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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李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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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那些事儿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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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9-10 22:30:13 | 只看该作者
第八章 天下,三人而已
【徐阶的班底】
  重返京城的徐阶开始在新单位上班,他的职务是东宫洗马兼翰林院侍读,简单说来就是太子党兼宰相培训班学员,十年之后,他再次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心。
  但这次他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得意了,因为一路走来,他已为自己的嚣张付出了代价,而且他还得知,自己能够死鱼翻身,竟然是托那位夏首辅的福。
  他简直难以相信,在朝廷的官场上,还有如此不计前嫌,公正处事的人,徐阶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他决定带上礼物,去拜会这位前辈。
  可当他见到夏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似乎打错了算盘。夏先生对他十分冷淡,也没收他的礼,只是板着脸看着他,还没等他说完感谢词,就挥手打断了他,丢下一句话,让他走人:
  “我对你并无好感,召你回京,只是为国选材而已,你无需谢我,今后也不必再来。”
  徐阶收回了礼物,脸上却露出了笑容,因为他已经了解,眼前这个做了好事也不认账的老头,虽然看似古板严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徐阶的判断是正确的,自从进入朝廷以来,夏首辅曾多次亲自查问他的工作情况,并曾对他赞不绝口。但这一切,他从没有在徐阶的面前提起过。
  就这样,六十多岁的夏首辅与三十多岁的徐翰林建立了一种奇特的关系,一种没有利益,没有交易的真诚关系。
  夏言是个有着坚定道德原则的人,他虽然深通官场原则,但也不怕皇帝,不畏权贵,敢于直言,不搞山头主义,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所以他愿意提拔那些有能力的人,即使他并不喜欢这个人——比如徐阶。
  此外,夏言还有一个特点——从不拉帮结派,无论有多少人主动登门投靠,他都加以推辞,是个结结实实的官场光棍,但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的品德,那就大错特错了。
  要知道,夏言先生也是官场的老狐狸,他不搞小团体,那是做给皇帝看的,皇帝是最大的光杆司令,只喜欢比他更光的人。
  按说这一招没错,但夏言做得过了头,在工作中从不团结同志,每天昂头走道,也不怕摔跤,以致于大臣们编了这样一句顺口溜——“不见夏言,不知相尊”。
  混到了这份上,也就离死不远了。
  相对而言,徐阶的情况要好一些,他多少也能搞点关系,交几个朋友,但和同时代的绝顶政治高手相比,他的脸还不够厚,心还不够黑,如果失去夏言的庇护,仅凭现有的资源,要应对即将逼近的那几个可怕的敌人,结局只有死路一条。
  但上天似乎始终保佑着这个人,自从他踏入东宫的那天起,一个强大而神秘的政治组织就已开始紧密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当时的东宫,云集了朝廷中的精英分子,他们大多是翰林出身,且年纪不大,在官场中混的时间不长,相对比较简单。但敏锐的徐阶却惊奇地发现,在这里,似乎活跃着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成员彼此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出于好奇,他结交了其中的两个人,一个叫赵时春,另一个叫唐顺之。
  作为嘉靖二年(1523)的探花,徐阶在摆资历时,是很有点炫耀资本的。但如果翻开这两个人的履历,就会发现人外有人实在不是句空话。
  赵时春,平凉人,十四岁中举,嘉靖五年(1526)会试第一名,会元。
  唐顺之,武进人,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名,会元。
  徐阶之所以去接近他们,主要是出于好奇,因为他发现,这帮人的言谈举止十分奇特,不同于常人,但当他小心翼翼接触对方的时候,才发觉这两个人对他抱有同样浓厚的兴趣。
  赵时春和唐顺之热情地接纳了他,并很快成为了他的朋友,而随着了解的深入,徐阶吃惊地发现,他和这两个人有着很多共同点,从处事原则到政治见解,竟然如此惊人的相似。很快,他们由朋友变成了同志。
  所谓同志,是指志同道合的人。
  但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徐阶的疑心却越来越大,他的直觉告诉他,这种相似绝不是偶然的,在它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
  直到有一天,他听到唐顺之的那句话后,才最终解开了这个疑惑。
  “我是王畿的弟子。”
  徐阶笑了,很久以前,聂豹曾对他提过这个名字,他十分清楚地记得,王畿是王守仁的嫡传弟子。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却因为一个共同的身份走到了一起——王学门人。
  “还有其他人吗?”徐阶终于明白,到底是什么把这些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
  “是的,还有很多人。”唐顺之意味深长地答道。
  就这样,徐阶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因为他们秉持着同一个信念,遵从同一个人的教诲。
  这是一个特别的团体,将他们聚拢在一起的不是利益,而是一种共同的政治理念。
  出人意料的是,后进的徐阶却很快成为了团体的领导者,经常组织大家搞活动(学习交流心学),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因为按照辈分来算,唐顺之才是真正的第三代嫡传弟子,而徐阶的老师聂豹并未正式拜师(自封的),论资排辈怎么也轮不到徐阶。
  但大家对此毫无异议,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徐阶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徐阶就此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班底,而他的这一段经历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这并不奇怪,因为和当时为数众多的政治帮派相比,无论人力还是物力,这个组织实在一点也不起眼,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团体,在那场决战的最后一刻,发起了决定胜负的一击。
  东宫是没有什么事情干的,徐阶就这样在王守仁理论培训班呆了四年,等来了一个新的职位。
  嘉靖二十二年(1543),徐阶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国家行政学院校长,这里的学生不用参加公务员考试就能当官,虽说名额有限,但只要能混出来,职业前景还算不错,见到徐校长自然也得毕恭毕敬行礼,这就是徐阶的第二个人脉资源。
  加快速度吧,徐阶,你的战前准备时间已不多了。
  两年校长任期之后,徐阶得到了一份至关重要的工作——吏部左侍郎,即人事部副部长。
  徐阶实在应该感到幸运,如果没有这份工作,他将极有可能失去站上决斗舞台的资格,被人干净利落地干掉,或是沦为一个不起眼的配角了此一生。
  科学研究证明,上至三皇五帝、下到二十一世纪,远达非洲丛林食人部落,近抵家门口的老大妈居委会,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人事部门都是最牛的,说提你就提你,让你滚你就得滚。
  因此,明代的吏部向来都是最难缠的衙门,所谓话难听、脸难看是也,一个小小的六品主事就敢训地方布政使,你还不敢还嘴,老老实实地给人家当孙子,要不爷爷不高兴,给你小子档案写上两笔,管保你消停二十年。
  徐阶却是唯一的例外,自打他进入吏部后,就没有训过一个人,每逢有地方官晋见,只要他有时间,都亲自接待,还要谈上个十几分钟,搞得很多人诚惶诚恐,激动不已。回去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逢人就讲,兄弟我在吏部的时候,徐侍郎如何如何,太够哥们意思了。
  不过据本人估算,按照徐阶的工作强度,估计能把那些人的名字记住就很不错了,鬼才记得说过些啥,但无论如何,徐阶借此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了官场上炙手可热的人物。
  继续努力,那场惊天巨变很快就要来临了,还有一年。
  此时的严嵩也正在紧密地筹划着,情况已到了极为危险的地步,夏言占据高位,自己的伪装已经暴露,图穷匕见,必须采取措施除掉他。
  但严嵩没有信心,因为夏言比他的前任张璁强得多,他有才干,有城府,而且从不畏惧,善于斗争,实在是太强大了。
  然而此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告诉严嵩,其实,夏言很容易对付。
  这个人叫严世蕃,是严嵩的儿子。此人长得很有特点——肥头大耳,还瞎了一只眼睛,算是个半盲。就这副长相,走在街上都影响市容,但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一个极为厉害的人物。
  “夏言才高善断,貌似刚硬,却处事犹豫,优柔寡断,虽身居高位,其实并不可怕,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严世蕃自信地看着他的父亲,接着说道:
  “所谓举世奇才,放眼当今天下,三人而已!”
  “第一个,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博。”
  杨博,蒲州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考试成绩一般,高考后分配到偏僻地方上当县长,和同学们比起来,混得那叫一个灰头土脸,但这位仁兄可谓金鱼岂是池中物,一到下雨就翻身,很有几把刷子,虽是文官,却也精通军事,后来不知怎么地,被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翟銮看中了,调到京城,先在兵部武选司当处长,然后去了职方司(俗称最穷最忙)当司长。
  因为他升得太快,很多人都不服,但事实证明,高级领导的眼光是不会错的,杨博确实是一个天才,他有着一项极为特别的本领——过目不忘,据说大到国家政事,小到各地地形地貌,只要他见过一次,都能熟记于心。此外他还能说好几地方言,这要换到今天估计也是个月薪过万的金领。
  因此,他除了干好日常工作外,还经常给领导当秘书,出去视察。
  而他最为光辉的经历就发生在当秘书的日子里。
  有一次,翟学士奉命去巡边,就是所谓的视察国境,慰问官兵,这是个苦差事,当年又没有直升飞机,这边防哨所要是建在穷乡僻壤,高原地带,大学士也得爬山沟,见到人喝杯茶才好走人交差。
  唯恐一去不复返的翟学士决定带上杨博,事实证明,这一举措是十分英明的。大明天下着实不太光明,一路上风吹冒淋就不说了,到了肃州,竟然碰上了劫道的。
  这也真是怪事,朝廷的第二号人物(翟銮内阁排名第二)竟然被强盗打劫,但在那年头,管你是啥干部,人家强盗也是干本职工作,一句话,交钱!
  更为奇怪的是,见到这群劫匪,翟学士的随身侍卫竟然没有一个站出来,而翟学士本人也是目瞪口呆,因为这是一帮有政治背景的劫匪——蛮番。
  所谓蛮番,是指当地少数民族或是不开化人群,这帮人靠山吃山,听说大官到了,不但不怕摊派(穷地方也没啥好摊的),反而奔走相告,秉承大官大抢,小官小抢的精神,热情动员大家去劫道,反正天高皇帝远,不抢白不抢。
  当然了,他们劫道也是先礼后兵的,先派人去接触,所谓“邀赏”,给钱最好,要是邀不到,咱们就回家去操家伙。
  思前想后,翟学士决定用武力解决问题,可是身边侍卫却不执行他的命令,原因很简单:对方人多,真的很多(数百遮道)。
  这是打头阵的,人家还特地放了话,七大姑八大姨的还没到呢,吃完饭就来。
  麻烦了,这偏僻地方,地方衙门也没多少人,要调兵来救,只怕等人到了,翟学士的脑袋已经被人拿去当夜壶了。
  关键时刻,面子不重要了,既然打不得,翟学士便打算开溜,然而这时杨博站了出来:
  “有我在,必保大人无恙!”
  翟銮十分好奇地看着杨博,停住了脚步。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敢忽悠,什么奇迹都是可能发生的。
  正所谓:只有想不到,没有忽不了。
  杨博召集了所有的侍卫,让他们整理好着装,拿好礼仪装备,然后威风凛凛地走出了营房,还没等蛮番反应过来,杨博就对着他们大喝一声:
  “列队迎接!”
  这一嗓子把劫匪吼糊涂了,被劫的还敢这么嚣张?
  嚣张的还在后面,杨博接着喊道:
  “翟大人是内阁大学士,亲率大军先行至此,你们出来迎接,竟然只来了这个几个人,其余的人哪去了?!若还敢如此轻慢,就把你们都抓起来!”
  您一被劫的还嫌咱们人手少?这下子搞得强盗们也无所适从了,正在踌躇不定的时候,杨博又发话了:
  “看在你们出来迎接的份上,还是给你们一些赏赐,下次注意!”
  这就是传说中的又打又拉,杨博兄可谓是聪明绝顶,要知道人家强盗也讲究吉利,从来不走空趟,给点钱也是个意思。
  翟学士终于安全地回到了京城,而杨博也因此名声大噪,成为了朝中头等重臣。
  “第二个人,是锦衣卫指挥使、都督同知陆炳。”
  【明代最强锦衣卫】
  嘉靖十八年(1539)二月丁卯。
  夜四鼓嘉靖行宫。
  外出巡游的嘉靖在他的行宫中安睡,与此同时,几缕黑烟却开始在阴暗的角落里升腾。
  瞬息之间,火起,由于风大天黑,火势蔓延很快,又不易控制,侍卫们仓促之间不熟悉方向(此为行宫),找不到皇帝,眼看火势越来越大,很多侍卫已然放弃了希望,准备上街买白布筹划追悼会了。
  正在此时,只见说时迟,那时快(评书用语,借着用用),一位兄弟突然淋湿上衣,光着膀子就往火海里冲,众人正瞠目结舌,没过多久,这位救火队员又背着一个人冲了出来。
  大家正感叹这哥们真傻,为一年几十两银子还真敢玩命,等到看清他背上的人时,大家又一致感叹,这条命玩得真值,值大了。
  嘉靖皇帝就这样被人背出了火海,可谓九死一生。
  等到侍卫安置好了皇帝,这位救人者洗了把脸,露出真面目的时候,大家却又彻底丧失了感叹的勇气,即刻一哄而散,有多远跑多远。
  因为这是个职业特殊,不好招惹的人,他就是陆炳,时任锦衣卫南镇抚司最高长官。
  纵观整个明代,特务组织层出不穷,但贯彻始终的只有两个,锦衣卫和东厂。
  锦衣卫的历史最为久远,但东厂却后来居上,因为掌管东厂的是太监,虽然由于不幸挨了一刀,体力往往不如常人(练过葵花宝典的除外),却容易成为皇帝的亲信,而锦衣卫长官指挥使身体没有明显缺陷,自然要稍逊一筹。
  久而久之,锦衣卫的地位越来越低,个别不争气的长官竟然会主动给东厂太监下跪,自永乐之后,在大多数时间里,东厂一直占据着压倒性优势,而锦衣卫只能无奈地扮演着配角。
  只有一个例外。
  似乎是上天的刻意安排,在这风云激荡的时代,陆炳出现了,在这个可怕的人手中,锦衣卫将成为最为恐怖的斗争武器。
  但更为有趣的是,这位威震天下十余年,让人闻名丧胆的锦衣卫陆炳,其实算不上是个坏人。
  陆炳,出生在一个不平凡的家庭,家里世代为官,请注意“世代”两个字,厉害就厉害在这里,这个“世代”到底有多久?
  一般来说,怎么也得有个一百年吧?
  一百年?那是起步价,六百年起!还不打折!
  据说他家从隋唐开始就做官,什么五代十国、大宋蒙元,无数人上上下下,打打杀杀,似乎和他家关系不大,虽然中间也曾家道中落,苦过一段时间,但基本上总能混个铁饭碗,其坚韧程度,连五代时候的那位超级老油条冯道,也是望尘莫及。
  到了明代,这一家子更是不得了,陆炳的父亲陆松接替了祖上的职位,成为了一名宫廷仪仗,不久之后,又被一位藩王挑中,成为了贴身随从。
  应该说,在明代跟着藩王混实在没有太大的前途,不是跟着造反被砍死(成功者只有朱棣先生),就是呆在小地方闷死。可偏偏这位藩王是个例外——兴献王。
  他的儿子就是嘉靖,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可陆松虽然运气不错,他的老婆运气却更好——被召入王府当了乳母,为什么说运气好呢?
  因为她喂养的那个孩子正是嘉靖。
  可是陆炳兄当时年纪还小,又不能丢给幼儿园,于是陆炳只得随着母亲进了王府,母亲喂奶,他在一边玩。
  几年后,他依然在那里玩,只是旁边多了一个朋友。
  陆炳先生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和他一起玩的那个伙伴后来进京成为了皇帝,陆炳则始终跟随在他的身边,护卫着他。
  简单概括一下,陆炳和皇帝吃同样的奶长大,玩同样的游戏,用今天的话说,是光屁股的朋友。
  所以你大可排除他投机的可能性,这位兄弟之所以去客串救火队员,其主要原因在于,里面的那个人是他的朋友。
  这就是陆炳的家庭情况,祖上七八代不是官僚,就是地主,这要赶上划成份那年头,估计得拉着游街两三个月。
  所谓富家多败子,然而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陆炳,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太不同寻常了。
  有时你在生活中会遇到这样一种人,学习比你好,体育比你强,家里比你富,长得比你帅……好了,就不列举了,总之一句话,不比你也气死你。
  陆炳大致就属于这个类型,小伙子长得很帅,体格也好,更为特别的是,他有一种独特的走路姿势——“行步类鹤”。
  真是人才啊,只要回家翻翻赵老师的动物世界,看看鹤是怎么走道的,你就明白,陆炳先生实在太不简单了。要换了一般人,非得累死不可。
  有钱有势,相貌出众,姿态“优雅”,有这样的条件,你想不嚣张都难,可偏偏这兄弟还有一个特点——谦虚谨慎。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出身显贵的陆炳是一个十分低调的人,对周围的人也十分客气,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的架子。更让人称奇的是,这位兄弟的官位竟然是自己考来的。
  明代科举分两种,文举是其中一种,全国人争几百个名额,难度超高,然而还有一种考试比这玩意更难考,那就是武举。
  文考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那武考大致就算是走钢丝了。考试这玩意也要看运气,什么心理素质、营养程度、考官喜好之类的多了去了,要是掉下去,不要紧,淹不死的爬起来再考。
  可这一套在武考那边就行不通了,因为那是要抄真家伙干仗的,考试内容丰富多彩,除了马战、步战外,还要考弓箭射击技术,这几场夹带复印资料是没用的,您要不会,趁早别上场,没准就被人给废了。
  但最不幸的事情在于,您就算挺过了体能测试,武艺展示,到最后关头,还有一道缺德的关卡——策论。
  所谓策论,也就是给你个题目,让你写答案,比如什么我国周边军事形势等等。
  这就是难为人了,搞这一行的人基本都是武将世家出身,说得不好听就是职业军事文盲,以大老粗居多,能把自己姓甚名谁、字什么写清楚就很值得表扬了,您还指望这帮人写策论?
  当然了,高人不是没有的,陆炳就是其中一个,这位仁兄嘉靖八年(1529)参加会试,不但功夫了得,还极有文采,就此一举中第。
  如此的精英人才,又是皇帝的铁兄弟,自然不用发配地方,考试结束之后,陆炳被授予了一个特殊的职位——锦衣卫副千户。从此他就成为了这个神秘机构的一员。
  此后他认真积极工作,一路高升,到了嘉靖十八年(1539), 这位仁兄把皇帝从火里捞起来之后,终于更上层楼,成为了特务中的特务——大特务(锦衣卫指挥使)。
  事实证明,这位陆指挥实在是个不同凡响的人,一般来说,特务的主要工作不外乎四处探头,打小报告,栽赃陷害等等,可是陆指挥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却着实让下属们目瞪口呆——平反冤狱。
  锦衣卫下属两大镇抚司,分别为南镇抚司和北镇抚司,南镇抚司管理锦衣卫的经常事务,而北镇抚司却只管一个监狱——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诏狱”,又称“锦衣狱”。
  “诏狱”,俗称人间地狱,一旦蹲进去,如果不从身上留下点纪念品,只怕是很难出来的,前期里面主要关达官显贵,后来门槛降低,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也能到此一游。
  管监狱的这帮人素质也确实不高,总是干点敲诈勒索之类的事,甭管有罪没罪,关进来就打,打完就要钱,没钱接着打,景况极惨,估计窦娥到了这里,都不觉得自己冤。而且这帮人态度十分认真,冤案也能做得天衣无缝,文书一应俱全,一点都看不出破绽,想整治他们根本没门。
  所以历代锦衣卫指挥都知道,都不管,于是陆炳来管。
  有一天,他突然召集办案人员来开会,等到这帮搞冤案的兄弟到了地方,陆炳先招待客人,问候致意,然后十分客气地点出几个案子,让他们讲讲案件情况。
  这帮老油条自然不说实话,说东扯西,来来去去,啥也不说。
  陆炳倒也不生气,只是叫来了一个下属,对他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
  “出去把门关上,没有我的命令,一个也不准放出去!”
  然后他怡然自得地坐了下来,悠闲地看着面如土色的属下们。
  意思已经摆明了,今天不把问题说清楚,大家就都别走了,反正我住这,看谁熬得过谁。
  这帮兄弟也着实没种,一见到这个架势,很快就老实交待了。
  事情解决了,可有一点他们始终也想不通,案卷做得密不透风,欺上瞒下绰绰有余,怎么会被人看破呢?
  其实陆炳并没有看案卷,他只是去了一趟诏狱。
  诏狱里蝇虫满天,恶臭扑鼻,除了犯人,看守都不愿意在里面多呆,但陆炳去了。
  他在牢里仔细盘问了许多犯人,耐心听他们陈述冤情,然后一一记录下来,认真盘查。
  冤情就此大白。
  这样看来,陆炳似乎是个好人。
  但是与此同时,他的也有着另一面——黑暗的一面。
  因为升得太快,当陆炳成为锦衣卫最高长官的时候,他的很多属下都是他曾经的领导,对这个毛头小子自然很不满意,也从不听话。
  陆炳对此十分清楚,却从不发火,而且非常敬重前辈。
  但这一切都是假象,当这些老同志被迷魂汤灌得迷迷糊糊的时候,陆炳下手了,依然不动声色。
  很快,那些不服从领导的老资格们纷纷被调走,或是勒令退休,仓促之间很多人不知所措,却也无计可施。陆炳的抢班夺权大计就此完成。
  所谓事可以做绝,话不能说绝,是也。
  “第三个人,是我。”严世蕃最后这样讲。
  应该说,他确实没有吹牛。
  严世蕃这个人,看起来不起眼,他没有杨博的急智,也没有陆炳的深沉,为人处事十分嚣张跋扈,从来都不招人喜欢,但他却极有可能是三个人中最为厉害的一个。
  因为他的优点虽然简单,却很实用——聪明。
  他实在是一个聪明到极点的人,据说他跟人谈话,对方说上句,他就知道人家下句要说什么,而且他看人极准,无论你是老奸巨滑还是天真烂漫,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此外,他还有一门独门绝技,是另外两人望尘莫及的,那就是写青词。
  严嵩写不好青词,虽然他很努力,但确实是写不好,无奈之下,他找到了自己的儿子代笔,结果出人意料,送上去的青词受到了嘉靖同志的表扬。应该说,严嵩能够得宠,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这位枪手。
  然而举世奇才严世蕃之所能够升官,完全是靠他爹,这倒也不值得奇怪,对这种特殊人才,搞搞特殊化似乎也很正常。
  于是在老爹的提携下,严世蕃当上了工部左侍郎兼尚宝司少卿,大致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兼机要室主任。
  估计当时的朝廷里,最肥的就是这两个位置,天天搞工程,和包工头打交道,拿回扣那是家常便饭,加上他还管机要印章,和严老爹那是一拍即和,儿子通报消息,老子索贿受贿,贪得不亦乐乎。
  所以在严世蕃看来,天下虽大,却只有三人而已:杨博、陆炳,和他自己,夏言并不足道。
  说是这样说,但严嵩却用冷笑回应了自己的儿子:
  “夏言是首辅,位高权重,人事升浮,只在举手之间,你空口乱言,又能拿他怎么样?”
  严世蕃自信地笑了:
  “夏言虽然厉害,却并非不可战胜,只要满足一个条件,三年之内,此人必亡!”
  严嵩终于兴奋了起来,他好奇地等待着严世蕃的那个条件。
  “三人之中,若得其二,一定能够击败夏言!”
  严嵩泄气了。
  “我曾与杨博交往数次,此人不愿加入我们。”
  这话没错,杨博兄胸怀韬略,平日就喜欢在兵部呆着画地图,自然不来趟这趟浑水。
  “那陆炳呢?”严世蕃依然满怀希望。
  “你不知道吗,他是夏言的人。”严嵩苦笑着回答。
  这话也没错,陆炳兄自幼贵族出身,还是很有点政治理想的,十分钦佩清正廉洁的夏言,虽然他确实比较贪钱,却也瞧不上名声太差的严嵩,见面点头打个招呼,老死不相往来。
  于是严嵩父子又回到了起点,但值得欣慰的是,只要严世蕃的脑袋不出现突然进水之类的意外,三人中还是有一个站在他们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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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致命的疏
【转机】
  严嵩父子绞尽脑汁准备对付夏言,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还没等他们动手,夏言就找上门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估计是严世蕃贪得过了头,惹恼了很多人,结果被人给告了,今时不同往日,告状信落到了夏言的手里,这位仁兄自然是二话不说,准备好材料就要去找领导汇报。
  严嵩慌了,他听到风声之后,即刻找来自己的贪污犯儿子商量对策,紧要关头,这位天下三才之一也吓得不行,掐了自己几下才缓过神来。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似乎十分荒谬的解决方法:去找夏言求情。
  严嵩不同意,因为他认为自己十分清楚夏言的个性,这位仁兄对待朋友都要严格要求,何况自己是他的死对头。
  严世蕃却坚持他的意见:
  “这是唯一的活路!”
  于是父子俩带好所有装备,包括礼物、钱、擦眼泪的绢布等等,到了夏言的门口,门卫通报,严次辅求见。
  很久之后,传来回应:夏首辅身体不适,两位改日再来。
  改日再来?别逗了,到时不知道脑袋还在不在呢!
  于是严嵩用上了第一件装备——钱。
  当然了这钱不是给夏言的,而是塞到了门卫的手里,大家都不容易,兄弟你放我过去吧。
  买通了门房,严嵩父子走进了夏言的住处。
  夏言正躺在床上装病,听见这两人来了,假装没醒,翻了个身继续睡。
  不要紧,自然有办法让你起床。
  站在房间里的严嵩和严世蕃突然悲痛欲绝,当场痛哭失声,哀嚎留涕声震天动地。
  虽然这套把戏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却屡试不爽,而要使出这一招,也并非凡人可行,要知道,突然之间悲从心头起,鼻涕眼泪说下就下,毫不含糊,对脸部肌肉和中枢神经的技巧控制已到出神入化之地步,百年之后,犹让人叹为观止。
  夏言再也忍不住了,这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却突然跑进来两个活宝哭丧,觉也没法睡,而且自己躺在床上,他们对着床哭,实在是太不吉利。
  于是,他站了起来。
  他的毁灭就是从这一次起床开始的。
  夏言走到严嵩的面前,扶起了这个比自己大两岁,跪在地上痛苦不止的老人,叹了一口气:
  “分宜(严嵩是江西分宜人),你这又是何必呢?”
  何必?要不是为了脑袋,鬼才跪你。
  严嵩立刻停住了哭声,醒了鼻涕,拉着严世蕃,以庄重的装孙子形象站立在夏言的面前。
  大家都是明白人,你来干什么,想要什么,我非常清楚。
  于是夏言叹了一口气,无奈地挥挥手,表明自己的态度。
  严嵩和严世蕃大喜过望,立刻再次磕头谢恩,千恩万谢而去。
  历史证明,落水狗如果不打,就会变成恶狼。
  夏言实在是个不错的老头,他虽貌似古板,实际上胸怀宽广,心存仁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可是在权力的擂台上,不折不扣的好人注定是要完蛋的。
  不久之后,这位老好人就遇到了麻烦,在批阅御史公文(告状信)
  的时候,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陆炳。
  陆炳兄实在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虽说他还有点原则,却也喜欢搞三搞四,收点黑钱,搞点贪污。慢慢地,事情也越闹越大,最后捅到了御史那里。
  于是夏言发火了,虽然他和陆炳的关系不错,但对于这个人的不法行为,还是有必要加以惩戒的。然而就在他打定主意之后不久,陆炳就找上门了。
  陆炳不是吃干饭的,他是搞特务工作的,在他的英明领导下,锦衣卫已经成为了最为可怕的情报机器,但凡京城里有什么风吹草动,他总是第一个知道。这次也不例外。
  在京城里,陆炳很少有害怕的人,夏言是唯一的一个,这位锦衣卫大人十分清楚,夏首辅是个二愣子,翻脸就不认人,还特别能战斗,无论你是什么来头,什么关系,只要认准了,统统打翻在地,还会狠狠踩上两脚。
  惊慌失措的陆炳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走了严世蕃的老路,上门求情。
  他不是空手去的,还派人拿了三千两银子和他一起走。他知道夏言久经沙场,混了几十年,说话是浪费感情,还不如来点实惠的。
  从这件事情上,就足以断定,陆炳的水平不如严世蕃,因为他跟夏言打了多年交道,竟然不知道这位仁兄不收黑钱。
  所以当夏言看到陆炳,以及他带来的那些东西时,只说了两个字——出去。
  还加上一句——从哪里带来的,就带回哪里去。
  陆炳也懵了,他情急之下,只得用出了严世蕃曾用过的那一招——痛哭流涕,下跪求饶。
  当然结果还是一样,夏言依然原谅了他,这似乎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你既然不准备处理人家,干嘛要这么穷折腾。
  陆炳带着眼泪离开了夏言的家,心中却已充满了怒火,名声不重要了,原则也不再重要了,无论如何,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
  当陆炳受辱的消息传开后,严世蕃找到了他的父亲,说了这样一句话:
  “夏言的死期不远了。”
  严世蕃这样说是有把握的,他已经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必能将夏言一举铲灭。
  严嵩还是一头雾水,朝廷里都是夏言的人,插个脚都不易,怎么动手?
  然而严世蕃告诉他,不需要拉帮结派,培养亲信,眼下有一件事,只要其中略施小计,夏言就必死无疑。
  严世蕃所说的那件事情,发生在一年以前。
  嘉靖二十五年(1546),兵部侍郎兼总督三边军务曾铣向嘉靖上了一份奏疏,就此拉开了这幕大戏。
  曾铣是一位极具军事能力的将领,他虽是文官出身,却喜欢军事,做了几年县令后,被委任为辽东巡案御史,从此开始在战场上打滚,并显现出他的军事天赋。
  应该说曾铣是一个奇怪的人,怪就怪在别人不愿打仗,他却是打仗上了瘾,只要有机会,他就绝对不会放过。
  他干过最损的一件事情发生在除夕之夜,大家打了一年仗,好不容易准备过年,曾铣来了。
  “大家收拾一下,准备出兵作战!”
  都大过年的了,大家都消停两天吧,这时候动刀动枪多不吉利,没人愿意出去拼命。而且蒙古人行踪不定,出去也未必能找到人。
  可是主帅的命令不能不听,于是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找到了一个人去向曾铣的老婆说情,希望能够延期。
  不到一杯茶功夫,消息传来,去说情的那位仁兄被砍了,头被挂了出来。
  那就不要争了,还是出去拼命吧。
  说来也巧,军队出发不久,真的发现了久违的蒙古老朋友们,一顿穷追猛打,敲锣打鼓,得胜回营。
  但所有的人心中都有着同一个疑问:过年了,连侦察兵都休息,你怎么就知道蒙古人在附近呢?
  “你们没有发现吗,今天附近的喜鹊乌鸦特别吵。”曾铣得意地笑了。
  他的这辈子毁就毁在了得意上。
  曾铣注定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决定再接再厉,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于是他在那封奏疏上提出了一个建议——收复河套。
  河套地区,即今天的宁夏及内蒙古贺兰山一带,原本是属于明朝所有的,但这片地方就在蒙古部落家门口,蒙古邻居们时不时来串个门,“拿”点东西走,政府开始还管管,慢慢地也力不从心了。久而久之,这片地方就成为了蒙古的势力范围。
  开始人们还不怎么在乎,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丢了就丢了吧。
  可后来人们才发现,放弃河套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因为蒙古人圈这块地,并不是为了开商店做生意,也不想开发房地产,他们占据河套,只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抢劫任务。
  而失去河套的明朝就如同在街边摆摊的小贩,每天都不得安生,总要被整治那么几回,不是杀你的人,就是抢你的货。
  曾铣终于无法忍受了,他或许比较性急,却是一个爱惜百姓、立志报国的人,大明天下,岂容得胡虏肆虐!
  于是,他以满腔的报国激情写下了那篇誓要恢复河套的檄文:此一劳永逸之策,万世社稷所赖也。——这就是曾铣的美好理想和一腔热血。
  文章送上去后,嘉靖先生也激动了,这真算破天荒了,要知道这位道士虽说是天天炼丹读经,毕竟只是兼职,血性还是有的,便也热血沸腾了一把,当即表示,赞同曾铣的意见,并发文内阁商议。
  问题就出在内阁。
  夏言看到了这封奏疏,当即拍案叫好,表示绝对支持,然后另起一文,上书表示赞成。当然了,和往常一样,他没有征询另一个配角严嵩的意见。
  但他却忽视了一个十分怪异的现象:以往,即使他不打招呼,严嵩也早已凑上前来,表示支持或是赞成,但这一次,这位马屁精却只是坐在一旁,闭目养神,好像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急性子的夏言兴冲冲地跑去西苑了,他要表达自己的兴奋。而那个坐在阴暗角落里的严嵩,却露出了笑容。
  夏言终于糊涂了一回——严嵩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所谓百密一疏,沉浮宦海十多年的夏言却还没有摸透这位皇帝的心思,收复领土对国家自然是好事,可嘉靖先生却不一定会这样想。
  要知道,这位道士兄是个不爱惹事的人,他的愿望很简单,就想烧烧香,念念经,闲来无事搞点化学用品(所谓仙丹),多活几年而已。
  收复领土如果顺利,自然是好,那要是不顺利呢,要是打了败仗呢,那就麻烦了,损兵折将,天天要看战报、要运粮食,要征兵,要商议对策,不累死也得烦死。
  总而言之,他的热度只有三分钟,从四分钟起,所有敢于妨碍他私生活的人都将成为他的障碍。
  严嵩的猜测是正确的,不久之后,嘉靖先生突然下发了一道诏令,言简意赅:
  〖今逐套贼,师果有名乎?
  兵食果有余,成功可必乎?
  一铣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乎?〗
  大致意思是,我想出兵收复失地,但是问题很多啊,没有一个合理的名义、士兵粮草也不充足,也不能保证胜利,还会连累老百姓啊。
  当然了,这只是书面意思,它的隐含意思就简单得多了:
  你曾铣算什么东西,竟敢给我添麻烦,给我找不自在?
  严嵩看到这道谕令,立刻急忙地跑回了家,机会已经来了,但要如何去做,还得去找那个天才儿子商议。
  “正是大好时机,立刻上书弹劾夏言,还犹豫什么?”严世蕃似乎有点惊讶。
  严嵩没有夏言那样的慈悲心肠,之所以犹豫,只是因为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难道还能把夏言骂死不成?
  于是严世蕃告诉他,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但只要与一个人合作,夏言必死无疑!
