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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李国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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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那些事儿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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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1-2 18:35:01 | 只看该作者
第六章 复起
崇祯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很想有番作为,但当他真正站在权力的顶峰时,却没有看到风景,只有一片废墟。
  史书有云:明之亡,亡于天启。也有史书云:实亡于万历。还有史书云:始亡于嘉靖。
  应该说,这几句话都是有道理的,经过他哥哥、他爷爷、他爷爷的爷爷几番折腾,已经差不多了,加上又蹦出来个九千岁人妖,里外一顿猛捶,大明公司就剩一口气了。
  朝廷纷争不断,朝政无人理会,边疆烽火连天,百姓民不聊生,干柴已备,只差一把火。
  救火员崇祯登场。
  他浇的第一盆水,叫做袁崇焕。
  崇祯是很喜欢袁崇焕的,因为他起用袁崇焕的时间,是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十九日。
  此时,魏忠贤刚死十三天,尸体都还没烂。
  几天后,在老家东莞数星星的袁崇焕接到了复起任职通知,大吃一惊。
  吃惊的不是复起,而是职务。
  袁崇焕当时的身份是平民,按惯例,复起也得有个级别,先干个主事(处级),过段时间再提,比较合理。
  然而他接受的第一个职务,是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左侍郎。
  兵部右侍郎,是兵部副部长,都察院右都御史,是二品正部级,也就是说,在一天之内,布衣袁崇焕就变成了正部级副部长。
  袁部长明显没缓过劲来,在家呆了几个月,啥事都没干,却又等来了第二道任职令。
  这一次,他的职务变成了兵部尚书,督师蓟辽。
  明代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任职令诞生了。
  因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是一个很大的官,很大所谓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部长,很牛,但最牛的官职,是后四个字——督师蓟辽。
  我之前曾经说过,明代的地方官,最大的是布政使、按察使和指挥使,为防互相扯皮,由中央下派特派员统一管理,即为巡抚。
  鉴于后期经营不善,巡抚只管一个地方,也摆不平,就派高级特派员管理巡抚,即为总督。
  到了天启崇祯,局势太乱,连总督都搞不定了,就派特级特派员,比总督还大,即为督师。
  换句话说,督师是明代除皇帝外,管辖地方权力最大的官员。
  而要当巡抚、总督、督师的条件,也是不同的。
  要当巡抚,至少混到都察院佥都御史(四品正厅级)或是六部侍郎(副部级),才有资格。
  而担任总督的,一般都是都察院都御史(二品部级),或是六部尚书(部长)。
  明代最高级别的干部,就是部级,所以能当上督师的,只剩下一种人——内阁大学士。
  比如之前的孙承宗,后来的杨嗣昌,都是大学士督师。
  袁崇焕例外。
  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只是袁百姓,几月后,他就成了袁尚书,还破格当上了督师,而袁督师的管辖范围包括蓟州、辽东、登州、天津、莱州等地,换句话说,袁督师手下,有五六个巡抚。
  任职令同时告知,立刻启程,赶到京城,皇帝急着见你。
  崇祯确实急着见袁崇焕,因为此时的辽东,已经出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
  自从被袁崇焕打跑后,皇太极始终很消停,他没有继续用兵,却开始了不同寻常的举动。
  皇太极和他老爹不同,从某种角度讲,努尔哈赤相当之野蛮,打仗,占了地方就杀,不杀的拉回来做奴隶,给贵族当畜牲使,在后金当官的汉人,只能埋头干活,不能骑马,不能养牲口,活着还好,要是死了,老婆就得没收,送到贵族家当奴隶。
  相比而言,皇太极很文明,他尊重汉族习惯,不乱杀人,讲信用,特别是对汉族前来投奔的官员,那是相当的客气,还经常赏赐财物。
  总而言之,他很温和。
  温和文明的皇太极,是一个比野蛮挥刀的努尔哈赤更为可怕的敌人。
  张牙舞爪的人,往往是脆弱的,因为真正强大的人,是自信的,自信就会温和,温和就会坚定。
  无需暴力,无需杀戮,因为温和,才是最高层次的暴力。
  在皇太极的政策指引下,后金领地逐渐安定,经济开始发展稳固,而某些在明朝混不下去的人,也开始跑去讨生活,这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就是范文程。
  每次说到这个人,我都要呸一口,呸。
  呸完了,接着说。
  说起汉奸,全国人民就会马上想起吴三桂,但客观地讲,吴三桂当汉奸还算情况所迫,范文程就不同了,他是自动前去投奔,出卖自己同胞的,属于汉奸的最原始,最无耻形态。
  他原本是个举人(另说是秀才),因为在大明混得不好,就投了皇太极,在此后几十年的汉奸生涯中,他起了极坏的作用,更讽刺的是,据说他还有个光荣的嫡系祖先——范仲淹。
  想当年,范仲淹同志在宋朝艰苦奋斗,抗击西夏,如在天有灵,估计是要改家谱的。不过自古以来,爷爷是好汉,孙子哭着喊着偏要当汉奸的,实在太多,古代有古代的汉奸,现在有现代的汉奸,此所谓汉奸恒久远,遗臭永流传。
  在范文程的帮助下,皇太极建立了朝廷(完全仿照明朝),开始组建国家机器,进行奴隶制改造,为进入封建社会而努力。
  要对付这个可怕的敌人,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在紫禁城里的平台,怀着憧憬和希望,皇帝陛下第一次见到了袁崇焕。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召见,史称平台召对。
  他们见面的那一天,是崇祯元年(1628)七月十四日。
  顺便说一句,由于本人数学不好,在我以上叙述的所有史实中,日期都是依照原始史料,使用阴历。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阴历七月十四日,是鬼节。
  七月十四,鬼门大开,阴风四起。
  那天有没有鬼出来我不知道,但当天的这场谈话,确实比较鬼。
  谈话开始,崇祯先客套,狠狠地夸奖袁崇焕,把袁督师说得心潮澎湃,此起彼伏,于是,袁督师激动地说出了下面的话:
  “计五年,全辽可复。”
  这句话的意思是,五年时间,我就能恢复辽东,彻底解决皇太极。
  这下吹大发了。
  百年之后的清朝史官们,在经过时间的磨砺和洗礼后,选出了此时此刻,唯一能够挽救危局的人,并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但这个人不是袁崇焕,而是孙承宗。
  翻阅了上千万字的明代史料后,我认为,这个判断是客观的。
  袁崇焕是一个优秀的战术实施者,一个坚定的战斗执行者,但他并不是一个卓越的战略制定者。
  而从他此后的表现看,他也不是一个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人。
  所有的悲剧,即由此言而起。
  崇祯很兴奋,兴奋得连声夸奖袁崇焕,说你只要给我好好干,我也不吝惜赏赐,旁边大臣也猛添柴火,欢呼雀跃,气氛如此热烈,以至于皇帝陛下决定,休会。
  但脑袋清醒的人还是有的,比如兵科给事中许誉卿。
  他抱着学习的态度,找到了袁崇焕,向他讨教如何五年平辽。
  照许先生的想法,袁督师的计划应该非常严密。
  然而袁崇焕的回答只有四个字:聊慰上意!
  翻译过来就是,随口说说,安慰皇上的。
  差点拿笔做笔记的许誉卿当时就傻了。
  他立刻小声(怕旁边人听见)地对袁崇焕说:
  “上英明,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
  这句话意思是,皇上固然不懂业务,但是比较较真,现在忽悠他,到时候他按日期验收工作,你怎么办?
  袁督师的反应,史书上用了四个字:怃然自失。
  没事,牛吹过了,就往回拉。
  于是,当崇祯第二次出场的时候,袁督师就开始提要求了。
  首先是钱粮,要求户部支持,武器装备,要求工部支持然后是人事,用兵、选将,吏部、兵部不得干涉,全力支持。
  最后是言官,我在外打仗,言官唧唧喳喳难免,不要让他们烦我。
  以上要求全部得到了满足,立即。
  崇祯是个很认真的人,他马上召集六部尚书,开了现场办公会,逐个落实,保证兑现。
  会议就此结束,双方各致问候,散伙。
  在这场召对中,崇祯是很真诚的,袁崇焕是很不真诚的,因为当时的辽东局势已成定论,后金连衙门都修起来了,能够守住就算不错,你看崇祯兄才刚二十,又不懂业务,就糊弄他,是很不厚道的。
  就这样,袁崇焕胸怀五年平辽的口号,在崇祯期望的目光中,走向了辽东。
  可他刚走到半路,就有人告诉他,你不用去了,去了也没兵。
  就在他被皇帝召见的十天后,宁远发生了兵变。
  兵变的原因,是不发工资。
  我曾翻阅过明代户部记录,惊奇地发现,明朝的财政制度,是非常奇特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竟然都没有行政拨款。也就是说,地方办公经费,除老少边穷地区外,朝廷是不管的,自己去挣,挣得多就多花,挣得少就少花,挣不到就滚蛋。
  而明朝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用在了同一个地方——军费。
  什么军饷、粮草、衣物,打赢了有赏钱,打输了有补偿,打死了有安家费,再加上个别不地道的人吃空额,扣奖金,几乎每年都不够用。
  宁远的情况大致如此,由于财政困难,已经连续四个月没有发工资。
  要知道,拖欠军饷和拖欠工钱是不一样的,不给工资,最多就去法院告你,让你吃官司,不给军饷,就让你吃大刀。
  最先吃苦头的,是辽东巡抚毕自肃,兵变发生时,他正在衙门审案,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绑成了粽子,关进了牢房,和他一起被抓的,还有宁远总兵朱梅。
  抓起来就一件事,要钱,可惜的是,翻遍巡抚衙门,竟然一文钱没有。
  其实毕自肃同志,确实是个很自肃的人,为发饷的事情,几次找户部要钱,讽刺的是,户部尚书的名字叫做毕自严,是他的哥哥,关系铁到这个份上,都没要到钱,可见是真没办法了。
  但苦大兵不管这个,干活就得发工钱,不发工钱就干你,毕大人最先遭殃,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关键时刻部下赶到,说你们把他打死也没用,不如把人留着,我去筹钱。
  就这样,兵变弄成了绑票,东拼西凑,找来两万银子,当兵的不干,又要闹事,无奈之下,巡抚衙门主动出面,以政府做担保,找人借了五万两银子(要算利息),补了部分工资,这才把人弄出来。
  毕自肃确实是个好人,出来后没找打他的人,反而跟自己过不去,觉得闹到这个局势,有很大的领导责任,但他实在太过实诚,为负责任,竟然自杀了。
  毕巡抚是个老实人,袁督师就不同了,听说兵变消息,勃然大怒:
  竟敢闹事,反了你们了!
