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光”地 名 考

李永年

“明 光”地 名 考

——兼述岐阳李氏家族与“明光”的关联

夏 玉 润

“明光”，是安徽省滁州市所辖的县级市。

这是一座年轻的城市。自秦朝以来2000余年中，大多是盱眙县的属地。直到1932年11月，才将盱眙（主要是盱眙县）、定远、滁县、来安4县交界处一带划出，设立“嘉山县”。1994年5月31日，“嘉山县”改称“明光市”。

“明光”地名相传与朱元璋的出生地有关，其实她与岐阳李氏家族有着更为深厚的联系。本文将对“明光”地名作一考探，不妥之处，请指正。

一 从《孝陵碑》、《明太祖实录》中的“有光烛天”、“红光满室”谈起

有关明光地名，来自于朱元璋出生时的“圣瑞”之象。

最早记录朱元璋出生时有“明光”者，见于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朱棣在南京明孝陵《孝陵神功圣德碑》一文中，在记述父亲出生时所发生的“圣瑞”：

皇曾祖熙祖裕皇帝居泗州，皇祖仁祖淳皇帝居濠州，皇考生焉。……及诞之夕，有光烛天。

   

永乐九年刊印的《明太祖实录》，对《孝陵碑》中“有光烛天”4字作了更细致的描述：

高皇帝……濠之钟离东乡人也……上生，红光满室……自后，夜数有光，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救。至，则无有。人咸异之。

《实录》告诉我们：所谓“有光烛天”，是发生在朱元璋自己家中的“红光满室”。

上述“有光烛天”、“红光满室”发生地，《孝陵碑》说在“濠州”，《明太祖实录》说在“濠之钟离东乡”。元代，钟离是濠州的“附郭”属县，洪武初年，钟离先后改称中立县、临淮县。洪武七年（1374），析临淮县4乡置凤阳县；濠州亦几经改名，称凤阳府。清乾隆十九年（1751），凤阳、临淮合并，称凤阳县，并延续至今。因此，“有光烛天”、“红光满室”应发生在今天的凤阳县。

然而正是出自这两部皇家正史的记述，成为“明光”地名的发端。

二 明代关于朱元璋出生时“赤光耀其祥”的记载

朱元璋去世后，《孝陵碑》中的“有光烛天”、《明太祖实录》中的“红光满室”——即所谓“赤光耀其祥”，成了明代宣扬开国皇帝出生时“圣瑞”之象的经典，被明代官方私家史籍广泛转载。然而，究其本身，就是一种荒诞之说，一旦传入社会，就会产生诸多“变异”。大致可分两大类：

第一类，发生地在“盱眙县”——笔者且称“盱眙说”。

1、文林《琅琊漫抄》：“太祖高皇帝生于盱眙县灵迹乡土地庙……云生时夜晦，惟庙有火光。”

2、皇甫录《皇明纪略》转录了《琅琊漫抄》，与上文相同。

3、王文禄《龙兴慈记》：（朱元璋）“生于盱眙县灵迹乡……云太祖始诞，屋上红光烛天，皇觉寺僧望见惊疑回禄也，明发扣问，告以诞。”

4、郎瑛《七修类稿》：太祖龙飞之地，旧有二郎庙一所，当时仁祖寓居其侧。太祖生时，邻里远望火光烛天，至晓视之，庙徙东北百余步矣”

“盱眙说”特点如下：

其一，“盱眙说”最早刊于弘治年间的《琅琊漫抄》，距朱元璋去世已百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评价极低：“是书杂记琐闻逸事……无甚可采”，书中有些内容甚至“唐宋不辨”。

其二，“盱眙说”均与“寺庙”有关。第1、2两篇，说朱元璋出生于“土地庙”内，出生时“庙有火光”。第3篇说是朱元璋出生于自己家中时，被“皇觉寺”的僧人发现。第4篇说朱元璋出生于“二郎庙”“其侧”，第二天清晨则“庙徙东北百余步矣”。

其三，上述4文以《龙兴慈记》漏洞最大：朱元璋“生于盱眙县灵迹乡”，而“皇觉寺”位于“钟离太平乡”（今凤阳明皇陵北侧附近），两地直线距离近百里，“屋上红光烛天”如何被百里之外的皇觉寺僧人发现、并于第二天“扣问、告以诞”？

第二类，发生地在“濠梁”、“濠州”、“钟离”、“钟离之东乡”等——笔者且称“凤阳说”。

1、《皇明本纪》（作者佚名）：“大明太祖高皇帝，濠梁人也……上自始生，常有神光满室。每一岁间，家内必数次夜惊，似有火。急起视之，惟堂前供养之灯，他无火。”

2、《皇明小史》（作者佚名）：“高皇帝先世为句容县朱家巷人。适其大父熙祖始迁于泗州，及皇考仁祖又迁于濠州之西乡……上既生……自此空中常有神光，每将卧，烁如焚，以为失火，亟起视之，无有也。如是者月余旬日。”

3、张定《在田录》：“高皇（朱元璋），泗州人，居钟离乡。……生太祖之夕，邻里中只闻上皇屋上霹雳一声，启户视之，但见红光屯聚……（皇觉）寺僧高彬于是夜梦上皇屋民火发，烟焰冲天……

4、吴朴《龙飞纪略》：“帝生于濠州，龙光烨炎，人咸惊异。”

5、郑晓《郑端简公徵吾录》：“高皇帝，濠州钟离人……上生，赤光满室，里中人皆见朱氏庐有光属天，夜起呼朱氏且火起，及至，无有也。”

6、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全录》：与吴朴《龙飞纪略》所载相同。

7、陈建《皇明资治通纪》：“遂娠焉，及旦有光烛天，照耀千里……自是堂中常有神光，每晌晦将卧，忽灼烁如焚，家人虑失火，亟起视之，惟堂前供佛之灯耳。”

8、陈建《皇明从信录》：“室中常有异光，每晌晦将寐，忽灼烁如焚。家人疑火，走护之，竞无所见。”

9、陈建《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补标题评断实纪》：“及诞，火光烛天。自后室光每夜如焚，邻人屡惊，至则无有，遂有名‘朱氏火’。”

10、陈建《皇明十六朝广汇纪》所载同上。

11、陈建《皇明通纪集要》：“有光烛天，照耀千里……自是室中常有异光，每晌晦将寐，忽灼烁如焚。家人疑火，走护之，竞无所见。”

12、薛应旂《甲子会纪》：“是年（1328）九月丁丑，红光烛天，我太祖生于濠梁之钟离乡。”

13、薛应旂《宋元通鉴》：“是夕，红光烛天，我大明太祖高皇帝诞生于濠梁之钟离乡。”

14、薛应旂《宪章录》：“帝濠州钟离东乡人……是夕，赤光满室，上烛于天，里中人皆见之，竞呼朱氏火起，相率救护，及至，无有。”

15、雷礼《皇明大政记》：“太祖高皇帝龙兴濠梁，帝濠州钟离东乡人……是夕，赤光满室，上烛于天。里人皆见之，竞呼朱氏起火，相率救护，及至，无有也。”