  然后他连夜去拜访了陆炳。
  这对于陆炳而言,实在是个求之不得的机会,自那次事件之后,报仇已经成为了他的人生主题。
  这两位天下英才一拍即和,开始商量对策。
  商议过程是这样的:严世蕃对陆炳说,你官大,又是皇帝的亲信,你出面去对付夏言。
  陆炳认真地注视着严世蕃,告诉他:还是你去吧,我在背后支持你。
  其实这么多年混下来,大家都不傻,夏言当年对抗张璁的孤单英雄形象,仍然牢牢地铭刻在两人的大脑里,那唾沫横飞、无所畏惧的景象一想起来就让人打哆嗦。
  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双方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夏言很凶悍,谁都惹不起。
  胆小归胆小,但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两位天才苦心钻研良久,终于还是找到了夏言的死穴——曾铣。
  和夏言相比,曾铣是一个理想的突破口,只要处置了曾铣,就一定能够把夏言拖下水。
  可是曾铣远在边塞,而且平素行为端正,也没有什么把柄好抓,陆炳思索片刻,突然眼前一亮:
  “我想到一个人,如果他也肯加入,一定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事不宜迟,我马上去见这个人。”严世蕃已经火烧眉毛了。
  陆炳却笑了,“你见不到的,因为他还在监狱里。”
  陆炳所说的那个人,叫做仇鸾。这位仁兄来头不小,他就是正德年间平定安化王之乱的大将仇钺的后人,袭爵咸宁侯,镇守甘肃。
  而这位兄台之所以会蹲大狱,那还要拜曾铣所赐。他在甘肃的时候,和曾铣闹矛盾,而且此人人品欠佳,在当地干过一些坏事,曾铣一气之下,向上级告了状,仇鸾就此被关进监狱,接受改造。
  所有的人选都已找到,所有的计划都已完备,只等待最后的攻击。
  【死亡的连环】
  夏言又一次在嘉靖的面前发言了,内容和以往一样,希望能够加强军备,恢复河套。而嘉靖也一如既往地不置可否。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严嵩终于开口说话了。
  “复套之举断不可为!”
  然后他大幅陈述了反对的理由,从军备到后勤,每一句话都说到了嘉靖的心坎里,皇帝大人听得连连点头。
  旁边的夏言却没有注意到这些,愤怒和震惊已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这才明白,在那次内阁会议上,严嵩为何会违背一贯的马屁精神,一言不发。
  “你既然反对,当时为何不说,现在才站出来归咎于我,是何居心?”
  盛怒之下的夏言决定反击了,在以往的骂战中,他一直都是胜利者,所以他认为这次也不例外。
  可这次确实例外了,因为他的真正对手并不是严嵩,而是坐在最高位置上的嘉靖。
  嘉靖的怒火也已燃到了顶点,以往的一幕幕情景都出现在他的眼前:不戴香叶冠、讽刺修道、蛮横无理、严嵩的谗言、太监的坏话,这些已经足够了。
  于是他喝住了夏言,给了他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评语——“强君胁众”。
  夏言打了个寒颤,他很清楚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彻底失去皇帝信任的夏言彻底完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 他再次被迫退休,离开了京城,而在此之前,曾铣已经被逮捕入狱。
  应该说皇帝对夏言还是不错的,准许他以尚书衔(正部级)退职,享受相应的退休待遇。毕竟在一起二十多年了,好好回家过日子吧。
  夏言就这样带着满腹悲愤和一丝宽慰上了路,虽然结局不好,毕竟也风光过,这辈子值了。
  可是政治高手就如同江湖大侠,想要金盆洗手一走了之,那是很难的,须知做大侠虽然风光,干掉大侠却更为风光。
  而政治高手们在打架时,从来不会玩三板斧,他们都是耍套路的,从毫不起眼的起手式,环环相扣,直到最后那致命的一击。
  夏言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心灰意冷收拾行李的时候,一封上访信已经送到了嘉靖的手里。
  这封信来自监狱,署名是仇鸾,信中列举了曾铣的几大罪状,包括贪污军饷、打了败仗不上报,没有打仗却冒功等等,当然了,这玩意并不是仇大老粗写出来的,其主要代笔者是严嵩和严世蕃。
  信中所列举的种种恶行自然不是曾铣的所为,事实上,很多倒是仇鸾本人的壮举,但栽赃本来就不需要借口和理由,所以这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封文书虽然说了很多恶毒的话,不过最为可怕的,却是其中十分不起眼的一句——结交近侍(夏言)。
  当这句话出现在嘉靖眼前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
  “夏言现在何处?快马追他回来!”
  此时夏言刚刚走到通州,毕竟在朝廷干了这么多年,他也早有心理准备,所以当他听来人说要带自己回去的时候,并不慌张,而是端坐在自己的马车上,镇定地问道:
  “我的罪名是什么?”
  但当那个四字答案传到他耳里的时候,夏言的意志彻底崩溃了,只说出了一句话,就从车上摔了下来。
  “我死定了!”
  判断完全准确。
  在明代朝廷中,官员们时常会犯错误,其实犯错不要紧,人生还很漫长,只要你熬得住,东山再起也并非不可能,但也有几条高压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三十万伏,一触即死。
  藩王擅自入京算一个,边将结交近臣也算一个。
  因为它们都暗藏着一个隐含的意义——图谋不轨。天王老子也好,江洋大盗也罢,只要胆敢触碰那最高的皇权,一句话——杀你没商量。
  回到京城的夏言试图辩解,却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嘉靖二十七年(1548)十月,曾铣和夏言的结局被最终确定。
  〖曾铣,按律斩,妻子流放两千里,廉,死时家无余财。
  死前唯留遗言:“一心报国”。
  曾铣死,仇鸾出狱。
  夏言,弃市,妻子流放广西,从子从孙削职为民。
  夏言起自微寒,豪迈而有俊才,纵横驳辩,人莫能屈,虽身处宦海,仍心系天下,胸怀万民,然终为严嵩所害。
  言死,嵩祸及天下。〗
  严嵩终究还是获胜了,自嘉靖十七年以来,经过十余年的斗争,他终于战胜了夏言,用一种极为卑劣的手段。
  虽说政治斗争的手段总是卑劣的,但严嵩的行为却与以往不同,他为了自己的私利,杀害了两个无辜的人,一个励精图治、忠于职守的将领,和一个正直无私,勤勉为国的大臣。
  而这两个人想做的,只是收复原本属于大明的领土,救赎无数在蒙古铁骑下挣扎呻吟的百姓而已。
  严嵩赢了,他终于赢了,他成为了朝廷首辅,从这一天开始,朝政就这样了,不会再有人起早贪黑地去打理,严首辅可以勾结自己的儿子,大大方方地贪,光明正大地贪,他十分清楚,没有人能管他,也没有人敢管他。
  河套也就这样了,蒙古人一如既往地冲进百姓的家里,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因为他们也十分清楚,从此没人能阻止他们,也没人敢阻止他们。
  当然,这一切对于严嵩和严世蕃来说,似乎并不重要,反正鞑靼的马刀砍不到他们的头上,也不用担心老婆被人抢走,此刻的他们,正弹冠相庆,欢庆着自己的胜利。
  与此同时,徐阶的表现却极为反常,夏言被陷害、被关押,然后身首异处,家破人亡,这一幕幕的惨剧就发生在他的眼前,而他只是平静地看着这一切,丝毫不予理会。
  在夏言被杀的前夕,连平素与他关系一般的喻茂坚(刑部尚书)
  也看不下去了,毅然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被皇帝扣了一年工钱。可是徐阶依然沉默不语,寂寂无声。
  所有的人都鄙视徐阶的为人,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在过去的十年里,夏言曾不记私仇,努力提拔、栽培徐阶,希望他成为国家的栋梁,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徐阶却背弃了他的恩师,不发一言,不上一书,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徐阶默默地接受了所有的嘲讽与鄙视,每天照常去吏部上班,照常应付那些官员们,照常谈笑风生,那个人的死和他似乎没有任何关系。
  时间是消磨痕迹的利器,随着时光的流逝,夏言、曾铣从人们的脑海中消失了,他们的冤情、委屈、孤儿寡母也已慢慢地被人忘记。
  但有一个人却并没有忘记,从来没有。
  在无数个深夜,徐阶曾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但当清晨来临时,他却又显得若无其事。
  如果回到二十年前,他还是那个年轻气盛的翰林,情境可能会完全不同,大致流程应该是义愤填膺、慷慨激昂——愤而上书、人心大快——奸臣当道、下旨责罚——流放充军、斩首示众。(最后一项视运气好坏二选一)
  二十年过去了,他经历了无数的磨砺,掌握了心学的真谛,那个热血澎湃的青年早已消失无踪,他终于明白,这个世界是现实的,要适应这个世界,并且继续生存下去,必须采用合适的方法。
  他也想如其他人那样,好好激动一番,上书大骂奸臣严嵩,为夏言叫屈,但他更明白,这样做不会有任何效果。
  严嵩比张璁要厉害得多,他历经三朝,混迹官场四十余年,工于心计,城府极深,而在他的身边,除了掌管锦衣卫的陆炳,还有那个绝世之才严世蕃。
  他们已经组成了一条可怕的权力链锁,绞杀任何敢于阻挡他们的人。
  而自己,什么也没有。
  要想战胜这样一群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自己和夏言的关系人尽皆知,夏言已经死了,严嵩必定不会放过一个和他联系如此密切的人,现在唯一的屏障已经失去,再也没有保护,没有帮助。
  我将独自面对所有的敌人,只有我自己。
  “即使日后身处绝境,亦需坚守,万勿轻言放弃!”
  是的,这句话我一直牢记在心,要隐忍,要忍受痛苦和折磨,要坚强地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有胜利的希望。
  但有些事是永远不会被忘却的,那个古板严肃的老头,那个品性正直,口硬心软的人,那个不计前嫌,一心为公的人。而严嵩,你为了自己的权位和利益,无耻地杀害了这个人。
  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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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9-12 21:59:50 | 只看该作者
第十章 隐藏的精英
【另外的三个人】
  在严世蕃的眼中,天下英才只有三人而已,但事实证明,这位仁兄虽然聪明,却是一个不太识数的人,因为他只数对了一半。
  杨博、陆炳、严世蕃确实是芸芸众生中的异类,他们机智过人、精于算计,堪称不世出的奇才。但老天爷实在太喜欢热闹,就在严世蕃自以为天下尽入己手时,上天却给这出戏送来了另外三个人,三个更可怕的人。
  按照严世蕃先生的逻辑编号继续下去,第四个人的位置应该属于徐阶。在经受了无数考验之后,他已经具备了逐鹿天下的实力。但严世蕃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的眼里,这个小侍郎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徐阶仍然隐藏着自己,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他将揭下自己的面纱,给严世蕃一个大大的惊喜。
  第五个人,叫做高拱。
  如果说严世蕃只是轻视徐阶的话,那么高拱这个名字他可能从没有听过。
  这也怪不得他,因为高拱实在太不起眼了。
  高拱,正德七年(1512)出生,河南新郑(今河南新郑市)人,嘉靖七年(1528)河南省乡试第一名,嘉靖二十年(1541)考中进士,被分配到翰林院。
  而当严世蕃纵论天下之才的时候,高拱先生的职称只是翰林院的编修,不过是机关里的一个小抄写员。这种小角色,自然难入严奇才的法眼。
  然而他终将成为一个撼动天下的人。
  根据影视剧的规律,最厉害的人总是最后出场,这次也不例外,而最先发现这位奇才的人,正是徐阶。
  夏言下台后(当时尚未被杀),徐阶的处境很惨,原先对他恭恭敬敬的人,眼见他没了靠山,纷纷就此拿出了当年翻书的速度,跟他翻了脸。
  除了同僚的挤兑冷遇外,徐阶在吏部也倒了霉,新来的吏部尚书闻渊不喜欢徐阶,总是找他的茬。
  得罪了老板,混不下去的徐阶只好另找出路,好在他和大老板的关系还算不错(擅写青词),皇帝大人毛笔一挥,给他安排了新单位:
  “你去翰林院吧!”
  这个决定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嘉靖二十六年(1548)底,徐阶来到了翰林院,成为了掌院学士。
  他的第一个使命是教育去年刚刚考进来的庶吉士。
  庶吉士是大明的精英,只有在科举中考到一甲(三人)和二甲头名的人才有资格加入这个光荣的行列。而庶吉士的培训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岗前培训,在这里结业后,学员们会进入翰林院,成为一名普通的翰林官。
  当然,之后的事情就各安天命了,如果经历从几年到几十年不等的以死相搏、勾心斗角,你还没有被杀头、流放、贬官,脸皮越来越厚,心越来越黑,你将很有可能进入内阁,成为这个帝国真正的统治者。
  一般说来,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是不会理会庶吉士的,最多不过是在入学时见个面,训几句话,说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话,然后拍拍屁股走人。
  但徐阶依然保持了他的传统作风,虽说这帮新人即无背景,也不起眼,他仍然抽出时间,挨个谈话,当然了,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鼓励他们认真学习,鬼知道将来这里面会不会出几个一二品的猛人,还是先搞好关系为妙。
  正是在这一系列谈话中,他遇见了那个伴随他后半生,奋斗不息,名垂千古的人。
  虽然庶吉士已经是精英中的精英,但这个人仍然给徐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谈吐和见识,还有无与伦比的聪慧,都让徐阶惊叹不已。
  “你叫什么名字?”
  “张居正。”
  张居正,我会记下这个名字。
  徐阶满意地完成了他的谈话工作,未来的岁月还很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认真观察这个年轻人。
  张居正就是第六个人,当时的他还没有登上舞台参与角逐的机会。
  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年代,这六位英才将交织成一个死亡的绳结,用他们的智慧和意志去争夺最高的奖赏——权力,失败者将成为绳结的牺牲品,被无情地绞杀。只有最具天赋、最精明、最狡诈、最坚毅的人,才能终结这场残酷的游戏,解开那个死结。
  而这位最后的胜利者,将成为大明天下的统治者。
  不过话说过来,至少在当时,这后两位还是指望不上的,高拱同志依然在做他的抄写员,而张居正同学还在培训班认真刻苦学习。
  所以徐阶依然只能靠他自己。
  严嵩是一个警惕性很高的人,他十分清楚徐阶与夏言的关系,并非对此人毫无防备,但问题在于,这位徐侍郎似乎对他构成不了什么威胁,顶了天也就是个副部长,皇帝面前也说不上什么话,翻不起天大的浪。
  所以防备归防备,他并没有把徐阶放在眼里。
  严嵩的判断很准确,现在的徐阶,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即使你把刀交到他的手里,他也不知从何砍起。
  但世界是不断变化的,嘉靖二十九年(1550),徐阶迎来了第一个机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机会是由严嵩阵营中的仇鸾先生友情提供的。
  蒙古也算是大明的老冤家了,来来回回已经搞了二百年,双方都精力充沛,再累再苦都不在话下,洗个澡睡一觉起来接着干。
  事易时移,当年的瓦剌已经消停了,取而代之的是鞑靼,而在小王子之后,该部落又出了一位擅长杀人放火的优秀领袖——俺答。
  关于这位兄台的事迹就不多讲了,只需知道这是一个很能杀,很能抢,善于破坏的人就行了。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这位仁兄估计是家里缺东西了,带领上万骑兵向明朝发动了进攻,他的目标是大同。
  明军抵敌不住,全军溃败,一番混战后,总兵张达战死,于是大同向朝廷告急,指挥官死了,蛇无头不行,请你即刻再派一个过来。
  大同总兵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官阶,相当于边防军司令员,寻常时候,能够补到这个官,那是祖宗保佑,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大同,只能说是祖坟埋错了地。
  蒙古人还在城外,即使打退敌人,也未必有功,但如果丢了重镇大同,则格杀勿论。而且刀剑无眼,也不认你官衔高低,身为总兵不幸殉国,也只能算你背运。
  这就是传说中的黑锅,谁也不想背,但就在众人推脱之时,严嵩站了出来,高兴地告诉大家,他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必定可以退敌。
  他说的这个人就是仇鸾。
  说实话,在这件事情上,严嵩也是个冤大头,他原本以为仇鸾名将之后,就算不如曾铣,多少也有那么两下子。所以他推荐仇鸾,希望此人可以再立新功。
  可是仇鸾先生实在难得,虽说干了多年的武将,却连一下子也不会。听说严嵩推荐了自己,顿如五雷轰顶,但是事已至此,不上也得上了,仇鸾壮着胆子去了大同。
  似乎仇将军的运气还不错,他刚到地方,就得知俺答已经抢劫完毕,撤退了。兴高采烈的仇鸾顿时来了劲,他立刻向兵部上书,沉痛地表示,没有能够与俺答交战,为国争光,实在是遗憾之至。
  不要紧,仇鸾先生,机会总是有的。
  七月,俺答又来了。
  其实这也怪不得俺答,他的部落没有手工业,也没有轻工业,除了抢,他没有第二条路。
  仇鸾这回头大了,如果打了败仗,别说官位,脑袋也难保,但他也很清楚,以自己那几把刷子,想打败俺答,那无异是一个梦想。
  但仇鸾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竟然想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但可以赶走俺答,还不用大动干戈。
  仇先生是一个懂得价值规律的人,他明确地意识到,俺答过来无非是想抢东西,只要给钱,让他满意而归,就万事大吉了。
  于是在一个深夜,他暗中派出使者,给俺答送去了很多钱,希望他拿钱走人,不要妨碍自己当官。
  要说俺答兄也真是好样的,拿钱就办事,当即表示,请仇总兵放心,我这就全军撤退。
  仇鸾满意了,不用拼命,还送走了瘟神,没有更好的结果了。
  可是自以为聪明的仇总兵忽略了关键的一点——俺答只是说撤退,没说要撤回家。
  不久之后,大同副将回报,俺答已经撤走了。仇鸾十分高兴,但在准备庆祝之前,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便多问了一句:
  “俺答退兵之后,去了哪里?”
  “蓟州。”部下回答道。
  当这两个字传进仇鸾耳朵里时,他几乎当场晕倒:
  “大事不好!”
  蓟州,是北京的门户。
  当俺答攻破蓟州,破墙入关到达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区)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铁骑竟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粮食、财物、人口都摆在他的面前,等待他去抢掠。
  他自然是不会客气的,抢完了昌平,他又流窜到密云、怀柔,围着北京城一路抢过去,踏踏实实地搞了一次北京环城游。
  杀完了,也抢够了,俺答却不走了。他留在了通州,窥视着这座雄伟的京城。因为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在大明示弱的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原因。
  其实事情没有俺答想得那么复杂,原因十分简单——没兵。
  说来滑稽,当时的京城确实是个空架子,一百年前北京保卫战之时,在于谦的建议下,丧失战斗力的京城三大营被改造成了十二团营,兵力缩减为十四万人。
  按说这个数字也不少了,但当兵部尚书丁汝夔清点人数准备作战时,才惊奇地发现,所谓十几万大军,其实只有五万多人!
  而更为麻烦的是,其中很多人的年龄已足够进养老院了,只是拿着根长矛站在队伍里充数。
  其实丁汝夔并不奇怪,此等现象再正常不过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军队贪污第一绝技——吃空额。(多报人数冒领工资)
  丁大人熟悉潜规则,也不想去反贪,但问题是,敌人就在门口,你总得想个办法把人送走。
  皇帝自然不可能再给俺答送礼,让他回去打大同,无奈之下,嘉靖先生只好下达总动员令,命令周围驻军前来勤王。
  第一个赶到的,正是大同总兵仇鸾。
  他是拼命赶过来的——不拼命不行,要知道,皇帝大人之所以如此狼狈地被人堵在城里,那完全是背了他的黑锅。如果不及时过来,难保俺答兄和皇帝和平谈判,讨价还价的时候,不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当初仇总兵和我谈的时候,价码是……
  满头冷汗的仇鸾带着两万骑兵赶到了北京,嘉靖被他的热情感动,非但没有怀疑他,还极为信任地告诉他:
  “京城的防务就交给你了。”
  这下子是彻底完了,仇鸾悲愤之余,准备去跳护城河了,结果又被部下拉了回来,大同已经如此狼狈,何况是京城?
  无计可施的他想来想去,竟然又找到了老办法——谈判。
  他再次私下派人出城,找到了俺答,等到来人说明来意,连久经沙场的俺答先生也大吃一惊,刚刚在大同谈完,仇总兵又到了京城,竟然跑得比自己还快,速度实在惊人。
  仇鸾提出了条件,只要不攻城,什么都好商量。
  俺答也不含糊,不攻城可以,让我入贡就行。
  虽然仇鸾已经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但这个要求,却是他不能接受的。
  所谓入贡,不过是肆意妄为、践踏国格的体面说法,如果答应了这个条件,俺答就能派出他的使者,到大明的地盘强拿强要,提出各种苛刻条件。
  这是国家形象问题,换句话说,就算给得起钱,也丢不起人。
  仇鸾不敢信口开河,只能立刻上报嘉靖。
  太上老君也解决不了蒙古问题,于是嘉靖道长穿上黄袍,召开了内阁会议。
  与会人员有内阁大学士严嵩、李本、张治,还有时任礼部尚书的徐阶。
  皇帝大人也慌了神,他拿着俺答送交的入贡书,问大臣们怎么办。
  李本不说话,张治也不说话,因为在内阁里他们说了也不算。
  平日滔滔不绝,说话算数的严嵩却突然哑巴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也不出声。
  但皇帝大人的工资不是白拿的,嘉靖直接向严嵩发问了:
  “现在该怎么办?”
  严嵩先生既不能治军,也不能治国,其主修专业是拍马屁和整人,可是俺答先生是要实惠的,不吃这一套,自然没有办法。
  但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办法”:
  “这不过是一帮饿贼,抢掠完了自然会走,皇上不必担心。”
  这是一个十分无耻的回答。
  在严嵩先生的逻辑体系里,保住官位,安享富贵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城外的百姓,抢了就抢了,杀了就杀了,反正与己无关。
  徐阶愤怒了,抛开个人恩怨不谈,他简直无法相信,这竟是一个朝廷首辅说出的话,虽然这里还轮不到他说话,却也已忍无可忍:
  “敌人已经打到了城下,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怎么能说是一群饿贼!”
  严嵩惊讶地回过头,看着这个毫不起眼的礼部尚书,他终于意识到,一直以来,自己似乎轻视了这个人的能量。
  坐在皇位上的嘉靖霍然站了起来,他看着徐阶,赞许地点点头,然后又换了一副面孔,冷冷地盯着贪生怕死的严嵩:
  “俺答的贡书呢?”
  严嵩慌忙拿出了文书,准备呈交给皇帝。
  嘉靖摆了摆手,他不打算研究文件,只问了一句话:
  “你准备怎么办?”
  在嘉靖逼视的目光中,严嵩却恢复了镇定,他从容地回答:
  “这是礼部的事。”
  所谓礼部的事,就是徐阶的事,在一般人看来,这只是一句推卸责任的话,但事实上,这句话却是极为凶险,暗藏杀机。无论徐阶如何回答,都将惹祸上身。
  俺答入贡,说到底是个外交问题,严嵩推给礼部,虽说不大仗义,倒也算是合情合理,如果徐阶推托,皇帝自然饶不了他。
  但如果徐阶满口答应,则必定会大难临头,因为入贡问题,也是个很丢脸的政治问题,嘉靖根本就不想答应,只是迫于形势,才找大臣商议,要是胆敢在这个时候搞包干,等到俺答一走,秋后算帐,自然死罪难逃。
  严嵩摸透了嘉靖的心思,他正静静地等待着徐阶进入陷阱。
  徐阶愣了一下,立刻不假思索地做出了回答:
  “此事是我礼部职责,臣愿一力承担!”
  然而在严嵩露出笑容之前,徐阶就说出了下半句:
  “但入贡之务为国家大事,一切听凭皇上做主,礼部必定遵旨照办!”
  严嵩第一次感到惊慌了,站在眼前的这个礼部尚书,竟然是一个比夏言更为狡诈的对手。
  嘉靖却没有严嵩的心思,他只想解决问题:
  “你有办法吗?”
  徐阶终于等来了机会,他开始侃侃而谈:
  “以臣看来,敌军兵临城下,以目前京城的防务,既不能战也不能守。”
  “那该怎么办?”
  “目前唯一的办法,是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到来,聚集力量,再对俺答发动反击。”
  嘉靖高兴地连连点头,却也提出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如何拖延时间。
  徐阶微笑着,拿起了那份被引为耻辱的俺答入贡文书,自信地告诉惊恐不安的皇帝陛下——办法就在这份入贡书里。
  外交,是指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方法,但它还有另外一个通俗的解释——用最礼貌的方式,说出最肮脏的话。
  如果以后一种解释为标准,那么徐阶就是一个极为高明的外交家,他敏锐地在俺答的文书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只有汉文,没有蒙文。
  按照惯例,外交文书是需要两种文字的,但这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并没有人认真遵守。
  然而大明这一次决定仔细认真地履行程序,于是俺答的使者得知,他要把入贡书带回去,重新加上蒙文内容。
  听到使者的话,俺答的脑子有点乱了,他虽然打仗是把好手,但玩政治的能力实在差得太远。这位仁兄思前想后,也不知道只写汉文有什么问题——你们能看明白不就行了吗?
  百思不得其解的俺答唯恐自己是没文化,不懂外交礼仪,被人取笑,还真的去找了一帮人搞公文,可还没等他的文书完成,新的邻居就到了。
  北直隶地区前来勤王的军队及时赶到了,城外明军人数已经达到了八万余人,而俺答也终于明白,自己又上当了。
  失去了锐气的蒙古军准备退却了,反正他们也抢够了,杀够了,算是满载而归。
  但在城内的嘉靖并不是傻瓜,他虽然不懂军事,却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局势的变化逃不过他的眼睛,于是他召见了兵部尚书丁汝夔,命令他准备对鞑靼军发动反击。
  丁汝夔接受了命令,但在发动反攻之前,他还必须去拜见严嵩。
  在很多的书籍中,严嵩被描述为一个穷凶极恶的人物,他比山区的土匪更狡诈,比变态杀人狂更为残忍,从贪污受贿、杀人放火到随地吐痰、乱搞男女关系无所不包,可谓是人渣中的人渣。
  但如果客观分析史料,就会发现这位仁兄其实是个很胆小的人,他这一辈子的原则是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只要自己的官位权势不变就行,百姓死活、社稷兴衰与他毫不相干,他也不想管。
  这种行为用今天的法律术语来形容,叫作“行政不作为”,又称占着茅坑不拉屎、磨洋工等等。严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愿意惹事,不愿意管事,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应该说,他确实是一个胆小的人。
  但是胆小的严嵩,依然是人渣中的人渣。
  因为正是他的置若罔闻、大私无公,才使得朝中政务懈怠,大臣尸位素餐,敌人肆无忌惮,烧杀抢掠——皇帝在修道,您首辅也不管,那还有谁管?
  不过严嵩先生的不想管,并不是不管,只要关乎他利益的事情,他是绝不会坐视不理的。
  丁汝夔了解这一点,他很清楚,如果没有得到严大人的首肯,擅自行动,夏言就是前车之鉴。
  他向严嵩告知了皇帝的谕令,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现在怎么办?
  严嵩思索片刻,便说出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
  “不要发动反攻。”
  看着大惑不解的兵部尚书,严嵩为他的答复作出了解释,一个极端无耻的解释:
  “如果发动反攻,就有可能战败,若在边界战败,还可以假冒胜仗报功,但在天子脚下,如果失败,皇上一定会知道,那时就不好办了,不如任俺答抢掠,不久之后必将自己撤走,我们便不用负任何责任。”
  这就是大明帝国内阁首辅的治国哲学,真可谓是流氓到了极点。
  但丁汝夔毕竟也在官场混了多年,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十分清楚,皇帝的命令是反攻,如果照严大人的话办事,到时候皇帝追究起来,那是要杀头的。
  然而严嵩拍着胸脯跟他打了保票:
  “你放心,有我在,必定平安无事!”
  丁汝夔安心回家睡觉了,他相信严长官是不会忽悠他的。
  事实证明,严嵩先生的保票确实不是毫无价值——可以当废纸卖,五毛钱一斤。
  在之后的几天里,城外的俺答军肆意抢掠,并开始打包,准备带走,带不走的就放火烧掉。而城内的驻军非但不去找蒙古人结帐,连服务费都不敢收,只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扬长而去。
  俺答终于走了,嘉靖终于愤怒了,蒙古人大摇大摆地走了,正如他们大摇大摆地来,没有带走一丝云彩,却带走了财物、粮食和无数的大明百姓。
  他紧急召见了丁汝夔,厉声讯问:
  “为什么不出战!?”
  丁汝夔沉默了,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事已至此,即使摆出严嵩,自己也未必能免罪,而且还将失去所有退路,无论如何,他只能相信严长官了。
  得不到回答的嘉靖火冒三丈,下令把这位兵部尚书关进了监狱。
  严首辅似乎还是很够意思的,在狱中,丁汝夔不断接到严嵩的指示,让他放心坐牢,坚持挺住,就有办法。
  丁尚书就这样坚持挺了下来,一直挺到了刑场上。
  当明晃晃的鬼头刀在尚书大人面前闪耀的时候,丁汝夔这才明白,自己被人卖了,还在帮人家数钱。
  事到如今,他唯有仰天大呼一声:
  “严嵩奸贼,你忽悠我啊!”(嵩贼误我)
  但痛斥之后,他最终醒悟了自己的罪过,满目焦土、生灵涂炭,严嵩固然是主谋,他却也是帮凶。
  于是他向站在一旁的人们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王郎中现在何处?”
  所谓王郎中,即兵部职方司郎中王尚学,前面说过,这个职方司大致相当于的今天的总参谋部,按照明代律令,如果谋划错误打了败仗,职方司的长官郎中是要连坐负领导责任的(最穷最忙,还要背黑锅,所以没人去)。
  应该说丁汝夔还是很够意思的,他在狱中曾反复表示,事情是自己一个人干的,不关职方司的事。
  所以当他得知,王尚学已经逃过一死,发配充军的时候,这才终于舒了一口气,留下了最后一番话:
  “当初王郎中曾反复劝我出战,但我为严嵩所误,没有听他的意见,这是我的错啊!”
  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这次风波在丁汝夔的叹息声中结束了,在这场劫难中,大明遭遇了惨痛的失败,京城被人围了一星期,京郊地区狼藉一片,俺答在大明的眼皮底下烧杀抢掠,无人可挡。
  东西丢尽了,脸也丢尽了,这个建国以来少有的耻辱被后世称为“庚戍之变”,永远地记入了史册。
  但就在一片哀鸣声中,某些事情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徐阶无疑是胜利者,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承担重任,在嘉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这个不惹人注意的配角,终于登上了五光十色的舞台中央。
  但伴随着机遇到来的,还有危险,因为那个可悲的失败者、胆怯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位政治新星的可怕,在今后的日子里,他将全力以赴,把这个足以威胁他的人扼杀在摇篮之中。
  虽然在国家大事上,他是一个胆小鬼,但只要触及到个人利益,他将变得比赵子龙先生更加勇敢。
  徐阶,继续走吧,越往前走,你将越能感受到这场游戏的残酷,在前面等待着你的,是更狡诈的对手,和更阴险的圈套。
  当然了,除了政局的微妙变化外,大明王朝也并非毫无收获。
  丁汝夔死后,吏部侍郎王邦瑞暂时代理兵部事宜,开始收拾残局。
  在整理防务的工作中,他无意间发现,有一本叫《备俺答策》的书在军中广为流传,书中记载对付俺答的各种方略,极有见地,合乎兵法。
  王邦瑞立刻叫来了下属:
  “此书作者何人,任何官?”
  下属告诉他,此人是世袭将军,进京参加武进士考试,因遇到俺答进攻,临时参战,时任京城九门总旗牌官,战争结束后,已经调防蓟门。
  王邦瑞感叹不已,在反复翻阅此书并打探此人情况后,他在兵部的档案中写下了这样的记录:
  戚继光,山东东牟人,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青年而资性敏慧,壮志而骑射优长。评:将才。
  【陷阱】
  自从“庚戍之变”后,徐阶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虽然没有进入内阁,却享受着内阁成员待遇,被封为太子太保(从一品),还经常被叫到西苑,陪皇帝陛下聊天喝茶,成为了朝中的红人。
  徐阶有点忘乎所以了,际遇的变化使他产生了错觉,皇帝的宠信,同僚的逢迎,这一切都让他相信,胜利似乎已经不再遥远。
  事实上,真正的机会并未到来,而他的水平也还差得太远。
  而之后那场突如其来的打击,很快就将他从美梦中惊醒。
  这件事是从死人开始的,不久前,孝烈皇后死了,按说死了就死了,开追悼会埋掉拉倒,可是嘉靖先生搞礼仪搞上了瘾,下文给礼部,要求让这位皇后进入宗庙(专用术语袝庙)。
  这是违反礼仪规定的,坚持原则的徐阶先生随即上了一封奏疏,表示女后不能入庙,只能放到奉先殿。
  当严嵩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拍手称快,因为他知道,徐阶马上要倒霉了。
  严嵩是对的,徐阶很快就为他的原则付出了代价,嘉靖先生大怒,当即把徐阶叫了进来,怒骂了一顿。
  这个场景如果放在夏言身上,下一幕必然是对骂,夏先生一贯无惧无畏,为了原则,和皇帝干仗也是家常便饭。
  徐阶和夏言一样,也是个坚持原则的人,但这熟悉的一幕却并未出现,徐阶只是低着头,听着皇帝那无理的怒斥。
  我还记得,夏言就是这样死去的。那人头落地的场景回映在他的眼前。
  于是,在严嵩那旁侧虎视眈眈的目光下,徐阶作出了决定:
  “皇上圣明!”
