官品文品不容虚构；康乾盛世之后，满汉融合，清朝推行使用汉文化，时代背景没有必要虚构；从所叙大清公娶妣、生子、生女、名讳、住地、适姓一一介绍，无虚构迹向。置谱十九年后“十房李云凤”与之遥相应证，在松科率众族公议立碑时，本身是十房和有一至九房存在的事实说明谱文和史实相符。置谱86年后1887年五月初四李顺扬请刘正明浴手抄录，“抄录”说明有原本，并且母打鹿族人参加占名超度，枝度（名词作状语，按枝超度）祖人，事实再一次得到族人认同，用妣氏是否重复，只是参考方法，不是直接的证据，因此“疑为虚构”，用疑问的目光审视历史，符合“大胆假设”的考查思维，但欠缺“小心求证”的过程，并非成说定论。诸多方面论证：首先记录一公三母之谱不是虚构的，一公三母之十大房是真实的史实。

有几个问题提出来探讨

对于李寿武等在《李氏宗谱》中提出的“七世亲堂十大房”，我也多次平心静气思考其合理性，力求说服自我，予以接受。但思考不通，续作探讨：

第一，从传统继承上说记录“十大支”的谱原是我房本支二字辈分支的叔祖珅泰公修的，我更应进一步维护和继承珅泰本。但珅泰公确实没有提“十大支”或十大房概念，也没有列一至十的次第。只是如实记录第七代十一位祖公名字，也没有写出各位祖公的次第和配偶姓氏。

第二，“支”、“房”、“行”概念内涵外延各不相同。支“是同源分出的支流，或同宗分出的支系”。房，家族中称同父分居的昆季。“行”，指辈分排行。三个概念不能混淆。分支已过五服之外，同行（同辈）N个弟兄排列N房的分房例规，古今皆无。有以妻分房；有以地分房，如唐代的姑臧房、敦煌房、丹阳房、武阳房；最常见的是同父弟兄分房，从来没有超过五服之外分支七代，后凑合同辈弟兄分房的例子。分支七世既非亲堂也不符合分房的传统规律，这是用“十大支”代换“十大房”最致命的关键点，如果照这样分，我们寿字行要分多少房？世字行要分多少行？可能会遗笑世人。

第三，仅以孤本《恩安李氏宗谱》偶然巧合的十大支为十大房。用了孤证不善的论证方法。

第四，十大房的顺序各权威谱本排列不一致，按时序对照如下：

房序 文献	大房	二房	三房	四房	五房	六房	七房	八房	九房	十房	士房
1764年正月康氏祖母碑序	国忠	国臣	金章	金堂	金龙	金虎	薰	文郁
1861年六月珅泰谱	国忠	国臣	文郁	金龙	金虎	金章	金堂	朝举	廷相	熏	表
1908年恩安谱	国忠	国臣	金堂	金章	薰	虎	金龙	文郁	表	廷相

按以上排列，康氏碑序中是“八大房”，珅泰谱是“十一大房”，恩安谱才是“十大房”。以三房、四房竖看，就是三个不同的祖公，十房也非金章。说明以行（辈）分房的极端不妥。

第五，把松科十大房共同宗认的康氏祖母仅限为一房的祖母，暗中排除了大房、二房、三房、五房、六房、七房、八房、九房对松科祖茔的所有权和维护管理权，极不利于十大房的团结和谐发展，舍众族为一支，连十房嘉庆二十五年的云凤公都不这样认，今天抱正确认识的十房族人也不这样认定。

六、1989年我就摘抄过昭通柴煤山李寿清从威宁棒木抄去的谱本（人说李马贵家的）其中记十支祖公名字后有“此十大支同行”一句，这可以证明十大支同辈同排行，却恰恰不能证明十大支就是十大房。

从以上六点来看，用“十大支”代替“十大房”实在不可，是道理和实事不可，不是李寿祥、李寿登等编委个人偏执不可。

至于《李氏母打鹿源流》中的观点，与昭通寿武的观点实质是一致的，他们比起寿武等人又进一步分别把十大支祖公安排到四个院子；写“国忠公及子孙住大房院子；表、廷相二公子孙住二房院子；金龙、金虎、文郁三公子孙住三房院子、李熏、国臣、金章、金堂四公子孙住四房院子”。不知有是何谱本何碑文为依据，还是他们的推测想象所定，我所见的公私藏书，古今碑文从无此说。这不是忠实地叙述祖宗历史真实，而是想当然编造历史。用1+2+3+4的算法形成十大房，全族人自会鉴别。