16、高岱《鸿猷录》：“高皇帝诞生之夕，红光烛天，里中人疑失火……自是室中常常有异光，迫视之，无所见。”

17、王世贞《新刻明朝通纪会纂》：“太祖高皇帝，朱姓，讳元璋，字国瑞，濠州人……及诞，有光烛天……室中常有异光，邻人疑火，往救无所见。”

18、邓元锡《皇明书》：“上生产，室中煌光烛天。”

19、刘振《识大录》：“太祖高皇帝，讳元璋，字国瑞，濠州钟离人……帝生……赤光烛天，里中皆惊‘朱氏火’，竞来救之，则无所见。”

20、涂山《新刻明政统宗》：“仁祖及太后徙濠，生帝于天历戊辰……其夕，赤光烛天，照耀千里……室中嗣是常有神光，灼烁如焚，望者疑火，起护之，卒无所见。”

21、李良翰《皇朝历朝功德捷录注释题评》：“赤光耀其祥，帝生日，是夕，赤光满室，上烛于天，里中人见之，竞呼火起，至家无有也。”

22、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帝濠州钟离东乡人……是夕，赤光满室，上烛于天，里中人见之，竞呼火起，及至无有也。”

23、张铨《国史纪闻》：朱元璋生于“钟离之东乡……生之夕，赤光烛天，里中人竞呼朱家起火，相率救之，及至无有也。”

24、徐学聚《国朝典汇》：“是夕，赤光满室，上烛于天，里中人见之，竞呼朱氏起火，相率救护，及至无有也。”

25、钟惺《通纪纂》：“太祖高皇帝，朱姓，讳元璋，字国瑞，濠州人……及诞，有光烛天……自是室中常有异光，家人疑火往救，竟无所见。”

26、黄瑜《双槐岁抄》：“初，皇考仁祖淳皇帝居濠州之钟离东乡……及诞，有红光烛天，照映千里。观者异之，骇声如雷……邻有二郎神庙，其夜火光照耀……自是室中常有神光，每晌晦将卧，忽煜爚若焚，家人虑失火，亟起视之， 惟堂前供神之灯耳。”

“凤阳说”特点如下：

其一，“凤阳说”的“赤光耀其祥”，均发生在“室”中——即朱元璋的家中。

其二，其事迹发生的全过程，大多可用如下“关键词”来串联：“赤光满室”、“火光烛天”、“里人相救”、“及至无有也”。

其三，“凤阳说”大致遵从《孝陵碑》、《明太祖实录》的记载。

纵观“凤阳说”与“盱眙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作者的知名度上，“凤阳说”一直是当时社会的主流声音，自明初就出现，贯穿整个明朝。

在此特别说明的是，无论是“凤阳说”还是“盱眙说”，均没有出现“明光”这一地名。

三 “明光”一词，最初以“山”之称谓出现，仅载于当地的方志中

“明光”一词，最初以“山”之称谓出现的，载于正德《盱眙县志》：

明光山，在县西（南一百里灵迹乡内，我）太祖高皇帝（生寓于木场津里，出《天潢玉牒》，其五色旺）气，常见此山，（故人因以为山名）。

《盱眙县志》刊印于正德十三年（1518）。从目前存世的史料来看，“明光山”之名最早出现于公元1518年。文中说朱元璋“生寓于木场津里，出《天潢玉牒》”，查解缙《天潢玉牒》，只云朱元璋“龙飞濠梁”，无“生寓于木场津里”之说。

另外，在正德《盱眙县志》中，记录了盱眙县有12个“集”，其中“明光集”位列第8：

    明光集，在县西南明光山。

可见明光集是因山而名。

到了万历年间，“明光集”又改为“明光镇”：

    红庙镇、明光镇，居民各五六十家，且有太祖降生胜迹，宜改为镇。

“明光山”之名的出现，有如下特征：

（一）前文已述，在明朝277年的公私史籍中，“凤阳说”的“赤光耀其祥”均发生在朱元璋家中；“盱眙说”的“庙徙东北百余步”，均发生于寺内、寺庙旁。无论是“凤阳说”还是“盱眙说”，均无“明光山”的记载。

（二）如果这座呈现大明开国皇帝出生时的“圣瑞”——“明光山”确有其名的话，会在明初“地理志”留有记录。查景泰七年（1456）成书的《寰宇通志》、天顺五年（1461）成书的《大明一统志》以及弘治元年（1488）成书的《中都志》，均无。

（三）关于“明光山”的由来，正德《盱眙县志》说的非常清楚：“故人因以为山名”——是当地人看见了“五色旺气，常见此山”而命名的，并非是朱元璋的赐名。

自“明光山”出现以后，在浩瀚的明代史籍中，仅被以下几部方志收录：

1、正德《南畿志》：“明光山，在县西南，我圣祖生时，常有五色旺气，故名。”

2、嘉靖《泗志备遗》：与正德《盱眙县志》记载相同。

3、万历《帝里盱眙县志》：“明光山……《泗州志》云，太祖高皇帝生寓之处，出《天潢玉牒》，其五色旺气常见故名。”文中所说的《泗州志》，指正德十六年汪应轸纂修的《泗州志》，今佚。

4、万历《帝乡纪略》：“明光山。以我□□（太祖）降诞于此，五色旺气常见山上，故名。”

由此可见，“明光山”地名仅出现于明正德年间以后的几部泗州盱眙方志中，是正德年间当地官员根据《孝陵碑》中的“有光烛天”、《明太祖实录》中的“红光满室”以及流传于当时社会上的“赤光耀其祥”——“小道”之说，编造出来的。它仅被泗州盱眙当地人所承认、仅限于在当地流传的“民间传说”。编造“明光山”的目的只有一条：把朱元璋的出生地从“濠州”、“钟离之东乡”，移至“盱眙县”的“木场津里”。

四 朱元璋出生地与“明光山”

自正德《盱眙县志》记载朱元璋“生寓于木场津里”后，“木场津里”从此成为泗州盱眙官员认定的出生地：

   “我太祖高皇帝诞生，实寓于盱眙木场津里。”“盱眙之木场津里，实我仁祖所居，是生太祖高皇帝。”

    臣因历览泗州并盱眙图志，惟于明光山下略云：我太祖之生，在木场津里而已。

《帝乡纪略》所说的“历览泗州并盱眙图志”，除嘉靖《泗志备遗》外，应指如下三部方志：天顺《盱眙县志》（今佚）、正德十三年刊印的《盱眙县志》、正德十六年刊印的《泗州志》（今佚）。

可见，在嘉靖年间以前，盱眙官员们一直把“木场津里”当作是朱元璋的出生地，它在哪里呢？

据弘治《中都志》载：“津里河，在太平乡，发源嘉山，北通淮（河）。木场河，在太平乡，发源嘉山，北通淮（河）。”正德《南畿志》曰：“木场河、津里河，俱在太平乡，发源嘉山，北通淮（河）。”万历《帝乡纪略》亦曰：“（县治）西南七十里，津里河，木场河，其源俱自嘉山，流入太平乡，北至两河口入淮，可通舟楫。”以上三部方志均说“津里河、木场河”在太平乡。