  牺牲尊严是不够的,要想在这场残酷的游戏里笑到最后,还必须背离原则,因为眼前的敌手,是一个不讲原则的人。
  而要战胜一个无原则的对手,唯一的方法就是放弃所有的原则。
  称宗也好,袝庙也罢,哪怕你自封玉皇大帝,哪怕你把自家的奶妈、佣人都放进宗庙,我也不管了。
  在时机到来之前,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徐阶及时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赞同了皇帝的意见,躲过了一劫。然而他没有料到,自己曾经的一个无意举动已惹下大祸,而更为不幸的是,严嵩已经抓住了这个破绽。
  在这之后的一天,嘉靖在西苑单独接见严嵩。双方有意无意地开始闲聊,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到了徐阶的身上。
  出人意料的是,严嵩在谈到徐阶的时候,竟然是赞不绝口,反复夸奖这人勤于政事,用心干活,而且青词写得也很好。一番话说得嘉靖连连点头。
  当然,你要是指望严嵩先生突发精神失常,那是不现实的,精彩的在后面:
  “徐阶这个人确实不缺乏才能啊,”严嵩叹息一声,补上了最为关键的一句:
  “只不过是多了点二心而已。”
  这就是传说中骂人的最高境界——先夸后骂,夸骂合一。
  嘉靖收起了微笑,沉重地点了点头,他赞同严嵩的意见。
  这句话是有来由的,嘉靖三十年(1551)二月,徐阶曾经向皇帝上书,请求早立太子。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上书建议了,之前还有几回,只不过都被嘉靖压了下来。在礼部尚书徐阶看来,立太子是必需的,也是出于礼仪需要,当然也有潜含意思:您每天都炼丹服丹,哪天突然食物中毒挂了,咱们也得有个准备吧。
  不过这个要求在嘉靖看来,就变成了另一个意思——我还没死,就准备另起炉灶了。
  就这样,老谋深算的严嵩只用一句话,就粉碎了徐阶在皇帝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使他再次沉入了谷底。
  这之后,皇帝对徐阶的态度越来越冷淡,很少召他进入西苑,也不再好言相向。
  虽然皇帝没有明确的表态,敏锐的徐阶依然感受到了这种疏远,用不着去打听,他也知道是严嵩搞的鬼。
  同僚们的嗅觉是十分灵敏的,之前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徐阶是凤凰,但涅磐之后,自然就变成了野鸡。众人就此纷纷离去,徐阶又一次回到了孤立无援的起点。
  残酷的事实教育了徐阶,他终于明白,自己虽然得宠,但在皇帝心中的地位还远远赶不上严嵩,而他要挑战的,是朝中第一大政治集团——严党,有着数不清的关系网和锦衣卫的帮助。更重要的是,在严嵩这位政治厚黑高手面前,他的功力还差得太远。
  但是不要紧,现在还来得及,我将重新开始。
  从此,徐阶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不再随便议论朝政,可嘉靖却似乎并不领情,对他仍十分冷淡,但徐阶并没有慌张,在仔细分析形势后,他终于发现了一条制胜之道。
  而这条道路,正是死去的夏言用生命告诉他的。
  受到严嵩蛊惑的嘉靖已经厌烦了徐阶,然而他却没有发现,自己四周的人已经悄悄改变了态度,经常会夸奖徐阶的才德(左右多为言者),久而久之,他慢慢地改变了对这个人的看法。
  从某个角度来看,夏言正是死在了那些被他怠慢的太监手中,而徐阶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此外,沉默的徐阶开始认真在家里写青词,用心搞好文字创作,而满意的嘉靖也终于改变了态度,经常叫他上门聊天。
  另一方面,不管在人前人后,只要说到严嵩,徐阶总是赞誉有加,还经常上门联络感情,虽说严老狐狸还把他当对手,但徐阶的行为却也或多或少地打动了他。
  毕竟只是个小角色而已,不用再费多大力气。严嵩依然相信自己的判断。
  于是在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朝局又一次恢复了平静,双方暂时处于了休战状态。
  然而在这片寂静的背后,徐阶正密切注视着严嵩的一举一动,上朝、退朝、应酬、结伙。他耐心地审视着这位老江湖各种举动,在寻找破绽的同时,他也在不断地学习着敌人的权谋与手段。
  在日复一日的揣摩与观察中,徐阶渐渐缩小了自己与对手的差距,他已经成为了一个足智多谋、深不可测的人物。
  但隐忍和沉寂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终将爆发在最后那一刻,虽然徐阶已经麻痹了严嵩,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但他十分清楚,要想取得胜利,现在的条件还不够,他必须主动发起攻击,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优势。
  进攻的时候到了,但不能打草惊蛇,也不能最后摊牌。目前所缺少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攻击目标。
  经过仔细的考量,徐阶终于找到了这个标靶。
  于是在等待两年之后,徐阶打破了这片死般的宁静,将他的矛头指向了那个合乎要求的人——仇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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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9-13 22:02:06 | 只看该作者
第十一章 勇气
 【气势】
  仇鸾的这一生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无奈。
  这位兄台是世袭的候爵,这个爵位得来实属不易,他的先辈仇钺先生东奔西跑,南征北伐,平定安化王之乱后,又跑到京郊去打刘六、刘七(农民起义),最后还被分配去边界站岗喝风,才混到了这张长期饭票。
  仇鸾接替了爵位,本也想好好干,可是无奈啊,他实在不是那块料。守甘肃,玩忽职守坐了牢,守大同,要靠谈判,守北京,还是谈判。
  这已不是单纯的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仇先生用事实证明,他本来就是个窝囊到底的废物。
  当然,其实偶尔仇鸾也想雄起一次,他也曾经做过尝试,比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带领大军出塞,在经过一个叫猫儿庄的地方时,遇上了敌人。仇鸾从容不迫地参加战斗,在他的英明指挥下,最终此战以明军阵亡二百余人,伤二百二十人的战绩告终。
  事后,仇鸾自豪地上报朝廷请功,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战功还算显赫——斩杀敌人五个。
  人贱到这个地步,可算是天下无敌了。
  可这位贱兄运气竟然还不错,“庚戍之变”后,最该被追究责任的他竟然逃了过去,还被封为大将军,皇帝也十分信任他。
  风光无限的仇鸾越发骄横,连严嵩也不放在眼里,见到他竟敢呼来喝去,悔青了肠子的严嵩万没料到,这头白眼狼竟反咬一口,但此人正当红,无论如何也惹不起,只得忍气吞声。
  政坛就如同股市一般,暴涨必然暴跌,仇鸾耍威风的时候,高拱正在东宫当教书先生,张居正还在新单位打扫卫生,其余四位绝顶高手都在一旁装孙子,而以仇先生这样的白痴资质,竟然如此嚣张,是因为他根本不懂官场的第一原则——稳。
  不稳就必然倒霉,仇鸾兄的厄运很快就到了。
  他虽然已经位极人臣,却不能光荣退休,毕竟是武将,受到表扬之后还得回去卖命。可是仇兄实在太不坚挺,总是在边界上被俺答追着跑,为一劳永逸,他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市的建议。
  这一建议的提出充分证明,仇鸾先生没有鹰的眼睛、豹的速度,却有着猪的脑子。
  所谓马市,就是明朝给俺答货物,俺答给明朝马,看上去很公平,实际上是一种勒索,因为仇鸾没有实力,俺答随便给几匹烂马,就敢狮子大开口,不给就打你,而仇先生被人打落门牙,也只能往肚里吞。
  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俺答兄没有受过文化教育,也不懂得诚信两字怎么写,虽然签了合同,却从不执行,拿了大明的东西,该抢的还去抢,星期天也不休息。
  边界越来越乱,财物越丢越多,局势已经无法控制了,仇鸾头晕脑胀,得了重病。不过这位仁兄病中神智依然清醒,兵部侍郎蒋应奎奉命暂时执掌大将军印,病得半死不活的他竟然还拖着不给。
  赖账是暂时的,不久之后,他会连自己的命一起交出去。
  很快他就收到了皇帝的谕令,全文意思简明扼要——没收兵权,回京候审!
  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根据内线通报,向皇帝告状的人竟然是和他一同升官,且关系密切的徐阶。
  仇鸾连气带病,就此一命呜乎,跑到地府去跟阎王大人谈判了。
  仇大将军其实并不知道,在徐阶的眼中,自己只是一块大肥肉。
  徐尚书对人一贯和气,而且越是深仇大恨,越是和蔼可亲。而仇鸾受到的礼遇程度,仅次于严嵩大人。
  徐阶之所以想除掉仇鸾,原因是这个家伙太可恨,明明啥也不会,却冒功请赏祸害国家,而且他也是当年害死夏言的帮凶之一,自然不在话下。
  而更重要的是,打倒仇鸾可以获取更多的资本,不但能赢得皇帝的信任,还能增加威信,拉拢百官,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于是打定主意的徐阶看准了时机,一口气把甘肃失职、大同谈判、北京密谋全都兜了出来,算了总帐。
  嘉靖愤怒至极,马上下令仇鸾回京交待问题,并收缴其兵权。
  紧盯着仇鸾的,还有严嵩,当他得知仇鸾已经失势时,立刻找来了陆炳,准备把仇鸾一举解决。
  陆炳不愧为第一锦衣卫,办事效率极高,在锦衣卫特务的努力挖掘下,仇鸾先生从小到大干过的坏事全都被挖了出来,什么通敌卖国、贪污受贿、调戏妇女等等无所不包。
  胜券在握的严嵩觐见了嘉靖,一五一十地将以上罪状详细告知,嘉靖气急败坏,当即下达命令:
  将仇鸾的尸首(此时已病死)挖出来,砍掉脑袋,巡视九边!
  看着满脸杀气的皇帝,严嵩决定趁热打铁,借刀解决自己的心头之患:
  “据臣所知,徐阶与仇鸾平日关系紧密,陛下不可不察。”
  可严嵩万万没有想到,听到这句话的皇帝突然消弭了愤怒,展露出一副阴晴不定的表情。
  他拿出了那封密疏,笑着交给了严嵩:
  “你看看吧。”
  严嵩打开了文书,看到了那个醒目的落款——徐阶。
  文渊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少师严嵩终于害怕了,他打了个寒战,哆哆嗦嗦地交回了奏疏,在嘉靖嘲讽的笑容中离去。
  他已经明白了,那个沉默的人,那个不起眼的吏部侍郎,那个对他毕恭毕敬的人,并不是一个政治暴发户,更不是投机者。
  他是一个有企图的权力野心家,是一个不亚于自己的权谋高手。
  他所谋夺的,并不只是一个尚书或是内阁学士的官位,而是自己的位置——内阁首辅。
  必须彻底地消灭他,在他取代自己之前。
  事后证明,严嵩正确地判断了徐阶的能力,却错估了他的目的,这位徐兄弟想要的绝不只是他的官位。
  严嵩回到家里,将自己的意图告诉了奇才严世蕃,可是出乎他意料,这位独眼儿子竟然告诉他,不要和徐阶公开对抗了。
  “为什么?”
  “他已成气候,动不得了。”
  严世蕃确实不负才名,这个论断十分准确,此时的徐阶已今非昔比,他现在的头衔全称是: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太子太傅(从一品)、内阁次辅徐阶。
  天子之下的第二号人物,斗败仇鸾的英雄,皇帝的贴身亲信(近期),不怕死的大可以去试试。
  很难对付,但并非不能对付,严世蕃客观分析形势后,想出了一条对策——压制。
  毕竟严嵩仍是首辅,不但有皇帝的信任,还有为数众多的同党和特务,只要死死盯住徐阶,束缚住他的行动,无须大动干戈,等到风头一过,这位政治新贵将就将被彻底扼杀。
  这条策略充分地表现了严世蕃先生的斗争水平,事实证明,这个软刀子杀人的计谋十分有效,扶摇直上的徐阶没有对手,也没有人和他公开作对,但在暗地里,却有无数双眼睛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更让他郁闷的是,在处理朝廷公务时,无论他提出什么意见方案,总是被无理驳回,而面对这一切,他毫无办法。
  因为在明代的内阁中,首辅和次辅虽然都是内阁成员,但说话算数的只有首辅,如果摊上个难伺候的首辅,其余的内阁成员就只有端茶倒水的份了,不服还不行,官大一级压死你。
  就这么来来往往,徐阶被压得喘不过气,严嵩也无法赶尽杀绝,政局再次进入了僵持状态。
  【旁观者】
  当徐阶竭尽全力与严嵩生死相搏的时候,其余五位绝顶高手却有着不同的表现。
  徐阶的最大敌人是严世蕃,要知道,嘉靖三十一年(1552) 时,严老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虽然精神还行,没有老年痴呆的迹象,但论斗智水平,是无法与徐阶相比的,而他那精妙的策划和毒辣的手段,全部出自于严世蕃,如果没有这个独眼儿子,估计他早就完蛋了。
  最悠闲的人是杨博,他已经暂时脱离政坛,调任兵部左侍郎,专职干起了军事,不过这位仁兄平生有一个最讨厌的人——仇鸾,为此,他曾收集材料,上书弹劾仇先生三十条罪状(比陆炳还多),恨屋及乌,对于严嵩一伙,他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感。
  虽然在个人感情上,他偏向徐阶,但也仅此而已,杨博先生是官场老油条,知道自己实力不足,也不想和严嵩公开作对。不过无论如何,他还是支持徐阶的(仅限于精神层面)。
  最愤怒的人,是张居正,庶吉士毕业后,他就被分配到翰林院当上了编修,在亲眼目睹了朝政懈怠、俺答烧杀的一幕幕惨象后,这位二十多岁的翰林官已然成为了一名标准意义上的愤青。
  作为徐阶的学生,他曾多次写信给自己的老师,希望他挺身而出,对抗铲除祸国殃民的严党,却从未得到明确的答复。他不了解徐阶,也不了解自己:此时的他,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小人物的愤怒是毫无用处的。
  相对于张居正而言,高拱就要聪明得多了,刚满四十岁的他虽然外表沉默寡言,却工于心计,城府极深,他十分清楚斗争形势和政局走向,在这六个人中,只有他才是真正的中间派。
  他既不投靠占优势的严嵩,也不理会隐忍的徐阶,外面风高浪涌,他却纹丝不动,因为他早已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找到了最终致胜的法宝。
  嘉靖三十一年(1552),饱读诗书的高拱离开翰林院,成为了裕王的讲官,他十分努力工作,用心教导裕王,日夜不离,深得裕王信任。
  无利不起早,高拱如此尽心尽力,其实原因十分简单,三年前(嘉靖二十八年),嘉靖的太子去世了,剩下的只有两个儿子——裕王和景王。
  两人都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而裕王比景王早出生一个月。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这六人之中,最为苦恼的人其实是陆炳。
  在许多人眼里,陆炳是严嵩的爪牙,听从严党的指挥,实际情况绝非如此。
  事实上,陆炳的势力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此人不但心思缜密,精明强干,还善于在朝中结交朋友,人脉甚广。
  更为重要的是,这位手握锦衣卫的特务头目,还担当着一个极为机密的任务。
  要知道,嘉靖先生二十多年都呆在小黑屋里炼丹,也不上朝,可大到朝廷政局、小到大臣娶小老婆、逛妓院,他都了如指掌,其关键就在于陆炳。
  在这位兄弟的统领下,锦衣卫昼伏夜出,四处打探小道消息,朝中重臣的府邸,都有他安插的锦衣卫卧底,连严嵩、徐阶等人也不例外。
  所以每次严嵩来求他帮忙的时候,总是十分客气,时不时还得给他送礼,唯恐得罪了这位大特务,哪天心血来潮,在他的院子里塞几件龙袍兵器,那麻烦就大了。
  深得皇帝的信任,掌握大臣的隐私,然而强势的陆炳,却并不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
  身为名门之后,陆炳自幼就接受了严格的教育,忠奸善恶,是非分明。而在进入官场后不久,他便依照最原始的准则作出了判断:严嵩是坏人,夏言是好人。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权力和利益面前,他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与严嵩合谋,最终害死了夏言。
  对于这件事情,严嵩自然是心安理得,陆炳却是引以为耻,羞于提及。
  严嵩和陆炳都是搞经济的高手,具体手法却大不相同,严嵩贫富通吃、老少咸宜,陆炳却只向为富不仁的大户下手,从不为难穷人,而且他还经常拿钱出来接济一些正直的大臣,遇上皇帝发怒要整人,他会站出来说情保全,绝不落井下石。
  应该说,陆炳大致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可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现实的利益面前,良心实在不太值钱。
  随着严党的不断壮大,国家祸患的日益严重,陆炳的立场也在不断摇摆着,但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他仍然保持着与严党的合作关系,直到沈链事件的发生。
  沈链,是一位锦衣卫。嘉靖十七年中进士,在地方干了几年县长,几经曲折之后加入锦衣卫,成为了陆炳的手下。
  在众多的锦衣卫中,沈链算是个十分奇特的人,他为人刚正,嫉恶如仇,明明是个特务,却比言官还积极,经常上书议论时政。一般说来,这种性格的人很难在特务机关混下去,可更为奇特的是,最高长官陆炳居然十分欣赏他的个性,认定他是个人才,不但不难为他,反而处处加以维护。
  当时的沈链任职锦衣卫经历,只是锦衣卫中的一个基层干部,长得也没啥特点,丢到人堆里就找不着了,但事实证明,陆炳的眼光没有错,沈链确实是个不同凡响的人。
  在“庚戍之变”中,他第一次崭露了头角。
  当时俺答围城,要求入贡,而那封所谓的入贡书,跟勒索信属于同一性质,措辞蛮横,极端无礼。
  可是当皇帝传旨,要大臣讨论入贡问题时,只有司业赵贞吉(王门弟子)挺身而出,表示反对,在内阁意见没有下达前,其余的老狐狸们都保持了沉默。
  正是在这片沉默中,沈链站了出来,公开支持赵贞吉的意见。
  沈链的出现让众人吃了一惊,而之前打死也不说的吏部尚书夏邦谟此刻却突然跳出来,用讥讽的口气问道:
  “阁下现任何官?”
  这意思很明白:你算是个什么屁官,哪有你说话的份!
  沈链镇定自若地大声答道:
  “我是从七品锦衣卫经历沈链,诸位大人不言,小吏自当言之!”
  浩然正气,声震寰宇。
  正二品的尚书无颜面对从七品的经历,羞愧地退了下去。
  沈链用他的直言征服了在场的人,也赢得了陆炳的尊重。此后,陆炳安排沈链作为他的贴身侍从,随同进出各处。
  陆炳这样做,除了表示器重外,也是为了保护这位直性子的下属,免得他到外面惹事。
  可是他万没想到,这个安排却惹出了更大的麻烦,因为他经常出入的地方,正是严嵩的家。
  沈链秉性刚直,遇到小奸小恶都要去插一脚,眼睛容不得沙子,更何况是严嵩这种大奸大恶的巨型花岗岩,所以每次到大贪官严嵩家吃饭,他总是“不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爽,非但不苟言笑,还跟严世蕃干过几仗。但他毕竟是陆炳的人,严氏父子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然而事情最终激化了,在亲眼目睹“庚戍之变”的耻辱,百姓家破人亡的惨剧后,沈链终于忍无可忍,一次醉酒之后,他愤然写下了那封著名的上疏,历数严嵩十大罪状,喷射出心底的怒火:
  “大学士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
  于是神仙也保不住他了。
  沈链的结局又一次证实了严嵩对皇帝的巨大影响力,文书刚送上去,谕令就下来了:锦衣卫沈链,处以杖刑,发配居庸关外。
  得知消息的陆炳焦急万分,却又无计可施,只能跑去给沈链送行。
  看着这位即将发配边疆的属下,陆炳感叹良久:
  “你这又是何必呢?”
  然而身受杖伤、已然一无所有的沈链却依旧昂起了头:
  “扫除奸恶,天理!”
  看着那单薄却坚毅的背影,陆炳发出了最后的叹息:“我不如沈链啊!”
  在勇敢的从七品锦衣卫经历沈链的面前,从一品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督陆炳,是一个软弱的人。
  六年后,在严世蕃的指使下,沈链被杀害于宣府,他的两个儿子沈衮、沈褒也被关入监牢,并活活打死,是为斩草除根。
  对于庞大的严党而言,这次事件不过是一场小小的风波,沈链那徒劳无益的努力什么都没能改变。
  然而这徒劳无益的努力,却是一个普通人无畏的证明,沈链这个平凡的名字就此被镌刻于史册之上,永不磨灭。
  他并不需要改变什么,因为他的勇敢已经说明了一切。
  勇敢的沈链死去了,胆怯的陆炳还活着,他仍旧看重自己的利益,不愿也不敢去对抗那股可怕的势力。但他依然被深深地触动了,在不知不觉中,他已悄然改变自己的立场,向着另一个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政局就是这样,大家都知道严嵩贪婪腐化,严党为祸国家,但大家也知道,严嵩奸诈狡猾,严党权大势大,反对它必定遭殃,投奔它必定发达。
  而沈链之举之所以能名留史册,是因为仅此一位,毕竟大多数人都是利益的动物,于是严党的成员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而那个隐忍的徐阶依旧隐忍着。
  对于严嵩而言,嘉靖三十一年是个好年份,皇帝大人安心修道,将国事完全托付给他,百官臣服,那几个不服气的也收拾了,沈链被赶跑了,仇鸾被打倒了,而他唯一的对手徐阶也被压得毫无招架之功。
  不会再有人敢与我作对了。这是严嵩最为自信得意的时刻。
  然而他错了,无须等待多久,他将迎接自己从政以来最为猛烈的攻击,而这次攻击,正是他覆灭之路上的第一声丧钟。
  与之前的沈链如出一辙,这次攻击的发起者也是一个小人物,不过在明代历史上,这位小人物却有着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称号。
  【明代第一硬汉】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份,其特别之处就在于那一年的科举。
  因为在这次进士考试录取的名单中,有着这样几个名字:张居正、李春芳、殷士瞻、王世贞。
  张居正就不用说了,李春芳和殷士瞻都是后来的内阁重臣,风云人物,而这位王世贞先生更是值得一提,此人是明代“后七子”的领军人物,引领文坛二十余年,无人可比,而更具传奇色彩的是,据说他闲来无事,曾写就一书,书名《金瓶梅》。
  当然,王世贞先生只是此书的作者嫌疑人之一,但此人名声之大,影响之远,可谓惊世骇俗,这是年头久了,要换在几百年前,王先生就是超一流的明星人物。
  而当新科进士们整齐列队,带着荣耀和笑容大步迈出大明门的时候,这四位仁兄正占据着前列最风光的位置。
  能走在队伍的前面,是因为他们有着足够的资本,李春芳是那一科的状元,张居正、殷士瞻都是前二甲头名,庶吉士。王世贞更不在话下,他的父亲王忬是都察院右都御史,二品大员。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这是一群注定建功立业、名留青史的人。
  然而在那支队伍的后列,还走着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与前面那四位相比,此人着实不值一提,他家境贫寒、没有背景,考试成绩也一般,不是庶吉士,一般说来,这号人的最终命运也就是外派县官,或是在六部混个职位,苦熬资历直到退休。
  历史是喜欢开玩笑的,这个被所有人忽视的人却最终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伟人,当李春芳、殷士瞻、王世贞这些昔日的风云人物,被历史的黄沙掩没,被无数人遗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记下了他的名字,他的光芒只有张居正堪与比拟。
  杨继盛,即使再过五百年,这个名字仍将光耀史册。
  杨继盛,字仲芳,河北容城人,正德五年(1510)生,家里很穷。
  杨继盛不但穷,还很苦,因为他七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也没闲着,给他找了个继母,更不幸的是,这位继母也不是省油的灯,缺少博爱精神,没把他当儿子,只让他做杂役。
  在苦难的童年中,杨继盛开始成长。
  童工杨继盛的主要工作是放牛,他没有父母的疼爱,也没有零花钱,犯了错还要挨打,然而杨继盛没有办法,日子只能这样一天天地过。
  突然有一天,他牵着牛回家的时候,对家里人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想读书。”
  在没有希望工程的明代,这句话对于杨继盛的家人而言,大致是一个笑话。
  家里没有钱,即使有,也轮不到你。
  杨继盛的哥哥随即给了他一个轻蔑的答复:
  “你才多大年纪,读什么书?”
  “我能放牛,就不能读书吗?”一个倔强的声音这样回答。
  然而倔强不能解决问题,杨继盛还是不能去上学,但在他的坚持下,父母最终准许他去私塾旁听,但前提是必须干好本职工作(放牛)。
  于是每天放牛之后,杨继盛都会把牛系在学堂门前,然后站在窗外,或是躲到角落里,忍受着那些交过学费的学生鄙视的目光,认真地听着课。
  这对他而言,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站了六年之后,杨继盛的热情终于感动了他的父母,于是他们把十三岁的儿子送进了私塾。在这里杨继盛努力学习,不负众望,先后考中了秀才和举人。
  可是举人杨继盛依然是个穷人,虽然不用再交赋税,但他不会钻营,生活依然窘迫,为了节省费用备考,他进入了有国家补贴的国子监。
  在这里,他遇见了那个和蔼的国子监校长(祭酒)徐阶。
  如以往一样,徐阶认真细致地慰问每个学生的情况,当然,也和以往一样,他并没有记住其中的大多数人。
  杨继盛就在被忽视的大多数人中,作为一名国子监的普通监生,他没有官僚的背景,也没有庶吉士的前途,自然也没有被徐阶牢记的理由。
  但徐阶没有想到,十年之后,这个贫寒而不起眼的学生,将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他打开那道胜利之门。
  在明代,要想升官,是要考试的,但这一关实在太难,官僚子弟吃不了苦,只好另觅他途,而要继承父亲的世袭官位,必须等到老爹死掉或是退休,是不太靠谱的。
  所以国子监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因为监生可以直接做官,虽然名额极少,但总比没有强。
  于是在官僚子弟汇集的国子监,杨继盛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异类,同学们奢侈享乐、挥霍无度,杨继盛却只能每日读书,按时就寝,因为他没有钱,只能靠监生那点可怜的补助。
  但杨继盛从未自惭形秽,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当权贵子弟为了那几个可怜的名额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杨继盛却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科举中一举中第,成为了一名进士。
  杨继盛的运气实在一般,他被分配到冷衙门南京吏部,当上了六品主事,之后又改任兵部员外郎。和他的同学相比,既没有庶吉士的光辉前景,也没有地方官的油水实惠。
  然而杨继盛没有怨言,他只是默默地工作,努力地干活。
  他不是一个聪明人,至少比张居正还差得远,虽然他很勤奋,但勤奋是永远无法弥补天分的。他缺乏大局观,不会搞同事关系,不会拉帮结派,政务能力也很一般。
  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但他不以为意,因为对于出身贫寒的他而言,这一切已经足够了。
  虽然这个世界很复杂,官场很狡诈,但在杨继盛那里却十分简单,因为他的为官之道只有一条:报效国家、体恤百姓。
  这是大多数新官员们口头禅和必喊口号,很多人喊得比他更响亮,却没有记住。
  杨继盛记住了,而且他照做了。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他很知足,很感恩,他所期望的,只是踏踏实实地为国为民做几件事而已。
  所以当“庚戌之变”后,仇大将军要开“马市”再次妥协退让的时候,杨继盛当即站出来,愤然上书,反对马市。
  仇鸾十分恼火,就告了杨继盛的黑状,将其关进诏狱,并贬官发配偏远地区狄道。
  狄道十分荒凉,少数民族聚居,本地人不爱好读书,只喜欢闹事,到这里做官基本相当于劳改。
  然而杨继盛毫无畏惧,因为他是一个简单的人,用简单的方式,过简单的生活。
  他吃粗茶淡饭,住简陋的房子,教当地人识字读书,解决纷争,不收一文不取一物,连蛮夷之地的乡民也被他感化,大家都称他为“杨父”。
  居庙堂之上,处江湖之远,皆忧其民者,方可为官。
  不久后,仇鸾密谋败亡,嘉靖想起了杨继盛的忠言,便诏令他复官,先升他为知县,一月后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天后升刑部员外郎。
  坐着直升飞机的杨继盛还没有到顶,很快他又回到了京城,这一次他的任职地点是兵部武选司。
  兵部最穷的地方是职方司,而最富的无疑是武选司。武将升迁谪降,手中大笔一挥即可,又闲又富,肥得流油。
  而毫无背景的杨继盛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职位,完全是因为严嵩的推荐。
  严嵩之所以保举杨继盛,自然不是欣赏他的正直无私,只是因为仇鸾是他的敌人,而杨继盛曾经反对仇鸾,在他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可是严嵩并不知道,在杨继盛的敌人名单上,仇鸾只排第二,第一名的位置一直是留给他老人家的。
  严嵩认为自己能够利用杨继盛与仇鸾的矛盾,能够用官位和利益收买这个人,能够将他收为己用,然而他错了,因为他并不了解杨继盛。
  这是一个没有私仇的人,他的心中只有公愤,即使整他个人,只要有益国家,他也毫无怨言,此即所谓大公无私。
  大私无公的严嵩自然是无法理解这种品格的,他正在家里等待着新同党的加入,却没有想到,毁灭之路已然就此打开。
  当严嵩自信十足的时候,杨继盛却已看清了事情的真相,朝局黑暗、民生凋敝,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严嵩,这位本应用心勤政的内阁首辅贪污受贿、结党营私,干过的好事可谓罄竹难书(不是写不完,是不太好找),心中装着他自己,唯独没有全世界。
  于是杨继盛决定上书弹劾这个人。
  在明代,弹劾可谓是家常便饭,比如你看某人不顺眼,可以上书弹劾,和某人有仇,可以上书弹劾,政治斗争需要,可以上书弹劾,闲来无事找点活干,也可以上书弹劾。弹劾的理由也是千奇百怪,比如不讲个人卫生、衣服没穿对、腰带没系好,长相难看也可以弹,总之是只要想得到,就能弹得了。
  而在这种环境下,明代的官员们已经养成了习惯,大凡一个官员干到三品副部级,如果档案里没有十几份弹章,那就是件极不正常的事情。
  你弹劾我,我弹劾你,幸福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几十年混下来,一次也没被弹劾过的,不是人,是神。
  在弹劾如吃饭穿衣的时代,平凡而不起眼的杨继盛却因此万古流芳,是因为他使用了最为特别的一种弹劾方式——死劾。
  在很多情况下,弹劾是一种政治手段,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大家同朝为官,混个功名也不容易,弹劾贪污,下次就少贪点,弹劾礼仪,那就注意点形象,就算是弹劾长相不佳,最多不过是去整容,你来我往,相敬如宾。
  而死劾,并非是简单的文书,它是一种态度,一种决心,弹劾的罪状是足以置对方死地的罪名,弹劾的对象是足以决定自己生死的人,弹劾的结果是九死一生。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生命为赌注,冒死上劾,是为死劾。
  死劾,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若非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类的纠纷,是断然不会有人用这一招的,严嵩没有杀杨继盛的爹,更不会抢他的老婆,相反,他提拔了杨继盛,并希望将他收入门下。
  然而杨继盛拒绝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他已经下定决心,死劾严嵩。
  严嵩不是他的仇人,他却依然不忿,为夏言不忿、为朝局不忿、为死在蒙古马刀下的万民不忿,为天下不忿!
  以天下为己任者,是然。
  他并非不知道这样做的下场,沈链的遭遇就在眼前,并非没有人劝过他,深通王学,熟悉斗争之道的唐顺之及时看出了苗头,作为杨继盛的朋友,他曾写信劝告:
  “愿益留意,不朽之业,终当在执事而为。”
  作为王学左派的嫡传弟子(聂豹、徐阶属右派),唐顺之十分清楚当时的政治环境,所以他苦口婆心相劝,希望杨继盛不要出头,以避祸患。
  杨继盛看了信,却只是笑而不答。
  他的人生只剩下了一件事情。
  在上书弹劾之前,杨继盛斋戒了三天。
  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自由时光,四十二岁的杨继盛回顾了他的过去,从童年的贫寒,到青年的求索,熬过了继母的虐待,熬过了仇鸾的陷害,现在的他,是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前景光辉,仕途远大。
  然而现在他准备放弃所有一切,去完成那件必死无疑的大业。
  因为放牛的杨继盛、历经磨难的杨继盛、看尽官场黑暗的杨继盛,依然是同一个杨继盛。
  在黑暗中的杨继盛,是一个纯洁的人。而面对这片窒息的黑暗,他无力反抗,只能发出那最后的呐喊。
  杨继盛虽然不聪明,却也不笨,他十分明白,唐顺之的话是对的。
  死劾确实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但他没有更好的方法。他没有钱财,没有权势,没有庶吉士的背景和入阁的希望,更没有张居正和徐阶的智慧。归根结底,他只是个出身农家、天赋平凡的普通人。
  他唯一拥有的,只是他的性命。
  而弹劾后的流程他也很清楚,严嵩的诬告、锦衣卫的拷打、诏狱的长期关押,如果运气好,可能还有行刑人的大刀。在这样恐怖的环境下,根本不用指望什么九死一生,只有十死无生。
  然而他依然决定这样做。
  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飞蛾扑火等等,在西方人的眼中,这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违反逻辑的行为。
  而在中国古老的哲学中,这种行为有着一个恰如其当的名称:
  明知不可而为之。
  我深信,这正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魂魄。
  【勇往直前】
  杨继盛已经了无牵挂。
  他拿起了笔,在铺开的纸张上写下了悲愤的心声:
  〖臣孤直罪臣杨继盛,请以嵩十大罪为陛下陈之!〗
  当杨继盛将这封千古名疏封存妥当,递送内阁转交西苑之时,他已经完成了一个伟大的转变,昔日那个放牛的贫农子弟,历经几十年的风雨,终将成为一位不朽的英雄。
  就在嘉靖收到这封上疏后不久,消息灵通的严嵩便从皇帝的侍从那里得知了奏疏的内容。
  面对这个从五品小官义正言辞的控诉,严嵩害怕了,他虽然是内阁首辅,虽然是皇帝的宠臣,却依然害怕这个来自最底层的无畏的声音。
  而且根据多年的从政经验,他迅速作出了判断——这人是来玩命的。
  但就在他惊惶不定的时候,独眼龙军师严世蕃又出场了,听完那慌不择言的讲述后,他却只是镇定地说了一句话:
  “奏疏在哪里,拿给我看。”
  仔细阅览之后,严世蕃露出了笑容,他告诉自己那慌张的父亲,不用害怕,其实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几乎就在严嵩知晓奏疏内容的同时,徐阶也知道了,这也是没办法,十六世纪是信息的时代,想在保住脑袋,混碗饭吃,就得时刻掌握朝廷的最新动态。
  徐阶惊叹于杨继盛的勇气,他万没想到,当年那个沉默的学生竟然有如此的血性,如此的勇敢,孤军突起,去挑战那个他绝对无法战胜的对手。
  他敬佩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做了连他都不敢去做的事情。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危险已向自己逼近。
  因为杨继盛是他的学生,而在那年头,师生关系就是政治关系,杨继盛上书,他虽然并不知情,却也绝对脱离不了关系。而目前政局敌强我弱,还远不到摊牌的时候,如此时与严党开战,必定功亏一篑。
  徐阶坐卧不安,直到他拿到奏疏全文,这才松了一口气。
  因为在这封奏疏的末尾,杨继盛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大学士徐阶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违,不敢持正,不可不谓之负国也”。
  真糊涂也好,假聪明也罢,这句关键的话最终挽救了徐阶,保存了他的实力。
  政坛的地震看似已经不可避免,严嵩惊慌失措,徐阶忐忑不安,而杨继盛却只是镇定自若,静候处理。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件事情中,最为恐慌的并不是以上三位,而是另一个似乎毫不相关的人——高拱。
  无论是严嵩还是徐阶,高拱都是以礼相待,所以这件事对高拱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然而就在他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打开奏疏的抄本,看到那句要人命的话时,顿如五雷轰顶,马上抄起文书去找徐阶。
  他所看到的那句话,正是严世蕃所注意的那一句。
  看着面无人色,气喘吁吁的高拱,徐阶十分纳闷,然而当他顺着高拱的指向,仔细研读那句话时,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这句让严世蕃笑颜逐开,让高拱吓破胆的话是这样写的——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
  徐阶的脸白了,他很清楚,这是一句授人以柄的话,很容易被理解为裕王指使杨继盛,借攻击严嵩之名逼宫犯上,若被严党利用,后果不堪设想。
  高拱之所以跑来找徐阶,原因在于他认为杨继盛是徐阶的学生,上书必定是徐阶指使,准备借此和严党决战。
  而徐阶敢于摊牌,必然有着全盘计划,但无论你徐兄有何打算,也得给兄弟划个道出来,让我早有准备,免得无故遭殃。
  然而徐阶诚恳地告诉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也没有后着。
  这下子高拱傻眼了,一直以来,裕王和严党的关系并不好,而皇帝宁可信任他身边的道士,也不愿相信自己的儿子,以严世蕃的智商,绝不会放过这个一网打尽的机会。
  看着团团乱转的高拱,徐阶也是焦急万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还算是某种程度上的盟友,裕王如果倒了,对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但事已至此,又能如何?