对于松科是四、十行坟山，其他房系无坟的说法，始于1991年10月李寿武组织手抄后复印的100本谱。受到批评后，2004年修订的《李氏宗谱》中，李寿武本人已删云了包括“松科是四十行坟山”等原先不利于团结的话，有改善。但在同书477页个别人却坚持了四十房坟山的错误观点。松科坟山上1764年的《康氏祖母碑序》写“众族人等子孙同立”；嘉庆二十五年（1820）碑序，先署“众族公议”，再署“十房李云凤重立”；道光十一年（1831）封山碑署“合族公立”，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十九日三房李启秀、李琮泰、李国泰等四个秀才立的封山碑开头第一句就是“吾家祖茔在此”。1952年卖松科坟山树的4个代表中3人是三房人（不是自己的祖坟山树，他们能作主卖吗？）。1953年至1954年状告以上4人的各房代表若干人，其中春福老人写的四棱碑上三房代表也有若干人。大宝先生写的谱碑也署十一个地点“合族人等公立”。松科康氏祖母墓1984复修、1989年、2006年两次被盗复修也是以三房人为主。1988年以前李寿奎、李寿满、李金生等十房代表和我们一起复修松科祖茔，十房几位老代表仍实事求是没有提过松科是四、十房坟山的意见。历次族间活动的封山碑等都是“众族”或“合族”，两个房头能称众族或合族吗？

四、几点结论和推究：

(1)、李氏八世指挥代表家族在明朝的显赫，但他们的后裔多数在明末清初“二安”之乱等战争中被残杀殆尽。乾隆中期原生态各支衔接已不清。十大房反映家族在清朝的兴旺，必须坚持并加强团结，促进发展。

(2)、“十大支”和“十大房”可以并存（这符合人口发展支外有支，房外有房的事实），不能用“十大支”代替“十大房”。

(3)、记录一公三祖母产生十大房的嘉庆六年李取昭置谱不是虚构的。十大房是家族铁的历史存在，就不可用十大支代替十大房，而应持十大支和十大房同存的观点。十大房何时形成并与八世指挥有机街接才是可以探考的谜。

(4)、在没有重大历史证据发现之前，李氏家族理事会（包括昭通代表，十房代表）2002年10月24日三方团结会确定的“仁公号大清”，“十大支”和“十大房”共存是有证有据的正确选择，是族间集体智慧的结晶。

(5)、松科祖茔是全族共同的祖茔。

根据国史、方志、家谱等各方面史料综合推究：十大房在母打鹿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应该是明朝成化十八年（1482）李爱“蒙准选管屯”后，乌撒卫指挥府作为办公住所，母打鹿作为爱公、轩公屯垦驻兵的营地，到嘉靖年间朝尊府中内舍人李仁号大清妣康、苗、赵氏生十子而崛起十大房（论证见5页二1）。康氏祖母率大房、二房、三房、四房祖公先来屯住，故有扎帐篷之地，打鹿井传说。后来以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住地形成院落名称传世，五、六、七、八、九房分别入滇分居。十房祖公原居西门土寺村。袁氏祖母率枝儒公等继后又迁来母打鹿居住。在安邦彦安效良战乱，安坤战乱，吴三桂反乱之中，家族人口或家居，或从军、或逃亡，母打鹿又是始迁之地，名传滇黔。康氏祖母卒后就葬于当地。到清朝康熙年间社会安定下来，从康熙六年（1667）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威宁族间才陆续清理立碑。家史话语权以李马贵、李云为代表（见解见《康氏祖母碑序》）；嘉庆六年（1801）谱中的“大定府，威宁州”概念是雍正八年（1730）才产生的。说明是从母打鹿外迁昭通篆角楼支系在康乾盛世后发祥起来，追寻祖先所作的片断记录。历史话语权以李取昭，李顺扬为代表。随历史演进形成了八世指挥和十大房的史实。十房云凤公才于嘉庆二十五年提出“十房”概念。

五、新形势下的意见和建议

现在国家强调安定团结谋发展，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组织，李氏家族更要加强和谐家族建设，自觉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要真心实意促和谐，脚踏实地求发展，根据历史的经验，特别要坚决反对喊着团结的口号进行分裂活动。