由此判断，“木场津里”亦在太平乡，它离县治有多远呢？

万历《帝乡纪略》曰：

木场津里，俱在盱眙西南八十里。

根据上述记载，我们可以大致知道：“明光山”在灵迹乡，在县治西南一百里；“木场津里”在太平乡，在县治西或西南“七十里”到“八十里”。灵迹乡的“明光山”与太平乡的“木场津里”两地相距约“二十里”地。

在太平乡的“木场津里”，在一个叫做“津里镇”的地方，是朱元璋外公扬王陈公在盱眙的住地：“王（陈公）归维扬，不乐为军伍，避去盱眙津里镇，择地而居，以巫术行”。朱元璋的母亲陈氏未婚前亦住在这里。陈公死后，埋葬于太平乡津里镇牧羊山之西北，史称“扬王坟”。另据《朱氏世德碑》载，朱元璋的大哥也出生在这里：“长兄讳某，生于津律（里）镇”。

正因为在盱眙县太平乡“木场津里”一带，有着关于朱元璋先人们的诸多信息，所以在正德年间，《盱眙县志》将朱元璋的出生地定于“木场津里”。

“津里镇”是个确切地名，而“木场津里”仅是一个地域名称，其范围应该在明代盱眙县太平乡木场河、津里河一带，那么“木场津里”与“津里镇”是否为同一个地方呢？《帝乡纪略》对“津里镇”的地理位置有载：

    （县治）西南八十里，津里镇，居民二百家。

可见“木场津里”与“津里镇”均在盱眙县城“西南八十里”。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木场津里”与“津里镇”虽是不同地名，但两者之间相距很近，几乎是指同一个地方。

关于“津里镇”的地名，至今仍存留，距离今天的明光市“东北35公里”，“因靠七里湖，又称津里及津泥。元明之际，即有集镇”。——如果按照今人所说，明光山就位于今天的明光市区的话，那么明光山与“木场津里”——“朱元璋出生地”之间的距离约30公里左右。

如此一来，正德《盱眙县志》出现了三个问题：1、朱元璋的出生地“木场津里”，是个十分含糊的地方，虽说它肯定在“津里镇”附近，但没有确定准确的地点。可见嘉靖以前的泗州盱眙官员对朱元璋出生地最初仅提供一个大致方位。2、“明光山”的位置，如果说就在今天的“明光市区”的话，与“木场津里”相距“二十里”（按照现在的说法约为30公里左右），似乎“出生地”与“明光山”之间的距离太远了。笔者不禁要问：在“木场津里”一带亦有不少山峦，如“扬王坟”所在的“牧羊山”，距离津里镇仅有“四五华里”，为何近处的“牧羊山”不见“五色旺气”，倒是把“二十里”（实际约为30公里）外的“明光山”照亮了，哪有照远不照近的道理？3、木场津里距盱眙县治约八十里，而距临淮县治（即元代的钟离县治）有一百多里，这里称“钟离之东乡”似乎不妥。

嘉靖七年（1528），泗州通判侯廷训大约发现了上述三个尴尬，经过“经心考证”后，将朱元璋的所谓出生地从“木场津里”，向西移动约30公里，迁至“盱眙太平乡赵郢二郎庙，即今安徽省明光市明光街道办事处赵府村”——不仅地点确切，而且把周围的“二郎庙”、“红罗幛”、“明光山”等位置一一标明。有关“西迁”的理由，笔者已在《明代以来朱元璋出生地“二说”始末考述》一文中阐述，此处不赘。

“前有明光山，后有红庙”——自嘉靖七年起，泗州盱眙官员将朱元璋的所谓出生地从原来的“木场津里”移至明光山与红庙之间。这样一来，朱元璋的出生地与“明光山”之间仅有数公里之遥，大大缩短了两者之间的距离。

一个漏洞堵住了，另一个漏洞又出现了，那就是“明光集”在哪里？红罗幛在哪里？

1、《帝里盱眙县志》的说法：

明光山，在县西南一百里灵迹乡内，今木场津里之间。《泗州志》云，太祖高皇帝生寓之处，出天潢玉牒，其五色旺气常见，故名。今其下明光集，民居甚众。

红罗幛，水名也，县西七十里，池河之裔，太祖生时，于此中取水浴澡，有红罗一幅浮来……

明光集，（西南）一百一十里，五六十家。

——《帝里盱眙县志》记载有3处相互物抵牾之处：其一、明光山既在灵迹乡内，又为何出现于太平乡的“木场津里之间”？其二、明光山与明光集之间相距十里。其三，红罗幛在“县西七十里”，不仅方向不对（一为“西南”，一为“西”），而且与明光山、明光集相距三四十里地。

2、《帝乡纪略》的说法：

    明光山，在县西南一百里；又有明光集，在县西南一百二十里。

——这就是说，“明光山”与“明光集”两者相距又变成了二十里。

3、康熙《盱眙县志》与《帝乡纪略》的说法完全相同：

“明光山，县西南百里”；“明光集，离县（治西南）一百二十里”。

4、光绪《盱眙县志稿》亦与《帝乡纪略》的说法完全相同：

    “明光山，县西南一百里”；“明光集，县西南一百二十里”。

1993年夏，我专程前往嘉山县参观学习，时任宣传部副部长徐国柱接待了我。在驱车路过市区内的一个坡地时，徐对我说，这就是“明光山”。我说，这是一个“土岗子”，不仔细看一点也看不出来，哪能称之为山？徐答，就是这样高。我查了一下1993年版《嘉山县志》，明光山的海拔高度仅为77.0米，在全县342座“山脉”中，除有94座未标高度外，其高度要排在200名以后，是一座很小的“山”，它就在明光市区内。对此，笔者不能不提出如下问题：今天的“明光山”就是明清的那座“明光山”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如何自明万历到清光绪长达近300年中，方志均说“明光山”与“明光集”相距“二十里”，难道古人（修志者肯定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文人）全都搞错了吗？

笔者认为：究其原因，就在于嘉靖七年侯廷训将朱元璋的所谓出生地从“木场津里”，向西移至“二十里”（实际约为30公里）外的“赵郢二郎庙”。明朝泗州盱眙官员为了掩盖这一“西迁”，又兼顾正德《盱眙县志》与嘉靖《泗志备遗》两种的矛盾说法，从而产生上述“二十里”的“漏洞”。清人修志时未作思索，按本照抄，使这一“漏洞”得以延续。

到了清代，《江南通志》、《肇域志》、《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乾隆府厅州县图志》、《重修安徽通志》等，均不载“明光山”，只有本地的方志继续沿袭明代“明光山”的说法。

五、李贞、李文忠与“明光山”、“灵迹乡”