  立刻马不停蹄往地方赶,到了宁远,衙门都不进,直接就奔军营。
  此时的军营,已彻底失去控制,军官都不敢进,进去就打,闹得不行,袁崇焕进去了,大家都安静了。
  所谓闹事,也是有欺软怕硬这一说的。
  袁崇焕首先宣读了皇帝的谕令,让大家散会,回营休息,然后他找到几个心腹,只问了一个问题:
  “谁带头闹的?”
  回答:
  “杨正朝,张思顺。”
  那就好办了,先抓这两个。
  两个人抓来,袁崇焕又只问了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
  不过是讨点钱,犯不着跟自己过不去,想活。
  想活可以,当叛徒就行。
  很快,在两人的帮助下,袁崇焕找到了参与叛乱的其余十几个乱党,对这些人,就没有问题,也没有政策了,全部杀头。
  领头的没有了,自然就不闹了,接下来的,是追究领导责任。
  负有直接责任的中军部将吴国琦,杀头,其余相关将领,免职的免职,查办的查办,这其中还包括后来把李自成打得满世界乱逃的左良玉。
  兵变就此平息,但问题没有解决,毕竟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老不发工资,玉皇大帝也镇不住。
  袁崇焕直接找到崇祯,开口就要八十万。
  八十万两白银,折合崇祯时期米价,大致是人民币六亿多。
  袁崇焕真敢要,崇祯也真敢给,马上批示户部尚书毕自严,照办。
  毕自严回复,不办。
  崇祯大发雷霆,毕自严雷打不动,说来说去就一句话,没钱。
  毕尚书不怕事,也不怕死,他的弟弟死都没能发出军饷,你袁崇焕算老几?
  事实确实如此,我查了一下,当时明朝每年的收入,大致是四百万两,而明朝一年的军费,竟然是五百万两!如此下去,必定破产。
  明朝,其实就是公司,公司没钱要破产,明朝没钱就完蛋,而军费的激增,应归功于努尔哈赤父子这十几年的抢掠带折腾,所谓明亡清兴的必然结局,不过如此。
  虽说经济紧张,但崇祯还是满足了袁崇焕的要求,只是打了个折——三十万两。
  钱搞定了,接下来是搞人。首先是辽东巡抚,毕巡抚死后,这个位置一直没人坐,袁崇焕说,干脆别派了,撤了这个职务拉倒。
  崇祯同意了。
  然后袁崇焕又说,登州、莱州两地(归他管)干脆也不要巡抚了,都撤了吧。
  崇祯又同意了。
  最后袁崇焕还说,为方便调遣,特推荐三人:赵率教、何可纲、祖大寿(他的铁杆),赵率教为山海关总兵,何可纲为宁远总兵,原任总兵满桂、麻登云(非铁杆),另行任用。
  崇祯还是同意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请示任用这三个人的时候,袁崇焕曾经说过一句话:
  “臣选此三人,愿与此三人共始终,若到期无果,愿杀此三人,然后自动请死。”
  此后的事情证明,这个誓言是比较准的,到期无果,三人互相残杀,他却未能请死。
  至此,袁崇焕人也有了,钱也有了,蓟辽之内,已无人可与抗衡。
  不,不,还是有一个。
  近十年来,历任蓟辽总督,无论是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都没有管过他,也管不了他。
  “孤处天涯,为国效命,曲直生死,惟君命是从。”
  臣左都督,挂将军印领尚方宝剑,总兵皮岛毛文龙泣血上疏。
  决定袁崇焕想杀掉毛文龙。
  这个念头啥时候蹦出来的,实在无法考证,反正不是一天两天了,而杀人动机,只有四个字:看不顺眼。
  当然,也有些人说,袁崇焕要杀掉毛文龙,是要为投敌做准备,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新鲜,三百多年前袁崇焕快死那阵,京城里都这么说。
  但事实上,这是个相当无聊的讲法,因为根据清朝《满文老档》的记载,毛文龙曾经跟皇太极通过信,说要投敌,连进攻路线都商量好了,要这么说,袁崇焕还算是为国除害了。
  鉴于清朝有乱改史料的习惯,再加上毛文龙一贯的表现,其真实性是值得商榷。
  袁崇焕之所以决定干掉毛文龙,只是因为毛文龙不太听话。
  毛文龙所在的皮岛,位于后金的后方,要传命令过去,要么穿越敌军阵地,要么坐船,如果不是什么惊天剧变,谁也不想费这个事。
  躲在岛上,长期没人管,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想听话也听不了,所以不太听话。 更重要的是,毛文龙在皮岛,还是很有点作用的,他位于后金后方,经常派游击队骚扰皇太极,出来弄他一下,又不真打,实在比较恶心。被皇太极视为心腹大患。
  但这个人也是有问题的,毛总兵驻守皮岛八年,做得最成功的不是军事,而是经济,皮岛也就是个岛,竟然被他做成了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无数的客商蜂拥而至,大大小小的走私船都从他那儿过,收钱就放行,他还参股。
  打仗倒也真打,每年都去,就是次数少点——六次,大多数时间,是在岛上列队示威,或者派人去后金那边摸个岗哨,打个闷棍之类。
  但总体而言,毛文龙还是不错的,一人孤悬海外,把生意做得这么大,还牵制了皇太极,虽说打仗不太积极,但以他的兵力,能固守就及格了。
  鉴于以上原因,历代总督、巡抚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放他过去了。
  但袁崇焕是不闭眼的,他的眼里,连粒沙子都不容。
  几年前,当他只是个四品宁前道的时候,就敢不经请示杀副总兵,现在的袁督师手握重权,小小的皮岛总兵算老几?
  更恶劣的是,毛文龙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八年多账目不清,还从不接受检查,且虚报战功,也不听招呼,实在是罪大恶极,必须干掉!
  其实毛总兵是有苦衷的,说我捞钱,确是事实,那也是没办法,就这么个荒岛,要不弄点钱,谁跟你干?说我虚报战功,也是事实,但这年头,不打仗的都吹牛,打仗的都虚报,多报点成绩也正常,都照程序走,混个屁啊?
  我曾查阅明代户部资料及相关史料,毛文龙手下的人数,大致在四万多人左右,按户部拨出的军饷,是铁定不够用的,换句话说,毛总兵做生意赚的钱,很多都贴进了军饷,很够意思。
  可惜对袁崇焕同志而言,这些都没有意义,在这件事上,他是纯粹的对人不对事。
  大难即将临头的毛总兵依然天真无邪,直到他得知了那个消息。
  崇祯二年(1629)四月,蓟辽督师袁崇焕下令:凡运往东江之物资船队,必须先开到宁远觉华岛,然后再运往东江。
  接到命令后,毛文龙当场晕菜,大呼:
  “此乃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
  只是换个地方起运,为什么立死呢?
  因为毛总兵的船队是有猫腻的,不但里面夹杂私货,还要顺道带商船上岛,袁督师改道,就是断了他的财路,只能散伙。
  他立即向皇帝上疏,连声诉苦,说自己混不下去了,连哭带吓唬,得到的,却只是皇帝的几个字: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怎么从长,喝西北风?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最不可能帮助他的人帮助了他。
  穷得发慌的毛文龙突然收到了十万两军饷,这笔钱是袁崇焕特批的。
  拿钱的那一刻,毛文龙终于明白了袁崇焕的用意:拿我的钱,就得听我的话。
  也好,先拿着,到时再慢慢谈。
  然而袁崇焕的真实用意是:拿我的钱,就要你的命!
  说起来,毛文龙算是老江湖了,混了好几十年,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要论耍心眼,实在不如袁崇焕。
  他做梦也想不到,很久以前,袁督师就打算干掉他。
  早在崇祯元年(1628)七月,袁崇焕在京城的时候,曾找到大学士钱龙锡,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
  这还不算,杀的方法都想好了:
  “入其军,斩其帅!”