  千钧一发,面对几近绝望的高拱,徐阶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最后的办法:
  “事已至此,只能去找那个人了,听天由命吧。”
  徐阶和高拱到底是政治老手,此时的严世蕃确实正打着裕王的主意,准备一箭双雕,借刀杀人。在他的指点下,严嵩把祸水引向了二王。
  这个话题彻底触痛了嘉靖的神经,他立刻派人前去诏狱质问杨继盛(此时已经下狱):与二王有何种关系,为何要引出二王?
  杨继盛虽然耿直,却并不笨,他意识到了问题中隐含的巨大风险,大声答道:
  “除了二王,朝中还有人不怕严嵩吗?!”
  听到答案的嘉靖这才松了口气,但危机还远未结束,因为严世蕃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也从未期盼杨继盛会头脑发热,主动配合。事实上,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
  严世蕃深知,虽然朝中严党势力庞大,但要想除掉杨继盛,拉裕王下水,必须借助另一个人的力量,而对于那个人,他是有把握的。
  算盘打得确实不错,可惜他的对手是徐阶。
  据说在象棋中,能看到后两步的就是高手,看到后三手以上的就是大师水平,而在政治这种特殊的游戏中,徐阶是当之无愧的特级大师。他不但算出了严世蕃的企图,还算准了他的预定目标。
  于是在严世蕃动手之前,他抢先一步,找到了那个关键的人——陆炳。
  杨继盛和裕王的命运,就握在陆炳的手中。因为这位仁兄不但是特务头子,还是詔狱的监狱长,在监狱里做点手脚,搞份假口供,然后派出个把锦衣卫,深更半夜栽赃一下裕王,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陆炳是严党的同盟,无论如何,他没有拒绝严世蕃的理由,然而徐阶依然登门拜访了,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
  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判断——陆炳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已没有别的方法。
  面对陆炳这样的老江湖,讲客套或是谈交情,无异于是自取其辱,徐阶开门见山:
  “此事不宜牵涉过广,望三思而行。”
  陆炳看着徐阶,沉默不语。
  他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他不愿表态,也不能表态。
  反正已经说了,徐阶又提出了另一个要求:
  “那个人还望老兄多加保全。”
  听到这句话,陆炳终于开口了:
  “此人之事上通天子,非我所能为。”
  意思是,这件事情已经通天,我是罩不住的。
  这是句实话,徐阶也只能叹气了:
  “唯望老兄多加留意。”
  陆炳点了点头,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徐阶走了,严世蕃来了。
  当然,他的来意和徐阶完全相反——把杨继盛整死,顺带梢上裕王。
  陆炳热情地接待了他,还不断点头表示同意。
  严世蕃满意地走了,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如他所料。
  此后严嵩父子天天在家里等待着好消息的到来,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陆炳那边却毫无动静。
  严世蕃没有再去找过陆炳,作为官场老手,他很清楚对方的这种态度所代表的意义——拒绝。
  沈链离去时的背影,是陆炳永远无法忘怀的,所以在关键的时刻,他作出了这个关键的抉择。
  他虽然没有挺身而出的勇气,却依然坚守着仅存的良知。
  外面大风大浪,斗得你死我活,而事件的中心人物杨继盛却是异常的平静,他镇定地呆在牢房中,等待着即将来临的暴风骤雨。
  在陆炳的授意下,诏狱的看守并没有难为杨继盛,但严嵩的能量却并不是陆炳可以左右的,很快,杨继盛就为他的勇敢付出了代价。
  他被拖出了牢房,接受了廷杖一百的处罚。
  廷杖是用大棍子打屁股,一般说来,如果是所谓“用心打”,六十廷杖就足以将人活活打死,即使不死也脱层皮,极为痛苦。
  一位同僚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托人送给杨继盛一副蛇胆,告诉他:
  用此物可以止痛。
  然而杨继盛再次表现了他的无畏与勇气:
  “我杨椒山(杨继盛号椒山)自己有胆,用不着这个!”
  有种,实在太有种了。
  杨继盛没钱买通行刑人,又得罪了财雄势大的严嵩,一般说来是必死无疑了。
  可让人惊叹的是,杨继盛挨了一百杖,虽说皮开肉绽,伤筋动骨,竟然还是保住了一条命。除了他身体好外,估计也有某些场外因素——行刑者是锦衣卫。
  不过一百杖还是结结实实的一百杖,不是打在棉花上的,杨继盛依然只剩下了半条命,等待着他的不是救护车或高干病房,只有潮湿而散发着恶臭的诏狱。
  然而正是在这个恐怖阴森的地方,杨继盛干出了一件耸人听闻、挑战人类极限的事情。
  虽说是硬汉,毕竟不是铁人,廷杖打折了他的腿骨,腿肉被打掉,一片血肉模糊,已经昏迷的杨继盛被拖回了牢房,没有人给他包扎,在蝇虫滋生,肮脏阴冷的空气中,他的伤口开始恶化感染。
  在那个深夜,杨继盛被腿上的剧痛唤醒,借着微光,他看见了自己的残腿和碎肉,却并没有大声呻吟叫喊,只是叫来了一个看守:
  “这里太暗,请帮我点一盏灯借光。”
  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要求,看守答应了,他点亮一盏灯,靠近了杨继盛的牢房。
  就在光亮洒入黑暗角落的那一刻,这位看守看见了一幕让他魂飞魄散、永生难忘的可怕景象:
  杨继盛十分安静地坐在那里,他低着头,手中拿着一片破碎碗片,聚精会神地刮着腿上的肉,那里已经感染腐烂了。
  他没有麻药,也不用铁环,更没有塞嘴的白毛巾,只是带着一副平静的表情,不停地刮着腐肉,碗片并不锋利,腐肉也不易割断,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然而杨继盛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在这个深夜,单调的摩擦声回映在监房里,在寂静中诉说着这无与伦比的勇敢与刚强。
  在昏暗的灯光下,杨继盛独立完成着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以肯定)的手术,当年关老爷刮骨疗毒(真假还不一定),也还有个医生(特级医师华佗),用的是专用手术刀,旁边一大群人围着,陪他下棋解闷。
  相比而言,杨继盛先生的手术是自助式的,没有手术灯,没有宽敞的营房,陪伴他的只有苍蝇蚊子,他没有消毒的手术刀,只有往日吃饭用的碎碗片。
  杨继盛继续着他的工作,腐肉已经刮得差不多了,骨头露了出来,他开始截去附在骨头上面的筋膜。
  掌灯的看守快要崩溃了,看着这恐怖的一幕,他想逃走,双腿却被牢牢地钉在原地,动弹不得。
  他曾见过无数个被拷打得惨不忍睹的犯人,听到过无数次凄惨而恐怖的哀嚎,但在这个平静的夜里,他提着油灯,面对这个镇定的人,才真正感受到了深入骨髓的恐惧和震撼。
  于是他开始颤抖,光影随着他的手不断地摇动着。
  一个沉闷的声音终于打破了这片死一般的寂静:
  “不要动,我看不清了。”
  二十年前,曾有一部极为轰动的电影《第一滴血》,后来还拍了续集,里面的兰博兄极为彪悍,曾把火药洒在伤口上,给自己消毒,国人为之侧目,皆视其为硬汉偶像。
  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在四百多年前,有一个叫杨继盛的人曾经比兰博还要兰博,而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兰博是假的,杨继盛是真的。
  杨继盛就这样活了下来,就这样名震天下,就这样永垂青史,因为他的坚忍、顽强、以及正直。
  严嵩明白,陆炳是指望不上了,但刻骨的仇恨与畏惧是不会消弭的,杨继盛非杀不可!
  此时案件已经转到了刑部,侍郎王学益是严党成员,严嵩指使他从速解决杨继盛,因为骂人是没法杀头的,严大人送佛送上天,指定了罪名:诈传亲王令旨。
  可是副部长报上去,部长何鳌却不批,郎中史朝宾还明确表示,绝不执行。
  严嵩发怒了,他撤了史朝宾的官,并托人告诉何鳌,再不听话,你就跟史郎中一起走。
  何鳌妥协了,刑部就此递交了处理意见——依律处决。
  然而严嵩万万没有想到,他费尽心机的这份文书竟然还是无法执行,而他也无可奈何——皇帝不批。
  嘉靖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锋锐少年了,他已经做了三十年皇帝,经历了无数风波,斗倒了无数权臣,该吃的吃了,该玩的玩了,该整的夜整了,剩下的唯一愿望就是多活几年。
  所以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修道事业中去,把国事交给手下的大臣。
  而这位聪明的皇帝之所以敢于放权,是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所有的大臣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没有人是他的对手,没有人能猜透他的心思。
  一般说来,老板越聪明,员工也就越难受,嘉靖老板是不好伺候的,他不但天资聪慧,而且善于耍诈,你说东,他就偏往西,你让他吃饭,他偏要睡觉,总之是让你摸不着他的谱。
  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折腾中,大明公司的几位顶尖员工终于超越了老板的水平,成为了真正的领导者。
  在这些足以掌控老板的超级员工名单中,有着严嵩和严世蕃的名字,当然,还有徐阶。在此之后不久,两个更为厉害的人也将被列入这个名单,而他们所掌控的,将是天下。
  耍猴的时代即将结束,被猴耍的时代即将开始。
  但至少在杨继盛的问题上,嘉靖暂时还没有被耍弄,他十分清楚此案奥秘,毕竟杨继盛的目标只是严嵩,严嵩想借刀杀人,他却不想被人当枪使。
  杨继盛的案子就这么拖了三年,悬而不决,直到三年后的那起意外事件。
  嘉靖三十四年(1555),杨继盛仍在狱中顽强地坚持着,外面的同僚同事们却忍耐不住了,人关了这么久,吃了这么多苦,连个说法都没有,你当言官们是饭桶不成?
  于是一时之间群臣上书,要求释放杨继盛,声势浩大,甚嚣尘上。
  严嵩沉不住气了,此时,严党的中坚人物,著名贪官鄢懋卿向他进言:
  养虎为患。
  严嵩点了点头。
  恰在此时,严嵩看到了他的干儿子,严党的另一干将赵文华送来的一份论罪奏疏,在这份奏疏上,写着两个人的名字。
  严嵩思索片刻,拿起了笔,在这两个名字的后面,又加上了三个字:杨继盛。
  因为他十分清楚,名列这份奏疏上的人,必死无疑。而皇帝在盛怒之下,是不会注意到这个小小的笔误的。
  严嵩充分地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历时三年,用尽手段,他终于把自己的死敌杨继盛送上了黄泉之路。
  然而他万万不会想到,在他写下杨继盛名字的那一刻,他已犯下了一个最为致命的错误,覆亡之门就此打开。
  在隐忍的日子里,徐阶时刻注意着严嵩的言行,而他迟迟不动手,是因为他一直未能发现严嵩的破绽。
  纵横官场四十余年的严嵩是真正的精英,他虽然贪污受贿,虽然结党营私,却无人能抓住他的把柄,因为他知道哪些钱可以拿,哪些不能拿,哪些人要打,哪些人要拉。
  所以这么多年来,他只受到过一次真正的威胁,然而那位慈悲为怀的夏言先生放过了他,此后他变得更加谨慎小心,狡诈无情。
  然而他终于大意了,杨继盛的死劾激起了他的愤怒,混淆了他的思维判断,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杀死杨继盛。
  杨继盛就是奔着死来的。
  他不受严嵩的收买,不听朋友的劝告,明知毫无胜利的希望,却依然押上自己的一切,以死罪弹劾严嵩,因为他的目的很明确:
  只求一死。
  用死来表达他的愤怒,用死来唤醒胆怯的人们,如同春秋时的铸剑师那样,杨继盛用他的生命铸就了那柄斩杀奸邪的利剑。
  事实证明,杨继盛的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圈套,而严嵩义无反顾地跳了进去。
  嘉靖三十四年(1555)九月,正如严嵩所预料的那样,愤怒的嘉靖批示了这封奏疏:秋后处决。
  消息传出之后,一个女人在自己简陋的房中,完成了另一封奏疏。
  这个女人是杨继盛的妻子,伟人的老婆自然也不是常人,在上书里,这个弱女子提出了一个公平的交换条件——倘以罪重,必不可赦,愿即斩臣妾首,以代夫诛。
  一命换一命,很公平。
  严嵩看到了这封奏疏,然后扔进了文书堆里。
  杨继盛的妻子文化不高,这封文书是她口述,由王世贞代写的,在临刑前,他再次来到狱中,去向他的同年兼好友告别。
  王世贞是个讲义气的人,之前他曾多次探监,给杨继盛送来汤药,帮助他熬了下来。
  可是事已至此,回天乏术,于是在诏狱中,王世贞和他的朋友见了最后一面。
  眼前的杨继盛已经不成人形了,他没有父母的疼爱,众人的追捧,他很平凡,即使在那支光荣的进士队伍中,他也只是一个为人忽视、沉默寡言的人,辉煌显赫从未属于过他。
  而今的他,只剩下了残肢破衣、遍体鳞伤,还有即将到来的死亡命运。
  杨继盛却只是平静地提出了最后的要求:
  “我的后事,就劳烦你了。”
  杨继盛没有钱,他的妻子也没有钱,对他而言,要想找口棺材入土为安,是比较困难的。
  王世贞用力地点了点头,这已是他唯一能做的事。
  所有的事情都交代完了,杨继盛即将走向他人生的最后舞台——刑场。
  在这最后诀别的时候,王世贞终于不禁放声大哭:
  “椒山,事情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啊!”
  然而此时的杨继盛笑了,他倚着墙壁,用残腿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元美(王世贞字元美),不必如此,”在昏暗的牢房中,他的脸上映射出无比自豪的光芒:
  “死得其所,死又何惧!”
  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月初一日,杨继盛英勇就义。
  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斗中,手无寸铁的杨继盛,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只凭借他的信念和勇气。
  临刑前,他赋诗一首: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历经磨难,矢志不移,叫做信念。
  不畏强权,虽死无惧,叫做勇气。
  在这一天,严嵩在他的府邸里欢庆自己的胜利,而嘉靖依然在西苑继续着他的修道事业。
  在这一天,杨继盛用他的死向全天下人揭示了严嵩的真面目,之前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严党就此走上灭亡之路,因为有这样一句古话——众怒难犯。
  也就在这一天,努力营救却终未如愿的徐阶,在他学生血淋淋的尸首前,领悟了政治斗争的最终秘诀:
  对付流氓,要用流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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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9-14 22:07:19 | 只看该作者
第十二章 东南的奇才
严嵩之所以能够肯定那份奏疏上的两个人必死无疑,是因为整治这两人的幕后黑手正是他。
  这两个人分别是闽浙总督张经,和浙江巡抚李天宠。
  而这两位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之所以会人头落地,只是因为一个无聊的人,去出了一趟无聊的差。
  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一月,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正部级官员张经,被任命为总督前往浙江,他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抗倭。
  不久之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天宠,奉旨来到浙江,取代驻守当地的王忬(王世贞的父亲),成为了新的浙江巡抚,张经的下级。
  这两位仁兄都察院出身,合作得也还不错,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倭寇之乱,尽心竭力,日夜勤勉。
  就在他们埋头苦干的时候,嘉靖三十三年(1554),另一个人也来到了浙江,他就是通政司通政使兼工部右侍郎,副部级官员赵文华,可这位兄台既不是总督,也不是巡抚,之所以千里迢迢跑来这里,除了观光旅游外,倒也背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祭海。
  让你去祭海,你就老老实实地祭海,完事后带点土特产回京也就行了,可赵侍郎却偏偏是个有抱负的人,他对倭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也想掺和一把。
  一般说来,京城的领导要亲临指导,地方官员高兴还来不及,可是张经总督却不买他的帐,对他不理不睬,十分冷淡。
  原因很简单,张经的官比他大。
  在明代,总督不是地方官员,而是中央派驻地方工作的领导,工资、户口都挂在中央,比如张经,原先是都察院右都御史,此次是挂衔下派,而赵文华只是奉命出差,干点临时工作。
  论资历就更没法说了,张经兄十七年前(嘉靖十六年)就已经是副部级兵部侍郎,而那时赵文华却只是一个小小的正处级刑部主事。
  大家同在京城里混,互相知根知底,高级干部见得多了,眼界自然比地方干部高得多。
  老子是二品正部级、两省总督,你小子不过是个三品副部级侍郎,竟敢在老子面前耍威风,你算哪根葱?
  同理,中央都察院正四品右佥都御史,浙江巡抚李天宠也不愿买赵文华的帐,每天管他三顿饭,就盼他早点滚蛋。
  然而事实证明,赵文华确实算根葱,还是根大葱,你们敢欺负我,我就让我爹来收拾你们!
  他爹就是严嵩,虽然他姓赵,严嵩姓严,但所谓有奶就是娘,有权就是爹,不必奇怪。
  严嵩之所以支持干儿子赵文华,是因为当年他当国子监校长的时候,赵文华是他的学生。而据他观察,这位学生虽然没有什么能力,却很能拍马屁,很听话,于是他安插赵文华去了通政司。
  严嵩是不做慈善事业的,他让赵文华当通政使,其中有着很深的用意。
  通政司是一个副部级部门,最高长官通政使也只是三品,但这个部门对严嵩而言却极为重要,因为它主管全国各地送入京城的公文。
  由于名声太差,全国的众多御史官员经常上书弹劾严党,虽说有严嵩在内阁压阵,但这位仁兄已经七十多岁了,难保有漏网之鱼,万一捅到皇帝那里,事情就麻烦了。
  而赵文华兄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在机关蹲守,发现可疑邮件即刻予以删除(销毁或是压住),他兢兢业业,工作完成得很好,也由此成为了严党的第一号骨干。
  接到儿子的告状信,严老爹却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复,他托人告诉赵文华,张经并不好惹,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最好还是乖乖听话。
  赵文华无计可施,但这位仁兄是个比较执着的人,又从中央要了一个观察敌情的名义,硬是赖着不走。他要留在这里,等待张经的失误。
  而不久之后,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的浙江沿海,倭寇气焰已经十分嚣张,有两万余人盘踞于此,根本不把明军放在眼里。
  张经也并非等闲之辈,他四处调兵,积极部署数月之久,却迟迟不动兵。
  赵文华反复催促,张经依然纹丝不动。
  而张总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和他之前的一段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嘉靖十六年(1537),总督两广军务、兵部侍郎张经,奉命去平定广西断藤峡叛乱,在长期艰苦的山区作战中,他养成了稳重进兵的习惯,更重要的是,在这次战争中,他还发现了一个十分可怕而特别的战斗群体——狼土兵。
  狼土兵以少数民族为主,大都不习文化,好勇斗狠,战斗力十分彪悍,当年曾让张经吃尽了苦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到了浙江之后,张经才发现,那些被朝中大臣轻视,所谓乌合之众的倭寇,却是一帮前所未见的强敌。
  在皇帝同志专心修道,大臣们专心斗争的时候,日本正处于极度混乱的战国时期,全国分成三四十个诸侯国,你打我,我打你,打赢的自然风光,打输的就只能跑路。日本就那么大,土地又不多,还时常喷火山乱地震,实在不是个人呆的地方。于是众多讨生活的倭人就不远万里,为了日本人民的致富事业跑到了中国。
  这帮倭人不请自来,而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故文言有云:
  〖倭人为寇,是为倭寇。〗
  但恶劣的品行并不能否定他们的战斗力,且不说这帮人的武艺和战术水平,单说人家冒着掉进海里喂鱼的危险,跑上千里路来抢劫,就能充分说明他们的犯罪决心和毅力。
  而与倭寇相比,张总督手下的大都是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带的兵,他们当兵是为了混碗饭吃,就算不当兵还能种田,犯不着去拼命。
  于是张经决定,调狼土兵进入浙江,抗击倭寇。
  这个决定为他赢得了暂时的胜利,却永远地送了他的命。
  张经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费尽心力调兵遣将的时候,赵文华已经设计好了一个圈套,准备将他致于死地。
  张总督久经官场,并不是个善茬,上任一年多来,他已在当地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而对于赵文华,他也安排了专人监视,总而言之,整个浙江已然成了他的地盘。
  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赵文华依然找到了一个盟友,这个人的名字叫胡宗宪。
  胡宗宪,字汝贞,徽州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
  胡宗宪的考试成绩很一般,运气却不错,他没能选上庶吉士,分配到地方当了县官,不久后因年度考核优良,升为御史,巡视宣府、大同。
  之所以说他运气好,是因为在明代朝廷,御史是个不错的行当,以骂人为主业,天不怕地不怕,想骂谁就骂谁,如果运气好,摸准了政治方向,骂对了人,没准还能官运亨通,一飞冲天。
  不过胡宗宪的这份御史工作却有点特殊,因为宣府和大同是当时的军事前线,刀光剑影,呆在这的都是些粗人武夫,如果胡乱告状,没准晚上就被人趁黑给剁了。
  于是胡宗宪在那里老老实实地啃了几年干粮,这段经历最终成就了他,因为正是在那个地方,这位安静的御史开始进入另一个新奇的领域——兵法。
  在血肉横飞,生死悬于一线的战场,胡宗宪懂得了战争的法则,而蒙古骑兵烧杀抢掠、难民家破人亡、哭天抢地的惨象,也让他了解了战争的残酷。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那个曾经喋喋不休、满口圣人之言的书呆子,已然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实用主义者。
  因为在边关表现良好,胡宗宪奉调前往浙江,担任浙江巡按,似乎是为了考验他的能力,就在他离开这里之前,上天给他安排了一次毕业考试。
  当时驻守大同的左卫军突然接到谕令,命令他们即刻转移驻防至阳和一带,事实证明,这是个一道要人命的谕令。
  大同已经是前线了,而阳和不但更为靠前,且条件极其艰苦,当兵的过得苦,好不容易在当地安个家,转眼间又要妻离子散,自然是打死不搬。
  可是命令不能不执行,于是大伙一合计,索性闹事不干了,哗变!
  这下子问题严重了,情况报到大同参将那里,开会征集意见:这事怎么解决,谁去解决?
  没人应声。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超级黑锅,这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士兵哗变,全部都是抄家伙的职业打手,也不讲道理,要是跑去谈判,十有八九就把自己捐给了国家(学名是为国捐躯)。
  但如果放任不管,这帮人万一成了叛军,知根知底,带着蒙古人回来抢劫,麻烦就大了,所以黑锅总得背,具体说来是总得有人去背,可是谁也不背。
  这时胡宗宪站了出来,他说:我去。
  参将大喜,问:你要带多少人?
  胡宗宪答:不用,我一个人去。
  在短暂的目瞪口呆,鸦雀无声之后,大家集体起立,走到营帐外,热情地为勇敢的胡御史送别,感谢他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背锅精神。
  胡宗宪不是白痴,也没有背黑锅的嗜好,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只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
  他一个人骑着马跑到了哗变士兵的营地,对那些手持兵器、情绪激动的人们说了几句话,奇迹就发生了,士兵们停止了吵闹,安静地回到了自己的营帐。
  当大家再次看到胡宗宪时,都极为惊讶,踊跃上前询问,他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解决了如此棘手的事。
  胡宗宪一脸轻松回答道:没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们,谕令已经取消,他们不用迁徙了。
  于是大家又懵了,迁移是上级的命令,总兵(相当于军区司令)
  都没发话,你怎么敢信口开河?今天你忽悠过去,过两天没准就直接造反了!
  然而胡宗宪镇定地看着惊恐的同僚们,告诉他们:丝毫不必担心。
  事实证明了胡宗宪的预言,很快,上级下达指令,之前的谕令取消,军队仍在原地布防。
  准确的人心洞察力、惊人的局势判断力,这就是胡宗宪的卓越才能。
  嘉靖三十三年(1554),奇才胡宗宪来到了浙江,他将在这里开创自己的伟大事业。
  其实在当时的浙江,胡宗宪只是个小人物,因为他的级别太低(浙江巡按)。
  巡抚和巡按虽只有一字之差,品级却差很远,胡宗宪是都察院监察御史,奉命巡按浙江,负责监察纪检事务,他的品级只有七品。而李天宠则是四品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奉命巡抚浙江,负责浙江全省的管理事务,相当于省长。
  赵文华好歹是个副部级,之所以对胡宗宪一见如故,称兄道弟,实在是因为他太过孤单。在张经的阴影下,没人愿意陪他玩,只有胡宗宪对他礼遇有加。
  于是他向这个新朋友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并许下了一个美好的祝愿,只要计划成功,你就是新的浙江巡抚!
  赵文华是一个坏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一个坏人,能够干到副部级侍郎,说明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坏人。
  赵侍郎的计划是这样的,他准备告张经的黑状,罪名是张经畏惧倭寇,拿了朝廷的钱,不帮朝廷办事,消极避战。
  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不简单。
  张经不是吃素的,赵文华上书后不久,他就得到了消息,但他的反应却十分怪异,不但没找赵文华算帐,也不上书辩解。
  因为他已有了绝对的把握,筹划已久的行动即将开始,狼土兵已经到位,各路大军也已到齐,只等他一身令下,发动总攻。
  有凶悍的狼土兵助阵,张经相信他会取得胜利,而到那时,捷报将是对赵文华攻击的最好回应。
  看上去是正确的,实际上是错误的。
  志得意满的张经没有想到,在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应对中,有着两个小小的疏漏:他并没有真正看懂那封告状的上书,而更重要的是,他低估了赵侍郎的水平。
  作为严党的主力成员,赵文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事实上,张经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他仍然敢在此时上书,是因为他已料定,此书一上,张经如不胜,尚有活路,如若战胜,则必死无疑!
  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缺钱花的倭寇耐不住寂寞,开始大举向嘉兴进犯,却就此掉入了陷阱。
  张经等待良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他当即调集手下大军水陆并进,在王江泾与敌军遭遇,大破倭寇,斩杀敌一千九百余人,史称“王江泾大捷”。
  这是东南自倭乱以来的最大胜仗,张经十分得意,当即写下告捷文书送往京城,等待着朝廷的封赏。
  事实证明,这次朝廷的办事效率相当之高,没过多久,张经就等到了他应得的赏赐,不是金银财宝,高官厚禄,而是两个人,具体说来是两个锦衣卫。
  他们送给张总督的见面礼是一副闪亮的镣铐,然后大声传达了皇帝大人的贺词:
  “经(张经)欺诞不忠,着令入京问罪!”
  张经的脑袋有点乱,明明自己打了胜仗,怎么就成了“欺诞不忠”?
  张总督之所以一头雾水,是因为他并不清楚赵文华那封上书的奥妙。
  嘉靖刚看到这份黑材料的时候,起初并不在意,直到他顺手交给了身边的一个人——严嵩。
  严嵩自然明白赵儿子的意图,当即展现了他的表演功底,作沉思状良久,突然换上了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开始痛斥倭寇侵害百姓的惨状,最后指出主题——拥兵自重,坐观倭乱,都是张经惹的祸。
  嘉靖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他当即下令缉拿张经回京。
  谕令下达后不久,张经的报捷文书就送到了,看似张经就要涉险过关,但正如赵文华所料的那样,嘉靖做出了一个十分缺心眼的判断:
  “张经着实可恶,闻文华劾,方一战!”
  混迹江湖三十多年的嘉靖同志就这样完蛋了,经过多年的磨砺,他的脾气个性以及各种权术花招,早已被严党摸得一清二楚,现在也只能是被玩没商量了。
  张经倒了,李天宠也没戏了,这对难兄难弟手拉手上了刑场,一同被杀。
  赵文华兑现了他的诺言,李天宠死后不久,他利用自己在朝中的关系,破格再破格,短短一个月,就把七品基层御史胡宗宪直接提拔为四品右佥都御史,并巡抚浙江。从芝麻官到封疆大吏,其晋升速度堪比飞毛腿导弹。
  赵文华十分欣赏胡宗宪,因为胡宗宪的出众能力,以及在逆境中的支持。但胡宗宪却不喜欢赵文华,因为在他的眼中,赵文华着实不是个东西。
  胡宗宪是一个身世并不简单的人,他出生在豪门望族,六十年前,他的曾祖胡富考中进士,还曾经担任过正部级干部——南京户部尚书,显赫一时。
  望族出身的胡宗宪是一个天才,他二十二岁中举,二十六岁中进士,无论在地方,还是军队,无论是处理政务还是平息叛乱,他都显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才能。
  混迹政坛多年,胡宗宪很清楚赵文华和他的干爹是些什么货色,这帮人干活不足,整人有余,实在是一帮垃圾。
  然而问题在于,国家大权就掌握在这群垃圾的手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胡宗宪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很现实。
  于是当不学无术的赵文华来到浙江,当张经、李天宠都对其嗤之以鼻时,他意识到了其中蕴藏的机会。
  所以他接近了赵文华,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不顾旁人的鄙视和议论,拜会他,巴结他,耐心地听着他自吹自擂,并伴着逢迎的笑脸,虽然他很清楚,眼前这个唾沫横飞的人,只是一个恶棍加白痴的合体。
  对于出身高贵、有着强烈道德感的胡宗宪而言,这是一种让他极其恶心的应酬,但他依然卖力地表演着。
  因为在他的心中,有着报效国家的使命,有着救济黎民的责任,因为在他接受诏令,前往浙江之前,曾立下这样的誓言:
  “此去浙江,不平倭寇,不定东南,誓不回京!”
  【传说中的高手】
  胡宗宪眼睁睁地看着张经、李天宠被陷害,被处死,然后在众人的指责声中坐上了浙江巡抚的宝座,没有丝毫的避讳和惭愧。
  相反,他很得意,人见人怕、权倾天下的严党,原来是如此的愚钝,赵文华、严嵩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被他利用,为他铺路,而在此之后,这个最为强大的政治集团将成为他的后盾,去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始终问心无愧。
  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因为他的理想,叫做报国救民。
  在胡宗宪看来,张经做得还不够好,他虽然调来了战斗力强悍的狼土兵,整顿了军备,募集了粮饷,但无论是整体策划还是作战时机,总要慢那么一拍,最终才会被赵文华有机可趁。
  总而言之,这是个勤奋的人,但缺少天赋。
  胡宗宪认为自己是有天分的,所以他当仁不让地接替了前任的工作,他相信自己能够干得比张经更好。
  虽然当时天下人都为张经的无辜被杀感到遗憾,但对于倭寇而言,张经的死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因为事实证明,继任者胡宗宪是一个更为可怕的敌人。
  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刚刚上任的胡宗宪终于实现了梦想的第一步,但还没等他喘口气,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就让他从美梦中醒了过来。
  应该说,猛人不只张经一个,苏松巡抚曹邦辅也算同类,在王江泾大捷之后,他征集所属兵力,再次击溃倭寇。由于人事更替,这次行动没有经过上级的批准,等到赵文华知道的时候,俘虏都押回来了。
  深感丢了面子的赵文华当即给胡宗宪下令,让他立刻追歼残敌。
  这是一个胡宗宪等待多时的机会,他即刻调集了四千精兵,发动了追击战,然后他坐在家里,等待着捷报的到来。
  很快,他就如愿得到了战报,言简意赅:惨败!告急求援!
  此战损失极其惨重,所谓“宗宪兵死者千余”,一共就去四千人,差不多死了一半。大出所料的胡宗宪慌忙命令副将刘焘率军增援,不久之后战报再次传来——复大败。
  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士气大振的倭寇居然反过头来,再次进攻浙东一带,把当地抢了个底朝天,这才扬长而去。
  沉痛的失败教育了胡宗宪,他终于意识到,倭寇之乱比他想象中要厉害得多,而在这帮强盗的身上,似乎隐藏着极为强大的力量。
  胡宗宪的大体判断没有错,但他并不清楚,如果说倭寇是强盗,那他们就是有史以来最为可怕的强盗,因为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是精通刀法的武林高手。
  在史料上,有着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战役记录:
  嘉靖三十四年(1555),四十余名倭寇从浙江平湖入境,向杭州进逼,抢掠之后逃向淳安。这本来只是一起抢掠事件,抢也就抢了,事也不大,可这帮路盲不知是不是没有向导,转了半个多月,居然转到了南直隶(今江苏一带),在常州、苏州附近抢了一把,竟跑到了南京城下!