李贞，朱元璋的二姐夫；李文忠，李贞的次子，朱元璋的外甥。

李氏家族于南宋时定居于泗州盱眙，李贞的曾祖叫“五二公”，祖父叫“六二公”，父亲叫“七三公”，“居泗州盱眙县之明光集”。

七三公有五子，李贞为长子，生于“大德癸卯”（即大德七年，1303）。元庚午（即天历三年，1330），七三公去世，李贞带着母亲“迁于凤阳临淮之东乡”。在这里，李贞与朱元璋的二姐成婚。龙凤十一年，朱元璋封李贞为“恩亲侯、驸马都尉”时，对当年“临淮之东乡”的岁月，有如下记述：

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孝亲公主驸马李贞，年迨耆英，德称乡郡，修孝义于平素，联姻眷于我家。昔居里闬之时，曾有周旋之益……

可见，在朱家与李贞同居“临淮之东乡”之时，曾得李贞的资助。

“临淮之东乡”在何处？李贞二十世孙李大赉《明光岐阳李氏家族的源流与现状》一文，给了我们答案：“……举家迁往燃灯集金桥坎，佛女（朱元璋二姐）即从这儿嫁给李贞，婚后一子夭折，元至元五年（1339）生李文忠。”据此，“临淮之东乡”就是明代临淮县“燃灯集金桥坎”，即今天的凤阳县小溪河镇燃灯社区金桥村。

关于朱元璋二姐事迹，《李氏族谱·中卷·历代合葬茔次》有载：“讳佛女，行二，生于濠梁……生年失纪，薨于元壬辰年（1352），时年三十有六，子二，长失纪，次讳（李）文忠。”

李文忠出生时，亦有“灵迹”，竟与朱元璋出生时的“赤光耀其祥”如同一辙：

生时，屋上灼灼有光，见者疑火发。及至，觉异香满室，识者已知其不凡矣。

李文忠于至元五年（1339）出世的当年，朱元璋一家已经迁徙至“钟离之西乡……太平乡之孤庄村”。李贞“居（临淮）东乡，不期年，母与弟皆卒。又数月，公主薨，众子皆卒，烽火日近，人民流徙，王（李贞）提幼子（李文忠）避地他方。亲戚散亡，独父子二人牵衣负米，饥寒逼迫，危若朝露。闻高皇帝（朱元璋）驻兵滁阳”，于至正十四年十一月往滁州投奔，父子二人开始了军旅生涯。

李贞虽是盱眙人，却在“临淮之东乡”与朱元璋二姐成婚，并在那里住了较长时间，故《大明一统志》误将李贞当作“临淮人”。至正十三年，朱元璋二姐去世，葬于“临淮之东乡”。至正二十五年二月，已是吴王的朱元璋封二姐为“孝亲公主”，封李贞为“恩亲侯、驸马都尉”。

吴元年（1367）九月，张士诚被灭，李文忠便“乞归改葬”，将葬于“临淮之东乡”“金桥坎”的母亲“还葬于先陇”——迁至今天的“明光市明东办事处东部大李村口”。

李文忠母亲去世那年，他已十一二岁。此时的李家，在元末战乱灾荒中已是一贫如洗。“家贫无束脩，八岁惟饭牛。十一亡所恃，哀泪垂荒丘，十四值兵燹，随父东西游。残生若朝露，日夜生悲愁”——李文忠在《感怀》一诗中，叙述了当年李家的艰辛窘迫。可以想象，李文忠母亲最初的坟墓“只不过是草草埋葬而已”。为了弥补未尽的人子之道，李文忠专程返回家乡，将母亲的坟冢从“金桥坎”迁至“明光集”，与李氏先辈们葬在一起。

洪武十一年十月庚戌，驸马都尉右柱国曹国公李贞去世，其灵柩返回盱眙，与妻子（洪武五年追册为“曹国长公主”）合葬在一起。李贞被追封为“陇西王，谥恭献”。坟称“曹国长公主墓”，当地人俗称“曹姑坟”。

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曹姑坟”被破坏。1969年2月，安徽省考古所对该墓进行了清理，“西后室应是墓主人李贞的置棺之处，但棺木及骨骼已腐朽无存……。东后室内发现残朽的棺木两块，未见遗骨……从玉碑上的文字‘吴孝亲公主朱氏之柩’证实，此室应是李贞之妻朱氏置棺之处”。“吴孝亲公主朱氏之柩”玉碑是吴元年李文忠迁葬时置于墓中的。

在大致了解李贞父子与家乡盱眙的关系后，便衍生出两个话题：

（一）今天的“明光山”就是明初的“斗光山”

关于李贞夫妇墓的埋葬地，有4种说法：

1、李文忠《先考陇西恭献王圹志》：“归葬盱眙县灵迹乡冷水涧之原。”

2、唐之淳《<南涧书屋诗>序》：“南涧者，我陇西李恭献王之墓之原也。”

3、《明太祖实录》卷一二0：“葬于盱眙县灵迹乡斗光山之原，从长公主兆。”

4、《李氏族谱·中卷·始祖驸马都尉陇西恭献王》：“赐地合葬凤阳盱眙县灵迹乡一图壬山丙向之原。”

上述4种不同地名，实指同一个地方：那就是今“明光市明东办事处东部大李村口”。

查明清盱眙方志，未见关于“斗光山”的记载。

“冷水涧”与“南涧”，应指同一“涧水”，即今曹姑坟南面的小河，它自东南而来，流向西北，汇入池河——可见它是“池河”的支流。京沪铁路（在曹姑坟之西南约300米）沿“涧”而建。

“壬山丙向”是“风水二十四山向”的其中一“向”。八卦中的每一卦位可细分为三个方向，如：代表北方的“坎”卦，分成“壬”、“子”、“癸”三个方向；代表南方的“离”卦，分成“丙”、“午”、“丁”三个方向。“八卦”共可分为“二十四向”。

那么，“壬山”指的是哪一座山呢？笔者认为：它就是今天的“明光山”，理由有三：

1、根据许永宁、许可绘制的《圣迹遗址分布图》：“明光山”在“曹姑坟”的正北略偏西方向，为“壬”；“曹姑坟”在“明光山”的正南偏东方向，为“丙”。 对照“明光山”的位置，“曹姑坟”可称为标准的“壬山丙向”。从风水角度来看，在“曹国坟”的四周，只有“明光山”能称作是它的“主山”——“壬山”。

2、1969年2月，安徽省文物考古所两位专家对“曹姑坟”进行了清理，该墓为“南北向”。从而在墓向上证实了“曹姑坟”“壬山丙向”之说，证明了“明光山”是“曹姑坟”的风水主山。

3、“斗光山”顾名思义，“斗”用于此处，是指“北方”之意。“光”者，应指明亮、发光之意。

李文忠在撰写《先考陇西恭献王圹志》时，仅说“冷水涧”而未提“斗光山”。“斗光山”之名仅出现永乐年间修纂《明太祖实录》，应与朱元璋二姐生下李文忠时“屋上灼灼有光，见者疑火发，及至，觉异香满室，识者已知其不凡矣”有关。后来，“曹姑坟”营建后，总要为该坟的风水主山起一个吉祥的名字，于是“斗光山”脱颖而出。笔者认为，该山最早出现于李贞去世、与曹国长公主合葬后的洪武十七年。“斗光山”之名，与李文忠出生时的“灵迹”有关，与“曹姑坟”的风水布局有关。