现在同为李氏八世指挥及十大房的后裔。1991年李寿奇为组长，李寿祥、李寿登为主编的《李氏家族源流志》出版后。2004年昭通以李寿武为组长、李寿春为主编（领衔），又另外出版了《李氏宗谱》（我已写过评论阐述得失），2005年出版《李氏事功综记》（记录复修西门祖茔，补遗和家族古今大事）。2008年，从昭通寿武等集团中又分出一个集团，以李寿平为组长，以李显全为主编，又另出了一本《李氏母打鹿源流》（其中错误较多），2009年9月，鉴于大家族各行其是，分道扬镳的现状，李寿登、李世栋父子俩又编印了汇集资料很多，探讨问题很多的《<源流宗谱>初探》一书。家族历史异彩纷呈，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客观地看，这几本有关家族史的书，都有各自的长短得失。共同点有：都尽力收集了历史和现有人口的资料；都想追求家史的真实，但对至今247年前就搞不清的问题执着地追寻，好像枯井挖井找源泉。都忽视了研究的终极目的和现实需要，都对地方史对家族史的作用重视不够。根据各书的主要内容和方向，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李氏家族源流志》、《李氏事功综记》，对“十大房”和“十大支”持相关相容的态度，价值取向是对史宜粗，促进团结，崇尚道德和正义。二是《李氏宗谱》、《李氏母打鹿源流》对“十大支”和“十大房”持对立态度，以十大支替换十大房，取消一公三母十大房，客观作用是分开了家族，价值取向是趋向宗派，不利团结。三是《源流宗谱初探》对“十大房”持怀疑态度，价值取向是促进探考，崇尚本真和超越。四本都对家史研究有价值，尤其《源流宗谱初探》值得细读再探。按照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趋势，既将会出现要求统一新动向，新形势，为促新形势下的新统一、大团结。我有如下意见和建议：

1、研究历史要促进现实的团结和发展。中华民族黄帝以前历史不清楚，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有学问的人）难言之”，史前世系不清楚，没影响中华民族团结发展。1986年以前家族历史不清楚，各地处于粗枝大叶状态，也没影响家族团结共存、和睦发展。2004年正月16松科坪子险些酿成血案的历史教训要总结记取。

2、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发展的事不做，没有充分证据的结论不写，特别是不能随意另立排行。族间所出《李氏家族源流志》、《李氏宗谱》、《李氏母打鹿源流》、《源流宗谱初探》都要以是否有利于团结，是否有利于发展，是否有充分证据并合符历史，有利现实为标准，仔细反思存在的问题，求大同、存小异，纠正其中存在的偏颇或错误，走向新的团结和统一。

3、要有高明的史观和详实的史料相结合，要有相与辩论的心平气和，往还函驳的理性智慧探讨家族史。今天，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和高瞻远瞩的眼光来看，我们所出的家族历史资料集，有的观点相对，却可以法度相师；明似互异，实可互补。各编委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收集史料，认识分析，解说历史，有利于后人在更高层次上评说选择。

4、新修全族《李氏宗谱》要有强有力的核心组织保证，较雄厚的资金保证及优秀的人才保证，以“在李贵公为代表的八世指挥及十大房的旗帜下统一起来，促进家族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为号召，以八世指挥、十大房合二为一为主旨，坚持历史、现实、未来统一，坚持国史，方志、家谱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求同存异，（证据充分的大问题可以和而不同，同存各表），坚持科学规范、十大支和十大房和谐共存。从小家到大支，由大支到全族，分支清理，统一认识，分支修订。修订中小支服从大支，大支服从全族，采取文字分代叙述和多代联绘树枝图相结合的表述方法，才有希望出现大团结、大统一，促进大发展的《李氏家族统一宗谱》。

二O一一年冬

参考书目：

1、1986年至1989年经李寿登收集登记转我摘录的全族25本谱（正式出版的有《恩安李氏宗谱》，其它均为手抄本）。

2、《大定府志》（道光三十年（1850）黄宅中纂，2000年版地志办点校本）。

3、《威宁县志》（1996年县志办点校本）

4、《李氏家族源流志》（1991年版本）

5、《李氏宗谱》（李寿武等2004正月修订本）

6、《李氏母打鹿源流》（李显全等2008年元月版本）

7、《源流宗谱初探》（李寿登、李世栋2009年9月编著本）

8、《李姓事功综记》（家族理事会2005年初编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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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吴三桂伪周，只存在8年，但彬凤曾任吴之指挥，怀旧之心记“大周”十七年（1690）见《李氏母打鹿源流》83页

②见《源流宗谱初探》122-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