  后来他给皇帝的奏疏上,也明明白白写着:
  “去年(崇祯元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
  “安排已定”,那还谈个屁但谈还是要谈,因为毛总兵手下毕竟还有几万人,占据要地,如果把他咔嚓了,他的部下起来跟自己死磕,那就大大不妙了。
  所以袁崇焕决定,先哄哄他。
  他先补发了十万两军饷,然后又在毛总兵最困难的时候,送去了许多粮食和慰问品,并写信致问候。
  毛文龙终于上当了,他十分感激,终于离开了皮岛老巢,亲自前往宁远,拜会袁崇焕。
  机会来了。
  在几万重兵的注视下,毛文龙进入了宁远城。
  他拜会了袁崇焕,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双方把酒言欢,然后……
  然后他安然无恙地走了。
  袁崇焕确实想杀掉毛文龙,但绝不是在宁远。
  这个问题,有点脑子的人就能想明白,如果在宁远把他干掉了,他手下那几万人,要么作鸟兽散,要么索性反出去当土匪,或是投敌,到时这烂摊子怎么收?
  所以在临走时,袁崇焕对毛文龙说,过一个月,我要去你的地盘阅兵,到时再叙。
  因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在他自己的地盘上干掉他。
  崇祯二年(1629)五月二十九日,袁崇焕的船队抵达双岛。
  双岛距离皮岛很近,是毛文龙的防区,五月三十日,毛文龙到达双岛,与袁崇焕会面。
  六月初一夜晚,袁崇焕来到毛文龙的营房,和他进行了谈话,双方都很客气,互相勉励,表示时局艰难,要共同努力,渡过难关。
  这是两人三次谈话中的第一次。
  既然在自己的地盘,自然要威风点,毛文龙带来了三千多士兵,在岛上列队,准备迎接袁崇焕的检阅。
  六月初三,列队完毕,袁崇焕上岛,开始检阅。
  出乎意料的是,毛文龙显得很紧张,几十年的战场经验告诉他,这天可能要出事,所以在整个检阅过程中,他的身边都站满了拿刀的侍卫。
  然而袁崇焕显得很轻松,他的护卫不多,却谈笑自若,搞得毛文龙相当不好意思。
  或许是袁崇焕的诚意感动了毛文龙,他赶走了护卫,就在当天深夜,来到了袁督师的营帐,和他谈话。
  这是他们三次谈话中的第二次。
  第二天,和睦的气氛终于到达了顶点,一整天都在吃吃喝喝中度过,夜晚,好戏终于开场。
  毛文龙来到袁崇焕的营帐,开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谈话。
  一般说来,两人密谈,内容是不会外泄的,好比秦朝赵高和李斯的密谋,要想知道,只能靠猜。
  我不在场,也不猜,却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因为袁崇焕告诉了我。
  一个月后,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袁崇焕详细记录了在这个杀戮前的夜晚,他和毛文龙所说的每句话。
  袁崇焕说:
  “你在边疆这么久,实在太劳累了,还是你老家杭州西湖好。”
  毛文龙说:
  “我也这么想,只是奴(指后金)尚在。”
  袁崇焕说:
  “会有人来替你的。”
  毛文龙说:
  “此处谁能代得?”
  袁崇焕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接着说:
  “我此来劳军,你手下兵士每人赏银一两,布一匹,米一石,按人头发放。”
  毛文龙说:
  “我这里有三千五百人,明天就去领赏。”
  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后,谈话正式结束。
  毛文龙的命运就此结束。
  他不知道,这个夜晚的这次谈话,是他最后救命的机会,而所有的秘密,就藏在这份看似毫不起眼的记录里。
  现在,让我来翻译一下这份记录:
  在谈话的开始,袁崇焕说杭州西湖好,解释:毛文龙你回老家吧,只要你把权力乖乖让出来,可以不杀你。
  毛文龙说工作任务重,不能走,解释:我在这儿很舒坦,不想走。
  袁崇焕说,可以找人替你,解释:这里不是缺了你不行,大把人可以代替你。
  毛文龙说,此处谁代得,解释:都是我的人,谁能替我!
  这算是谈崩了,接下来的,是袁崇焕的最后一次尝试。
  袁崇焕说,按人头发放赏赐,解释:把你的家底亮出来,到底有多少人,老实交代。
  毛文龙说,这里的三千五百人,明天领赏,解释:知道你想查我家底,就是不告诉你!
  谈不拢,杀吧。
  六月五日袁崇焕在山上设置了大帐,准备在那里召见毛文龙。
  然后他走到路边,等待着毛文龙的到来。
  毛文龙列队完毕,准备上山。
  袁崇焕拦住了他,说,不用这么多人,带上你的亲信将领就行了。
  毛文龙表示同意,带着随从跟着袁崇焕上了山。
  在上山的路上,袁崇焕突然停住脚步,对着毛文龙身旁的将校们,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们在边疆为国效力,每月的粮饷只有一斛,实在太辛苦了,请受我一拜!”
  袁督师如此客气,大家受宠若惊,纷纷回拜,所以,在一片忙乱之中,许多人都没有听懂他的下一句话:
  “你们只要为国家效力,今后不用怕无粮饷。”
  这句话的意思是,就算你们的毛总兵死了,只要继续干,就有饭吃。
  一路走,一路聊,袁崇焕很和气,毛文龙很高兴,气氛很好,直到进入营帐的那一刻。
  “毛文龙!本部院与你谈了三日,只道你回头是迟也不迟,哪晓得你狼子野心总是欺诳,目中无本部院,国法岂能容你!”
  面对袁崇焕严厉的训斥,毛文龙却依旧满脸堆笑——还没反应过来。
  太突然了,事情怎么能这样发展呢?
  袁崇焕到底有备而来,毛总兵脑袋还在运算之中,他就抛出了重量级的武器——十二大罪。
  这十二大罪包括钱粮不受管辖、冒功、撒泼无礼、走私、干海盗、好色、给魏忠贤立碑、未能收复辽东土地等等。
  这十二大罪的提出,证明袁崇焕同志的挖坑功夫,还差得太远。
  类似这种材料公文,骂的是人是鬼不要紧,有没有事实也不要紧,贵在找得准,打得狠,比如杨涟参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就是该类型公文的典范。
  但袁崇焕给毛文龙栽的这十二条,实在不太高明,所谓冒功、无礼、好色,只要是人就干过,实在摆不上台。而最有趣的,莫过于给魏忠贤立碑,要知道,当年袁巡抚也干过这出,他曾向朝廷上书,建议在宁远给魏忠贤修生祠,可惜由于提早下课,没能实现。
  这些都是扯淡,其实说来说去就两个字:办你。
  文龙兄尚在晕菜之际,袁督师已经派人脱了他的官服,绑起来了。
  绑成粽子的毛文龙终于清醒过来,大喊一声:
  “文龙无罪!”
  敢喊这句话,是有底的,毕竟是自己的地盘,几千人就等在外边,且身为一品武官,总镇总兵,除皇帝外,无人敢杀。
  但袁崇焕敢,他敢杀毛文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是袁崇焕,四品文官就敢杀副总兵的袁崇焕。
  第二个原因是一件东西,他拿了出来给毛文龙看。
  当看到这件东西时,毛文龙终于服软了,这玩意他并不陌生,事实上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自己也有一件——尚方宝剑。
  活到头了。
  虽说文龙兄手里也有一把尚方宝剑,可惜那是天启皇帝给的,所谓尚方宝剑,是皇帝的象征,不是死皇帝的象征,人都死了,把死人送给你的宝剑拿出来,吓唬鬼还行,跟现任皇帝的剑死磕,只能是找死了。
  手持尚方宝剑的袁崇焕,此刻终于说出了他的心声和名言:
  “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是朝廷的将首!”
  毛文龙明白,今天这关不低头是过不去了,马上开始装孙子:
  “文龙自知死罪,只求督师恩赦。”
  统帅认怂了,属下自然不凑热闹,毛文龙的部将毫无反抗,当即跪倒求饶,只求别把自己搭进去。
  其实事情到此为止,教训教训毛文龙,也就凑合了。
  然而袁崇焕很执着。
  局势尽在掌握,胜利就在眼前,这一切的一切冲昏了他的头脑,让他说出了下面的话:
  “今日杀了毛文龙,本督师若不能恢复全辽,愿试尚方宝剑偿命!”
  这话很准。
  然后他面向京城的方向请旨跪拜,将毛文龙拉出营帐,斩首。
  辽东的重量级风云人物毛文龙,就此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可惜毛总兵并不知道,他是可以不死的,因为袁崇焕根本就杀不了他,只要他向袁崇焕索要一样东西。
  这件东西,就是皇帝的旨意。
  在古往今来的戏台、电视剧里,尚方宝剑都是个很牛的东西,扛着到处走,想杀谁就杀谁。
  这种观点,基本上是京剧票友的水平,别的朝代且不说,在明朝,所谓尚方宝剑,说起来是代天子执法,但大多数时,也就做个样子,表示皇帝信任我,给我这么个东西,可以狐假虎威一下,算是特别赏赐。
  一般情况下,真凭这玩意去砍人的,是少之又少,最多就是砍点中低级别的阿猫阿狗,敢杀朝廷一品大员的,也只有袁崇焕这种二杆子。
  换句话说,袁崇焕要干掉毛文龙,必须有皇帝的旨意,问题在于,毛文龙同志当官多年,肯定也知道这一点,他为什么不提出来呢?