  最后在大军围捕下,这群小毛贼才最终被歼灭,据说当时被他们杀死砍伤的平民士兵已达三千余人。
  四十多个人,在大明帝国的眼皮底下转悠了一个多月,想抢就抢,十几万驻军束手无策,这不是一单简单的抢劫案,也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四十个人就敢到南京搞自助游,要有四千个人,没准就敢去北京集资建房了(打不过地产商)。
  一直以来,这个故事都被用来说明明军的腐朽、无战斗力,但很多人并不清楚,在它的背后,隐藏着让人惊心动魄的真相。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抢掠,因为参与这次抢劫的四十多个倭寇并不是一般人,他们是浪人。
  所谓浪人,就是失去土地的日本武士,关于武士群体就不多说了,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即使在日本国内,武士也是一个十分稀少的品种。
  在日本战国时期,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实际控制者是各大诸侯,又称为大名,而武士是大名的属下。即使是如织田信长之类的大诸侯,手下的武士也不过一两千人而已。
  作为武士团体的成员,他们从小就接受过严格的武术和体能训练,大多数人都练习剑道,练就了一身砍人的技术,即使参加黑社会火拼,拿西瓜刀对砍,估计一个对付五六个都不成问题。
  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其中的某些人还曾练习过“阴流”,这是日本刀术中的一门绝技,传自日本的绝顶高手,“剑圣”上泉信纲。
  虽说练这门功夫的人并不多,也并非个个都是剑圣,但足可称得上是一流高手。而在当时到中国来抢掠的日本人中,也有着他们的身影。
  有证据显示,在嘉靖三十四年的这次事件中,参与抢劫的四十多名案犯,并非跑船的日本农民,他们几乎都是战败丢掉土地、找不到工作的武士。
  而证据,就是他们随身携带的那件特殊武器。
  其实那些被称为倭寇的抢劫犯,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多国部队,除了日本人外,还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中国沿海的渔民、海盗等等,总之,大家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发财)走到一起来的。
  这些人使用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老外们一般用火枪或佩剑,渔民、海盗没有固定装备,逮着什么用什么。
  但这支无组织、无纪律的杂牌部队之所以会有强悍的战斗力,是因为其中有着一群作战顽强的日本武士与浪人,而无论在哪里作战,和谁作战,他们都会使用同一种武器——武士刀。
  不管在中国还是日本,只有武士或浪人才装备武士刀,其实谁能带,谁不能带,也没有专门的认证机构来管,真正的原因在于这种管制刀具是很贵的。
  武士刀的制作十分复杂,要使用很多种不同的铁和钢料,然后用火炉加热,同时由工匠大力捶打,可谓是千锤百炼,耗时长,纯系手工制造,绝无批量生产。
  由于此刀制作精良,且铁钢比例合理,所以兼具韧性和硬度,无论是拿去劈柴,还是砍人,都相当有效。
  但拥有武士刀,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因为你就算买得起,也不一定养得起。由于该刀采用铁钢合金制造,容易生锈,所以必须得好好伺候着,隔三差五就要去找人磨刀(使用特制磨刀石,费用很高),每天都要用油擦刀(据说还一定要用植物油),比上机油还麻烦。
  就这么个玩意,价格昂贵不说,天天都要保养,比大爷还难服侍,除了那帮死心眼的日本武士,谁都不愿意折腾这东西。非但如此,这帮孙子把刀看得比命还重,1945 年日本战败后,侵华日军中许多有武士背景的军官还曾向中国方面提出申请,希望带走他们的家传宝刀,表示如不允许,就切腹自尽。
  不久之后得到答复:切腹自便,把刀留下。
  日本的许多名刀就此留在了中国,这也是为什么无数日本人不远千里,带着大捆钞票,跑到中国买刀的原因。
  而根据史料记载,嘉靖三十四年的那批倭寇基本都是携带武士刀的浪人,且武艺高强、机动灵活,抢一票换一个地方,从不走空趟。
  这样的四十多个倭寇,其战斗能力可想而知,在当时,大致就相当于四十多个特种兵,而驻守各地的,大都是战斗力极差的守备兵,或是民团团练,基本上也就算个民兵水平。
  民兵打特种兵,能打赢那才叫怪事,这帮劫匪也不攻城,抢了就跑,放在今天就是持械流窜犯,自然是难以围捕,所以才会出现所谓打到南京城下的怪事。
  这才是倭寇的真实实力,胡宗宪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敌人,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大队倭寇战斗力强,不好打,小队倭寇机动灵活,没法打,为了几十个人调集数千大军围捕,实在丢不起这个人,还不如去上吊。
  就在胡宗宪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支奇特的武装出现了,他们组成了民兵联防队,四处围剿倭寇。而更让人惊讶的是,曾纵横千里、无人可挡,连政府军都不怕的浪人倭寇,碰到他们却总是全军覆没,落花流水。
  因为浪人们固然是剑道高手,这帮兄弟却是高手中的高手——少林寺的和尚。
  嘉靖三十三年(1554),南京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万表终于无法忍受了,流动倭寇四处出没,使他焦头烂额,却又无计可施。
  苦思冥想之下,他突然灵机一动,召见了杭州及苏州两地的寺院主持,交给了他们一个任务。
  几天之后,一支由苏杭两地上百名和尚组建的巡防队正式成立,主旨只有一个——杀死倭寇。
  这帮和尚都是精挑细选的武僧,个个自幼苦练武艺,精通棍法,老家也都在附近,听见倭寇两个字就手痒,听到消息,纷纷踊跃报名,经也不念了,抄起棍子就上了战场。
  事实证明,中华武术确实是博大精深,拿刀的武士干不过拿棍的和尚,管你什么“阴流”、“剑道”,几棍子扫过去全部滚蛋。
  和尚联防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间,该队在杭州湾及松江府(今上海附近)一带与倭寇作战多次,无一败绩,令倭寇闻风丧胆。
  而最为生猛的一次战役,发生在松江附近的翁家港,当时一百多名倭寇跑到这里,还没开抢就撞到联防队,此时这帮和尚已然名声大噪,所以倭寇们见到光头掉头就跑,联防队二话不说,拖着棍棒就追。
  一般说来,追个几里路也就完事了,但这帮和尚比较较真,竟然跟着追了六天,一路打一路追,一直跑到嘉兴,全歼所有倭寇(据说连倭寇的家属也干掉了),这才收兵回营。
  然而少数几个和尚是无碍大局的,要想解决倭寇,胡宗宪真正需要的,是几个重量级人物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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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9-15 22:13:44 | 只看该作者
第十三章 天下第一幕僚
【绝世高人】
  胡宗宪寻找的,不是个把能打的和尚,武林高手打打群架还行,在千军万马的战场上,也只是废柴一根,只有运筹帷幄的将领,才能为他解决根本问题。
  幸运的是,他没费多少功夫,就找到了第一个人选。
  在胡宗宪没来之前,俞大猷已孤军奋战了很久。
  俞大猷,福建晋江人,弘治十七年(1504)生人,家庭比较贫困。
  但他的运气还不错,祖上是世袭百户,虽说不是什么大官,毕竟有口饭吃。父亲死后,他继承了百户爵位,嘉靖十四年(1535), 俞大猷更进一步,在当年的武会试中一举中第,成为千户,并被分配驻守金门。
  俞大猷同志的早年经历就是如此,看上去毫无特别之处,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这位仁兄是一位了不得的绝世高人。
  本文所用史料众多,且来源庞杂,还包括十几种明清刻本,为了不影响阅读,加上我这人比较懒,故文中未注明史料出处和史籍原文,但此处必须破例,因为下面即将讲述的内容实在过于离奇,如不举出实据,估计难逃忽悠之嫌,故列文如下:
  〖“予昔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击剑之技,后自云中回取道至寺。
  僧自负精其技者千余人,咸出见呈之。视其技,已失古人真诀。明告众僧,皆曰:‘愿受指教。’予曰:‘此必积之岁月而后得也。’”〗
  看不明白不要紧,我来解释。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听说河南的少林寺武艺高明,所以专门前去拜访,寺里的和尚十分嚣张地告诉我,他们这里的僧人武艺高强,且人数众多,还拉出了几个表演给我看。
  我看过之后,觉得这帮人实在不争气,老祖宗的真传都给丢了,就明白告诉和尚们,你们这套已经不行了,趁早一边凉快去。和尚们十分谦虚地对我说:愿意接受我的指教。而我也十分嚣张地告诉他们:
  你们还要练很久才行。
  郑重声明,这话不是我说的,要找人算帐请诸位去找俞大猷同志,与我无关,因为此文就出自俞大猷同志的自述文集。
  我虽然不愿帮俞大猷背黑锅,却可以替他证明一点,那就是俞先生的的确确是一位功夫了得的绝顶高手。
  从童年开始,俞大猷就是个特别的人物,和众多成功人士一样,他喜欢读书,可他读的却不是大学、中庸之类的考试书目,而是一本奇特的著作——易经。
  要说这本书,那可真算得上是万金油,上至外星生物,天外来客,下到世界文明,人类前途,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推出来,反正随你去读。
  俞大猷就是易经解读派的忠实会员,他苦读多年,终有所悟,万幸的是,这位兄台没有走火入魔,摆摊算命,多少还是读出了点名堂——兵法。
  从易经中,俞大猷领悟了所谓百万合一之兵法(虽将百万,可使合为一人也)。虽然说起来比较玄乎,但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这套理论倒也不全是忽悠。
  而在兵法之外,俞大猷在另一工种上的成就可谓惊世骇俗,那就是武学,他曾拜当时的著名剑客李良钦为师,学习剑术。他的天赋极高,外加勤学苦练,武艺非常精湛。
  特别是剑法,他十分擅使“荆楚长剑”,据说剑法已至化境。曾有数十人看他不顺眼,打算群殴他一顿,结果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夺路而逃。
  俞兄不但武艺了得,还善于总结经验,曾著有武学专著《剑经》,后来在清除倭寇的同时,也顺道闯荡江湖,屡次和人拼刀比剑,在砍砍杀杀中不断磨练剑法,嘉靖四十年(1561)的时候,估计是周围的人都打遍了,这位仁兄觉得没意思了,就跑到外面去找人打。前述的少林寺事件就发生在这段时间内。
  很明显,在这段自述里,俞大猷故意忽略了一个重要内容,要知道,少林和尚虽然吃素,却不好欺负,你俞大猷跑这么远,人家给你演示武艺,你还说人家不行,一句话,你就是来砸场子的。
  虽然俞大猷没有写,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少林寺是闹过事的,就算没有动刀动枪,至少也是露了两手,不然人家凭什么“皆曰:愿受指教”。
  估计俞大猷同志还是有点觉悟,觉得自己这事干得不地道,所以也没多提,不过从他让人家多练几年的口气看,他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俞大侠仗剑打遍天下,纵横江湖,可谓风光无限,但在遇到胡宗宪之前,作为一个极具禀赋的军事天才,他的经历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哭笑不得。
  俞大猷这辈子的前四十年是十分郁闷的,因为他比较喜欢管闲事,守金门的时候,他上书监司,要求打击海贼。结果被打了一顿,得到了上级的答复:
  “你个屁大的小官,凭什么上书?”
  凭什么小官就不能上书?俞大猷不明白。
  挨了这顿莫名其妙的打,俞大猷依然我行我素。
  不久之后,安南地区叛乱,兵部尚书毛伯温准备出战,按说这事和他没关系,但俞大猷再次挺身而出管了闲事。
  他向毛伯温上书,陈述了自己的用兵方案,请求从军。
  尚书大人看到了他的上书,十分欣赏,夸奖了他,却不用他。
  夸了我,为什么不用我?俞大猷还是不明白。
  这又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但俞大猷仍不气馁。
  嘉靖二十一年(1542),机会又来了,俺答进攻山西,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作战人才。俞大猷报了名,这次运气似乎不错,毛尚书看到了他的名字,把他推荐给了宣大总督翟鹏。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推荐,所谓宣大总督,是明朝边疆的两大最高长官之一(另一个是蓟辽总督),一般都是正部级官员担任,作为兵部尚书的推荐人,俞大猷前途闪闪放光芒。
  毕竟是兵部领导的面子,翟鹏亲自接见了俞大猷,随口问了他一些军事问题,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
  翟鹏原以为这人是个关系户,没多大能耐,打算应付一下了事,可是俞大侠却反客为主,侃侃而谈,堂上众人大惊失色。
  就在大家目瞪口呆的时候,一件让他们更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翟总督竟然离开座位,主动走下台来,向俞大猷行礼。
  这是绝对的爆炸性新闻,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景象。
  翟鹏并不是武将,他是文官,因为按照明代惯例,除个别情况外,只有文官才能担任高级军事长官,即使同样品级,文官的地位也要高于武将。而在许多文进士的眼中,武将都是一群没读过书的大老粗,武进士也不例外。
  然而正部级总督翟鹏,向眼前的无名小辈俞大猷行礼了,因为他的才学与执着。
  按说事情到了这里,俞大侠应该翻身了,可是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就发生在这儿。
  虽然总督向他行礼,虽然总督知道他的才学,但总督还是不用他!
  都到了这个份上,为什么就是不用我呢?俞大猷抓破脑袋也不明白(我也是)。
  郁闷的日子还是过去了,老上级毛伯温最终提拔了他,先把他派到福建打海盗,这位兄弟二话不说,刚到地方衣服都不换就亲自带兵上阵,干掉对方三百多人,上级看他如此生猛,又派他去广东镇压少数民族叛动。
  在广东,俞大猷第一次全方位展现了他的牛人本色。他没有调集大军进攻,却只是带了几个随从,找到了叛军的巢穴,劝告他们归顺朝廷。
  当然,空口说白话是没用的,叛军也不是白痴,为加强说服教育的效力,形象展现不投降的后果,俞大侠趁兴当场表演了自己的老本行——剑术,一套剑法耍得虎虎生威,煞有声势,把叛军兄弟糊得一楞一楞,末了还美其名曰:教习击剑。
  叛军倒也不是吓大的,他们很快就推出了自己的精神领袖——一个据说打死过老虎的人,继续顽抗明军。
  但俞大侠明显比老虎厉害,他没费多大劲就干掉了这位打虎英雄,最终平定叛乱。
  折腾来折腾去,俞大侠终于翻了身,嘉靖三十一年(1542), 俞大猷调任宁波参将,不久后又升任苏松副总兵(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员)。
  此时,张经已经上任,俞大猷是他的下属。
  之后就是以前讲过的那些事,赵文华捣乱,催促张经出战,张经准备不足,不愿出战,一拖再拖。
  然而在这一幕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细节:
  张经是拒绝出战的,但为了给赵文华面子,他曾命令另一位将领出击倭寇,而这个人正是俞大猷。
  出乎意料的是,一向积极肯干、爱管闲事的俞大猷竟然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当时倭寇有两万人,他手下只有三百兵,而俞大侠是学过算术的。
  俞大侠虽然热血沸腾,却也不想平白无故人间蒸发,张总督这事干得实在不地道,事情也成了连环套,赵文华催张经,张经催俞大猷,俞大猷不干。
  俞大侠就这样硬挺着,一直挺到了王江泾大捷。在这次战役中,他不计前嫌,协同张经,大破倭寇,立下战功。
  可是事情坏就坏在这个不计前嫌上。
  由于他表现过于英勇,赵文华认死了他是张经的人,抢了他的功劳,还找机会整他,贬了他的官。无奈之下,胡宗宪也只能保持沉默。
  俞大猷这辈子过得实在不容易,总是遇上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明明被赏识,居然不升官,明明打了胜仗,居然被降职。
  不要急,俞大侠,更莫名其妙的事情还在后头。
  被贬官的俞大猷不喊冤,也不气馁,王江泾大捷之后不久,他作为苏松巡抚曹邦辅的下属,参加了浒墅战役,再次大破倭寇,按说事情到这里,也算圆满完结了。
  可是(这个词经常出现在俞大猷的人生中),不久后,闲不住的俞大猷又参加了胡宗宪的追击战(即之前提到的那次),虽然最终战败,但俞大猷在战斗中倾尽全力,表现十分英勇。
  其实有时候,十分英勇也不是个好事。
  战后,赵文华故伎重演,把责任推给了曹邦辅,曹巡抚气得想撞墙,恨透了赵文华和胡宗宪,但是严老太爷在中央呆着,他也不想去摸老虎屁股,于是一怒之下,瞄准了俞大猷。
  曹巡抚在上书中大骂俞大猷,说他纵敌逃窜,之所以会下此黑手,只是因为俞大猷同志在跟随胡宗宪作战中过于英勇,曹邦辅据此认定,俞大侠必定是胡宗宪的人。
  这一状告得相当黑,连皇帝都发怒了,暴跳如雷,免去了俞大猷的世袭百户,让他安分守己,否则砍头示众。
  不计前嫌,就是张经的人,恶整。十分英勇,就是胡宗宪的人,还是恶整。俞大猷彻底郁闷了。
  皇帝谕令下来后,几乎所有的人一致认为,俞大猷再不会闹腾,也不会再多管闲事了。
  然而俞大猷收起了谕令,叫来了自己的副手王崇古,对他下达了一道命令:准备出海,追击倭寇。不久之后,他的舰队在老鹳嘴截获倭寇,并发动总攻,焚毁敌巨舰八艘,杀敌一千余人。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冒险,并没有人要求俞大猷这样做,而根据以往经验,他打赢了未必有功,打输了却必定有过。对他而言,打这一仗没有好处,只有吃亏。
  但是他仍然这样做了,他不怕吃亏。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自嘉靖十四年(1535)以来,这位仁兄在官场里吃了无数闷亏,背了无数黑锅,只是因为他的爱管闲事,因为他的忠于职守,因为他报效国家的执着。
  俞大猷就是这样一个执着的人,因为执着而伟大。
  其实一直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俞大猷并不孤独,因为有一个人始终在注视着他,这个人就是胡宗宪。
  通过几年的观察,胡宗宪了解并理解了这个人,他相信此人正是他苦苦寻找的理想人选,并将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于是当嘉靖三十五年(1556),都督刘远因为作战不利被撤职后,胡宗宪通过赵文华的关系,获得了内阁的支持,将俞大猷扶上了浙江总兵官(大致相当于浙江军分区司令员)的宝座。
  这是胡宗宪找到的第一个关键人物。
  但随着抗倭工作的不断深入,胡宗宪发现,他的精力和智商已经无法适应繁重而复杂的事务,所以绝顶聪明的胡宗宪,决定招聘一个幕僚,而招聘的首要条件,就是这个人要比他更聪明。
  很快,他就找到了第二个关键的人:
  四百年后,国画大师齐白石老先生曾在瞻仰一幅古人作品时,发出这样的感叹:愿为青藤门下走狗!
  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如果我能到青藤门下,给他当条狗,就心满意足了。
  青藤者,徐渭也,徐渭者,徐文长也。
  在明代,有所谓三大才子之称,入选的条件很简单:博览群书、博学多才,但事实证明,由于竞争激烈,越简单的标准越难达成,评来评去,连唐伯虎兄这样的人才最终也没能挤进去。
  所以最终能赢得公认,获此殊荣的,只有三个人:解缙、杨慎、徐渭。
  作为永乐大典的总编官,解缙被公认为博学第一,而跟皇帝过不去,聚众闹事的杨慎,因为整天呆在山沟里,无事可干,据说读遍了天下群书,被推为博览第一。
  徐渭之所以排在第三,不是他的学问差,只是因为他生得晚。论博学,他不如解缙,论博览,他不如杨慎,然而他却成为了三人之中,名声最大,传说最多的人物。
  获此殊荣,此人实在当之无愧。
  徐渭,正德十六年(1521)生,浙江绍兴人,平生一大癖好是给自己取名字外号,曾用名数不胜数,如徐文清、青藤道士、田水月、漱老人等等等等,当然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徐文长。
  张爱玲曾经说过,出名要趁早,而徐渭兄绝对符合张小姐的说法,因为他出名的时候,只有十岁。
  在上小学三年级、汉字尚未认全的年龄,徐渭已经完成了一项壮举,他通读了著名文学家杨雄的名文《解嘲》,但这位牛人并不满足于读懂,他还别出心裁,改写了这篇著名文章(即今天的所谓恶搞),最后还给自己大作起了个比较对仗的名字——《释毁》。
  徐渭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少年时期的传奇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在我还不知道唐伯虎兄有八个老婆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徐文长智斗地主、徐文长智惩贪官之类的故事。
  虽然传说十分动听,但我却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真正的徐渭先生,是没有精力去干这些闲事的,在三十岁之前,他一直忙着干一件事——考试。
  徐渭的前二十年还是很顺利的,二十岁时,他考中了秀才,此时他的名声已经不小了,恰好当时的吏部郎中薛蕙到了浙江,听说了他的才能,叫来一聊,顿时惊为天人,连连赞誉他是最杰出的人才。
  有了这位中央正厅级别干部的吹捧,徐渭的名气更大了,他抖擞精神,准备再接再厉,参加乡试考取举人,直至那最后的目的地——北京。
  在春风得意的徐渭看来,这不过是走个程序而已。
  毫无疑问,徐渭确实是个少有的天才,他多才多艺,年纪轻轻就名满全国,然而在个人前途问题上,他却犯了个致命的认识错误。
  因为科举考试,只认进士,不认天才。
  一说起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总是千人踩、万人踹,什么葬送人才,禁锢思想等等,比黑社会还黑,比十大酷刑还狠,但历史已经证明,在那年头,这是一个最为科学的制度。
  在科举的考场上,没有绝对的公正,却有相对的公平,无论你是世家子弟,还是贫苦百姓,要想奔出美好前途,只有一个选择——拿起手中的笔,把那张考卷答完。然后封上你的姓名,等待着命运的来临。
  事实证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才是中第的最佳途径,想玩花样,走后门,几乎肯定是死路一条。
  在明代考场上,作弊不是闹着玩的,进去之前要搜身,如果夹带,就要取消考试资格,几年内不准再考,要是你胆子再大一点,准备搞点串通考官、买份考题之类的招数,最好还是先收拾行李,安排后事。
  因为当年干这行风险极大,一旦被发现,杀头或是流放,那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作弊难度过大,想搞歪门邪道的诸位朋友,估计只能靠拉关系走后门,但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即使你是当朝首辅的儿子,也只能说明你的悲哀,因为在整个明代,高干子弟参加科举大都没有什么好名次,要是你真走了狗屎运,考了前几名,也不要忙着高兴,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你爹很快就要遭殃。
  明代历任首辅如张居正、王锡爵等,虽然平时在朝中威风八面,但只要听说儿子考了前几名,就会马上去洗把脸,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谩骂。因为根据惯例,儿子的捷报刚送到,最多几个时辰,言官的骂章就要到了,什么子凭父贵、作弊嫌疑之类,铺天盖地。
  明代的言官们是很有民主精神的,几乎个个都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度,外加唾液系统非常发达,且极具穷追猛打的狗仔队精神,遇到这种事情当然不会放过,逮住就咬,咬住就不放。
  而要向从这漫天口水里爬起来,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脸皮的,比如那位后来的首辅王锡爵,儿子中了乡试第一名后,实在禁不住骂,竟然把儿子赶回了家,直到十三年后,他早已卸任回家,才让儿子参加会试。
  当然了,老子是朝廷高级干部,儿子考试名列前茅,却不挨骂的,也还是有的,不过是绝无仅有,这对英雄父子,就是杨廷和,以及他的儿子,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
  杨慎兄考中了状元,老爹却没有挨骂,这是因为杨慎兄名声太大,水平太牛,牛到大家达成共识,如果杨慎考不中,那才说明考试有问题。
  同样的命运似乎又降临到了徐渭的身上,他名闻天下,才高八斗,去参加小小的乡试,所有的人都认为,中举对他而言,不过是个名次问题。
  可是上天偏偏要玩徐渭一把,他第一次参加乡试,没有考中。没关系,擦擦汗,三年后接着考。
  第二次,徐渭又没有考中,老天爷玩了他第二把。
  同样的游戏发生在三年后,徐渭第三次落第了。
  郁闷到极点的徐渭遇到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为什么就是考不中呢?
  正是在这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他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胡宗宪。
  在那次追击战失利后,打了败仗的胡宗宪已经不是浙江巡抚了,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仁兄非但没有降职,反而升任了总督。
  因为他的靠山赵文华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栽赃的特长,不但把有功的曹邦辅贬了官,还顺带捎上了当时的总督杨宜,硬给他背了个领导责任。
  于是曹邦辅和杨宜就此走人,胡宗宪成为了新任总督,他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地开始自己的雄图大业。
  在这之后不久,他听说了关于徐渭的种种传说,经过实际考察,他决定收编这位才子,作为自己的幕僚参谋。
  胡宗宪天性聪明绝顶,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他虽然逢迎赵文华和严嵩,但在心底里却根本瞧不起这两个人,而此时的他,更是威风八面,上有严嵩撑腰,下有心腹爪牙,除了福建和浙江外,连南直隶、广东各省都要卖他的面子。
  这也就罢了,偏偏这位胡总督还是个相当可怕的人,据史料记载,胡宗宪生来相貌非凡,而且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不怒自威,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官威,令人望而生畏。
  比如俞大猷,这位同志是出名的硬骨头,敢于坚持原则,不怕丢饭碗,外加还有一身纵横天下的武艺,曾有人戏言,就算他死了,黑白无常都不敢来带他走。
  但就是这么一位响当当的大侠,浙江军分区司令员,每次遇到胡宗宪的时候都小心翼翼,连头都不敢抬,有时还会发抖。
  相对而言,徐渭的层次实在太低,连个举人都考不中,虽然有名,也只是个有名的穷光蛋而已。
  现在总督看上了穷光蛋,打算请他当幕僚(师爷)。在绍兴一带,当师爷是常事,但能遇到胡宗宪这样的大主顾,还是可遇不可求的,更何况是人家主动来请,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徐渭还是比较直率的,面对总督的使者,他用一口流利的绍兴话快速作出了回答,但他说完之后,使者却一动不动——实在听不懂。
  无奈之下,使者请来了翻译,这才了解了徐渭的意思,真可谓是言简意赅——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谁让你来,你让他来!
  面对这位超级牛人,使者也无话可说,只好乖乖回去,哆哆嗦嗦地转达了这位穷秀才的原话。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贯狂傲不羁的胡宗宪竟然没有发火,他思索片刻,便对下属说道:我去找他。
  骄横的胡总督竟然让步了,让步给一个穷秀才,这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
  然而事实证明,胡总督没有做亏本买卖,和这位穷秀才后来作出的贡献相比,别说是让步,让他磕头他都值了。
  自古以来,风流才子就是很多高官拉拢的对象,但实际上,这些所谓才子除了吟诗作对、附庸风雅外,并没有任何作用。比如著名的王羲之、王徽之父子,字写得很好,诗文也很不错,但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则应该直接被划入低能一族。
  王羲之就不说了,官做得不小,却几十年如一日领工资,混日子,他的儿子王徽之更离谱,这位仁兄曾在军中当过骑兵参军,多少也算个武官,但整天只是东游西荡,啥事不干,浑似梦游。有一天,有人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王徽之同志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我经常看见有人牵着马在我前面走,我可能是管马的。”
  在历史中,这种才子兼白痴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徐渭似乎也应归入此类。
  因为徐渭的情况和以上两位十分类似,他身负盛名,且多才多艺,十分擅长书法、绘画、诗文,齐白石老先生看了他的画,便愿意到他门下当条狗,虽是个人意愿不好推广,倒也充分体现了徐渭的绘画水平。
  然而对于大众的厚爱,徐渭兄却十分低调,极其谦虚,从他的自我评价中可见一斑:
  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
  照这个说法,让后人敬佩不已的高超画技,竟然是徐渭先生最不用心(相对而言)的专业,实在是耸人听闻。
  万幸的是,徐渭先生并不孤独,因为据我所知,还有一位广为人民群众传颂的人,也有着相同的绘画水平,他就是著名的神笔马良同志。
  牛到这个程度,也算是相当可以了,然而牛得上了天的徐渭先生,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当失败,读了二十多年书,连举人都考不中,基本生活也无法保障,似乎比那位王徽之也好不了多少。
  可是胡宗宪依然亲自前去拜访了他,操着一口徽州话,连说带比划,糊弄了半天,终于把人带了回去。
  胡宗宪是一个喜欢实干的人,极度讨厌说空话的文人,而他之所以对徐渭如此看重,如获至宝,只是基于自己的一个直觉判断——除了诗词书画外,这个人还有着更为出众的能力。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事实上,徐渭对自己的能力排序是错误的,因为他最突出的能力既不是绘画,也不是书法,更不是诗词,而是兵法。
  徐渭是一个精通兵法的人,且绝非纸上谈兵,这也是个怪事,胡宗宪懂兵法,那是在边界喝了几年风,看了无数死人,千辛万苦才有所悟。
  徐秀才天天坐在家里,也没机会上战场观摩,光凭几本兵书就熟知兵法作战,只能说他太有才了。
  就这样,穿着一身破衣烂衫的徐渭,大摇大摆地进了总督府,他也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好吃好穿不说,看见什么好就拿什么,除了胡宗宪的老婆,没有他不敢开口要的。
  更为滑稽的是,这位仁兄吃饱了饭后,就喜欢四处瞎转悠,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有一次胡宗宪在议事堂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会者包括俞大猷、卢镗等高级将领,大家正屏气凝神地听胡总督训话,徐渭突然闯了进来。
  看见这位师爷门都不敲,疾行而入,胡宗宪还以为有何紧急事务,当即闭上嘴,等着徐先生的指示,总督不说话,自然没人敢出声,于是会场一片寂静,大家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位天外来客。
  徐师爷果然不同凡响,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中,他一言不发,轻松自如地绕场一周,然后扬长而去。
  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这人莫不是个神经病吧?
  胡宗宪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对下属也缺乏耐心,动辄质问谩骂,谁要敢在他开会的时候来这么一手,打个半死拖出去喂狗也不奇怪。
  然而对这位拿他开涮的穷秀才,胡宗宪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压根就没提过这事,放任不管。
  胡宗宪的谦虚谨慎收到了回报,在度过开始的磨合期后,徐渭开始映射出耀眼的光芒,他的文笔极好,切中要点,上至皇帝,下到县府,胡宗宪的一切来往公文都由他包办,连老牌公文专家严嵩都几次来信,表扬胡宗宪的公文写作。
  然而对胡宗宪影响深远的,并不是这些往来文书,而是一次不经意的谈话。
  成为总督的胡宗宪原本以为,在他的光辉领导下,倭寇之乱可以很快平息,但自嘉靖三十四年(1555)后,这场祸乱却越发严重,抢劫犯们越来越勤奋,每年都要来光顾几十次。胡宗宪不肯示弱,分兵出击,全力进剿,结果却是败多胜少,入不敷出。
  就在胡宗宪又一次为战败抓耳挠腮、苦思对策的时候,徐渭来到他的身边,对焦头烂额的总督大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先定大局,谋而后动。
  胡宗宪就此找到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他终于醒悟,原来一直以来,自己都在为一城一池之得失拼命,而获取胜利的关键,他却从未把握。
  撩开了前方的重重迷雾,胡宗宪终于发现,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渔民、海盗、日本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真正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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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9-16 18:24:22 | 只看该作者
第十四章 强敌
【汉奸?海盗?】
  实事求是地讲,日本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倭寇军的主力,绝非是智商有何过人之处,只是因为他们脑子一根筋,打仗不怕死,总是冲在最前面,正是所谓好用又结实。
  而根据史料记载,这帮远道而来的日本抢劫犯基本不识路,脑袋也不好使,如果让他们自己上岸转悠,没准就被人贩子给卖了。
  其实日本人到中国沿海混饭吃,从朱元璋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但两百多年你抢我抓,也没出什么大乱子。嘉靖年间,倭寇之所以如此庞大,且有组织、无纪律,实在要拜两位仁兄所赐,这两个人,一个叫汪直,另一个叫徐海。
  汪直,是明史上的称呼,其他史书大都称王直,十分凑巧,这位兄台正是胡宗宪的老乡,他也是徽州人,要说起这位兄弟的传奇经历,那实在是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在许多史书上,汪直的定义大致如此:生性狡诈偷鸡摸狗,后游荡到日本,勾结倭寇,为日本人带路进犯中国,是罪大恶极的狗汉奸。
  这的确是一个极其醒目,且振奋人心的结论,但在我看来,它很有可能是错误的。
  而且至少我可以肯定一点:汪直不是汉奸。
  请诸位热血青年先不要忙着抄家伙,等我讲完再动手也不迟,本人不是翻案一族,也无意向这方面发展,下此结论,只是因为汪直不符合汉奸的定义。
  什么是汉奸?在嘉靖年间,所谓汉奸,就是给日本倭寇干活的人。
  按此标准,汪直实在不够格,因为这位兄台确实没帮日本人干活,恰恰相反,是日本人给他打工。
  汪直,号五峰,其实那一切传奇风波的起始,只是因为一桩生意。
  作为胡宗宪的最强对手,汪直自幼就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不过很可惜,他的聪明并不在读书上。
  汪直的脑袋似乎很难接受四书五经的信号,读书对他而言是一种折磨,所以机灵的他很快就给自己找到了另一条出路——做生意。
  一般人做生意,都是由小做起,先得摆地摊、开杂货店,慢慢地才能倒钢材、卖军火。而汪直却大为不同,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汪老板的生意起点相当高——国际贸易。
  所谓国际贸易,说穿了就是把国内的货卖到国外,再倒回来。汪直很明白,在街头卖香烟是很难发财的,只有转口贸易才能致富。在明代,海上贸易是被明令禁止的,所谓“片板不得下海”,抓住了不是闹着玩的,但是历史无数次证明,棍棒打不倒经济规律,发家致富的意志和决心是无法阻拦的。
  汪直就是早期下海的发起人之一,他找到了一个叫徐惟学的合伙人,说服他一同外出经商,这个徐惟学也不是善类,早年还干过几年强盗,心一横变卖了家产也下了海。
  汪直的第一笔贸易是在广东进行的,他带着货物在一个深夜悄悄出海,向着更远的南方驶去。
  在今天的东南亚一带,汪直以极为悬殊的价格卖出了他的货物,当巨额的利润流入口袋的时候,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
  于是他下定决心,赌上自己的一切,把这笔生意做到底。
  随着生意的不断进行,汪直的船队越来越庞大,手下越来越多,利润也越来越丰厚,汪老板终于成功致富,成为众人模仿的榜样。
  如果事情就此打住,应该还不算太坏,汪直的行为从法律上定义,应该算是走私,而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树大招风,被省长兼海关关长胡宗宪盯住,然后在某一次走私中被查私大队长俞大猷抓住,之后判刑、流放或是杀头。
  但汪老板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见好就收也绝不是他的人生信条,不久之后,他终于做出了一个改变无数人命运的选择。
  东南亚的业务潜力已经不大了,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汪老板决定转向日本市场。原因很简单——日本人的钱好赚。
  就地理而言,日本实在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除了火山和地震外,差不多什么都缺,汪直贩运货物到这里,想开多高价就开多高价,独此一家,爱买不买。
  除了提高日本的生活水平外,汪老板还为减少日本人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为在提供日常物品的同时,他还走私一种十分特别的货物。
  其实这种货物大家并不陌生,在国家贸易品的排名中,近几百年来,它始终盘踞排行榜第一名——军火。
  在东南亚贸易中,汪直和葡萄牙人成了铁哥们,葡老外们喜欢中国的瓷器、茶叶,口袋里却没钱,只好拿枪去换,且唯恐汪直不收,所以价格便宜,算是半卖半送。
  汪直充分发挥了奸商的本色,每次都表现得极其为难,还经常表示下不为例,结果一转手,就把它们送到了日本,以十倍的价格。
  别说十倍,就是一百倍,估计日本人也照买不误,当时正是战国时代,彼此之间打来打去不亦乐乎,大刀长矛也用腻了,大家都改玩枪了。
  在汪直的订货名单中,岛津、织田等诸侯都是大客户,汪老板还比较讲信用,有时还会去调查战争杀伤情况,确保售后服务。
  当然了,在贸易进行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插曲,东南亚和浙江沿海向来是海盗聚集地,汪直的船队经常由于目标太大,被人抢劫,汪老板气得不行:我运的是军火,你竟敢抢我?!