正德《盱眙县志》为了把朱元璋出生地移至盱眙县，借用了李文忠的出生地“斗光山”、并改为“明光山”——因为舅甥二人出生时均有“光”、“火”、“香”之神道之说。于是“斗光山”仅存100余年，便从此销声匿迹了。

（二）“灵迹乡”与“感应乡”地域相连，同时出现于明初，并非巧合

“灵迹乡”成为明代盱眙县最著名的“乡”，它与“二郎庙”、“红罗幛”、“香花涧”等成为朱元璋出生地的“圣瑞”之地。

“灵迹乡”之名，最早出现在李文忠于洪武十四年撰写的《先考陇西恭献王圹志》中。永乐年间刊印的《明太祖实录·李贞传》亦载“灵迹乡”。然而这两条史料均未载“灵迹乡”于何时正式设置，故笔者只能作如下推测：

前文已述，李贞是盱眙县灵迹乡人，后至“临淮县东乡”与朱元璋二姐成婚，并在此住了一段时间。这里的“临淮县”是明朝的地名，在元朝时称“钟离县”。因此，“钟离之东乡”亦可称“临淮县东乡”。

据刘思祥先生考证，李贞所居住的“临淮县东乡”，即“临淮县感应乡”，朱元璋就出生在感应乡燃灯寺附近的金桥坎。

“盱眙县灵迹乡”与“临淮县感应乡”不仅地域相联，而且其名称均与“圣贤”有关。

先看“灵迹”，用于地名，是因为这里有神灵的遗迹、或是圣贤的事迹。唐朝著名诗人李白，所作《古风》之四三：“瑶水闻遗歌，玉杯竟空言。灵迹成蔓草，徒悲千载魂。”

再看“感应”，它实际上是“天人感应”的代称。董仲舒认为，天与人能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朱元璋深信“天人感应”，他说：“自古帝王之兴，皆祖宗积德厚深，格于皇天，钟吉聚庆，乃生帝王，以主天下，传世无极。朕仰承天命，抚驭万方，实由我祖考以来积德所致。”又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朕承天命，以典神天，实由祖宗积德累善所致。”认为自己能当上皇帝，是祖宗积德的结果。

在中国地名志中，称“感应乡”者极少，称“灵迹乡”者则更是凤毛麟角。更加神奇地是，“灵迹乡”与“感应乡”同时出现于洪武年间，且两地接壤——西为“感应乡”，东为“灵迹乡”，且分于两县——这在中国地名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例。因此，我们只能得出如下结论：

临淮县的“感应乡”与盱眙县的“灵迹乡”是于洪武初年同时命名的。其意为：“感应乡”是朱元璋的出生地，表示天人感应，降下圣主；“灵迹乡”是李贞夫妇的墓地，表示这里曾是圣贤们（朱元璋二姐及李贞、李文忠）生活的地方，留下了灵迹。

五、今人对“明光”的“新释”

近年来，为了争夺朱元璋出生地，有人对“明光”地名赋予“新释”：

“新释”一：“赐山名曰明光”，并非出自“康熙《岐阳李氏族谱》”

夷风《洪武大帝朱元璋出生地考》说：

据清康熙43年刊印的《歧阳李氏族谱》世系一之先世源流中记载：“世居之地本属太平乡，明太祖以龙潜所在，分立灵迹乡，赐山名曰明光，故为明光集。”可证“明光”之地名，实为明太祖朱元璋钦赐……

首先更正的是，应为“岐阳”，而非“歧阳”。

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查阅了这部家谱。题名：《李氏族谱》；分上、中、下三卷； [清]李延基等纂修，康熙四十三年(1704)刻本，堂号“师礼堂”，始祖：[明]李贞。

在《李氏族谱》中虽收有《李氏源流》一文，根本没有所谓朱元璋“分立灵迹乡”、“赐山名曰明光”以及“明光集”之说。

笔者查阅了《岐阳世家文物考述》一书，方知还有一部李贞十九世孙李泽同于民国七年（1918年）纂修的《岐阳李氏家谱》（亦称《李氏续谱》，石印本，共4册）。后又通过安徽社科院刘思祥先生，看到了这部家谱的有关文字。

《岐阳李氏家谱》收有《岐阳李氏宗谱世系一》一文。文曰“先世源流，仅按旧谱题曰《李氏源流》，间有疏舛，今谨加删核以昭翔实”。可见其文来自康熙四十三年《李氏族谱》中的《李氏源流》，并对其“疏舛”加以“删核”。

经过“删核”的《岐阳李氏宗谱世系一》（三房李芳英系称“留守支”，长房李景隆系称“袭侯支”）在文章最后这样写道：

建炎南渡，（李）良公后裔避地池滨，元主中国，并招信入盱眙，由是属盱眙籍。明熙祖迁泗，仁祖移家钟离东乡，先恭献王得联姻帝室，生武靖王。虎变龙骧，剖符锡爵，故合族俱奉恭献王为始祖云（世居之地本属太平乡，明太祖以龙潜所在，分立灵迹乡，赐山名曰明光，故为明光集）。

结尾括号中的“赐山名曰明光”一段文字，为“双行夹注小字”，附于全文的最后。将上文与康熙《李氏族谱·李氏源流》相对照，只是作了细化，并无多少差异。比较康熙、民国两部谱牒，笔者有4点看法：

1、夷风先生引录的“赐山名曰明光”等一段文字，并非出自“康熙43年刊印的《歧（岐）阳李氏族谱》世系一之先世源流”，而是出自民国七年的《岐阳李氏家谱》。两本谱牒纂修年代相距214年。

2、上述“赐山名曰明光”一段文字，为“双行夹注小字”，笔者认为：这段文字是李泽同纂修家谱时所增加。李泽同曾撰写过《明光乡土志》，对家乡所传朱元璋出生于明光跃龙冈一事了如指掌。但亦对其中的“地方谬说”提出过不同意见。可见他对历史实事与民间传说之间的关系分得比较清楚，故将民间传说的“赐山名曰明光”等一段文字“夹注”于正文之后，从而表达出他在纂修家谱时的谨慎态度。

3、在康熙四十三年《李氏族谱》中，收有如下明初文人为岐阳李氏家族撰写的文章：董伦《追封岐阳王谥武靖神道碑铭》、苏伯衡《追封岐阳王谥武靖勋德碑铭》、张绅《岐阳王家庙碑》、宋濂《浙东行省右丞赐姓朱公武功记》，以及胡翰、郑渭、傅藻、赵良恭、吴沉、天台释宗泐、上清道士郑子芳、方孝孺等人撰写的诗文。上述多为明初著名文人，其事迹大多载入《明史》及其它史籍，在他们撰写的文章中均无“赐山名曰明光”等之说。