  对于这个疑问,我曾百思不得其解,经过仔细分析材料,我才发现,原来毛文龙同志之所以认栽,只是出于一个偶然的误会:
  因为当袁崇焕拿出尚方宝剑,威胁要杀掉毛文龙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正是这句话,断送了毛文龙的所有期望。
  他说:我五年平辽,全凭法度,今天不杀你,如何惩戒后人?皇上给我尚方宝剑,就是为此!
  这是句相当转悠人的话,特别是最后一句,皇上给我尚方宝剑,就是为此。
  为此——到底为什么?
  所谓为此,就是为了维护纪律,也就是客气客气的话,没有特指,因为皇帝并未下令,用此剑杀死毛文龙。
  但在毛文龙听来,为此,就是皇帝发话,让袁同志拿着家伙,今天上岛来砍自己,所以他没有反抗。
  换句话说,毛文龙同志之所以束手待毙,是因为他的语法没学好,没搞清主谓宾的指代关系,弄错了行情。
  从小混社会,有丰富江湖经验的毛总兵就这么被稀里糊涂地干掉了。这就是小时候不好好读书的恶果。
  人干掉了,接下来的是擦屁股程序。
  首先是安慰大家,我只杀毛文龙,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然后是发钱,袁崇焕随身带着十万两(约六千多万人民币),全都发了,只是这种先杀人,再分钱的方式,实在很像强盗打劫。
  而最后,也最重要的一步,是安抚。
  毛文龙手下这几万人,基本都是他的亲信,要保证这些人不跑,也不散伙,袁崇焕很是花了一番心思,先是换了一批将领,安插自己的亲信,然后又任命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禄当部将,这意思是,我虽然杀了你爹,但那是公事,跟你没有关系,照用你,别再闹事。
  几大棒加胡萝卜下去,效果很好,没人闹,也没人反,该干啥还干啥,袁崇焕很高兴。
  毛文龙就这么死了,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
  但后果是有的,且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重。
  最高兴的是皇太极,他可以放心了,因为毛文龙所控制的区域,除皮岛外,还有金州、旅顺等地区,而毛总兵人品虽不咋样,但才能出众,此人一死,这些地盘就算没人管了,他可以放心大胆地进攻京城。
  而自信的袁督师认定,他的善后工作非常出色,但他不知道的是,在那群被他安抚的毛文龙部下里,有这样三个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
  这三位仁兄就不用多介绍了,都是各类“辫子戏”里的老熟人了,前两位先是造反,折腾明朝,后来又跟着吴三桂造反,折腾清朝,史称“三藩”。
  而最后这位孔有德更是个极品,他是清朝仅有的两名汉人封王者之一(另一个是吴三桂),当汉奸能当出这么大成就,实在是因为他的汉奸当得非常彻底。
  多年后镇守桂林时,他遇到了明末第一名将李定国,被打得满地找牙,气不过,竟然自焚了,清朝认为这兄弟很够意思,就追认了个王。
  这三位仁兄原先都是山东的矿工,觉得挣钱没够,就改行当了海盗,后来转正成了毛文龙的部将,事实证明,这三个人只有毛文龙能镇住,因为两年后,他们就都反了。
  事实还证明,他们是很有点水平的,后来当汉奸时很能打仗,为大清的统一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再提一句,那位被袁督师提拔的毛文龙之子毛承禄后来也反了,不过运气差点,没当上汉奸,就被剁了。
  所谓文龙该死,结果大致如此。
  但跟上述结果相比,下面这个才是最为致命的。
  到底是朝廷里混过的,杀死毛文龙后,袁崇焕立刻意识到,这事办大了。
  所以他立即上书,向皇帝请罪,说这事我办错了,以我的权力,不应该杀死毛文龙,请追究我的责任,等待皇帝处分。
  袁崇焕认识错误的态度很诚恳,方法却不对,如果要追究责任,处分、撤职、充军都是不够的,唯一能够摆平此事的方法,就是杀人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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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1-3 17:48:57 | 只看该作者
第七章 杀人
第七章 杀人
  在明朝,杀一个人很难吗?
  答案是不难,拍黑砖、打闷棍、路上遇到劫道的,手脚利落的,也就一根烟功夫。
  但要合法地杀掉一个人,很难。
  因为大明是法制社会,彻头彻尾的法制社会。
  这绝不是开玩笑,只要熟读以下攻略,就算你在明朝犯了死罪,要想不死,也是可能的。
  比如你在明朝犯了法(杀了人),就要定罪,运气要是不好,定了个死罪,就要杀头。
  但暂时别慌,只要你没干造反之类的特种行当,不会马上被推出去杀掉,一般都是秋后处决。
  有人会问,秋后处决不一样是处决吗?不过是多活两天而已。
  确实是多活了,但只要你方式得当,就不只是多活两天,事实上,据记载,最高记录是二十多年。
  之所以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是因为要处决一个人,必须经过复核,而在明朝,复核的人不是地方政府,也不是最高法院大理寺,甚至不是刑部部长。
  唯一拥有复核权的人,是皇帝。
  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你在哪里犯罪,市区、县城乃至边远山区,无论你犯的是什么罪,杀人、放火或是砸人家窗户,且无论你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还是王侯将相,只要你犯了死罪,除特殊情况外,都得层层报批,县城报省城,省城报刑部,刑部报皇帝,皇帝批准,才能把你干掉。
  自古以来,人命关天。
  批准的方式是打勾,每年刑部的官员,会把判刑定罪的人写成名单,让皇帝去勾,勾一个杀一个。
  但问题是,如果你的名字在名单上,无非也就让皇帝大人受累勾一笔,秋后就拉出去砍了,怎么可能活二十多年不死呢?
  不死攻略一:
  死缓二十多年的奇迹,起源于皇帝大人的某种独特习惯,要知道,皇帝大人在勾人的时候,并不是全勾,每张纸上,他只勾一部分,经常会留几个。
  此即所谓君临天下,慈悲为怀,皇帝大人是神龙转世,犯不着跟你们平头百姓计较,少杀几个没关系。
  但要把你的性命寄托在皇帝大人打勾上,实在太悬,万一那天他心情欠佳,全勾了,你也没辙。
  所以要保证活下来,我们必须另想办法。
  不死攻略二:
  相对而言,攻略二的生存机率要高得多,当然,成本也高得多。
  攻略二同样起源于皇帝大人的某种习惯——日理万机。
  要打通攻略二,靠运气是没戏的,你必须买通一个人,但这个人不是地方官员(能买通早就买了),也不是刑部(人太多,你买不起),更加不是皇帝(你试试看)。
  而是太监。
  皇帝大人从来不清理办公桌,也不整理公文的,每次死刑名单送上来,都是往桌上一放,打完勾再换一张,毕竟我国幅员辽阔,犯罪分子一点不缺,动不动几十张勾决名单,今天勾不完,放在桌上等着明天批。
  但是皇帝们绝不会想到,明天勾的那张名单,并不是今天眼前的这张。
  玄机就在这里,既然皇帝只管打勾,名字太多,又记不住,索性就把下面名单挪到上面去,让没出钱的难兄难弟们先死,等过段时间,看着关系户的那张名单又上来了,就再往下放,周而复始,皇帝不批,就不能杀,就在牢里住着,反正管吃管住,每年全家人进牢过个年,吃顿团圆饭,不亦乐乎。
  而能干这件事的,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而且这事没啥风险,也就是把公文换个位置,又没拿走,皇帝发现也没话说。
  但这件事也不容易,因为能翻皇帝公文的,大都是司礼监,能混到司礼监的,都不是凡人,很难攀上关系,且收费也很贵,就算买通了,万一哪天他忘了,或是下去了,该杀还是得杀。
  无论费多大功夫,能保住命,还是值得的。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攻略不适用于某些特殊人物,比如崇祯,工作干劲极大,喜欢打勾,一勾全勾完,且记性极好,又比较讨厌太监,遇到这种皇帝,就别再指望了。
  综上所述,在明代,要干掉一个人,是很难的。
  之所以说这么多,得出这个结论,只是要告诉你,袁崇焕的行为,有多么严重。
  杀个老百姓,都要皇帝复核,握有重兵,关系国家安危的一品武官毛文龙,就这么被袁崇焕杀了,连个报告都没有。
  仅此一条,即可处死袁崇焕。
  更重要的是,此时已有传言,说袁崇焕杀死毛文龙,是与皇太极配合投敌,因为他做了皇太极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这种说法是比较扯的,整个辽东都在袁崇焕的手中,他要投敌,打开关宁防线就行,毛文龙只能在岛上看着。
  事情闹到这步,只能说他实在太有个性了。
  在朝廷里,太有个性的人注定是混不长的。
  但袁崇焕做梦也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一份嘉奖。
  崇祯二年(1629)六月十八日,崇祯下令,痛斥毛文龙专横跋扈,目无军法,称赞袁崇焕处理及时,没有防卫过当,加以奖励。
  这份旨意说明了崇祯对袁崇焕的完全推崇和信任,以及对毛文龙的完全唾弃。
  他是这样说的,不是这样想的。
  按照史料的说法,听说此事后,崇祯“惊惶不已”。
  惊惶是肯定的,好不容易找了个人收拾残局,结果这人一上来,啥都没整,就先干掉了帮自己撑了八年的毛总兵,脑袋进水了不成?