  一怒之下,他组织了私人武装,开始还只是护航,后来发现海盗这活儿来钱更快,索性兼职干起了海盗,就这样,汪直由一个海外淘金者变成海商,最后又成为了武装走私集团的头目。
  然而这远不是终点,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汪氏海外贸易有限公司兼海盗无限集团急需寻找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当然困难是存在的,嘉靖先生虽说忙着修道,但绝不会允许汪老板在他鼻子下面开办事处。
  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汪直决定把总公司搬到日本,具体位置在日本九州南部(今日本冲绳附近),他在那里占据了一片地方,作为自己的基地。
  汪老板的生意做得很大,他不但有大型船队,私人武装,还过了一把皇帝瘾,在他的辖区内,住着四千多名中国移民,服从他的管理,他还雇用了很多来找工作的日本人,身体好的担任保镖或是打手,体格差的就安排扫大街,当下人使唤。
  汪直对公司的发展十分满意,还给自己的这片自留地取了个名字——“宋国”。
  必须说明的是,汪老板在日本开公司,是没有经过当局允许的,也没有到有关部门注册,成立多年一分税钱也没交过。这事往大了说,就是非法侵占他国领土,是对国家尊严的大胆挑衅。
  但从头到尾日本人连个屁都不敢放,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敢。
  在日本史书里,战国被描述成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无数勇猛之士在万军之中横冲直撞,着实壮观。
  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比如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桶狭间战役,那位威震日本,号称无人可挡的大诸侯今川义元,手底下的全部兵力不过四五万人,仅此而已。
  当时,一般战役两方人数加在一起也就五六千人,要摆在中国,这也就是个仪仗队,不过倒怪不得日本同志们,毕竟人口有限,要组织个大规模战役难度太大,说句寒掺话,能战死个几千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汪老板之所以如此嚣张,也正是欺负日本人少,当时光隶属于他的军队人数已经近万,而且都配备最新型火枪,其所在的九州地区民风彪悍,诸侯十分好战,汪直却对他们毫无顾忌,还经常派几千人拿着洋枪,开着战船,从他们的海岸招摇过市,这帮人别说武力对抗,连吱都不敢吱一声。
  恰恰相反,他们对汪直十分客气,逢年过节还要送礼上贡,唯恐得罪了这位有钱又有枪的大爷。
  公正地说,汪直确实算不上汉奸,因为估计日本也没人能用得起他这样的汉奸,倒是很多人日本人要眼巴巴地求他,靠他吃饭。
  这就是汪直,这就是胡宗宪即将面对的头号对手,远比任何日本剑道高手都要可怕的对手。
  相对而言,第二号人物的实力要差一些,但他却比汪直更具传奇色彩——因为一个女人。
  徐海,徽州人,胡宗宪的第二强敌。
  说来真是凑巧,他也是徽州人,老天爷实在很公平,谁惹出的麻烦谁来收拾,最终的决战将在这三个徽州人之间展开,只有一个胜利者。
  汪直不是汉奸,但徐海是汉奸,货真价实的汉奸。
  徐海的别号叫做普静,这个称呼看上去很像是和尚的法号,而实际上,它确实是一个和尚的法号。
  在少年的时候,徐海曾经是杭州寺庙的和尚,每天撞钟念经,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有一天,他的叔叔跑来,告诉他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还有个非常可靠的朋友作合伙人,只要你参加,管保前途远大,衣食无忧。
  徐海考虑了很久,终于接受了叔叔的邀请,离开了寺庙,去干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应该说,这个邀请并非全是忽悠,这份工作确实让他衣食无忧,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说是前途远大。
  但问题在于,他的叔叔名叫徐乾学,那位非常可靠的朋友叫做汪直,而那份有前途的工作,自然是走私。
  徐海就这么下了水,开始跟着汪老板跑船,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的收入越来越多,相关业务(驾船、抢劫)也越来越娴熟,如无意外,他将很有可能成为汪直手下的走私头目,其结局无非两种:要么攒点钱,回家买房子娶老婆,要么一直干下去,直到被抓住或是被打死。
  可是命运之手却将他推向了第三条路,一条更为奇异的道路。
  徐乾学原本是汪直的合伙人,双方初始合作愉快,可慢慢地,这位兄台不满意了,两人虽然一同下海,但汪直的能力超过他,生意大过他,利润也高过他,思前想后,徐乾学决定分出去单干。
  单干,要有资本,徐老板的钱不够,便四处找人借,而其中最大的一笔借款,债主恰好是日本倭寇。有了钱,徐老板就开始干起了走私兼海盗,但事实证明,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活动,都是有风险的,走私和海盗也不例外。
  徐乾学运气不太好,他的船队经常遇上风暴和明军,好几次血本无归,买走私货要钱,手下的抢劫犯们也要领工资,加上倭寇催款,徐乾学焦头烂额。
  欠银行的钱,还不了最多不过是坐牢,可是欠倭寇的钱,还不起就没那么简单了,那可是拿命换来的,绝不容许变成坏账,可是徐乾学的家产已经卖光了,也没有什么可抵押的,于是无奈之下,他干了一件十分缺德的事——低押自己的侄子。
  在徐叔叔看来,侄子也算是他的财产,就这样,徐海成为了倭寇的财产人质。
  此时的徐海倒还不以为然,以为不过是多吃几顿日本料理,不久后叔叔就会把他赎回来,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徐乾学实在没有做生意的命,回去后不但没翻本,反而赔得更多,最后还因债务纠纷丢了性命。
  当这一消息传到徐海耳朵里时,面对着血本无归、暴跳如雷的倭寇,他没有慌张,镇定地用一句话挽救了自己:
  “留下我的性命,我跟你们一起干。”
  反正钱也没了,为了不致人财两空,徐海就此成为了倭寇的一员,当然,在那些日本人看来,他们不过是多了个端茶倒水的人而已。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徐海的能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从本质上看,汪直是一个一流的商人,二流的海盗,通俗点说,他最擅长的是经济,之后才是军事。而徐海却恰恰相反,在成为一个成功商人之前,他是一个军事天才。
  徐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算是自学成才,但他有着惊人的天赋,极具组织才能,而且十分精于海上作战,和那些死脑筋的日本人比,他实在是个过于突出的人,所以没多久他就加入了倭寇抢劫公司,成为了正式成员,获得了自由,之后还曾一度跻身管理层,当上了高级领导。
  徐海发达了,他利用自己的才能和与倭寇的良好关系,在众多的海盗中脱颖而出,拥有了固定的势力范围和强大的部属。
  但必须说明的是,此时的徐海依然是倭寇手下的棋子,他没有汪直那样的实力,只能靠日本人吃饭。
  他的致富方式十分类似于旧中国的买办,每次带领倭寇进犯之前,他都会与对方签订合同,列明带多少人,去抢哪里,事后分红份额等等,条款十分清晰,倭患如此猖獗,这位汉奸可谓是始作俑者之一。
  但作为汉奸,和抗日电影里那些摇头晃脑的同行相比,徐海是很特别的——他是一个十分强悍的汉奸。
  胡宗宪曾领教过徐海的厉害,有一次,倭寇大规模进犯浙江一带,胡宗宪派游击将军宗礼率军主动出击,恰好遇到徐海的船队,双方在三里桥大战。
  一开始,宗礼根本没把徐海的杂牌水军放在眼里,而事实似乎也是如此,双方交战后徐海军一触即溃,宗礼大喜过望,发动军队继续作战,再次击败徐海。
  两次连续的胜利让宗礼相信,徐海不过是个浪得虚名的小角色,于是他又发动了第三次攻击,而徐海的水军似乎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第三次大败。
  但就在宗礼准备预写他的第四次捷报时,徐海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真理——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在明军防备松懈之时,徐海悄悄集结了他的精锐水军,出其不意地发动了反攻,为了让宗礼相信自己的柔弱,他退却了三次,至此一举收回成本,明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宗礼本人战死。
  这就是胡宗宪面对的两个强敌,强悍的汪直、狡诈的徐海,要平息倭寇,必须除掉这两个人。
  可在仔细考量双方实力之后,胡宗宪终于悲哀地发现,他根本毫无胜算。
  汪直自不必说,这位土皇帝富可敌国,兵强马壮,比日本诸侯还厉害,徐海虽然稍微差一点,但他极其狡猾,且精于水战,凭借明朝的海军,要彻底消灭他几乎是不可能的。
  思前想后,胡宗宪对时局感到绝望了,然而此时,徐渭却从容地告诉他,其实要解决这两个人,并不困难。
  这一次,胡宗宪没有相信他的师爷,因为这句话实在太不靠谱。
  且不说这两个人手下有上万名武装海盗,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占据着一种特殊的资源——钱。
  根据某些历史学者统计,汪直的商业贸易额曾一度超过浙江全省的财政收入,海盗竟然比政府还有钱,到底谁是政府?
  面对如此可怕的金融武装集团,胡宗宪找不到任何自信的理由,在他看来,想战胜这两个对手,无异于痴人说梦。
  “用武力是很难战胜他们的。”徐渭点点头,他同意胡宗宪的看法,“但要战胜他们,并不一定要动用武力。”
  不用武力?这帮人不远千里来抢劫,莫非你请他们喝杯茶,给个红包他们就肯走人不成?
  “是的。”徐渭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缜密的计谋】
  徐渭告诉胡宗宪,其实一直以来,他并不了解汪直,因为这位仁兄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个生意人。
  做生意的人,只求财,不求气,汪直所想要的,并非大明江山,只不过是自由通商的权利。
  “但是海禁是历代祖制,我也无能为力。”胡宗宪只能无奈地叹气。
  徐渭的脸上露出了狡诘的笑容:
  “我并没有说要给他这个权利。”
  胡宗宪终于明白了徐渭的意图,开放海禁是不可能的,但谈判是可能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谈判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他们并不需要做出任何承诺。
  “首先,我们必须与汪直取得联系,招他上岸商谈。”
  “但汪直呆在海外,且素与我们为敌,他怎么肯来呢?”胡宗宪对此并不乐观。
  “你忘了吗?”徐渭又一次露出了笑容,“他的母亲和妻子在你的手上。”
  自从汪直下海之后,朝廷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他的母亲和老婆都被关进了监狱,已经吃了好几年牢饭,胡宗宪随即签发了特赦令,把他们放了出来,不但好吃好住,还分给她们一套房子。
  胡宗宪的想法很简单,善待汪直的家眷,以显示自己的谈判诚意,但很快,他发现自己的想法过于简单了。
  释放管饭分房是十分容易的,但在做完这些之后,胡宗宪才意识到一个重要的疏漏——怎么让汪直知道呢?
  要知道,汪老板虽然还是中国国籍,却已移居海外,找倭寇带话又不太靠谱,胡宗宪傻了眼,苦思冥想后他决定冒一次险。
  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一月,胡宗宪派出了他的使者蒋州、陈可愿,他们的使命简单明了:去日本,找到汪直,告诉他所有的一切。
  这基本上应该算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海上交通安全且不说,即使到达日本,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地方,想找到一个人,谈何容易。
  但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意料,两人在日本九州成功登陆,见到了当地的大名(诸侯),很明显,大明帝国东南总督的名号还是有相当威慑力的,日本土财主给了胡宗宪很大的面子,热情招待了两位使者。
  不管事情办成与否,白吃一顿总是好的,然而就在两人狼吞虎咽之际,却听到了这样一个询问:是否有兴趣见见本地一个叫毛海峰的人。
  那位无心插柳的日本领主刚说完这句话,就惊奇地发现,两个原本一心一意努力吃饭的人立刻丢掉了筷子,连声大叫道:现在带我们去!
  因为这是一个他们极其熟悉的名字,毛海峰,是汪直的养子。
  蒋州和陈可愿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人,在毛海峰的引荐下,传奇人物汪直第一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汪直的开场白是并不友善的,除了胡宗宪挡他发财,和他作对外,全家人被明军杀光也是他大发雷霆的主因。
  所以当蒋州告诉他,他的家眷不但没死,政府还分了房子,衣食无忧,并且拿出了他家人的亲笔信时,汪直的态度彻底转变了。
  他十分高兴,还连声为自己辩解,说他并不想干这行,早就有归顺之意,并且愿意帮助胡宗宪平定倭乱。
  蒋州和陈可愿万没想到,事情竟然进展得如此顺利,大喜过望,而汪直也确实很够意思,不但管吃管住,还带着他们游览日本全国,各地诸侯听说汪直出访,纷纷列队热烈欢迎(财神爷来了),比将军大人还威风,看得两位使者目瞪口呆。
  排场也耍了,世面也见了,蒋州和陈可愿开始提醒汪直,应尽快回国与胡宗宪商谈具体事宜,汪直满口答应,并预定了出发日期。
  出航的日子到了,然而就在船只即将起锚出发的时候,汪直却作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
  他突然强拉着蒋州,跳上了岸,目送着船只的离去,笑着对惊恐的使者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还不能去,你也不能走。”
  汪直不是三岁小孩,几十年江湖也绝不是白混的,他从不相信任何人的空口许诺,包括胡宗宪在内。
  就这样,毛海峰带着陈可愿,来到了胡宗宪的管辖地,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正是谈判。
  虽然有了重大进展,但没有看到汪直本人,胡宗宪依然很失望,而当他看到那封汪直给他的亲笔信时,这种情绪到达了顶点。
  这是一封很能体现汪直特点的文书,在开头部分,他十分恭敬地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朝廷招抚,痛改前非,为国效力,之后突然话题一转,开始吹嘘自己,大意是本人在日本混了很多年,现在很牛,一般的诸侯都可以搞定,但由于日本诸侯太多,敌情复杂,本着帮助国家彻底清除倭寇的精神,我暂不能回国,目前正与朝廷特使蒋州巡视各诸侯,处理外交事务,等到告一段落,我会立刻回国报到。
  当然,光讲废话是没用的,最后他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条件——开放海禁。
  胡宗宪勃然大怒,他知道自己被汪直涮了,说来说去,这个老滑头一点也没有松口,而他开出的条件是胡宗宪绝对无法答应的。
  所以折腾来折腾去,事情依然毫无进展。
  在犹豫的关口,徐渭再次出现,用他的智慧拯救了胡宗宪,他告诉自己的东家:现在的汪直过于强大,绝不可能作出妥协,但这个对手也并非毫无破绽,只要找到合适突破口,就能战胜这个强敌。
  事实上,这个突破口就在眼前——毛海峰。
  作为汪直的全权代表和贴身亲信,毛海峰也是一个极其狡猾的人,但是和老狐狸胡宗宪相比,他还有不小的差距。
  出乎他的意料,胡总督对他这个倭寇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轻蔑,反而礼遇有加,每天好酒好肉招待,毛海峰是个比较实在的人,吃人家的嘴软,感觉不好意思,便向胡宗宪表示希望能帮点忙。可是胡宗宪却总是笑而不答,啥也不让他干。
  这事要放在严嵩这类人的身上,估计还求之不得,偏偏毛海峰脸皮厚度不够,坚持表示一定要干活,扫大街也行。
  于是胡宗宪终于勉强地答应了,他十分为难地表示,在舟山一带盘踞着一伙倭寇,十分凶悍,而自己没有能力解决他们。
  还没等胡宗宪把话说完,毛海峰就跳了起来,跑回船上召集手下抄起家伙去了舟山。
  结果是毫无悬念的,汪直出来干海盗的时候,舟山的那帮小兄弟还在穿开裆裤,听说汪老板的队伍到了,还没等毛海峰动手,倭寇们已经逃窜一空。
  胡宗宪亲自迎接了这位得胜归来的英雄,并主动为他请功,算得上是兴高采烈。
  他确实应该高兴,当然这与舟山的那帮小毛贼并无干系,真正的原因在于,自毛海峰发动进攻的那一刻开始,一个重大的转变已然发生:从此以后,在所有倭寇的眼中,汪直将不再是他们的朋友。
  前任倭寇,现任抗倭英雄毛海峰看着开怀大笑的胡宗宪,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当然,其实他并不知道对方在笑些什么。此时此刻,他的唯一感觉是,胡总督是个很够意思的人。
  事实上,胡宗宪确实很讲义气,他把战利品全部交给了毛海峰,还额外给了很多赏赐,并且表示,自己绝不会亏待和政府合作的人。
  毛海峰十分感激,胡宗宪的慷慨与大方超出了他的预料,但他依然保持着警惕,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是他始终放心不下的。
  不久后,毛海峰找到了胡宗宪,小心翼翼地表示,自己已经呆了很长时间,是时候回去找汪直汇报谈判情况了。
  毛海峰十分清楚,作为汪直的养子和亲信,他有着很高的人质价值,如果胡宗宪玩花样,他将到牢房里继续自己衣食无忧的宾客生活。
  然而胡总督的反应却着实出人意料,他看着不安的毛海峰,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话:我亲自为你送行。
  此外,他还十分礼貌地送给毛海峰许多土特产,并托他向汪直带去自己的良好敬意,期盼他早日到访。
  毛海峰终于被彻底打动了,他怀着对胡宗宪的无限好感回到了领地,并把他所看到的一切告诉了自己的养父,虽然事情仍然毫无进展,但正如徐渭所预料的那样,强大的海盗头目汪直终于露出了破绽,一个致命的缺口已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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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9-17 22:24:26 | 只看该作者
第十五章 天才的谋略
【一个特殊的女人】
  汪直暂时稳住了,胡宗宪决定着手对付他的另一个强敌——徐海。
  从策略上分析,胡宗宪用在汪直身上的,应该算是怀柔战术,在实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向对方示好,以谈判麻痹对手,等待时机的到来。
  事实证明,这一战术达到了预定的目标,所以胡宗宪决定故伎重演,在徐海身上进行二次实践。
  然而徐渭表示了反对。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徐渭先生虽然没有研究过这一伟大理论,却也能无师自通,他告诉胡宗宪,徐海是不能招抚的,因为此人和汪直不同。
  汪直多少还算个商人,财大气粗,而且军力强大,难以击溃,加上这位仁兄十几年胡乱闹腾,既不要钱也不要官,只是一门心思想向朝廷要通商政策,对这号人,只能小心伺候,慢慢忽悠。
  徐海则是个彻头彻尾的海盗,还有个响亮的称号——“狗汉奸”。
  加上他年轻气盛,擅长打砸抢,而且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对他妥协,只能增加他的嚣张气焰,所以对付徐海,只能用强硬的手段。
  胡宗宪同意徐渭的观点,却又提出了疑虑:徐海虽然实力较差,但此人精于海战,极具军事天才,以明朝海军的实力,很难战胜敌军,之前的那次惨败就是范例,一旦开战,难有胜算。
  徐渭再次露出了洋洋自得的笑容,他走到胡宗宪的面前,一本正经地纠正了总督大人的逻辑错误:
  所谓强硬的手段,并不一定是指武力。只要能够消灭对手,可以使用任何方法。
  而对付徐海的指导方针也就此确定——万勿妥协,赶尽杀绝。
  为实现这一目标,徐渭和胡宗宪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商议,终于制定出了一个几乎天衣无缝的计划。事情发展证明,徐海最终正是在这个计划的推动下,被无情地绞杀。
  这个计划的第一步,从一个间谍开始。
  由于徐海长期在国外工作,很少回国探亲,即使每次回来,也都忙于工作(抢劫),且十分匆忙(不跑就完了),但他的老家毕竟还在这里,还有许多亲戚和同乡。为了彻底摸清徐海的底细,胡宗宪决定玩一把无间道,派一个人前去卧底。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罗龙文,没有官衔,他之所以能够被选中执行如此光荣的任务,是因为他具备两个优势:首先他是徐海的老乡,两人家住同村,容易沟通感情。而更重要的是,这位罗先生有一个不太光彩的特长——挑拨是非。
  用今天的话讲,这是一个心理比较阴暗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喜欢闹事,然而胡宗宪依然选中了他,因为他正需要这样的人。
  靠着一个由大才子徐渭编剧的感人故事和老乡的身份,罗龙文成功地打入了徐海犯罪集团内部,在那里,他善于挑事的特长将得到充分地发挥。
  没过多久,胡宗宪就从罗龙文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情报,正如徐渭所料,貌似强大的徐海集团是不难击破的,因为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内讧。
  和汪直不同,徐海海盗公司不是独资的,除了徐海之外,还有两位投资者,一个叫陈东,另一个叫叶麻。
  说来滑稽,这两位仁兄原先其实并不是海盗,也不是走私犯,而是正正经经的商人,无奈亏了老本,欠了一屁股债,被高利贷追杀,于是心一横,下海当了海盗,成为了徐海的合伙人。
  也就是说,在徐海的公司里,除了他这个董事长外,还有两位执行董事,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
  胡宗宪迅速抓住了这个漏洞,命令罗龙文发挥特长,四处煽风点火,搬弄是非,事实证明,罗龙文同志确实具备无耻小人的天赋,他的工作卓有成效,每次抢劫完后他总是抢先把最值钱的财物弄到手,并交给徐海,徐董事长自然很满意,但两位董事的脸色却是一天比一天难看。
  徐海和陈东、叶麻之间的友谊已经不复存在了,胡宗宪的计划获得了初步成功。但接下来的工作却更为艰巨,毕竟徐海的实力雄厚,如果不解决他本人,单靠分化瓦解,也是无济于事的。
  为了进一步搞清徐海的底,胡宗宪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交给了徐海,对于胡宗宪而言,这是一个极其寻常的举动,他曾给无数倭寇海盗写过信,内容千篇一律,只是对象不同,他也从不期望会有什么意外惊喜。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无意识的举动,让他找到了一件毁灭徐海的利器。
  在倭寇中,徐海算是很有礼貌的一个,他很快就托人捎了回信,当然内容绝对不会是我抢够了,决定放下屠刀,归顺政府,回家务农之类。只是反复强调自己的不得已,自己的悔恨,希望政府体谅。一句话,鉴于年景不好,老子还要再抢上几年。
  这是一封常见的忽悠信,但利器就隐藏在这封信里。
  胡宗宪看过之后,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玄机,随手交给了徐渭。
  徐渭看完之后,却思考良久,对胡宗宪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封信十分奇怪。”
  胡宗宪接过信,反复看了很久,也没有找出答案:
  “此信格式规范,且用语恰当有礼,我看不出哪里奇怪。”
  “怪就怪在这里,”徐渭面带疑惑地说道:“实在是太规范有礼了。”
  胡宗宪恍然大悟。
  虽然不排除个别逼上大海的特例,但肯下海干倭寇的,一般都不会是什么优等生,对于这些倭寇们的文化程度,胡宗宪曾经做过统计,大约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半文盲,剩下那百分之二十是纯文盲。
  这就是件怪事了,徐海那几把刷子,胡宗宪心里还是有数的,这种高水平公文他就是照着抄也会抄错,更别说是独立创作,所以在这篇文章的背后,必定有一个得力的枪手。而如此重要的来往公文,徐海肯放心地交由这个枪手处理,可见此人地位必定非同一般。
  于是他交给了罗龙文一个新的任务,务必要确认这个人的身份。
  没过多久,罗间谍就找到了这个人,结果让他也大吃一惊。因为这位枪手既不是五大三粗的倭寇,也不是被胁迫的教书先生,竟然是个女人,确切地说,是徐海的老婆。
  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做王翠翘,她的知名度将远远超越同时代的徐海、汪直、甚至胡宗宪。
  在认识徐海之前,王翠翘是一名妓女。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职业,但凡干这行的人,都会成为道学家们口诛笔伐的对象。然而历史证明,妓女未必不如道学家,道学家未必赶得上妓女,而作为一个平凡的女人,王翠翘足以名留青史。
  干这一行,大都有个惯例,要么不出名,要么出大名,王翠翘就出了大名,别号“江南名妓”,无数文人雅客争相慕名而来,只为一睹她的风采。
  能引发如此轰动,主要还是靠实力,王翠翘不但知书达理,仪态优雅,而且和善近人,有所谓“如沐春风”的美誉。当然,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来由的。
  在十几年前,王翠翘是一个出身名门的女子,只是因为父亲犯罪,不得已才沦落风尘,而她从小受到的良好家教和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也让无数人趋之若鹜,追求者不计其数,据说还曾经有人不远千里专程前来,想把她娶回家。
  徐海就是追求大军中的一员,而他能从众多应征者中脱颖而出,确实让很多人跌破了眼镜。和那些富商高官相比,徐海着实没有优势,工作不稳定,收入也不稳定,经常住在船上(工作需要),除了名声很大(海盗、汉奸)之外,真可谓是乏善可陈。
  但是阅人无数的王翘翠依然选中了他,选中了这个可能明天脑袋就要搬家的倭寇,这似乎是一个毫无逻辑的选择,不是因为金钱,也不是因为权势。
  如果说一定要找出一个理由的话,我相信它的名字叫爱情。
  王翠翘就这样开始了她的新生活,漂泊不定却无比幸福的生活——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幸福的。
  这是一段注定不会长久的幸福,毕竟她丈夫的工作属于高风险行业,没准明天人就没了,对于这一点,她也有着相当的认识和心理预期。
  但无论如何,她也不会想到,在不久之后,她将会用自己的手把丈夫推入无底深渊。
  从那封回信上,胡宗宪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个信息:对于徐海而言,王翠翘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
  既然如此,那事情就好办了。胡宗宪相信,他已经找到了徐海的破绽。
  很快,胡宗宪就给徐海送去了许多财物,表示自己的善意,在意外之余,徐海还是高兴地笑纳了,然而他忽略了一个奇怪的问题,那就是在这些礼物中,还夹杂着许多女人专用的珠宝手饰,胭脂水粉。
  对于这些物件,徐海自然是大手一挥,送给了王翠翘。
  这正是胡宗宪的真正目的。
  就在王翠翘为得到的礼物高兴不已的时候,胡宗宪派去的卧底找到了她,并告知这些礼物是胡总督专门送给她的,希望她能够劝说徐海改恶从善,归顺朝廷。
  胡宗宪的这一招十分厉害,是看准了才干的,他明白,像徐海这样的亡命之徒,根本不在乎生死,无论是好言相劝还是武力威逼,都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他们只认实力。
  但徐海的老婆就不同了,作为一个女人,自然不会热衷于杀人放火之类的工作,更不会喜欢整天东躲西藏,居无定所,女人嫁人,所期待的不过是一个家而已。
  事实证明,胡宗宪的判断完全正确,王翠翘接受了胡宗宪的提议,开始给徐海吹枕头风,劝他归顺于胡宗宪。
  王翠翘的鼓动起了相当的作用,徐海开始有所动摇,但他毕竟不是个简单人物,绝对不会被如此轻易地迷惑。所谓投降,仍然只是个遥遥无期的目标。
  就在此时,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对于徐海而言,他已没有太多选择的时间。
  事情是这样的,在一次出航中,徐海属下的一群日本倭寇遇到了几条运输船,在未征得徐海同意的情况下,他们洗劫了这几条船,之后也未上报。因为在他们看来,抢劫是本质工作,不抢才是消极怠工,对于努力工作的人,徐海是绝不会批评的,这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事,无足挂齿。
  按说道理是没错的,可问题是,这帮日本二百五在抢劫前没动脑子,连旗号都不看,就不分青红皂白抢了一把,他们并不知道,虽说海上有无数条船可以抢,但偏偏有几条是动不得的,那就是汪老板的船队。
  不能动的也动了,汪直暴跳如雷,加上鉴别力有限,把帐直接算在了徐海的头上,誓言报仇雪恨,而汪直与徐海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到此结束。
  当然,老奸巨滑的汪老板不会自己动手,他决定借刀杀人,将徐海即将进犯的消息告诉了胡宗宪,并且提供了具体的进攻路线和部署,并向他预祝胜利。
  得到情报的胡宗宪迅速完成了防务,等待着徐海的到来,事实上,连他也没有料到,这次进犯将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而对于这一切,徐海却依然被蒙在鼓里。
  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入侵,总人数约在两万左右,作为一个汉奸,徐海领来了日本大隅、萨摩二岛的上万倭寇,加上他的嫡系部队,以及董事会另两位股东陈东、麻叶的全部部属,准备好好地干一票。
  为了圆满完成这次抢劫,徐海押上了全部的本钱,并制定了一个十分周密的计划,在战役的开始阶段,他将调遣军队向防备森严的上海、慈溪等多处同时发动进攻,以扰乱明军的判断,当胡宗宪手忙脚乱的时候,他再率领主力军队攻击浙江富庶地区,进行抢掠。
  按照徐海的一贯作风,他无私地把进攻上海慈溪,当炮灰垫脚石的任务交给了日本友人,把攻击薄弱地区进行抢劫的重任留给了自己。
  为了实现日本同行光荣地去死,义无反顾地去死的武士道主义精神,把背黑锅啃骨头进行到底,徐海在出发前反复对他们强调,他们即将面对的,是最为强悍的明军,即将进行的,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正是实现个人价值(战死)的最好时机。
  当然,除了忽悠国际人士外,徐海也表现出了一抢到底的决心,在出发之前,他当众烧毁了几条船只,以示此战有进无退。
  在燃烧的熊熊烈火面前,徐海向着自己祖国的方向,下达了总攻令。
  此时的徐海风光无限,作为行动的总策划,上万日本倭寇被他左右,陈东和麻叶也依附于他,听从他的调遣。而他也从不介意用屠刀砍掉自己同胞的脑袋,烧掉他们的房屋,抢掠他们的妻女,从他被自己的亲叔叔出卖的那一刻起,所有的道德和原则就已被彻底抛弃。
  踌躇满志的徐海就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抢掠——也是最后一次。
  嘉靖三十五年(1556),徐海率军抵达江浙沿海,如之前安排的那样,日本炮灰们先行出发,去啃硬骨头。
  可这帮炮灰还没上岸,就被明朝海军挡了回来,死活过不去。徐海没有办法,只好改变计划,亲率主力提前进攻,可原本不设防的地方竟然变得比铁桶还坚固,抵抗十分顽强,攻击多次也未能得逞。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徐海终于意识到,自己似乎已经落入了圈套。他准备退却了。
  然而不久后,局势却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经过几轮试探,胡宗宪感到对方锐气已尽,随即命令水军即刻出发,发动对徐海的反击,事后证明,他在错误的时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结果让他大失所望,明军大败,这也再次验证了徐海的可怕,虽说损兵折将,但他打起仗来却一点也不含糊,先后五次击败明军,气焰极其嚣张,陈东和麻叶也趁势发动反攻,攻破多处明军据点,沿海许多地方纷纷戒严,百姓随时准备撤离。
  就在形势即将失去控制时,关键人物俞大猷出场了。
  听说俞大猷率军赶到,焦头烂额的胡宗宪终于松了一口气,感叹地对徐渭说道:这下没事了,好险,好险!
  胡宗宪之所以如此安心,是因为俞大猷有一个公认的作战特点——“计定而后大举,兵集而后齐发”。通俗点说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鬼子不拉弦。
  俞大猷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将领,在作战之前,他会仔细评估双方的实力对比,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即使情势一片大好,他也绝不出击(估计这和他被整的次数太多有关),但他一旦准备出击,就意味着已有必胜的把握。
  胡宗宪十分了解他的这一特点,所以才会如此放心,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所谓名将就是名将,和那些二流货色确实不同,俞大猷主动收缩阵型,等待徐海来攻,徐海倒也真识货,看到这个架势,感觉是个老手,不敢轻敌冒进,之后双方交战多次,徐海始终未能取胜,再也无法前进一步。
  俞大猷稳住了阵脚,却不主动进攻,徐海尝到了厉害,倒也赖着不走,双方在海上僵持着,事情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俞大猷突然接到了一道极其怪异的命令。
  这是一道由胡宗宪亲自发出的手谕,主要内容如下:休战,撤回杭州。
  在这紧要关头,怎么能够撤军呢?敌军如果进逼怎么办?俞大猷百思不得其解,但手谕言辞极其严厉,毫无商量余地,权衡利弊后,他遵照命令,撤了回来。
  胡宗宪是一个聪明人,绝不会重蹈当年宋高宗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覆辙,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召回俞大猷,只是因为他刚刚得到了一封信件,而他确信,对于徐海而言,此信比俞大猷和他手下的数万士兵更有杀伤力。
  这封信是毛海峰带来的,作者就是他的养父汪直。
  【连锁的陷阱】
  俞大猷退却时,徐海并没有追击,对于这位名将,他始终心怀着警惕,打了这么多天一步都不让,现在居然主动撤退,必有诡计。
  这实在是抬举俞大侠了,几十年来,无论做官还是打仗,他都是个实诚人,要说玩阴谋的顶级高手,那还得说是胡总督。
  所以当胡宗宪的使者带着那封信到访时,并未引起他足够的警惕和戒心。
  不出胡宗宪所料,这封信给了徐海极大的刺激,在刀光剑影里混了十几年的徐汉奸第一次露出了惊慌失措的表情。
  关于此信的具体内容不甚明了,但徐海的反应是清晰而确实的:
  “连老船主也投降了吗?!”
  老船主就是江湖朋友给汪直的敬称,汪老板纵横倭寇业数十年,是这一行的老前辈,只要混这行,都要给他三分面子,徐海也不例外。
  于是徐海开始犹豫了,连汪直都顶不住了,看来行业前景确实不佳,加上此前王翠翘的劝说,与陈东、麻叶的矛盾,徐海决定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
  这是一个极其完美的心理战术,胡宗宪只用了一个小小的花招,就把徐海拉入陷阱。
  作为倭寇业的大哥级人物,汪直可谓老奸巨猾,对他而言,忽悠是可能的,投降是不会的。跟胡宗宪谈判几年,除了表面文章外,汪直丝毫不肯让步,还整天想着把胡总督当枪使,他为明军提供倭寇的情报,只是希望借政府之手替他干掉自己的竞争对手,搞垄断经营。
  然而胡宗宪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也有自己的打算,因为这些应酬文章虽然忽不了他,却可以拿去忽别人。
  于是,从罗龙文开始,到王翠翘,再到这封信件,徐海在胡宗宪的缜密策划下,一步步地走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
  徐海彻底动摇了,但他仍然不肯屈服,便对送信的使者说出了下面这番话:
  “我很想退兵,但此来我军兵分三路,若要撤退,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所谓兵分三路,就是他和陈东、麻叶,当然,这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其目的无非是拖延时间,或是多要好处。
  如果是一般的使者,到此也就回去复命了,可是偏偏这个使者不是普通人。
  他的名字叫做夏正,是胡宗宪的贴身亲信,但凡能跟老狐狸混的,至少也是个青年狐狸。
  这位夏正兄听到了徐海的答复,倒也没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只是木讷地点点头,坐在原地一声不响,过了很久,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便对徐海说了这样一句话:
  “陈东那边没有问题,那就只等你了。”
  徐海差点没背过气去。
  这句话的音量很低,但对于徐海而言,却无异于晴天霹雳。虽然这位陈东不太靠谱,但毕竟现在大敌当前,也只能指望这个不靠谱的兄弟,但照这位使者的说法,莫非同伙都已经投诚,只留下自己背锅?