另外，民国七年《岐阳李氏家谱》中的《祠堂承先启后碑》亦无“赐山名曰明光”等之说。

4、前文已述，正德《盱眙县志》已有明确记载，“明光山”之名，是“故人因以为山名”——并非朱元璋所赐。

因此，“赐山名曰明光”等一段文字，是民国初年李泽同采用“双行夹注小字”的方式，将这一民间传说附录于《岐阳李氏宗谱世系一》正文的最后。夷风先生不仅断章取义，完全改变了李泽同的原文本意，更是把民国七年的《岐阳李氏家谱》说成是“康熙43年刊印的《歧（岐）阳李氏族谱》（应作康熙四十三年《李氏族谱》）”，把“赐山名曰明光”等记载的时间提前了214年。其手法令人遗憾。

“新释”二：编造了“明光”地名于洪武五年朱元璋钦赐

慎贵平《朱元璋出生地之定位》云：

洪武5年（1373），朱元璋恩准外甥、开国功臣武靖王李文忠奏请，欣然作诗一首，最后一句点出钦赐明光地名。明光开埠后，红庙集改为明光集、龙庙山改为明光山……

首先更正的是：洪武五年是1372年。夷风先生亦错将“洪武五年”下注为1373年。

这段史料完全是作者最新编造的，没有任何文献依据。

慎贵平《朱元璋出生地之定位》还说：“皇帝赐地名，中国历史上少见，朱元璋可以说是古今第一人。”

皇帝给家乡赐地名确实少见。朱元璋的确给家乡赐名，赐的是“凤阳”，而非“明光”。现将一段洪武八年的史料抄录如下：

皇帝既正大统，建都江表，德绥威詟，万邦咸臣。用群臣奏，临濠为龙飞之地，赐名曰“凤阳”。

“新释”三：把民间故事当作朱元璋的御制诗文

许永宁、阮洪拾《帝乡明光》一文说：

朱元璋为明光御赐“衔山抱水景物菁，凤枝龙脉九州屏，春风萧夜化铁马，钦赐明光宝地名”的诗句。

夷风《洪武大帝朱元璋出生地考》一文亦收录了此诗，最后一句为“明光钦赐宝地名”，与上文略有不同。

上述所谓“御诗”，它绝非出自开国皇帝朱元璋之手，因为是以第三者的口吻来写的。笔者曾翻遍明清公私史籍，均无载。于是笔者借助网络查个究竟，不料却有新的发现。

在“新浪网”上有“月小天高的BLOG（‘博客’）”，他将此诗全文挂在自己的BLOG上：

朱元璋出生地相关诗歌一组(2008-11-29 16:21:33)

衔山抱水景物菁，凤枝龙脉九州屏，春风萧夜化铁马，明光钦赐宝地名。——朱元璋

接下来，一位“新浪网友”与博主“月小天高”之间有一番对话，现摘录如下：

新浪网友：这首诗出自哪里?能否将收录这首诗的书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月、第几页等信息告诉我。盼回复！！谢谢了！！！

博主回复：2009-01-13 09:30:52

出自《安徽民间故事集成》《滁州卷·明光分册》，武佩河编著　　

新浪网友：2009-01-15 11:14:29

我在《明太祖集》、《洪武御制全书》等有关朱元璋的文章中，均未找到。这首诗可能是个民间传说中的诗，因此他的作者不是朱元璋，而是武佩河。

博主回复：2009-01-15 12:03:48

看来您的所有研究依据都是来自《明太祖集》、《洪武御制全书》这样的正史之中，其实所谓正史之中，不实之处，也是非常广泛地存在的……

新浪网友：2009-01-16 09:59:40

历史考证是讲究证据的。就像在法院打官司一样，得拿出证据。我翻遍了朱元璋的全部文集，没有找到这首诗，很明显，这首诗是武佩河先生在编民间故事时，“创作”出来的。武佩河先生没有任何责任，而责任全在你“月小天高”先生身上。你应该将这首诗的出处注明：出自“《安徽民间故事集成》《滁州卷·明光分册》武佩河编著”——让人一看，这首诗是民间传说。然而，你却标明是朱元璋，难道不是欺骗读者及网民吗？

月小天高：2009-01-17 09:30:13

难道除了朱元璋御制文集之外，朱元璋就再没写过其它任何文字，这样的结论过于武断。对于民间传说的整理，也并不等同创作。同时本人也没标示为朱元璋原创。朱元璋此类作品还有：“天为帐幕（罗帐）地为毯（毡），日月星晨伴我眠。夜间不敢伸长腿（长伸脚），恐把（踏）山河一脚（社稷）穿”之类。先生一概视为欺骗，言重了。

新浪网友：2009-01-21 09:32:08

“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晨伴我眠。夜间不敢伸长腿，恐把山河一脚穿”。这首诗虽然在《明太祖集》中找不出，但出自明人王文禄《龙兴慈记》、张定《在田录》。而这首是现代人为了争夺朱元璋出生地而编的，不能说是朱元璋写的。

——答案出来了，这是武佩河先生撰写民间传说中的一首诗，却被当成朱元璋的御制诗，堂而皇之地当为“正史”收录于《明光出了个朱元璋》一书中。今天不把这一版权加以说明，几百年后将又是一个“二郎庙”、“红罗幛”、“尿布滩”。

六 从“嘉山县”到“明光市”——“明光”与岐阳李氏家族“留守支”

民国元年（1912）11月，一条时称“津浦铁路”全线通达，在盱眙县的西部边陲之地明光集、卞庄、管店、三界等地，设置了车站，从而改变了这块土地的命运，使之成为盱眙县文化经济新的亮点。民国二十一年（1932）11月，经内政部批准，析盱眙、滁县、定远、来安4县边缘地区，置“嘉山县”。

“嘉山县”之名，源自境内的“嘉山”，是全县最高的山峦——高达332米。“嘉山”之名最早见于明景泰七年（1456）刊印的《寰宇通志》，亦载于《大明一统志》、《中都志》、《南畿志》，可见其名气远远大于“明光山”。嘉山之名的由来，正德《盱眙县志》有载：

嘉泽龙王庙，在县西南一百五十里太平乡内嘉山上。元时，加封嘉泽感应龙王庙，碑刻犹存，遇旱祷雨多应。碑云：三嘉之山多胜概，奇迹惟此，灵泉一泓澄澈在崇冈峻岭，未尝浅涸。神龙居其间，遇旱暵有祷辄应。（南宋）庆元丙辰（1196），部使者请于朝，赐号“嘉泽”。

新建的嘉山县，将县治设于“三界”，与“嘉山”近在咫尺。抗日战争期间，县治曾多次迁徙，1945年抗战胜利后，最终移至“明光镇”。

是京沪铁路造福了这块土地，由盱、滁、来、定4县边缘地带组成的嘉山县，在短短的60余年中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明代万历年间仅有五六十户的“明光集”，一跃成为蚌埠、滁州两市之间最大的城镇。1994年5月31日，“嘉山县”改称“明光市”。

从地名文化上来看，“明光”胜于“嘉山”。

“明光”之名，来自于朱元璋出生时的“圣瑞”。它虽出自一个没有任何历史证据的民间传说，但却突出了这一区域最直接、最瑰丽、最杰出的文化特点。因为自元末到21世纪今天的近7世纪中，这块土地到处充满着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家族的信息：