  但崇祯同志不愧为政治家,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装了孙子:人你杀了,就是骂你,他也活不了,索性骂他几句,说他死得该再吐上几口唾沫,没问题。
  袁崇焕非常高兴,杀人还杀出好了,很是欢欣鼓舞了几天,但他并不清楚,他可以越权,可以妄为,却必须满足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的名字,叫做办事。
  要当督师,可以,要取消巡抚,可以,辽东你说了算,可以,杀掉毛文龙,也可以,但前提条件是,你得办事,五年平辽,只要平了,什么都好办,平不了嘛,就办你。
  袁崇焕很清楚这点,但毕竟还有五年,鬼知道五年后什么样,慢慢来。
  但两个月后,一个人的一次举动,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顺便说一句,这人不是故意的。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准备进攻。
  虽然之前曾被袁崇焕暴打一顿,狼狈而归,但现实是严峻的,上次抢回来的东西,都用得差不多,又没有再生产能力,不抢不行啊。
  可问题是,关宁防线实在太硬,连他爹算在内,都去了两次了,连块砖头都没能敲回来。
  皇太极进攻的消息,袁崇焕听到过风声,一点不慌。
  北京,背靠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通往辽东的唯一大道就是山海关,把这道口子一堵,鬼都进不来,所以袁崇焕很安心。
  关卡是死的,人是活的。
  冥思苦想的皇太极终于想出了通过关宁防线的唯一方法——不通过关宁防线。
  中国这么大,不一定非要从辽东去,飞不了,却可以绕路。
  辽东没法走,那就绕吧,绕到蒙古,从那儿进去,没辙了吧。
  就这样,皇太极率十万军队(包括蒙古部落),发动了这次决定袁崇焕命运的进攻。
  这是一次载入军事史册的突袭,皇太极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华,率军以不怕跑路的精神,跑了半个多月,从辽东跑到辽西,再到蒙古。
  蒙古边界没有坚城,没有大炮,皇太极十分轻松地跨过长城,在地图上画个半圆后,于十月底到达明朝重镇遵化。
  遵化位于北京西北面,距离仅两百多公里,一旦失守,北京将无险可守。
  袁崇焕终于清醒了,但大错已经酿成,当务之急,是派人挡住皇太极。
  估计是欺负皇太极上了瘾,袁崇焕没有亲自上阵,他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赵率教。
  皇太极同志带了十万人,全部家当,以极为认真的态度来抢东西,竟然只派个手下,率这么点人(估计不到一万)来挡,太瞧不起人了。
  赵率教不愧名将之名,得令后率军连赶三天三夜,于十一月三日到达遵化,很不容易。
  十一月四日,出去打了一仗,死了。
  对于赵率教的死,许多史料上说,他是被冷箭射死,部下由于失去指挥,导致崩溃,全军覆没。
  但我认为赵率教死不死,不是概率问题,是个时间问题,就那么点人,要对抗十万大军,就算手下全变成赵率教,估计也挡不住。
  赵率教阵亡,十一月五日,遵化失陷。
  占领遵化后,后金军按照惯例,火光冲天,鬼哭狼嚎,再讲一下,不知是为了留个纪念,还是觉得风水好,清军入关后,把遵化当成了清朝皇帝的坟地,包括所谓“千古一帝”的康熙、乾隆以及“名垂青史”的慈禧太后,都埋在这里。
  几具有名的尸体躺在无数具无名的尸体上,所谓之霸业,如此而已。
  最后说几句,到了民国时期,土匪出身的孙殿英又跑到遵化,挖了清朝的祖坟,据说把乾隆、慈禧等一干伟大人物的尸体乱踩一通,着实是死不瞑目。当然,由于此事干得不地道,除个别人(冯玉祥)
  说他是革命行为外,大家都骂,又当然,骂归骂,从坟里掏出来的宝贝,什么乾隆的宝剑,慈禧的玉枕头(据说是蒋介石拿了),还是收归收。
  几百年折腾来,折腾去,也就那么回事。
  但遵化怎么样,对当时的袁崇焕而言,已经不重要了。
  十一月五日,得知消息的袁督师明白,必须出马了。随即亲率大军,前去迎战皇太极。
  十一月十日,当他到达京城近郊,刚松口气的时候,却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原任兵部尚书王洽被捕了,而接替的他的人,是孙承宗。
  王洽刚上任不久就下台,实在是运气太差,突然遇上这么一出,打也打不过,守也守不住,只好撤职,一般说来,老板开除员工,也就罢了,但崇祯老板比较牛,撤职之后又把他给砍了。
  关键时刻,崇祯决定,请孙承宗出马,任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
  在这场史称“己巳之变”的战争中,这是崇祯做出的最英明,也是唯一英明的决定。
  此时的袁崇焕已经到达遵化附近的蓟州,等待着皇太极的到来,因为根据后金军之前的动向看,这里将是他的下一个目标。
  这是个错误的判断。
  皇太极绕开蓟州,继续朝京城挺进。
  情况万分紧急,因为从种种迹象看,他的最终目的就是京城。
  但袁崇焕不这么看,他始终认为,皇太极就是个抢劫的,兜圈子也好,绕路也罢,抢一把就走,京城并无危险。
  其实孙承宗也这样认为,但毕竟是十万人的抢劫团伙,所以他立即下令,袁崇焕应立即率部,赶到京郊昌平、三河一带布防,阻击皇太极。
  到此为止,事情都很正常。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很不正常。
  袁崇焕知道了孙承宗的部署,却并未执行,当年的学生,今天的袁督师,已无需服从老师的意见。
  他召集军队,开始了一种极为诡异的行动方式。
  十一月十一日,袁崇焕率军对皇太极发动追击,说错了,是只追不击。
  皇太极绕过蓟州,开始北京近郊旅游,三河、香河、顺义一路过去,所到之处都抢劫留念。袁崇焕一直跟着他,抢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就这样,袁崇焕几万人,皇太极十万人,共十多万人在北京周围转悠,从十一日到十五日,五天一仗没打。
  袁崇焕在这五天里的表现,是有争议的,争议了几百年,到今天都没消停。
  争议的核心只有一个:他到底想干什么?
  大敌当前,既不全力进攻,也不部署防守,为什么?
  当时人民群众的看法比较一致:袁崇焕是叛徒。
  不攻也不守,跟着人家兜圈子,不是叛徒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皇太极在这五天里没闲着,四处抢劫,抢了又没人做主,郊区居民异常愤怒,都骂袁崇焕。
  朝廷的许多高级官员也很愤怒,也骂袁崇焕,因为他们也被抢了(北京城市土地紧张,园林别墅都在郊区)
  民不聊生,官也不聊生,叛徒的名头算是背定了。
  所以每当翻阅这段史料时,我总会寻找一样东西——动机。
  叛徒是不对的,要叛变不用等到今天,他手下的关宁军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将领全都是他的人,只要学习吴三桂同志,把关一交,事情就算结了。
  失误也不对,凭他的智商和水平,跟着敌人兜圈之类的蠢事,也还干不出来。
  所以我很费解,费解他的举动为何如此奇怪,直到我想起了三年前他对熊廷弼说过的四个字,才终于恍然大悟。
  “主守,后战”
  致命漏洞
  袁崇焕很清楚,以战斗力而言,如果与后金军野战,就算是最精锐的关宁铁骑,也只能略占上风,要想彻底击败皇太极,必须用老方法:凭坚城,用大炮。
  而这里,唯一的坚城,就是北京。
  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必须故意示弱,引诱皇太极前往北京,然后以京城为依托,发动反击。
  鉴于袁崇焕同志已经死了,也没时间告诉我他的想法,但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这一切。
  十一月十六日,当皇太极终于掉头,冲向北京时,袁崇焕当即下令,向北京进发。
  袁崇焕坚信,到达京城之时,即是胜利到来之日。
  但事实上,命令下发的那天,他的死期已然注定。
  因为在计划中,他忽视了一个十分不起眼,却又至关重要的漏洞。
  一直以来,袁崇焕的固定战法都是坚守城池,杀伤敌军,待敌疲惫再奋勇出击,从宁远到锦州,屡试不爽。
  所以这次也一样,将敌军引至城下,诱其攻坚,待其受挫后,全力进攻,可获全胜。
  很完美,很高明,如此完美高明的计划,大明最伟大的战略家,城里的孙承宗先生竟然没想到。
  孙承宗想到了。
  他坚持在北京外围迎敌,不想诱敌深入,不想大获全胜,并不是他愚蠢,而是因为他不但知道袁崇焕的计划,还知道这个计划的致命漏洞。这个漏洞,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这里是北京。
  无论理论还是实战,这个计划都无懈可击,之前宁远的胜利已经证明,它是行得通的。
  但是这一次,它注定会失败,因为这里是北京。
  宁远也好,锦州也罢,都是小城市,里面当兵的比老百姓还多,且位居前线,都是袁督师说了算,让守就守,让撤就撤,不用讨论,不用测评。
  但在京城里,说话算数的人只有一个,且绝不会是袁崇焕。
  袁督师这辈子什么都懂,就是不懂政治,皇上坐在京城里,看着敌军跑来跑去,就在眼皮子底下转悠,觉都睡不好,把你叫来护驾,结果你也跑来跑去,就是不动手,把皇帝当猴耍,现在连招呼也没打,就突然冲到北京城下,到底想干什么?!