  满腹狐疑的徐海送走了夏正,而罗龙文的前期挑拨工作,此刻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经过仔细思考,他终于认定,陈东已经不再可靠。
  不可靠也没办法,事已至此,就算要分家火拼,也得先回老窝再说。
  然而连这个机会,他也没有等到。
  就在夏正去见徐海的同时,胡宗宪派出了另一拨人,他们的目的地,是陈东的船队。
  没过多久,陈东就从手下处得知,外面盛传,徐海准备把大家卖掉,作为自己归顺朝廷的见面礼。
  陈东还比较够义气,开始坚决不信,然而当他得知胡宗宪的使者确实去了徐海那里时,以往的所谓江湖情分就此荡然无存。
  为以防万一,他开始集结部队,随时准备应对徐海的攻击。
  陈东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徐海的警觉,他认为,陈东已经和胡宗宪商定了条件,准备对他动手了,并随即命令部下动员,防备陈东进犯。
  徐海海盗公司就这样完了,没有大规模的进剿,也没有刀光剑影的拼杀,陈东和徐海就如同京剧三岔口中那两个可笑的人,在黑暗里开始互相猜疑,胡乱殴斗。而这一切喧闹的背后,是微笑着的胡宗宪。
  朝廷调集十余万大军,费时多年,却无法动摇分毫的第二大倭寇集团,被胡宗宪轻而易举地分裂了,凭借一个间谍,一封回信,一份厚礼和一个使者,仅此而已。
  佩服,实在佩服。
  在海战中,徐海一向以进攻神速闻名,事实证明,到了投诚的时候,他的反应也远远胜过常人,当陈东还在左思右想反复犹豫的时候,他已经主动联系了胡宗宪,归还了大量明军俘虏,并表示愿意主动撤离。但倭寇就是倭寇,在贼不走空趟的原则指导下,临走时,他向胡宗宪提出索要钱财的要求。
  胡宗宪慷慨地满足了他,徐海高兴地履行了退军承诺,一天之后,独木难支的陈东也主动撤离。
  当时曾有人劝诫胡宗宪,徐海已然孤立,根本无须满足他的索财要求,可是胡宗宪只是笑而不答。
  事后证明,胡宗宪的笑容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他看来,徐海不过是个保险箱而已,不久之后,这笔钱就将回到他的手上。
  徐海和陈东都撤了,远离了胡宗宪的势力范围,这二位仁兄似乎也略微恢复了清醒,感觉事情有点蹊跷,便互派使者加强沟通,再次恢复了双边关系,合力对抗明军。
  但已然太晚了,胡宗宪早已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仇恨和猜疑的种子,等到时机成熟,它将再次萌发,并破土而出。
  而事实上,胡宗宪确实没让他们等太久。
  不久之后的一个夜晚,胡宗宪的使者悄悄潜入了徐海的舰队,为他带来了胡总督的最新指示。
  毕竟刚从胡总督那里领了工钱,徐海笑逐颜开地接待了使者,他以为这位财神爷又来送钱给他了。然而结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使者辞严厉色地传达了总督的指令,大意是:倭寇徐海一向对抗政府,现在大军集结,指日可发,应尽早认清形势,早作打算。总而言之,若不主动投靠,就要人为改造。
  徐海终于看清楚了胡宗宪的狰狞面目,但事到如今,他已经没有选择,陈东不会帮他,汪直更没法指望,思想前后,他决定妥协。
  “我该怎么做?”
  使者告诉他,在吴淞江,有一群倭寇聚众抢掠,胡总督希望他去消灭这群毛贼,以表明投降的诚意。
  这也算是老把戏了,就如同水浒传里的林冲,好不容易上了梁山,王伦大哥却告诉他,要想入伙,必须下山杀一个人。作为梁山流氓团伙的头目,王伦的这一指示可谓用心良苦,因为只有杀了人,才能全心全意干坏事,并培养出对组织的高度认同感和深刻的危机感(出了事大家一起完蛋,谁也别想跑)。
  与王伦相比,胡宗宪的这一招数可谓是异曲同工,但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他们之间也是有差别的——一个细小而致命的差别。
  徐海遵照胡宗宪的指示,率领船队向吴淞江的同伙发动了攻击,不出意料地取得了大胜。按照以往惯例,他等待着胡宗宪的奖励和封赏。
  但他没有想到,胡宗宪并不准备给他赏赐,恰恰相反,总督大人正打算向他收回上一笔钱的利息。
  徐海并不知道,胡宗宪之所以让他去吴淞江,除了杀人入伙,顺便清楚倭寇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有一个人在那里等着他。
  这个人就是俞大猷,作为少数几个能与徐海对抗的将领,他按照胡宗宪的指示,提前在吴淞江设下了埋伏,等待着徐海的到来。
  就在徐海获胜后不久,俞大猷发起了攻击,斩杀多人,并焚毁数条船只,恼羞成怒的徐海明白自己上了当,却已无计可施。但就在战况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另一个意外发生了。
  俞大猷突然停止了攻击,让开了一条出路,也放弃了追击。
  就这样,徐海逃出了包围圈,但他十分清楚,这绝不是因为菩萨显灵、上帝开恩,或者是俞大猷发疯。能够顺利突围,只有一个可能的理由。
  这一次,他没有再犹豫,立即准备了大量金银财物,以及自己之前多年搜刮的奇珍异宝,全部连本带利地送给了胡宗宪,为了表示诚意,他还派弟弟徐洪去胡宗宪那里做人质。
  徐海很清楚,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他已经没有谈判的筹码,只能乖乖认输,在政府的管辖下当个良民,终此一生,而俞大猷放他破围而去,说明胡宗宪并不想赶尽杀绝,愿意给他一条生路。
  应该说徐海对形势的判断大体上是正确的,他确实失去了谈判的条件,但与此同时,他也错误地理解了胡宗宪的意图,这位总督大人之所以放他一马,只是因为害怕一个成语——狗急跳墙。
  事实证明,胡宗宪和王伦确实是有区别的:
  林冲杀人之后,王伦会让林冲入伙。
  徐海剿灭同伙之后,胡宗宪会剿灭徐海。
  这就是水平。
  正如之前的徐海一样,当人质的徐洪也得到了良好的待遇,锦衣玉食,好吃好住,不过吃了胡总督的饭,那是一定要还的,没过多久,胡宗宪终于亮出了底牌,他让徐洪带话给徐海,要想从良,必须献出自己的同党——陈东、麻叶。
  对于徐海而言,这实在不是个问题,他连自己的弟弟都可以牺牲,何况是这两个傻种。
  徐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立即着手准备,用合伙人的命换自己的,在他看来,这实在是一笔合算的买卖。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端,却是毁灭的起始。因为从一开始,胡宗宪就没有打算和徐海做生意,也不打算遵守游戏规则,他只知道,这是一个手上沾满无辜百姓鲜血的倭寇,虽百死不足赎其罪,人皆可杀!
  【最终的诅咒】
  徐海决定动手了,因为胡宗宪不但许诺既往不咎,还答应给他爵位,让他安享荣华富贵,只要他抓住陈东和麻叶。
  两人之中,麻叶要好对付一些,而陈东统率军队,比较麻烦,所以徐海决定先拿麻叶开刀。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徐海请麻叶吃饭,到地方二话不说,绳子往脖子上一套,直接交给了胡宗宪。
  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徐海送走了麻叶,放心大胆地去准备对付第二个目标。
  但他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如释重负之际,五花大绑的麻叶已经坐在了贵客席上,而为他解开绳索的人,正是胡宗宪。
  麻叶的脑袋彻底乱套了,先是被人莫名其妙地绑了起来,然后又被人莫名其妙地松了绑。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必须乖乖与对方合作,才能保住脑袋。
  很快,他就知道了活命的条件——写一封信。
  这封信是写给陈东的,写作者是麻叶,当然,原创的权利属于胡宗宪。
  在此信中,胡宗宪描述了一个十分曲折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陈东和麻叶就看徐海不顺眼了,他们制定了一个阴险的计划,准备置自己同伙于死地,并进行了积极的策划。
  但在完成之后,信却没有被投递到陈东的手中,恰恰相反,第一个看到这封信的人,正是徐海。
  这看上去是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既然徐海已经决定要去解决陈东,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然而这正是胡宗宪的过人之处。
  他深知,徐海为人反复无常,且与陈东合伙抢劫多年,交情深厚,两人分分合合是常事,要保证万无一失,就必须断绝徐海的所有慈念和退路,让他把绝路走到底。
  胡宗宪的判断是准确的,徐海确实犹豫了,他很明白,如果自己迈出了这一步,就将失去所有后路,一旦胡宗宪靠不住,自己就会必死无疑。
  但当他看到那封写给陈东的信时,怒火烧毁了他的理智,而急于安居乐业的王翠翘,也在这关键的时刻,给了他一个关键的建议——彻底放弃抵抗,接受胡宗宪的招抚。
  徐海终于做出了决定,与之前的无数回敷衍应付不同,这一次他是真心的。
  事实证明,徐海的智商和斗争经验远远在陈东之上,他设下圈套,擒获了陈东,并招降了他的一部分属下。
  但在大功告成之后,徐海却突然平静了下来,他没有去见胡宗宪,在仔细思考之后,他改变了主意。
  此前,徐海急于投降,除了胡宗宪的计谋策动外,陈东的威胁也是一个主要因素,现在陈东已束手就擒,董事会只剩下他一个人,且军权在握,行市看涨,自然要谈谈条件,恰如俗语所云:没条件,谁投降啊?
  然而他没有等到这个机会。
  就在他安置俘虏、准备谈判之时,属下突然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所属部队被明军突袭,死伤三百余人,损失极其惨重。
  徐海感到了深入骨髓的凉意,他终于明白,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胡宗宪的掌握之中,这个可怕的对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并不时用行动敲打着他,告诉他这样一个真理:除了投降,你别无选择。
  第二天,闯荡江湖,纵横四海十余年的徐海公告天下:无条件投降。
  嘉靖三十五年(1556)八月,徐海率舰队抵达胡宗宪驻地平湖城,向胡宗宪请降。
  然而就在投降仪式上,徐海开始了与胡宗宪的最后一次较量。
  这是一次极为怪异的投降,所谓的投降者徐海,带齐了他的全部军队,威风凛凛地列队城外,而城内的受降者却畏畏缩缩,胆战心惊。
  趾高气昂的徐海带着上百个随从,在城外喊出了这样的话:
  “我是徐明山(徐海号明山),前来请降,速开城门!”
  带着上万人,全副武装包围城池,说你是来投降的,那真是鬼才信。
  这不是投降,而是挑衅,在彻底认输前,徐海决定最后一次考验胡宗宪,考验他的勇气和智慧,作为强者,他只向更强者屈服。
  很不巧的是,赵文华同志刚好也在,他听到消息,吓得浑身发抖,连忙找到胡宗宪,让他安排守军全力抵抗,以备不测。
  胡宗宪却十分镇定,他平静地告诉赵文华,其实解决问题的方法十分简单——打开城门,放他进来。
  赵文华顿时魂不附体,连声大呼:
  “万不可行,如果他趁机入城作乱,如何是好?!”
  胡宗宪站起身来,向这位上司投去了轻蔑的一瞥,便坚毅地向城门走去,只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不用担心,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
  见到胡宗宪的那一刻,徐海终于心服口服了,这个人带着两名随从,面对自己上百名携带兵器,穿着盔甲的属下,没有丝毫的慌乱,沉着地说道:
  “我就是直浙总督胡宗宪,徐海在哪里?”
  徐海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威势,在此之前,他还从没有怕过谁,包括汪直在内,但此时此刻,在这个人的面前,他彻底屈服了。
  徐海站了出来,不由自主地弯下了膝盖,向这个曾与他势不两立的对手恭敬行礼,他认输了,输得心服口服。
  徐大哥居然屈膝行礼了,就在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的时候,胡宗宪却作出了一个更让人意外的举动。
  按照我国的传统美德,这个时候胜利者的反应不外乎以下两种,要么是“急步赶上前,一把扶起”,要么是“大呼一声:贤弟,折杀大哥了”。
  然而这不是胡宗宪的选择,面对这个毕恭毕敬的强敌,他缓缓地伸出了手……按在了徐海的头皮上。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屏气凝神地盯着这匪夷所思的一幕,但更有趣的事情还在后面。
  胡宗宪的手停留在徐海的脑袋上,虽然没有玩出九阴白骨爪那样的绝世武功,却开始不停地拍抚,一边拍还一边说道:
  “你引倭寇入侵,为祸国家多年,今日既然归顺,以后当安分守己,切莫再次为恶。”
  每当看到这段记载,我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美国黑帮片中黑社会老大的形象,胡宗宪同志一边把徐海的脑袋当皮球拍,一边谆谆诱导,实在很有教父的风范。
  大家都看傻了,徐海却如同被洗脑了一样,温顺地任由胡宗宪摸他的头,给他上课,原因很简单,他已经被彻底降服了。
  投降仪式结束后,徐海选择城外的沈庄作为他的暂住地,和他的属下住在一起。因为胡宗宪表示,要安排他的部下转业、从良,必须有足够的时间。
  说完这些话,胡宗宪就跑去忙活了,而徐海则安心地等待着就业安置,然而他并不知道,胡总督既没有去找军转部门和居委会,也没有去找可供耕地,却只去找了一个人,因为他相信,在这个人的帮助下,徐海的问题将被彻底解决——用一种特别而简单的方式。
  这个人就是陈东。
  沉浸在幸福中的徐海开始憧憬着自己的美好生活,而王翠翘也十分高兴,从此她将不用继续跟着丈夫东躲西藏,飘移不定,他们将去一个安静的地方,住在安静的房子里,过着安静的生活,两个人坚信,幸福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于是机智的徐海失去了自己敏锐的嗅觉,他并没有发现,就在他们的驻地旁边,还住着一群陌生人,正用仇视的眼光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当徐海还做着封妻荫子的美梦的时候,这群人撕下了自己的伪装,向他和他的部属发起了突然袭击——他们是陈东的手下。
  谁也没有料到,到了这个时候,竟然还有人袭击他们,于是慌乱之中,大家只顾四散奔逃。徐海也不例外,他的反应非常之快,乱军中竟还带上了王翠翘一起跑。
  但他没有能够跑出去,因为胡宗宪的部署一向是密不透风的,到了天明,他的部下已然全军覆没,而他也被陈东的部下团团围住,走投无路之下,他叹息一声,投水自尽。
  横行天下的第二号倭寇徐海就这样被他以前的同伙陈东除掉了,但胜利并不属于陈东,三个月后,这位理论上的有功之臣和他的难兄难弟麻叶一起被杀,三人的首级被送往京城,嘉靖大喜,亲自去太庙告祭祖先,以示庆贺。
  唯一的赢家是胡宗宪,他在军事实力不足的情况下,用精准莫测的智慧和缜密复杂的计谋,一步步地把徐海逼上了绝路,而在整个过程中,他从未大动干戈,只是略动口手,便驱使他人为其效命,连最后解决徐海,都是借刀杀人。
  综观整个过程,谋略机巧,阴险狡诈,足可写入厚黑学教科书,为万人景仰。
  曾有一位厚黑学前辈说过,违法的事情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可以做。按照这个理论,胡宗宪绝对是一个忠实的实践者。
  因为以当时的情境而言,胡宗宪为国家铲除倭寇,杀掉汉奸,似乎并不违法,却绝对违背了良心。
  古语有云“杀降不祥”,既然徐海已经投降,再杀他似乎就有点无耻,很明显,胡宗宪并不相信这句话,也不介意别人说他无耻,所以他做了,而且做绝了。无耻就无耻到底,又能如何?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报应的,当时的胡宗宪大概会这样想。
  估计十年之后,胡宗宪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而关于王翠翘的结局,正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总而言之,应该是死了。
  但她是如何死去的,民间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说她在那次突袭里死于乱军之中,尸首也未能找到。
  另一种说法,则是一个无比凄美的故事。
  徐海投水自尽的时候,王翠翘也想死,却没死成。她被士兵俘虏,并送到了胡宗宪那里。就在此处,人民群众的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释放,有的说胡宗宪要把她许配给罗龙文,更有甚者,说胡宗宪自己看上了她,想娶她做妾。
  虽然传说有许多种,分配对象也有很多个版本,但有一点都是相同的——她拒绝了。
  徐海已经死了,但她仍然可以活下去,想娶她的人依然排队,她可以继续嫁人,过锦衣玉食的生活。
  然而她拒绝了,她选择用死来结束自己的一生,以怀念那个先她而去的人。
  于是在不久之后的一天,她趁人不备,逃了出来,面对大海,高声哭诉道:
  “明山,我辜负了你啊!”
  然后,她投入大海,追随徐海而去。
  在现代很多人看来,这种行为大致是比较缺心眼的,活着不好吗,干嘛要去死呢?
  诚然,这是一个缺乏逻辑的选择,正如多年前的那个时候,当海盗徐海来到她的面前,她所做出的那个选择一样,毫无逻辑,实在毫无逻辑可言。
  从史料价值上来讲,这是一段十分不靠谱的记载,换句话说,其真实性是很低的,但我依然使用了这段材料。
  因为在这个故事中,我看到了一种不被风头大势所左右,不因荣辱富贵而变迁的情感,它才是这两个毫无逻辑的选择的真正原因,虽沧海横流,惟恒然不变。
  我知道它是假的,我希望它是真的。
  王翠翘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在此之后,她的这段传奇经历被写成一本名叫《金云翅传》的书,在清初极为流行,是当时的第一号畅销书。但诸位若未看过,那也并不奇怪,因为这本书没能与时俱进,上世纪四十年代后就没有再版了,当年我在省图书馆找了两天,才翻到一本比我大八十多岁的残本,着实不易。
  王翠翘就这样渐渐消失了,似乎她从未存在过,但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位奇女子的名声已经冲出中国,走向亚洲。在日本和韩国,王翠翘有着广泛的知名度,而在越南,你要说你不知道王翠翘,人家会笑你没读过书,因为在越南的文学史上,这本《金云翅传》大致就相当于中国的《红楼梦》,其能量之大可见一斑。
  传奇一生若此,似海之情永存。
  安息,足矣。
  据说王翠翘在临死之前,曾对天大呼,控诉胡宗宪的背信弃义,并发出了最后的诅咒:
  “胡梅林(胡宗宪号梅林),你竟敢枉杀归降之人,天道若存,必定有报!”
  所谓“杀降不祥”,所谓“天道若存,必定有报”,根据哲学原理分析,大致应归入迷信之类,但迷信之所以被称为迷信,是因为有人信。
  当年白起不信,项羽不信,常遇春不信,胡宗宪也不信。
  毕竟死于非命,毕竟失去天下,毕竟四十暴亡,毕竟……
  人,毕竟是要讲点道义的。
  但胡宗宪似乎是不应该被指责的,无论如何,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此刻的他顾不上这些,因为还有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在等待着他。
  徐海的死,对汪直而言,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从此以后他的竞争对手又少了一个,但对于胡宗宪而言,却仍然任重而道远。
  因为汪直实在是太强大了,据统计,除了他的嫡系部队外,受他控制和影响的倭寇人数多达五万余人,而胡宗宪手中能够调集的全部兵力不过十余万人,还要防守直浙两省,武力解决根本不可能。
  但要用计谋除掉他,也是困难重重,汪直已经下海了几十年,比徐海狡猾得多,更重要的是,胡宗宪逐渐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徐海不过是个打工的,靠个人力量奋斗,干掉了就没事了,但汪直是老板,数十年来,他兼并了几十股势力,且已经形成规模化经营,汪老板当老大,群众都听他的话,如果杀了汪老板,他手下的诸多头目们将会失去控制,到时事情会更加麻烦。
  所以胡宗宪得出了一个极为悲观的结论:汪直绝不能死。
  汪直不死,倭患如何平息?这是一个胡宗宪无法解决的问题,他陷入了冥思苦想,直到徐渭为他找到那个合适的答案。
  “要平定倭乱,并不需要杀掉汪直,”徐渭胸有成竹地说道:“只需诱他上岸,大事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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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9-18 22:16:05 | 只看该作者
第十六章 战争——最后的抉择
【一个白痴的诞生】
  胡宗宪明白了徐渭的意图,准备派出使者,请汪直前来谈判,然而他没有想到,汪直竟然不请自来了。
  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月,汪直率领数千军队,携带大量火枪火炮,突然开赴浙江沿海,并停泊于舟山岑港。
  胡宗宪吓了一跳,如此领兵来访,必定不怀好意,当即下令加强戒备,修筑堡垒,并实施了戒严,做好开战的准备。
  然而这一次他的判断是错误的。
  胡宗宪的行动大大惹恼了汪直,他派出了毛海峰,表达他的愤怒:
  “我这次之所以前来,是决心履行协议,停止交战,阁下你应该派使者远迎,至少也应该请我吃顿饭,但现在你却调集大军,禁船往来,难道你是在忽悠我吗(绐我焉)?!”
  事实证明,汪老板确实是很有诚意的,他不但亲自前来,还带来了几个日本诸侯,却吃了闭门羹,实在很没有面子。
  胡宗宪失算了,一贯耍诈的他没有想到,汪直竟然如此实诚,慌乱之下,他立刻再次派出使者,表示歉意,希望汪直上岸谈判。
  但被伤了自尊的汪直不肯同意了,他表示双方已经失去信任,自己不会上岸。
  胡宗宪十分头疼,思索良久终于想出一招,他找来了汪直的儿子(亲生,非义子,软禁于金华),让他给自己老爹写信,催他快点上岸谈判,并且暗示,如果不乖乖就范,就要拿儿子开刀。
  没过多久,胡宗宪收到了回信,拆开一看,顿时目瞪口呆。
  在信中,对于谈判的事,汪直连提都没提,只对他的儿子说了这样一番话:
  “儿子,你怎么就笨到了这个份上?你爹在外面,你才能好吃好住,你爹要是来了,那就全家死光光了(阖门死矣)!”
  胡宗宪,跟我斗?你还太嫩!
  计谋失败了,胡宗宪清楚意识到,汪直的智商比徐海高得多,绝不在自己之下,是一个极为难缠的对手。
  然而面对如此强劲的敌手,胡宗宪并未放弃,却更加兴奋起来:
  这场游戏越来越有趣了。
  胡宗宪相信,虽然汪直很强大,但他毕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弱点,就有容易攻破的软肋,而汪直的软肋,就是通商入贡。
  汪直毕竟是个商人,不远万里赶过来,也不过是想谈这个问题,而与此同时,胡宗宪也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虽然汪直表示不愿谈判,却始终呆着不动窝。
  于是,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汪直很想谈判,但碍于面子,也不信任自己,所以进退两难。只要突破这层隔膜,引他上岸,必能将其操控于股掌之间。
  但要获取汪直的信任,谈何容易?
  在经过认真思考和仔细谋略之后,胡宗宪终于拿定了主意,和之前一样,他又选中了一个人作为突破口,但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他有必胜的把握。
  很快,汪直船上的毛海峰就收到了胡宗宪的秘信,邀请他上岸一游。
  对于胡宗宪,毛海峰一向有着强烈的好感,但他毕竟是汪直的养子,所以在收到信后,他第一时间就交给了汪直。
  汪直看完信后,沉思片刻,对毛海峰下达了指令:
  “你还是去吧。”
  于是在汪直的指使下,毛海峰驾船上岸,看到了满面笑容,热情迎接的胡宗宪。
  毛海峰是来办事的,他开门见山,询问胡宗宪请他来的目的,以及打破目前僵局的诚意。
  但胡宗宪似乎不是来办事的,他拉着毛海峰,去参加一个接风酒局,并且表示,大家都是兄弟,先不要谈这些,填饱肚子再说。
  在酒桌上谈事是我国的光荣传统,毛海峰高兴地去了。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胡宗宪说吃饭就真的只吃饭,啥也不谈,他几次想开口,都被胡宗宪有意无意地打断。
  天色越来越晚,酒越喝越多,胡宗宪似乎已经喝得不太清醒了,而毛海峰却始终心神不定,他不会忘记,汪直亲自交待给他任务——探听虚实,摸清底细。
  事实上,在这个酒局中,毛海峰并非唯一忧心忡忡的人,喝醉(疑似)的胡宗宪此时也非常地紧张,而从事情的后续发展看,在此之前,他应该读过很多次三国演义——特别是书中的某一著名章节。
  胡宗宪彻底喝醉了,他拉着毛海峰,表示大家都是兄弟,今晚你就不要住招待所了,一定要住到我那里去。
  毛海峰坚决推辞,胡宗宪坚持,毛海峰答应了。
  拉着烂醉如泥的胡宗宪,毛海峰第一次进入了总督的卧室,他将不省人事的胡大人扶到了床上,便径自走向了一旁的书案。因为在进来的时候他已经发现,在书桌上堆积着许多公文,而他相信,其中必定有一些是与汪直有关的。
  躺在床上的胡宗宪也十分确信这一点。
  很快,毛海峰就找到了他想要的那堆文件,而一一打开之后,他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首先是一大摞请战的公文,主要作者是俞大猷和卢镗,内容不外乎痛恨倭寇,要把汪直扒皮抽筋之类,但当毛海峰翻到这堆公文的最下面时,他发现了另一封截然不同的文书。
  这是一封写给朝廷的奏疏,文中反复为汪直说话,并表示应以和为贵,不能动武,作者是胡宗宪。
  看完了这封文书,毛海峰彻底放心了,他躺到了床上,静悄悄地平复着自己那紧张到极点的情绪。
  当然他并不知道,就在他翻阅文书的时候,有双眼睛一直在注视着他,这就是应该早已睡着的胡宗宪大人,事实上,他比毛海峰还要紧张——如果兄弟你翻不到,我就白忙活了。
  第二天一早,吃了定心丸的毛海峰高兴地去向胡宗宪告别,胡宗宪并没有留他,因为他们之间已经不必再谈些什么了。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兴奋。毛海峰略带得意地离开了这里。
  其实我全都知道。胡宗宪似乎更有得意的理由。
  汪直终于相信了胡宗宪,因为他相信自己养子的亲眼所见,于是在犹豫片刻之后,他提出了最后的条件:
  “派一个人过来做人质,我就上岸归顺。”
  作为胡宗宪的亲信,夏正承担了这个重任,他孤身前往敌船,以换取汪直的信任,遗憾的是,这位仁兄再也没能回去,因为一个愚蠢的错误。
  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一月,在打了几年交道之后,胡宗宪和汪直这两位老对手终于见面并坐在了一起,正如胡宗宪所承诺的那样,他对待汪直十分客气,且从不限制他的自由,这倒不是因为胡大人坚持泱泱大国,诚信为本,只不过是面对强者时的必然准则。
  历史告诉我们,所谓道德与公理,只有在实力相等的情况下才能拿出来讨论,所以徐海死了,而汪直还活着。
  对于这一点,汪直本人有着十分清醒地认识,所以他放心大胆地参观旅游,等待着朝廷开出的价码。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竟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
  到目前为止,参与这场智力游戏的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徐海、汪直、徐渭、胡宗宪,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懂得规则,也愿赌服输。可惜这个世界上总是不缺蠢人的。
  吃饱喝足玩够之后,汪直觉得闷了,这时胡宗宪对他说,你去杭州转转吧。
  这是一个让他后悔了一辈子的建议。
  汪直高高兴兴地去了杭州,胡宗宪与徐渭商议多年,费尽心机的除倭大计将就此被彻底葬送,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一个白痴的横空出世。
  这个白痴的名字,叫做王本固。
  王本固先生的职位是浙江巡按御史,几年之前,这原本是胡宗宪的工作,但要和他的前任比起来,这位继任者的智慧水平足可以牢牢地定格在低能的标准线上。
  我们之前说过,巡按御史只是七品,但是权力很大,可以负责监督巡抚和总督,并有权上奏,而这位王本固先生人如其名,本就是个固执的人,不见抗倭有何成就,但见口水飞溅横流。
  胡宗宪对这个人十分头疼,但又不好得罪他,一直以来都是消极应对,这次汪直去杭州,胡宗宪怕这个二百五惹事,提前打了招呼,让他妥善接待,安排住处。
  当汪直到达杭州的时候,王本固履行了他的诺言,为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了一个居所——牢房。
  王本固先生的逻辑很简单,汪直是倭寇,那就应该抓起来,况且这么多年,自己什么贡献都没做,现在这么一条大鱼送上门来,不拿去邀功还要等什么?
  胡宗宪气坏了,他立刻派人找到王本固,要他放人,然而王御史打仗抗倭都是白痴水平,告状却是专家,他当即向朝廷上书,说自己做得没错,与此同时,他还极其无耻地进行了猜测——胡宗宪如此袒护汪直,是否违犯纪律,受了贿赂?
  胡宗宪反复上书,希望朝廷考虑实际情况,不要杀掉汪直,让他为朝廷效力,约束倭寇(系番夷心)。然而朝廷中的无数“正义凛然”之士立即慷慨陈词,说胡宗宪竟敢公开放纵罪犯,其中必有内情等等,一时之间,大有把胡宗宪关入监狱之势。
  为了不致跟汪直作邻居,胡宗宪向现实妥协了,他上书修正了自己意见,并表明态度:同意处死汪直。
  数年辛苦筹划,就此全部毁于一旦。
  在接到消息之后,毛海峰当即处死了夏正,并且残忍地肢解了他,这也是他发泄愤怒的唯一方法。
  一年之后,汪直被押赴刑场处决,与他一同被杀的,还有他的儿子。就如同那封让胡宗宪瞠目结舌的信件一样,汪直在这最后一刻,面对他的儿子,再次做出了一个判断——他一生中最为大胆的判断。
  “杀我一人无碍,只是苦了两浙百姓(浙东和浙西),我死之后,此地必大乱十年!”
  事实证明,这是一句十分靠谱的话。
  【黑暗的降临】
  在汪直被抓之后,胡宗宪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自抗倭以来,他从未如此不知所措,多年的经验告诉他,汪直的死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无数的倭寇将登上海岸,任意妄为,烧杀抢掠,再也没有人能够束缚他们。而凭借目前的军力,根本无法阻拦他们的暴行。
  最黑暗的时刻就要来到了。
  无计可施,胡宗宪急忙去找徐渭,可徐师爷却比他更激动,刚见面就操一口绍兴话大骂道:
  “王本固这个死捏子,该杀!该杀!”
  这里稍微普及一下绍兴话,所谓捏子,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白痴,呆子。
  于是胡总督不急了,他静静地看着徐渭,等待着他,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位仁兄唾沫横飞之后,总是会有主意的。
  可这一次似乎例外了,徐渭骂完后,竟然陷入了沉默,一句话也不说。
  胡宗宪终于坐不住了,他发言打破了寂静:
  “事已至此,纵骂也无益,眼前局势危急,该如何应对?”
  徐渭思虑良久,终于说出了一个回答:
  “如今招抚不成,唯有一战了。”
  但这个答案,是胡宗宪不想听到,也不能接受的,如果能打,早就打了,何必玩那么多花样,等到今天?
  但现在,他已别无选择。
  其实一直以来,胡宗宪都屈辱中忍耐着,无论汪直也好,徐海也好,海盗也好,汉奸也好,毕竟都是倭寇,并不是胡宗宪的客人,更不是他的朋友,他们带领日本人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本不用跟他们客气,之所以以礼相待,步步为营,只是因为实力不足而已。
  但一忍再忍,一让再让,而今却是青山依旧,血水长流。
  实力不济也罢,力不能支也罢,既然忍无可忍,那就无需再忍了。
  胡宗宪终于拍案而起,发泄出心中所有的愤怒:
  “开战!不信我中国无人!”
  一场惊天动地的决战就此拉开序幕。
  胡宗宪开始调兵遣将,储备粮草,修筑工事,他十分清楚,在前方等待着他的,将是长期而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争,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拉开这场战争序幕的,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惨败。
  所谓万事开头难,为了搞个开门红,胡宗宪派出了自己的最强部属俞大猷,率领最精锐的部队,进攻一个看似已然唾手可得的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汪直的养子毛海峰,在汪直被捕之后,他杀掉了夏正,却没有能够逃走,在岑港被明军团团围住,此时他的手下已逃散大半,只余不到千人。
  胡宗宪以数倍的兵力和名将出马,准备一举扫灭这个走投无路的余孽。
  嘉靖三十七年(1558)春,战斗正式开始。
  此时的俞大猷已经升任都督佥事,手握军权,身经百战,连他也认为,打败毛海峰易如反掌。
  但这个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是因为它总能带给人们惊喜,俞大猷集结大军进攻,遭到顽强抵抗,被敌方击退。
  所谓胜败兵家常事,俞大猷并不以为意,但不久后他就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了。
  进攻从春天开始,一直打到了夏天,风景变了,天气变了,每天的战报却从未改变,俞大猷拿出了看家本领,陆战海战,长矛火炮,挖坑耍诈,能用的都用了,岑港和毛海峰却依然纹丝不动,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明军的进攻。
  毛海峰拼命了,不但是为了求生,更是出于愤怒,在这场高水平的智力游戏中,他曾无比信任胡宗宪,相信他的许诺,相信事情终究会有一个妥善的解决。
  但是当汪直被捕的消息传来时,他的所有期冀都变成了怒火,他认为自己被欺骗了,在他眼中,胡宗宪和王本固都是朝廷的人,没有任何区别。
  俗话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这人要不怕死,也就没啥怕的了,俞大侠虽然武功盖世,也盖不住这位玩命的哥们,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一通王八拳下来,横扫少林的俞大侠也没了办法。
  仗就这么打了下去,日日打夜夜打,春天走了,夏天来了,又是一个深秋。俞大猷急了,胡宗宪也急了,这么打下去,大伙就得在岑港过年了。
  但他们终究没有和毛海峰共庆新春,说起来这还要归功于他们的一位共同领导——嘉靖。
  上万人打上千人,打得春去秋来,竟然还没有个结果,嘉靖气得脑袋冒烟:你们都是饭桶不成?!
  他直接下达了命令:
  浙江总兵俞大猷,作战不利,限期一月,必取岑港!如到期不取,自总兵以下,全数撤职查办!
  这回俞大侠麻烦了,他去找胡宗宪,想请领导帮忙解决问题。
  然而胡宗宪却连连摆手,愁眉苦脸地告诉他:打仗我是不行的,这个问题只有靠老兄你自己了,希望你早日建功,不然兄弟我迟早要跟着你一起下台。
  找组织也不行了,俞大猷一跺脚,咬着牙又回了前线,督促军队日夜攻打,但毛海峰这次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发誓顽抗到底,攻了二十多天仍然没有效果。
  眼看日期快到,俞大猷百般无奈,只得用上了最后一招——开会。
  在会上,俞大猷再次鼓励部下奋勇作战,而且丝毫不怕丢脸,当众宣读了皇帝骂他的那封谕示,然后明白地告诉大家,皇帝发怒了,后果很严重,你们还有什么本事,赶紧使出来,要不然等老子完蛋了,你们一个也跑不掉!都得陪我下去!