这里是朱元璋外公、“扬王”陈公的埋葬地；

这里是朱元璋母亲、“淳皇后”陈氏的生长地；

这里是朱元璋大姐、“太原长公主”的婚嫁之地，也是大姐与大姐夫“荣禄大夫、驸马都尉”王七一的合葬地。

更有朱元璋二姐，先封“孝亲公主”，后为“陇西长公主”，最后册封为“曹国长公主”。再加上她的丈夫李贞对朱家曾有“资助”之恩，所以朱元璋对二姐一家恩宠相加，李文忠的后人世代享有奉禄，勋名与明朝相始终。

这位在充满战乱、灾难的元末社会中仅活了36岁、从未享受过一天皇室生活的名誉“公主”，不仅为这块土地生下了一位永载中国史册及明光史志的人物——李文忠，而且去世后与陇西王李贞合葬在一起，魂魄永存于明光山水。更重要地是，在这块皇族坟墓兆域的四周，世代繁衍着李氏子孙达600多年之久，从而形成明光这方水土的三大特色：

1.出了一位绝无仅有的历史人物：李文忠

公元1339年，灵秀曼妙的明光大地孕育出一位名震华夏的历史人物——李文忠。他是朱元璋的“亲外甥”、“干儿子”，为大明王朝创立与开拓而立下赫赫功勋，生封“曹国公”，死恤“岐阳王”，赐葬“钟山之阴”，在“开国功臣庙”中位列第三，仅次于徐达、常遇春。他名字不仅永载中国史册，在家乡明光更是一位妇孺皆知、超群绝伦的“勋贤”，不仅“史无前例”，而且至今无人超越。

2.明光是岐阳李氏家族的风水宝地

“明光”既是以李贞为始祖的岐阳李氏家族的世代居住地，也是始祖夫妇合葬的“曹姑坟”所在地。这块皇家兆域，是明光山水中的精华。

明朝建立后，国家制定了一整套礼仪祭祀制度，其中就包括诸王及妃公主丧葬诸仪礼。李贞夫妇合葬的“曹国长公主墓”，是由礼部官员及钦天监精通堪舆之术官员们的主持下，在明光集一带挑选最好的风水宝地，并按皇室规制加以安葬。

“冷水涧”或称“南涧”（今名“池河”）是“曹姑坟”的“地之血脉、穴之外气”，自西南而东北流过；“斗光山”（后称明光山）是“曹姑坟”的风水“主山”，墓为“南北向”（即“壬山丙向”）；四周诸山环绕，整个地貌北崇南洼、东高西低。纵观“曹姑坟”，呈“山环水抱”之状，是一幅典型的“峦头法”（又称“形势法”）风水图。

就在这块风水宝地上，还发生过岐阳王李文忠出生时的“灼灼有光”、“异香满室”神奇之象，故取乡名为“灵迹”，与朱元璋的出生地“感应”之乡对应。因此可以说，明初的“明光”，是岐阳李氏家族的发祥地。

3.数百年来，岐阳李氏家族“留守支”支撑着明光这块土地的经济文化

据《明史》记载，李文忠有三子：“长景隆，次增枝、芳英，皆帝赐名……芳英官至中都正留守”。其中李芳英是岐阳李氏家族的三世祖，是当今明光李氏家族“留守支”第一代。关于他任“中都正留守”（全称“中都留守司正留守”）一职，略加说明：

洪武二年九月，朱元璋下诏，在临濠（今凤阳县）营建明中都。洪武三年，在临濠营建了全国最高军事机构——大都督府（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军委”），并于当年十一月戊戌，任命李文忠为大都督府的最高长官。洪武四年四月甲申，在临濠设置了大都督府的分支机构“临濠行大都督府”（后改为“凤阳行大都督府”）。洪武八年四月，朱元璋下令罢建中都，凤阳从首都的位置变成为“陪京”。古代规制：凡是陪京和行都，必须设置“留守”，其意为“京城留守”。洪武十四年九月丁酉，朱元璋在凤阳设置了“中都留守司”，李芳英大约是第三任中都留守司“留守”。

明政府对“龙兴”之地的中都留守司的级别作了规定，“留守一人，正二品”。它虽与“六部尚书”同级，其政治资格却要求得更高，“国制，非勋戚不拜，后多以才略充之”，“宗人府署印、内府管将军、宿卫、中都留守，旧规皆以国戚充之。勋臣非在戚里，不得与也”。从而反衬出中都留守司“留守”的重要地位。李芳英是明初凤阳地区的“第一把手”，远高于正四品的凤阳知府。

自明初以来，李芳英的后代定居于凤阳府盱眙县明光集，故这里的岐阳李氏家族遂称“留守支”。

李文忠去世后，岐阳李氏家族在明清两代并非一帆风顺：

（李）文忠没后，其子（李）景隆复预建文。北伐之役，燕王即位，景隆以迎降，仍获保全，然其后卒以罪被锢。至正统中得赦，至弘治中复得封爵。嘉靖中，裔孙（李）庭竹、（李）言恭继显。万历中，（李）宗城曾充日本册封使。明亡以后，子孙归北，投入旗籍，遂居北都，仍以文学吏事显……沦为故都之一编氓。

上述所载，主要是李文忠长子李景隆后裔的大致情况。至于“留守支”，据康熙《李氏族谱·卷上·家谱世次》载：三世李芳英之后依次为：四世，大庆；五世，俊（幼故），傑；六世，玘；七世，时、旻、昇、勗、昂、昹。七世之后，未见记载，可见两支李氏同宗族人的交往逐渐疏远。

由于李文忠“丰功伟烈，垂诸竹帛”，明政府对岐阳李氏家族则是“礼隆配享，世券优颁，家庙则殿宇辉煌，诰册则文章灿焕”。明朝灭亡后，“族人惧罹祸，拆毁享堂，丁口隐避”，岐阳李氏家族在改朝换代中惨遭打击。恰逢康熙南巡，为了拢络前明君臣，“遣兵部右侍郎程景伊、大学士朱珪，操文赐祭”，“留守支”亦得清廷恩惠，“于是因陋就简建筑宗祠三进两厢，虽非美轮美奂，祖宗来格于斯，尔时本支世系藏储祠内，有册可稽，釐然不紊”。乾隆、嘉庆以后，岐阳李氏家族“北支（指李景隆后裔）日就式微”，而生活在明光的“留守支”依旧是当地的名门大户。咸丰九年（1859）八月，捻军攻陷明光，“吾里为墟……祠宇系册都付劫灰，而丁口亦死亡过半”。兵难之后，“留守支”在城者有仍“永盛房”、“街八房”、“三板桥房”三系，在乡者有“三板桥营”、“南营”、“坟前营”、“显桥”、“下营”、“小营”、“湾塘”、“武冈”诸系——可谓在明光根深叶茂依旧。