  洞悉这一切的人,只有孙承宗。
  所以谦虚的老师设置了那个无比保守,却也是唯一可行的计划。
  然而骄傲的学生拒绝了这个计划,他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老师。
  就在袁崇焕率军到达北京的那一天,孙承宗派出了使者。
  这位使者前往袁崇焕的军营,只说了一段话:皇上十分赏识你,我也相信你的忠诚,但是你杀掉了毛文龙,现在又把军队驻扎在城外,很多人都怀疑你,希望你尽力为国效力,若有差错,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在史料上,这段话是使者说的,但很明显,这是一个老师,对他学生的最后告诫。
  孙承宗的判断一如既往,很准。
  袁崇焕到北京的那一天,是十一月十七日,很巧,他刚到不久,另一个人就到了——皇太极。
  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我曾查过当时的布阵方位,皇太极的军队在北城,而袁崇焕在南城的广渠门,虽说比较远,但你刚来,人家就到,实在太像带路的,要人民群众不怀疑你,实在很难。
  更重要的是,明朝有规定,边防军队,未经皇帝允许,不得驻扎于北京城下。但袁崇焕同志实在很有想法,谁都没请示,就到了南城。
  到这份上,如果还不怀疑袁崇焕,就不算正常了。
  京城里大多数人很正常,所以上到朝廷,下到卖菜的,全都认定,袁崇焕有问题。
  唯一不正常的,是崇祯。
  他没有骂袁崇焕,只是下令袁崇焕进城,他要亲自召见。
  召见的地点是平台,一年前,袁崇焕在这里,得到了一切。现在,他将在这里,失去一切。
  其实袁崇焕本人是有思想准备的,一年过去,寸土未复不说,还让皇太极打到了城下,实在有点说不过去,皇帝召见,大事不妙。
  如果是叛徒,是不会去的,然而他不是叛徒,所以他去了。
  跟他一起进去的,还有三个人,分别是总兵满桂、黑云龙、祖大寿。
  祖大寿是袁崇焕的心腹,而满桂跟袁崇焕有矛盾,黑云龙是他的部下。
  此前我曾一度纳闷,见袁崇焕,为什么要拉这三个人进去,后来才明白,其中大有奥妙。
  袁崇焕的政治感觉相当好,预感今天要挨整,所以进去时脱掉了官服,穿着布衣,戴黑帽子以示低调。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
  崇祯没有发火,没有训斥,只是做了一个动作:
  他解下了自己身上的大衣,披到了袁崇焕的身上。
  袁督师目瞪口呆。
  一年多啥也没干,敌人都打到城下了,竟然还这么客气,实在太够意思了。
  在以往众多的史料中,对崇祯同志都有个统一的评价:急躁。
  然而这件事情充分证明,崇祯,是一个成熟、卓越的政治家。
  一年前开会,要钱给钱,要粮给粮,看谁顺眼就提谁(比如祖大寿),看谁不顺眼就换谁(比如满桂),无所谓,只要把活干好。
  一年了,寸土未复,干掉了牵制后金的毛文龙,皇太极来了,也不玩命打,跟他在城边兜圈子,严重违反治安规定,擅自带兵进驻城下,还是那句话,你到底想干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正常人,就要解决袁崇焕了。
  崇祯不是正常人,他是皇帝,一个有着非凡忍耐力,和政治判断的皇帝。
  以他的脾气,换在以往,早就把袁崇焕给剁了,现在情况紧急,必须装孙子。
  所以自打袁崇焕进来,他一直都很客气,除了脱衣服,就是说好话,你如何辛苦,如何忠心,我如何高兴等。
  其实千言万语就一句话:你的工作干得很不好,我很不高兴,但是现在不能收拾你。
  到这个份上,还能如此克制,实在难得,如果要给崇祯同志的表现打分的话,应该是十分。
  而袁崇焕同志之后的表现,应该是负分。
  说的事情没有做到,做的事情不应该做,又让皇帝大人吃那么多苦头,却得到了这样的嘉奖,袁崇焕受宠若惊。
  所谓受宠若惊,是受宠后自己吃惊,他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别人吃惊。
  在感谢皇帝大人的恩典后,袁崇焕开始了一场让无数人匪夷所思许多年的演说:
  他首先描述了敌情,按照他的说法,敌军异常强大,且倾尽全力,准备拿下北京,把皇帝陛下赶出去,连继位的日子都定好了,很难抵挡。
  这段话是彻头彻尾的胡说,且是故意的胡说,皇帝大人不懂业务,或许还会乱想,袁崇焕是专业人士,明知皇太极是穷的没办法,才来抢一把的,抢完了人家即回去了,竟然还要蒙领导,实在太不像话了。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
  袁崇焕的这一表现,被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人认定,他是跟皇太极勾结的叛徒。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太可能的,所谓勾结,总得有个理由,换句话说,有个价钱,但问题是,当年皇太极同志,可是很穷的。
  要知道,皇太极之所以来抢,是因为家里没钱,没钱,怎么跟人勾结呢?
  虽说此前也有李永芳、范文程之类的人前去投奔,但事实上,也都并非什么大人物,比如李永芳,只是个地区总兵,而且就这么个小人物,努尔哈赤同志都送了一个孙女,一个驸马的(额驸)头衔,还有无数金银财宝,才算把他套住。
  范文程更不用说,大明混不下去,到后金混饭吃的,只是一个举人而已,皇太极都给个大学士,让他当主力参谋。
  李永芳投降的时候,是地区副总兵,四品武官,努尔哈赤就搭进去一个孙女,按照这个标准,如果要买通明代最大地方官,总管辽东、天津、登州、莱州、蓟州五个巡抚的袁崇焕,估计他就算把女儿、孙女全部打包送过去,估计也是白搭。
  至于分地盘,就更不用说了,皇太极手里的地方,也就那么大,要分都拿不出手,谁跟你干?
  当然,如果你非要较真,说他们俩一见如故,不要钱和地盘,老子也豁出去跟你干,我也没办法。
  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只要袁崇焕智商正常,是不会当叛徒的。
  他糊弄皇帝的唯一原因,是两个字——心虚。
  没法不心虚,跟皇帝吹了牛,说五年平辽,不到一年,人家就带兵来平你了,之前干掉了毛总兵,在北京城下又跟人兜圈,不经许可冲到城下,这事干得实在太糙。
  不把敌人说得狠点,不把任务描述得艰巨点,怎么混过去?