  这话是有来由的,嘉靖的旨意讲明如不能按时歼敌,自总兵以下全数革职查问,总兵是俞大猷,下面还有好几个级别,分别是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俞大侠的意思是,这是个集体大黑锅,我要背,你们也得要背!
  大家都慌了,为了保住饭碗,纷纷回营积极准备。就在这时,一个参将找到了俞大猷,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充当先锋,剿灭毛海峰。
  看着这位毛遂自荐的参将,俞大猷发出了疑问:
  “你有把握吗?”
  参将信心十足地回答道:
  “必尽全力,以获全胜!”
  俞大猷点了点头,但心里实在没谱,自己都打不了的仗,谁能打?
  不过火烧眉毛之际,也只能凑合了。
  但这位参将领命之后,却没有立即行动,反而减少了进攻次数,只是每天派几个小兵到敌军阵前叫阵,除此之外啥也不干。俞大猷多次催促,却依然故我,从不动兵。
  期限越来越近,皇帝也等不及了,还没到一个月,就下令免去俞大猷等人的官职,末了还放了句话——暂不追究,戴罪立功。
  免了职还叫不追究?照这意思,如果再打不下来,大家就要手牵手进牢房了,就在俞大侠心急如焚,准备亲自抄家伙出去拼命的时候,捷报传来,岑港终于被攻克了。
  一直以来,俞大猷的这位部属并没有消极怠工,因为他使用的,是一种极为巧妙的心理战术,先减缓进攻的节奏,麻痹对方紧绷的神经,同时仔细勘查地形,选择合适的突破口,待时机成熟,再一举发动总攻,歼灭敌军。
  就这样,历时近半年的岑港之战落下了帷幕,在此战中,明军伤亡近三千余人,歼敌不到千人,并有部分倭寇成功突围逃窜,可谓是灰头土面,丢尽了脸。
  但嘉靖同志还是很够意思的,他兑现了承诺,没有处罚俞大猷等人,并将他们官复原职。
  逃过一劫的俞大猷感慨万千,专程找到他的那位得力部下,由衷地感叹道:
  “惭愧,惭愧,我不如你啊。”
  这话其实不新鲜,因为俞大侠一向是个谦虚的人,然而后世之人几乎一致认定,他的这句话并非谦虚,而是事实。
  伟大的俞大猷终于遇到了一个比他更伟大的将领,因为这位参将的名字,叫做戚继光。
  【生下来就是将军】
  洪武十四年(1381),名将傅友德、蓝玉率军远征云南,一路所向披靡,战况十分顺利,不久之后,元朝守将梁王自尽,云南全境平定。
  战争结束之后,傅友德依照惯例,向朝廷送交了阵亡军官名单,以供追认。
  而当朱元璋翻阅这份名单时,目光却停留在了一个名字上——戚祥。
  这是个他所熟悉的名字,二十八年前(元至正十三年,1353),当他刚与郭子兴决裂,进军定远之时,这个人赶来投奔他,并作为他的亲兵跟随他东征西讨,立下了很多功劳。
  于是他下达了一道影响深远的命令:
  “授戚祥之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任职登州卫指挥佥事,世袭罔替!”
  所谓世袭罔替,就是说从今以后,这家人只要不死绝,能生儿子,这个将军的位置就是他们戚家的,直到大明公司倒闭为止。
  于是自此之后,戚家一直揣着这张长期饭票,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历代子孙才能实在有限,虽说勤勤恳恳,却也没出什么了不得的人物,直到一百四十八年后的那个深夜。
  嘉靖七年(1528)十月初一,江南漕运把总戚景通在不安中等来了儿子的诞生,虽说出生时间是在子时,但等戚老爹忙完妇产科工作时,天已经亮了。
  东方破晓,太阳初起,阳光射透云层,耀眼的光辉映照着世间万物,戚景通放下了手中的尿布,看着窗外阴霾尽去,光照万里的一幕,给自己的儿子取下了名字:
  “就叫他继光吧。”
  在日本的战史书籍中,有一个用来形容战争结局的词语,使用频率极高,那就是玉碎。
  但这里的所谓玉碎,并没有我们所想的那样豪壮,因为根据日本人的习惯,只要死在战场上,无论你是战死、病死、饿死、还是逃跑时不幸摔死,统统都叫玉碎。
  比如当年孙立人在缅甸大败日军,活埋上千名日本兵,日本国内的相关标题就是大日本帝国缅甸皇军英勇玉碎——虽然一点也不英勇。
  如果把这个概念套用到戚继光的身上,那他的外号就应该叫粉碎机,因为根据统计,在那几年,但凡遇上他的日本倭寇,玉碎率一般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自嘉靖三十八年(1559)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戚继光历十三战,每战横扫敌军,几近全歼,最大伤亡仅六十九人,敌我伤亡平均比例为30:1,空前绝后,彪炳史册。
  戚继光,这个名字将成为倭寇们最可怕的噩梦。
  自古以来,爵位可以世袭,但天才是不世出的,作为天才的父亲,戚景通实在是个能力很一般的人,但他也有着两个不可多得的优点:
  老实、肯干。
  所以虽然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官运却也不错,从登州指挥佥事升任大宁都指挥使,最后还荣调进京,担任神机营副将,成为明军中的高级将领。
  一般说来,老爹是高干,家里自然差不了,然而戚继光却是个例外,从小他的生活条件就很一般,这都要归功于他的父亲。
  戚景通是个老实人,而且为人正直,从不搞灰色收入,曾几次主动上交工作对象送来的红包,屡次获得上级表扬,几十年如一日,只靠工资过日子,而在明代,这种行为的唯一结果就是清贫。
  但戚景通并不以为意,相反,他还反复教导儿子要学习自己的好榜样,要为官清廉,建功立业。
  事实证明,戚继光成功地达到了父亲的要求——仅限于第二点。
  和众多读书人一样,戚继光自幼苦读私塾,由于他家境一般,且衣着朴素,许多富家子弟都瞧不起他。
  然而在他读到十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教书先生走进学堂,没有讲课,却郑重其事地告诉所有同学,从今以后,和戚继光同学玩耍的时候要千万当心,不要有危险动作,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是会有大麻烦的,因为戚同学已经是四品将军了。
  戚继光出生的时候,戚景通已经五十多岁了,到了嘉靖十七年(1538),他估摸着自己年纪大了,就退休回了家,按照朝廷规定和个人意愿,他的职位将由十岁的戚继光继承,虽说手续还没有办,但戚继光已经是名义上的将军了。
  一般人读几十年书,考中个进士,最多也就混个六七品官,还要苦巴巴熬资历,戚继光同学年仅十岁,已然官居四品。所谓的高干子弟就是这样炼成的。
  但这对于戚继光来说,却并不是一件好事,很快,一个难题就将摆在他的面前。
  因为根据朝廷规定,象戚继光这样的中高级别干部,出门必须要坐马车,可是戚继光家条件有限,买不起车,坐11 路车又太丢面子,无奈之下,只好改成家里蹲了。
  于是十岁的戚将军被迫辍学,呆在家里苦读。此时,一位老师听说了这件事,便主动表示愿意上门教戚继光读书。
  戚继光自然十分高兴,却又担心收费问题,那年头,请个家庭教师比买辆车也便宜不了多少。
  但是过了很久,这位老师却从没有提过钱的事情,每天自费来往,教完走人,连饭都不吃。
  戚继光十分纳闷,也感到非常愧疚,一天,他花了点钱,准备了非常丰盛的饭菜,想请老师吃顿饭。
  然而他想不到的是,老师看见满桌饭菜,竟然勃然大怒,不但不吃,还大声训斥道:
  “你家境清贫,却如此奢费,难道我到你这里是为了吃饭吗?”
  戚继光一语不发,立刻撤走了饭菜,老师的面孔才好看了些,他语重心长地对戚继光说道:
  “你虽是世袭将军,却如此勤奋好学,实在难得,我上门教你,只愿你日后坚持不懈,早日成才,报效国家,便已不负我所望了。”
  面对这位无私的导师,戚继光无言以对,只能眼含泪水,郑重地向老师行礼。
  日子依然继续着,家境依然清贫,老师依然来访,依然分文不收,而戚继光也依然苦读不辍,但改变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
  清苦却坚持操守,严谨而不计得失,从父亲和老师那里,戚继光确立了他一生的处事准则——以天下为己任,岂计个人荣辱!
  于是,在不久后的一个夜晚,秉烛苦读之时,少年戚继光挥笔写下了一首千古名作,以及他一生的理想:
  〖小筑暂高枕,忧时旧有盟。
  呼樽来揖客,挥麈坐谈兵。
  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在此后的四十年中,他一直虔诚地坚持着这个伟大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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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9-19 21:48:46 | 只看该作者
第十七章 名将的起点
【基本功是很重要的】
  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七岁的戚继光准备出发了,他要去北京继承父亲的职位,虽说名义上已经接班,但无论如何,程序还是要走一遍的。
  办完手续之后,戚继光正式赶赴山东,办理交接,就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当时他刚满十八岁。
  但等他到地方一看,才由衷地感叹,政府实在是太信任自己了,信任得过了头。
  登州是山东沿海重镇,光驻军就有数千人,加上兼管的军屯民政,加起来大致有上万人,而且这帮人长期不打仗,都混成了兵油子,每天只是混吃等死,还喜欢搞腐败。
  热血青年戚继光对此十分不满,他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改革,严肃考勤制度,整顿军纪,可谓是雷声阵阵。
  遗憾的是,偏偏就不下雨,口号喊得震天响,却无人理会,毕竟大家心里都有数:你爷爷在的时候就这个样,你小子胡子都没长起来,就想跟前辈过招?
  这是戚继光学到的第一课,他终于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像他父亲和老师那样的人永远只是少数派,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还必须学会妥协。对于这一点,他比他未来的盟友张居正醒悟得更早。
  事情办不下去,戚继光却并不气馁,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更有意义的目标。每天早上,他开始跑步锻炼身体,操练武艺,进行高强度体能训练,还悬梁刺股,用功苦读。
  戚继光正在备考,他准备参加武举考试。
  虽说已经是四品武官,但戚继光仍然打算去考试,这倒不是他吃饱饭没事干,跟自己过不去,而是因为在明代,考试成绩实在太过重要,管你是皇亲国戚、高干子弟,如果不是进士出身,总会被人当作伪劣产品。
  此外参加这一考试还可以锻炼体质,促进新陈代谢,顺便学点武艺,加强基本功,实在是有益身心。
  事实证明,戚继光的这一选择十分英明,在十年之后的那片高地,他付出的努力,将得到最大的回报。
  嘉靖二十八年(1549)戚继光参加武举乡试,一举中第,成为了武举人。
  第二年,戚继光打点行装,前往北京参加会试,一般说来结果无非两种,考中或考不中,可是戚继光同学偏偏遇上了第三种。
  虽然许多史籍对戚继光参加会试的成绩没有提及,但据某些材料显示,他的考试成绩可能十分不理想,如果就此考下去,估计也只能是打包走人,改日再见。
  考试即将接近尾声,就在戚继光准备卷铺盖的时候,兵部侍郎杨守谦突然跑来,告诉大家:不管考得好还是考得差,统统都不要考了,同学们马上集合,抄起家伙跟我上吧。
  俺答来了,“庚戌之变”爆发了。
  这自然是件麻烦事,但对戚继光而言,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正是在这次事变中,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写的《备俺答策》也广泛流传,获得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评价。
  戚继光的命运就此被彻底改变,“庚戍之变”后,朝廷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务,决定调集山东、山西等地部分军队轮流守边界,之前出尽风头的戚继光自然难逃法眼,光荣中标。
  这是一个旁人避之不及的苦差,然而戚继光高兴地去了,他将在那里开始自己传奇的一生。
  在行进的路上,面对着险峻去路和茫茫前方,戚继光再次坚定了他的理想:
  〖歧路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这将是他一生的选择。
  然而这个选择的开头并不顺利,戚将军在边境的日子过得实在不爽,因为他被分配驻守的地方是蓟门。
  原先在山东的时候,虽说手下都是一帮兵油子,好歹自己还是个四品指挥,说话算数。而蓟门为明朝四大防区之一(宣、大、蓟、辽),高级军官一抓一大把,什么都轮不到戚继光,他在这里只能干干巡哨之类的活,很少有实践操作、指挥军队的机会。
  于是,度过了看似平淡无奇的三年之后,他又回到了山东,在很多人看来,这位曾被兵部领导寄予厚望的年轻人毫无成就,只是白白混了三年。
  但事实并非如此。
  岑港之战后,俞大猷对戚继光的战术十分钦佩,曾好奇地问过他一个问题:你的战法由何处学来,源于何时?
  戚继光回答,是当年在蓟门巡边时所学。
  俞大猷十分吃惊,一个巡边的小官,又没有打过大仗,何以如此精通兵法?
  戚继光十分自豪地答复了他的疑问——自学成才。
  他告诉俞大猷,在蓟门的那三年中,无论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差事,他总是带着一本书,反复翻阅,日夜苦读,而他所领悟的军法之秘诀大都来自此书。
  遗憾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俞大猷最喜欢的《易经》,它的名字叫孙子兵法。
  如果要搞个三千年来的世界畅销书排行榜,《孙子兵法》至少可以排进前五十名,此书早已打入国际市场,行销海外,这本书拿破仑买过,希特勒也买过,上到八十岁的老头,下到四五岁的孩童,都是孙子的忠实读者。
  但能从中看出名堂,且自创兵法者,恐怕就只有戚继光先生了。
  因为他有着一种十分奇特的看书方法——一边看一边批,比如孙子曾经曰过:敌人气焰嚣张,就不要去打(勿击堂堂之阵),戚将军却这样曰:越是气焰嚣张,越是要打!(当以数万之众,堂堂正正,彼来我往,短兵相接)。
  孙子还曾经曰过:诈败的敌人,你不要追(佯北勿从),戚将军曰:保持队形,注意警戒,放心去追(收军整队,留人搜瞭,擂鼓追逐)。
  类似之处数不胜数,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戚继光同志对孙子兵法进行了批判地吸收,所谓因地制宜,取其精华,终得兵家之精妙。
  嘉靖三十四年(1555),军事理论家戚继光调任浙江,任都司佥书,他的理论将在这里接受严酷的考验。
  明代的武将和文官没什么区别,也喜欢搞内部矛盾,争权夺利,一门心思想往上爬,但戚继光对此却毫无兴趣,他到任之后,便针对当前形势,提出了许多条合理化建议,并上报领导,虽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但他依然故我。
  不久之后,为加强防务,朝廷决定设置宁绍台参将一职,这个职位大致相当于宁波、绍兴、台州三地分军区司令员,位高权重,是个肥差。
  消息传来,许多人开始积极活动,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希望能混到这个差事,只有戚继光无动于衷,继续干自己的工作。
  很快,任命结果公布,让无数人大跌眼镜的是,就任这个职务的人,竟然是不动声色的戚继光。
  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奇迹,而在奇迹的背后,是一个人的帮助。
  戚继光的上书并没有被扔进废纸篓,文书上的每一个字,都牢牢地映入了胡宗宪的眼帘。
  他惊讶于此人的勇气和才华,却压下了这些公文,没有作出任何回复,因为在将大任托付给这个年轻人之前,还需要进行最后的考验。
  经过很长时间的观察,胡宗宪终于确定,戚继光并不是个投机主义者,而是一个荣辱不惊,心怀天下的人。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宁绍台参将的职位交给了这个人。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只有傻瓜才不要,戚继光不是傻瓜,所以他没有推辞,在这种问题上,他一向是个聪明人,至少比俞大猷聪明得多。
  聪明的戚继光接任了宁绍台参将的职务,这一年他刚刚二十八岁,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时刻盼望着大干一番事业。
  机会说到就到,戚继光刚刚上任一个月,倭寇就来了。这一次他们抢掠的目标是浙江慈溪。
  接到消息后,戚继光十分高兴,他决定借此机会与倭寇大战一场。
  根据情报,倭寇只有上千人,为确保安全,他召集了上万名士兵,准备以多打少,用胜利庆祝开门大吉。
  戚继光亲自带队出发了,然而他并不知道,开门不一定会见喜,有时也会碰钉子的。
  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开到了慈溪东南的龙山,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倭寇的主力。著名的龙山之战就此拉开序幕。
  这场战役之所以著名,并非有着什么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只是因为它实在过于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地开始,又莫名其妙地结束。
  终于遇到敌人了,戚继光十分兴奋,他立刻观察地形,布置谋划,安排攻击队形,但等他忙活完了,却惊奇地发现,没有人执行他的命令——他们都跑光了。
  威风凛凛的明军果然不同凡响,遇到人数远少于自己的倭寇,竟然一触即溃,别说攻击,连逃命都顾不上。
  前锋溃败,中军也动摇了,连戚继光的副将也拉着他的衣袖,让他赶紧逃跑,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然而惊愕的戚继光很快恢复了平静,他挣脱副将的拉扯,取出了他随身携带的弓箭,从容地命令部下:
  “此处哪里有高地,带我去。”
  站在高地上的戚继光审视着眼前滑稽的一幕,人数众多的明军四散奔逃,几百个倭寇在后面穷追不舍,肆无忌惮,看来败局已定了。
  然而他决定挽救危局——凭借他一个人的力量。
  戚继光拈弓搭箭,拉满了弓弦,瞄准带头冲锋的倭寇头领,射出了致命的一箭,十年前的苦练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戚继光的箭法实在不是吹的,倭寇头目应声倒地,但这并不是结束,他把手伸进了箭筒里,抽出了第二支箭。
  随着一道凌厉的风声,第二个头目倒地而亡,就在倭寇们被这位狙击手搞得人心惶惶之时,又一道风声伴随着惨叫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第三个人被射死了。
  这种狙击战法彻底打垮了倭寇们的心理防线,他们放弃了追赶,停了下来。
  要说前面的明军也确实是耳聪目明,看见人家不追了,顿时鼓起勇气振作精神,在奔跑之中,完成了难度很大的一百八十度大回转动作,开始追击倭寇。
  戚继光这才松了口气,他马上找来部下,命令他们全力追击。
  可是让他更加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士兵们追出一段之后,却开始陆续自动返回,戚继光纳闷到了极点,便顺手拦住一个士兵,问他为什么不追了。这位军爷毫不见外,落落大方地告诉他:这都是老传统,把他们赶远一点就行了,反正他们还要来的,犯不着去拼命。
  戚继光呆住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半晌回不过神来,原来如此!
  龙山之战就这样结束了,虽说很不体面,很丢脸,但戚继光并非毫无收获,从此战中,他认识到了重要的一点:单靠手下这帮兵油子,即使把常遇春从坟里挖出来,也是打不了胜仗的。
  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然而这一次,戚继光实在开了眼界,他遇见了传说中的“熊”兵集团,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一个“光荣”的集体。
  如果说是偶然为之也就罢了,偏偏这帮熊兵竟然是职业的,且从不雄起,在不久之后的雁门岭之战中,他们十分仗义地不顾戚继光的死活,再次带头逃跑。戚继光同志瞬间成了光杆司令,幸好当年练过跑步,拼死拼活才逃了回来。
  这样下去,不被累死,也会被连累死。戚继光决定上书,要求重新练兵。
  文书送了上去,胡宗宪看过之后,冷笑一声,给了他一个十分经典的回答:(郑重声明,以下发言为胡宗宪同志原话,绝不代表本人立场)
  “浙江人要是能训练出来,我早就去练了,还用等你来?!”
  手下这帮人的战斗力,胡宗宪比戚继光更为清楚,对这帮兵油子,他已经伤透了心。
  但戚继光思考片刻,说出了一句话,正是这句话让胡宗宪改变了主意: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材勇!”
  胡宗宪被他的诚意所打动,便给了他三千士兵,让他去训练。
  在明代的优秀将领中,论作战勇猛,运筹帷幄,戚继光的整体素质应该能排在前五名,而他之所以能够在军事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作用,却是因为他有着一项无人可及的专长——训练。
  三千名新兵蛋子怀揣着混饭吃的梦想来到了军营,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在前方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地狱般的生活。
  根据《纪效新书》记载,但凡新兵入伍,戚继光总要训一段话,鼓励大家学武,此段话实为奇文,可供各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参考,故摘录如下:
  “诸位都听了,练武不是你答应官家的公事,是你来当兵,杀贼救命的勾当,你武艺高,杀了贼,贼杀不了你,你武艺不如他,他便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
  当然,作为一名新兵,这些话你大可当是耳旁风,但戚指导员压根也没指望你能自觉执行,他已经预备了许多惊喜,以保证你充实地度过这段难忘的军营生活。
  思想教育之后,接下来就是站队列了,包括队伍行进转向等等,具体形式和今天差不多,但如果你转错了方向,走错了队列,就不仅仅是拉出去罚站了,那是要打板子的,打完了也不会让你去医务室,还得接着练。
  练完队列后,戚教官将教大家学习号令,包括擂鼓是前进,鸣金是收兵、以及旗帜挥舞的各种意义,如果你不识字,不要紧,戚教官会教你,但如果教完了你又还给了戚老师,那就不好了,为保证你下次记住,戚教官会打你板子,直到你哭爹喊娘,发誓一定记住为止。
  在完成既定课程之后,下面该学习武艺了,教官都是从各地选来的武林高手,全部都是练实战的,套路选手一般不在聘请之类。
  考虑到大家文化程度不同,以及智商的差异性,为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戚教官把学习成绩分成九等,定期考核,考核的方式是实战。
  规则如下:双方对打,你打赢了,就升级,升一级赏银一分,如果你打输了,就降级,降一级打五棍。
  该规则简单概括为:你不打我,我就打你,反正打不过战友,就要被戚老师打,横竖都是被打,还不如拼命打战友,顺便还能挣点零用钱。
  于是,在这种几近惨无人道的训练方法下,新兵同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都遍体鳞伤,然而正是在这个残酷的环境下,他们练就了非凡的武艺,成就了非凡的事业。
  而对于这支特殊的部队,后世的人们有一个通俗的称谓——戚家军。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无数支精锐的特种军队,比如汉代的虎贲军、三国时魏国的虎豹骑、唐代的玄甲军等等,其战斗力之强罕有匹敌,但纵观古今,能名闻天下,且以将领的名字命名的军队只有两支:
  除去戚继光外,就惟有岳飞能够获此殊荣了。(俞大猷的军队也叫俞家军,但名气不大)。
  对于戚继光和他的军队而言,这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评价。
  军队训练成型,戚继光决定带他们出去逛逛,其主要目的自然不是作战,不过是锻炼实战技术,见见世面,而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台州。
  不幸的是,就在台州附近的椒江,这帮新兵们第一次遇上了真正的敌人——倭寇,这是一件让戚继光始料未及的突发事件,毕竟都是新兵,指望他们打胜仗是不靠谱的。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远地超出了他的预料,由于长期以来新兵们饱受戚老师的摧残,累积了满腔怒火,心态已经接近失控的边缘。于是当敌人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他们突然意识到,发泄愤怒的时机到来了。
  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这三千新兵如同野兽一般,瞬间便击溃了眼前的敌人,并穷追猛打,一直追出上百里外,把倭寇们赶下了海,这才算了事。
  在此之后,这支新军一发不可收拾,沿路高歌猛进,于台州、温岭等地连续四次遭遇倭寇,四战而四胜。
  戚继光心满意足了,在他看来,自己的目标已经达到,他已拥有了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
  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
  嘉靖三十七年(1558),戚继光的美梦被无情地打破了。
  岑港,这个毫不起眼的弹丸之地,盘踞着缺兵少粮的倭寇——仅仅一千人而已。
  戚继光带着他的三千新军,与卢镗、俞大猷一同发动了猛攻,他相信自己胜券在握,然而结果却并非如此。
  面对这一小撮顽抗的倭寇,上万名明军竟然毫无办法,多次受挫而返,伤亡惨重。而之前威风无限的新军,在这群有组织的敌人面前,也全然没有了当初打散兵游勇的威风。
  戚继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苦心锻炼的新军开始败退,开始逃窜,开始丧失所有勇气,而这一幕,是他绝对无法接受的。
  由于战局不利,戚继光被撤掉了参将的职务,眼看就要丢饭碗,戚继光只得豁出老命苦思冥想,终于绝地反击,设计解决了这帮顽敌。
  但残酷的现实仍然震醒了他,他终于意识到,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要完成抗倭的大业,他还缺少极为重要的一环。
  【最后一个选择】
  在汪直被捕的那一天,戚继光就作出了一个清醒的判断:不久后,无数失去控制的倭寇将蜂拥而至,并发动疯狂的攻击,和平的侥幸与妥协将不复存在,要战胜这群暴徒,平息战乱,唯一的方法是:拥有更强的暴力,以暴制暴。
  一直以来,戚继光都坚信,自己已经具备了胜利的所有要素:优良的武器装备,合理的战略战术,优秀的指挥将领(他自己),严酷的训练方法。
  然而他仍然失败了,他苦心练就的新军仍然不堪一击,他隐约感觉到,自己似乎还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因素。
  经过几天的反复思索,他终于找到了这把最后的钥匙——士兵。
  在戚继光看来,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必须具备如下素质:
  〖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霆。
  ——孙子兵法〗
  这就是被无数军事家奉为经典的“六如真言”,兵家有云,达“六如”者,战必克,攻必取,无往不胜!
  而在“六如”之中,最后两如要靠将领,前面四如必须要靠小兵。
  对于自己的能力,戚继光还是有信心的,但提起手下那帮人的素质,戚继光就只能无语对苍天了。
  关于这个问题,戚继光曾与当时的台州知府,后来的举世名将谭纶有过一段极为有趣的谈话,谈话内容经本人整理,大致如下:
  戚继光(下简称戚):虽然我已尽全力操练,但经历战阵之后,我才发现,新军有很大的问题。
  谭纶(下简称谭):什么问题?
  戚:我所部三千新军中,大部都是处州(今浙江丽水)兵和绍兴兵,这两地士兵各有特点,比如处州兵,作战十分勇猛,听命从不迟疑,冲锋陷阵,非常积极,是战斗的主力。
  谭:有什么问题吗?
  戚:但他们每次打仗之前,都要和我谈条件。
  谭:谈条件?
  戚:作战以前,他们要求必须知道作战的对手和人数,然后自行内部商议,如果认为能打,就作战,但要是他们认为不能打,即使费尽口舌,他们也绝不会卖力。
  谭:……
  这还没完,头疼的在后面。
  戚:相对而言,绍兴兵更加听从命令,无论打什么仗,他们从来不会拒绝,完全服从,而且不怕辛苦,扎营修城之类的力气活,安排他们干,他们就会尽力去干,且从无怨言。而在战场上,如果敌人退却,他们会主动追击。
  谭:遵从军令,作战勇猛,这不是很好吗?
  戚:但问题是,如果敌人进攻,他们就会主动撤退。
  谭:……
  戚:当然,如果敌人再退,他们还是会追,但若敌人回军,他们会再次撤退,据我统计,但凡与敌相接三十步内,即将肉搏之时,他们一般会全军退走。总而言之,关键时刻实在靠不住。
  谭: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沉默片刻后,戚继光用一声重重的叹息结束了这次谈话:
  “我也没有办法。”
  其实在两人的这次谈话中,涉及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地理决定论,一般说来,生活在艰苦山区的人性格比较强硬,而且民风彪悍,不怕死,而在经济发达地区,混碗饭吃实在不难,不到万不得已,鬼才愿意拼命。
  处州地区多山,经济条件差,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人向来信奉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之类的玩命理论,绍兴山清水秀,读书人众多,且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如徐渭),实在不行还可以搞点旅游服务业,实在犯不着去拼死拼活。
  而对于这种地区差异性,单靠训练是无法解决的,戚继光确实没有办法。
  没办法就只能凑合着过了,但逢作战,戚继光只能安排绍兴兵守营,然后去跟处州兵做思想工作,劝说他们奋力杀敌。此来彼往,疲于奔命,每次打完一仗,都得累得半死不活。
  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在战死之前,就被活活累死。戚继光决定去寻找一群勇猛强悍的人,来代替现有的士兵,组建一支真正战无不胜的戚家军。正如他跟胡宗宪所说的那句话——堂堂全浙,岂无材勇?他相信自己终究是会找到的。
  一年之后,他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对象——因为一次偶遇。
  嘉靖三十七年(1558),戚继光因事出公差,事情办完后,他没有原路返回,却兜了个圈子,准备视察民情。
  然而当他偶然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却看到了一幕让他触目惊心的情景。
  他经过的地方,叫做义乌,他看到的场景,是打架斗殴。
  作为一名见惯杀人放火、尸横遍野的军事将领,戚继光的心理承受能力是相当强的,但他依然被这次斗殴震惊了,因为这并非一次寻常的街头流氓打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斗殴,是一次改变了抗倭历史的斗殴,是一次光荣、成功、团结的斗殴。
  事情是这样的,义乌原本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老百姓都很穷,偏偏老天爷够意思,该地陆续发现许多矿藏,于是当地的农民纷纷离开耕地,改行当了矿工。
  矿自然比粮食值钱,慢慢地义乌人发家致富了,这下子旁边的穷兄弟永康(今浙江永康)不干了,希望义乌能拉兄弟一把,有钱大家一起赚,有矿大家一起挖。
  但义乌人不答应,俺们挨了那么多年的苦,好不容易熬出点盼头,现在你来吃现成的,你算老几?
  然而永康的穷兄弟们依然出发了,带着农具、铁铲和管制刀具,向着梦想中的致富地点奋勇前进,反正穷命一条,当今世上谁怕谁,吃定你了!
  义乌方面得到消息,立刻组织数千人前往拦截,双方在义乌城外的八宝山(偏偏是这名字)相遇,就此开始了这场惨烈无比的斗殴。
  戚继光之所以有幸看到这幕盛况,绝不是人家上午开打,他下午就赶到。真正的原因在于,这是一场十分特别的斗殴,义乌的百姓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事实——原来斗殴也是可以旷日持久的。
  自嘉靖三十七年(1558)六月起,义乌矿工、乡民与从永康赶来的开矿者爆发械斗,双方参与殴斗人数累计达三万人左右,历时四个月,直到十月秋收方告结束,死伤共计二千五百余人。
  那是让戚继光永生难忘的一幕,无数平凡的义乌百姓在那一刻变得如此不平凡,他们不论男女老幼,大家一同上阵,用所有能找到的武器打击敌人,农民用锄头,矿工用镢头,连家庭主妇也拿起了菜刀,眼中冒着凶光,狂叫着冲进敌阵,大砍大杀,生人勿近。
  他们不但砍人勇猛,还极具牺牲精神和优良的斗争传统,父亲伤了儿子替,哥哥残了弟弟上,就连被人打到剩一口气,抬到家就死的人,临死前还要留下一句遗言:我死之后,你们接着打!
  这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戚继光由衷地发出了感叹。
  关于自己的所见所感,后来戚继光曾对俞大猷讲过这样一番话:
  “我自幼随父从军,转历四方,二十二岁参加会试,正遇俺答进犯,担任警戒,后驻守蓟门,曾亲眼目睹鞑靼铁骑,来无影去无踪,动如惊雷,堪称迅猛。而后奉调入浙,与倭寇作战,此类人善用刀剑,武艺高强,且性情暴戾,确为难得一见之强敌。”
  然而顿一口气后,戚继光终于说出了心中的恐惧:
  “征战半生,天下强横之徒,我大都曾见过,却也从无畏惧。但如义乌人之彪勇横霸,善战无畏,实为我前所未见,让人闻风丧胆,可怕!可怕!”
  而对于这场长达数个月的械斗,当地政府也没有丝毫行动,既不理也不管,只是每天派几个人去观战,对这种行政不作为的行为,戚继光却没有丝毫怪罪——毕竟大家都是混饭吃,还想多活几年,可以理解。
  他只是急忙赶了回去,并连夜求见胡宗宪,说了这样一句话:若准我在义乌征兵四千,倭寇之乱必平!
  胡宗宪略加思索,便同意了他的提议。
  对于义乌人的战斗精神,戚继光已经有了充分的信心,但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决定提高招兵标准条件,只有最为精锐、最为勇敢的义乌人,才能成为这支强大军队中的一员。
  那么要想加入戚家军,必须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大致可以给出一个简单的类比答案:即使你能通过层层海选,进军选秀节目总决赛,也未必能考得上戚家军。
  绝非耸人听闻,在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曾所著的《江南经略》中,有着这样一份详细的招生简章,如果不服气,大可以去对照一下:
  〖凡选入军中之人,以下几等人不可用,在市井里混过的人不能用,喜欢花拳绣腿的人不能用,年纪过四十的人不能用,在政府机关干过的人不能用。〗
  以上尚在其次,更神奇的要求还在下面:
  〖喜欢吹牛、高谈阔论的人不能用,胆子小的人不能用,长得白的人不能用,为保证队伍的心理健康,性格偏激(偏见执拗)的人也不能用。〗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即使打虎英雄武松先生前来应征,也是会落选的,因为他不但曾任公职(都头),而且性格也不太好(杀人之后用血留名)。
  而被录取者,还必须具备如下特征:臂膀强壮,肌肉结实,眼睛比较有神,看上去比较老实,手脚比较长,比较害怕官府。
  概括起来,戚继光要找的是这样一群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为人老实,遵纪守法服从政府,敢打硬仗,敢冲锋不怕死,具备二愣子性格的肌肉男。
  事实证明,义乌确实人才辈出,虽然招聘要求如此之高,但经过海选,依然有四千多人光荣入选,可见当地群众除了极具商业潜质外,还有着相当高的政治觉悟。
  新兵入伍之后,根据惯例,戚指导员又要训话了,只要听完他训话的内容,你就会彻底明白,这位仁兄为什么要搞出那份征兵标准:
  “诸位都听了,凡你们当兵之日,是要拿饷银的,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但你要记得,这银两都是官府从百姓身上纳来的,你在家种地辛苦,现在不用你劳动,白养你几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敌,你不肯杀敌,养你何用!?”
  其实戚指导员的意思很明白,要放到今天,用一句话就能概括:
  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
  但问题在于,这种拿钱办事的传统职业道德教育,在我国向来就没有市场,当兵吃粮,天经地义已经成为了诸多兵油子饭桶们的人生信条。
  所以戚继光设置了重重规定,只吸收不投机取巧、不怕死的老实人当兵,因为事实已经无数次证明,在战场上是绝不能投机取巧的,怕死的会先死,而老实人终究不吃亏。
  戚继光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训练对象,但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失去控制的倭寇即将发动一次规模空前的进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然而戚继光并不知道,就在他招募训练的同时,一场更大的危机已经猛扑过来,它远比任何倭寇进犯都更为可怕,一旦稍有不慎,数十年的努力将毁于一旦,他的人生也将被彻底改变。
  这是一场殊死的搏斗,但在这场争斗中,戚继光只不过是一颗无力的棋子,他的命运将取决于另一个人的努力。
  这件事的起因发生在半年前,惹麻烦的人是赵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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