《明史》曰：李文忠“临阵踔历风发，遇大敌益壮。颇好学问……通晓经义，为诗歌雄骏可观”。这一“文武双全”的文化基因得以繁衍，在清末的“留守支”中，又出现了一位第十九世孙李泽同。他在族人的支持下，修祠堂，纂家谱，与另一位族弟李泽恒的携手合作，掌管着明光一地“地方行政、财政、经贸、教育、武装保卫及应付官匪等一切事物”，“承担这一新兴集镇全盘重任”，“从北伐前后，直到嘉山建县的几十年中，这两位老人先后执掌地方大政，虽战乱频繁，兵连祸结，皆由于措施得当，斡旋有方，不仅度过重重灾难的岁月，而这千年古镇还有所发展”。

更须提及地是，李泽同一生撰写了诸多著作：《二南浅解》、《秦汉史要》、《历史纲要》、《古文杂录》、《汉书地理志表》、《清史地理志府厅州县考》、《明光乡土志》及《明光十六景诗》等多部；未成者有：《十三经发微》、《通鉴韵语》、《左传通识》、《史略》、《集益录》若干卷。在清末动乱岁月中，一人有如此丰厚的文化成果，在600年的明光方志中，又能找出几人？

嘉山建县后的民国年间，岐阳李氏家族“留守支”仍是嘉山的重要行政管理者之一，如“县参议长”、“副议长”、“商会会长”、“明光镇长”当地的头面人物，均有李氏族人担任。1949年后，岐阳李氏家族“留守支”在社会制度大变革中再次受到考验，在这场变革中，有人受到了磨难，如李氏二十世孙李大赉（李泽恒之子）在“文革”中遭受批判，但更多的族人成为乡、镇、科、局各级负责人。

“靖难之役”、明朝灭亡、捻军起义、抗日战争及新中国的建立——5次历史的大动荡、大变革，使得曾经光耀大明的岐阳李氏家族，受到严重的政治经济冲击，迫使大批李氏精英流徙异地，留守于明光当地的族人，其“皇家贵族”神圣的光辉逐渐消失泯没，重新回归至一介“平民”。尤其是津浦铁路的开通，明光集成了通衢之地，盱眙以及外地的殷富大户纷纷涌入“明光镇”，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岐阳李氏家族”一门独大的局面，逐渐形成“胡、李、汪、秦”四姓同为当地名门望族的新格局。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年来，岐阳李氏家族“留守支”仍保留着家族文化中所传承的自强不息的动力，以新的姿态，与包括“胡、汪、秦”在内的明光人民同心合力，为这方水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再立新功。

中国文化由各地的区域文化所组成。区域有大小之分，大到数省，小至一县乃至几村落。在中国历史上，姓氏家族一直在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地的文化经济发展，与本地姓氏家族的活动及繁衍流徙变迁——两者之间的关系无法分割。何为望族？通俗而言，是指社会上颇有声望的官僚、地主等家族，亦即著名的缙绅官僚地主阶级家族。他们或有财有势，或深孚众望，声名煊赫，雄踞一方，小在当地、大至在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耳目好尚，衣冠奢俭，恒足以树齐民之望而转移其风俗”，足可影响一方。对明清盱眙县西部边陲小镇——“明光”来说，这一地区的最大望族，就是“留守支”的岐阳李氏家族。

早在明代，有人就对包括“明光”在内的“江北四省”民风民俗作了纪录：“郡邑无二百年耆旧之家，除缙绅巨室外，民间俱不立祠堂，不置家谱。”在今天明光市的土著居民中，能有几家在明清两代中祠堂灯火不灭，家谱续修不停？自明初至当今的600多年中，除了“留守支”岐阳李氏家族长住明光不迁，世代传承清晰，还有哪姓、哪族能与之相比？

明清以来600年间，岐阳李氏家族人才辈出，是明光宝地的名门望族，支撑着这块土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一直延续至今天。因此，“明光”地名的诞生与变更，浸透了600多年来岐阳李氏家族20几代子子孙孙辛勤耕耘所流下的汗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明清“明光集”史，就是“留守支”岐阳李氏家族与这块土地的关系史。

一个地名与一个家族的600多年的关系史、并由此产生的文化现象，大约在中国的地名史、中国区域文化史上、明光方志中，将是一幅极具传奇色彩的图画、一段永存史册的佳话。这幅图画、此段佳话，在中国地名史上虽不能说是独一无二，但又能找出几例？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明光”地名与岐阳李氏家族的关联是实实在在、一一有据、并形成中国地名史上别具一格特点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我们为何撇开“真、善、美”的“明光”地方史，硬和一个朱元璋本人从未说过、明初官方正史从未记录过的所谓“出生地”拉扯在一起呢？那些所谓“二郎庙”的“庙徙东北百余步”、“红罗浮水上遂取衣之”的“红罗障”、“生处方圆丈许至今不生青草”、“五色旺气”的“明光山”、“河水俱香”的“香花涧”、“榛棘向下”的“尿布滩”——哪一样不是“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方法论”的人们，还能继续相信它是确有其事吗？

勿庸回避，自明中叶以来，泗州盱眙官员为了争夺“帝乡”、“帝里”的桂冠，编造了一个“明光山”，虽不被明清公私史家所承认，影响不大，只被当地方志所载，但毕竟存在了近500年，并在以“留守支”岐阳李氏家族为代表的世世代代明光民众的共同建设下，今天发展成为一座“县级市”。那么我们只能面对现实，如实地向来到明光的客人们介绍：明光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明光的地名，来自一个与朱元璋出生地有关的美好传说，这里是明朝开国名臣李文忠的家乡……

七 结束语

早在元末明初，濠、泗两地通过朱元璋家族及身世，就紧密联系在一起：盱眙有祖陵、凤阳有皇陵，均为明朝的“龙脉之地”；盱眙有“扬王坟”、“曹姑坟”、“太平长公主坟”，凤阳有“十王四妃坟”、“庆阳公主坟”，均为国家社稷的祭祀重地。在创建明朝的过程中，凤阳的朱元璋与盱眙的李文忠舅甥二人齐心合力，成为名垂青史的开国君臣。

盱眙在历史上一直从属于淮东地区。是朱元璋创立的大明王朝改变了这一区域结构，自洪武四年（1371）起，将泗州、盱眙划归中都所在地的凤阳府，并一直持续到清雍正二年（1724）。盱眙县在凤阳府的怀抱中长达近三个半世纪，从而形成了具有共同特点的地域文化。而这一地域文化最重要、最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以朱元璋家乡——中都凤阳为核心的“帝乡文化”。

因此，笔者认为：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凤阳、明光及有关县市联合起来，整合原明朝中都凤阳的“帝乡文化”资源：明中都（包括鼓楼、龙兴寺等）、皇陵、祖陵、扬王坟、徐王坟、十王四妃坟、曹姑坟、高墙、感应乡、灵迹乡以及帝乡文化派生出的凤阳花鼓、花鼓灯、凤画等。从而形成以“帝乡文化”为特点的沿淮一带旅游文化区，共同开发、利用、发展这一地域的文化旅游经济，使600多年的中都“帝乡文化”重放光彩。(本文图片由刘思祥先生提供)

2009年初冬，于上海新泾小室

作者：夏玉润，中国明史学会理事，朱元璋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安徽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