  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糊弄,就糊弄过了。
  皇帝当场傻眼不说,大臣们都吓得不行,户部尚书毕自严的舌头伸了出来,半天都没收回去。
  客观地讲,袁督师干了一件相当缺德的事,但精彩的表演还没完,等大家惊讶完后,他又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始终认为,这句话让他最终送了命。
  “我的士兵连日征战,希望能够进城修整。”
  没救了。
  在明朝,边防军队未经许可进驻城下,基本就算造反,竟然还要兵马入城休息,实在太嚣张了。
  当然,这个要求是有前科的,之前不久,满桂在城外与后金军大战,中途曾经进入德胜门瓮城休息,按袁崇焕的想法,他的地位比满桂高,满桂能进瓮城,他也能进。
  举动如此可疑,大家本来就猜忌你,还要带兵入城,辽东人参吃多了。
  所以崇祯立即做出了答复:不行。
  袁督师倒也不依不饶:那我自己进城。
  答复:不行。
  会议就此结束。
  这一天是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二十三日,根据种种迹象显示,崇祯判定,袁崇焕不可再用。
  但除掉此人,还需要时间,至少七天。
  幕后人物袁崇焕的宿命已经注定。
  但他的悲剧,不在于他最后被杀,而是他直到被杀,也不知道为什么。
  事实上,致他于死地的那几条罪状里,有一条是很滑稽的。
  这条滑稽的罪状,来源于三天前的一次偶然事件。
  三天前,是十一月二十日。
  在这一天,皇太极率军发动了进攻。
  这是自于谦保卫战后,京城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战斗,皇太极以南北对进战术,分别进攻北城的德胜门和南城的广渠门。
  为保证不白来,皇太极下了血本,北路军五万余人,由他亲率,随同攻击的包括大贝勒代善,济尔哈朗等,而守卫北城的,是满桂。
  南路军也不白给,共四万人,三贝勒莽古尔泰带队,还包括后来辫子戏里的主要角色多尔衮、多铎,守在这里的,就是袁崇焕。
  战斗同时开始。
  袁崇焕率所部九千余人,在城外列阵迎敌。
  莽古尔泰虽然比较蠢,但算术还是会的,四万对九千,往前冲就是了。
  但战术还是要讲的,他先率军先冲袁崇焕的左翼,冲不动,退了。
  过了一会,又率军冲击明军右翼,还是冲不动,又退了。
  估计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第三次,他率领全部主力,直接扑袁崇焕。
  后果很严重。
  袁崇焕带来的,是明军最精锐的部队——关宁铁骑。
  而且据某些史料讲,包括祖大寿、吴襄在内的一干猛人,都在这支部队里。
  几乎就在莽古尔泰冲锋的同时,袁崇焕发动了反冲锋。
  此战无需介绍战术,因为基本没有战术,双方骑兵对冲,谁更能砍,谁就能赢。
  战斗过程极其惨烈,四小贝勒之一的阿济格的坐骑被射死,他身中数箭,差点当场完蛋,莽古尔泰本人被击伤。
  袁崇焕也很悬,为鼓励士兵,他亲自上阵参加冲锋,据史书记载,他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身中数箭,竟然毫发无伤,有如神助。
  同样身中数箭,阿济格被射得奄奄一息,袁督师还能继续奋斗,秘诀在于四个字——“重甲难透”。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袁督师身上的盔甲厚,箭射到他身上,一点事都没有。
  在关宁铁骑的攻击下,后金军开始败退。
  但八旗军的战斗力相当强悍,加上莽古尔泰脑子不好用,还有几把力气,再次集结部队,发动了第二次冲锋。
  死磕的力量是很大的,袁督师的中军被冲散,他在乱军之中被人围攻,差点被剁,还在部下反应快,帮他格了几刀(格之获免),才从鬼门关爬出来。
  稳住阵脚后,关宁军开始反击,然后又是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一直折腾了八个钟头,直到晚上六点,莽古尔泰终于支持不住,败退,没来得及跑的,都被赶进了护城河。
  广渠门之战结束,后金累计伤亡一千余人,明军大胜。
  南城胜利之际,北城的满桂正在苦苦支撑。
  进攻德胜门的军队,包括皇太极的亲军主力,战斗力非常强,满桂先派部将迎战,没一会就被打回来,关键时刻,满桂同志表现出了高昂的革命斗志,亲自上阵,并指挥城头炮兵开炮支援。
  在他的光辉榜样映照下,城下明军勇猛作战,城上明军勇猛开炮,后金军死伤惨重,但不知城头上的哪位仁兄,点炮的时候太过勇猛,一哆嗦偏了准头,一炮直奔满桂同志,当场就把他撂倒,遍体负伤,还在捡了条命,被人护着回去养伤了。
  主帅虽然撤走,但在大炮的掩护下,明军依然奋战不已,付出重大伤亡后,皇太极被迫撤退,德胜门之战就此结束。
  这一天对袁崇焕而言,是很光荣的,他凭借自己的精兵良将,在京城打败了实力强劲的八旗军。
  更重要的是,同一天出战的满桂,是他的死敌,当着皇帝的面,一个打出去,一个抬回来,实在很有面子。
  可是他想不到,满桂同志的这笔帐,最终会算到他的身上,因为在那天战役结束时,一个流言开始在京城流传:
  开炮打伤满桂的,就是袁崇焕。
  这个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满桂在德胜门作战,而袁崇焕在广渠门,今天在北京,要跑个来回,估计都要一个钟头,无论如何,袁崇焕都是过不去的。
  但袁督师背这个黑锅,也不是全无道理,他跟满桂从宁远就开始干仗,后来硬把满总兵挤回关内,从来就不待见这人,现在满桂受伤了,算在他头上也不奇怪。
  从毛文龙开始,到满桂,再到崇祯,袁崇焕一步步将自己逼入绝境,虽然他自己并不知晓。
  袁崇焕,广西藤县人,自“蛮夷之地”而起,奋发读书,然资质平平,四次落第,以三甲侥幸登科,后赴辽东,得孙承宗赏识,于辽东溃败之时,以独军守孤城,屹然不倒,先后击溃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护卫辽东。
  后受阉党所迫离职,蒙崇祯器重再起,然性格跋扈,调离满桂,安插亲信,以尚方宝剑杀毛文龙,奉调守京,不顾大局,擅自驻防于城下,致京郊怨声四起,后不惜性命,与皇太极苦战,大破敌军,不顾生死,身先士卒。
  我想,差不多了。
  最终命运揭晓之前,袁崇焕的表现大致如此。
  他并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经过努力和奋斗,还有难得的机遇(比如孙承宗),才最终站上历史的舞台。
  他并不完美,不守规章,不讲原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私心很重,听话的就提,不听话的就整(或杀)。
  而某些所谓“专家”的所谓“力挽狂澜”,基本就是扯淡,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社科院明史学会的例会上,跟很多专家讨论过多次,客观地讲,以他的战略眼光(跟着皇太极绕京城跑圈)和实际表现(擅杀毛文龙),守城出战确属上乘,让他继续镇守辽东,还能闹出什么事来也难说,所谓挽救危局,随便讲几句吧。
  袁崇焕绝不是叛徒,也绝不是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存在与否,并不能决定明朝的兴衰成败。换句话说,以他的才能,无论怎么折腾,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对于这个悲剧性的结论,我不知道袁崇焕是否知道,他的一生丰富多彩,困守孤城,决死拼杀、遭人排挤、纵横驰骋、身处绝境,人家遇不上的事,他大都遇上了。
  但无论何时、何地,得意、失意,他一直在努力,他坚信,自己的努力终将改变一切。
  他始终没有放弃过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二十七日,京城九门换防,一切准备就绪。
  最终的结局已经注定,无需改变,也无法改变。。
  就在这天,坚定的袁崇焕开始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战——左安门之战。
  袁崇焕列队于城外。
  因为不能入城,只能背城布阵,背对着冰冷的墙砖,在京城凛冽的寒风中,他面对皇太极,展开了波澜壮阔人生的最后一幕。
  后金军用潮水般的进攻,证明了自己还想进北京抢一把的美好愿景,但关宁铁骑用倒在他们面前的无数尸体证明,你们不行。
  双方在左安门外持续激战,经过长达五个多小时的拉锯,皇太极终于支持不住,再次败退。左安门之战,以明军获胜告终。
  结束了,都结束了。
  一个将军最好的归宿,就是在最后一场战役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巴顿。我原先认为,说这句话的人,应该是吃饱了撑的外加精神失常,现在我明白了,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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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1-4 20:30:36 | 只看该作者
第八章 坚持到底的人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一日,袁崇焕得到指示,皇帝召见立即进城。
  召见的理由是议饷,换句话说就是发工资。
  命令还说,部将祖大寿一同觐见。
  从古到今,领工资这种事都是跑着去的,袁崇焕二话不说,马上往城里跑,所以他忽略了如下问题:既然是议饷,为什么要拉上祖大寿?
  跑到城下,却没人迎接,也不给开城门,等了半天,丢下来个筐子,让袁督师蹲进去,拉上来。
  这种入城法虽说比较寒掺,但好歹是进去了,在城内守军的指引下,他来到了平台。
  满桂和黑云龙也来了,正等待着他。
  在这个曾带给他无比荣誉和光辉的地方,他第三次见到了崇祯。
  第一次来,崇祯很客气,对他言听计从,说什么是什么,要什么给什么。第二次来,还是很客气,十一月份了,城头风大(我曾试过),二话不说就脱衣服,很够意思。
  第三次来,崇祯很直接,他看着袁崇焕,以低沉的声音,问了他三个问题:
  一、你为什么要杀毛文龙。
  二、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进犯北京。
  三、你为什么要打伤满桂。
  袁崇焕没有回答。
  对于他的这一反应,许多史书上说,是没能反应过来,所以没说话。
  事实上,他就算反应过来,也很难回答。
  比如毛文龙同志,实在是不听话外加不顺眼,才剁了的,要跟崇祯明说,估计是不行的。再比如敌军为何长驱直入,这就说来话长了,最好拿张地图来,画几笔,解释一下战术构思,最后再顺便介绍自己的作战特点。
  至于最后满桂问题,对袁督师而言,是很有点无厘头的,因为他确实不知道这事。
  总而言之,这三个问题下来,袁督师就傻了。
  对于袁督师的沉默,崇祯更为愤怒,他当即命令满桂脱下衣服,展示伤疤。
  其实袁崇焕是比较莫名其妙的,说得好好的,你脱衣服干嘛?又不是我打的,关我屁事。
  但崇祯就不这么想了,袁崇焕不出声,他就当是默认了,随即下令,脱去袁崇焕的官服,投入大牢。
  这是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很惊讶的举动,虽然有些人已经知道,崇祯今天要整袁崇焕,但万万没想到,这哥们竟然玩大了,当场就把人给拿下,更重要的是,袁崇焕手握兵权,是城外明军总指挥,敌人还在城外呢,你把他办了,谁来指挥?
  所以内阁大学士成基命、户部尚书毕自严马上提出反对,说了一堆话:大致意思是,敌人还在,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
  但崇祯实在是个四头牛都拉不回来的人物,老子抓了就不放,袁崇焕军由祖大寿率领,明军总指挥由满桂担任,就这么定了!
  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两次平台召见,除袁崇焕外,还要叫上满桂、黑云龙和祖大寿。
  祖大寿是袁崇焕的心腹,只要他在场,就不怕袁军哗变,而满桂是袁崇焕的死敌,抓了袁崇焕,可以马上接班,如此心计,令人胆寒。
  综观崇祯的表现,断言如下:但凡说他蠢的,真蠢。
  但这个滴水不漏的安排,还是漏水。
  袁崇焕被抓的时候,祖大寿看上去并不吃惊。
  他没有大声喧哗,也没有高调抗议,甚至连句话都没说。毕竟抓了袁崇焕后,崇祯就马上发了话,此事与其他人无关,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但史书依然记下了他的反常举动——发抖,出门的时候迈错步等等。
  对于这一迹象,大家都认为很正常——领导被抓了,抖几抖没什么。
  只有一个人发现了其中的玄妙。
  这个人叫余大成,时任兵部职方司郎中。
  祖大寿刚走,他就找到了兵部尚书梁廷栋,对他说:
  “敌军兵临城下,辽军若无主帅,必有大乱!”
  梁廷栋毫不在意:
  “有祖大寿在,断不至此!”
  余大成答:
  “作乱者必是此人!”
  梁廷栋没搭理余大成,回头进了内阁。
  在梁部长看来,余大成说了个笑话,于是,他就把这个笑话讲给了同在内阁里的大学士周延儒。
  这个笑话讲给一般人听,也就是笑一笑,但周大学士不是一般人。
  周延儒,字玉绳,常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周延儒同志的名气,是很大的,十几年前我第一次翻明史的时候,曾专门去翻他的列传,没有翻到,后几经查找才发现,这位仁兄被归入了特别列传——奸臣传。
  奸臣还不好说,奸是肯定的,此人天资聪明,所谓万历四十一年进士,那是谦虚的说法,事实上,他是那一年的状元,不但考试第一,连面试(殿试)也第一。
  听到这句话,嗅觉敏锐的周延儒立即起身,问:
  “余大成在哪里?”
  余大成找来了,接着问:
  “你认为祖大寿会反吗?”
  余大成回答:
  “必反。”
  “几天?”
  “三天之内。”
  周延儒立即指示梁廷栋,密切注意辽军动向,异常立即报告。
  第一天,十二月二日,无事。
  第二天,十二月三日,无事。
  第三天,十二月四日,出事。
  祖大寿未经批示,于当日凌晨率领辽军撤离北京,他没有投敌,临走时留下话,说要回宁远。
  回宁远,也就是反了,皇帝十分震惊,关宁铁骑是精锐主力,敌人还在,要都跑了,摊子怎么收拾?
  周延儒很镇定,他立即叫来了余大成,带他去见皇帝谈话。
  皇帝问:祖大寿率军出走,怎么办?
  余大成答:袁崇焕被抓,祖大寿心中畏惧,不会投敌。
  皇帝再问:怎么让他回来?
  余大成答:只有一件东西,能把他拉回来。
  这件东西,就是袁崇焕的手谕。
  好办,马上派人去牢里,找袁督师写信。
  袁督师不写。
  可以理解,被人当场把官服收了,关进了号子,有意见难免,加上袁督师本非善男信女,任你说,就不写。
  急眼了,内阁大学士,外加六部尚书,搞了个探监团,全跑到监狱去,轮流劝说,口水乱飞,袁督师还是不肯,还说出了不肯的理由:
  “我不是不写,只是写了没用,祖大寿听我的话,是因为我是督师,现我已入狱,他必定不肯就范。”
  这话糊弄崇祯还行,余大成是懂业务的:什么你是督师,他才听你的话,那崇祯还是皇上呢,他不也跑了吗?
  但这话说破,就没意思了,所以余大成同志换了个讲法,先捧了捧袁崇焕,然后从民族大义方面,对袁崇焕进行了深刻的教育,说到最后,袁督师欣然拍板,马上就写。
  拿到信后,崇祯即刻派人,没日没夜地去追,但祖大寿实在跑得太快,追上的时候,人都到锦州了。
  事实证明,袁督师就算改行去卖油条,说话也是算数的,祖大寿看见书信(还没见人),就当即大哭失声,二话不说就带领部队回了北京。
  局势暂时稳定,一天后,再度逆转。
  十二月十七日,皇太极再度发起攻击。
  这次他选择的目标,是永定门。
  估计是转了一圈,没抢到多少实在玩意,所以皇太极决定,玩一把大的,他集结了所有兵力,猛攻永定门。
  明军于城下列阵,由满桂指挥,总兵力约四万,迎战后金。
  战役的结果再次证明,古代游牧民族在玩命方面,有优越性。
  经过整日激战,明军付出重大伤亡,主将满桂战死,但后金军也损失惨重,未能攻破城门,全军撤退。
  四年前,籍籍无名的四品文官袁崇焕,站在那座叫宁远的孤城里,面对着只知道攒钱的满桂、当过逃兵的赵率教、消极怠工的祖大寿,说:
  ““独卧孤城,以当虏耳!”
  在绝境之中,他们始终相信,坚定的信念,必将战胜强大的敌人。
  之后,他们战胜了努尔哈赤,战胜了皇太极,再之后,是反目、排挤、阵亡、定罪、叛逃。
  赵率教死了,袁崇焕坐牢了,满桂指认袁崇焕后,也死了,祖大寿终将走上那条不归之路。
  共患难者,不可共安乐,世上的事情,大致都是如此吧。
  密谋永定门之战后,一直没捞到硬货的皇太极终于退兵了——不是真退。
  他派兵占据了遵化、滦城、永平、迁安,并指派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镇守,以此为据点,等待时机再次发动进攻。
  战局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虽然外地勤王的军队已达二十多万,鉴于满桂这样的猛人也战死了,谁都不敢轻举妄动,朝廷跟关外已基本失去联系,辽东如何,山海关如何,鬼才知道,京城人心惶惶,形势极度危险。
  然后,真正的拯救者出现了。
  半个月前,草民孙承宗受召进入京城,皇帝对他说,从今天起,你就是大学士,这是上级对你的信任。
  然后皇帝又说,既然你是孙大学士了,现在出发去通州,敌人马上到。
  对于这种平时不待见,临时拉来背锅的欠揍行为,孙承宗没多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义务。
  但要说上级一点不支持,也不对,孙草民进京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人,他去通州迎敌的时候,朝廷还是给了孙大学士一些人。
  一些人的数量是,二十七个。
  孙大学士就带着二十七个人,从京城冲了出来,前往通州。
  当时的通州已经是前线了,后金军到处劫掠,杀人放火兼干车匪路霸,孙大学士路上就干了好几仗,还死了五个人,到达通州的时候,只剩二十二个。
  通州是有兵的,但不到一万人,且人心惶惶,总兵杨国栋本来打算跑路了,孙承宗把他拉住,硬拽上城楼,巡视一周,说明白不走,才把大家稳住。
  通州稳定后,作为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开始协调各路军队,组织作战。
  以级别而言,孙大学士是总指挥,但具体实施起来,却啥也不是。
  且不说其他地区的勤王军,就连嫡系袁崇焕都不听招呼,孙承宗说,你别绕来绕去,在通州布防,把人挡回去就是了,偏不听,协调来协调去,终于把皇太极协调到北京城下。
  然后又是噼里啪啦一阵乱打,袁督师进牢房,皇太极也没真走,占着四座城池,随时准备再来。京城附近的二十多万明军,也是看着人多,压根没人出头,关宁铁骑也不可靠,祖大寿都逃过一次了,难保他不逃第二次。
  据说孙承宗是个水命,所以当救火队员实在再适合不过了。
  他先找祖大寿。
  祖大寿是个比较难缠的人,且向来嚣张跋扈,除了袁崇焕,谁的面子都不给。
  但孙承宗是例外,用今天的话说,当年袁督师都是给他提包的,老领导的老领导,就是领导的平方。
  孙大学士说:袁督师已经进去了,你要继续为国效力。
  祖大寿说,袁督师都进去了,我不知哪天也得进去,还效力个屁。
  孙承宗说:就是因为袁督师进去了,你才别闹腾,赶紧给皇帝写检讨,就说你要立功,为袁督师赎罪。
  祖大寿同意了,立即给皇帝写信。
  这边糊弄完了,孙承宗马上再去找皇帝,说祖大寿已经认错了,希望能再有个机会,继续为国效命。
  话刚说完,祖大寿的信就到了,皇帝大人非常高兴,当即回复,祖大寿同志放心去干,对你的举动,本人完全支持。
  虽然之前他也曾对袁崇焕说过这句话,但这次他做到了,两年后祖大寿在大凌河与皇太极作战,被人抓了,后来投降又放回来,崇祯问都没问,还接着用,如此铁杆,就是孙承宗糊弄出来的。
  孙承宗搞定了祖大寿,又去找马世龙。
  马世龙也是辽东系将领,跟祖大寿关系很好,当时拿着袁崇焕的信去追祖大寿的,既是此人。这人的性格跟祖大寿很类似,极其强横,唯一的不同是,他连袁崇焕的面子都不给,此前有个兵部侍郎刘之纶,带兵出去跟皇太极死磕,命令他带兵救援,结果直到刘侍郎战死,马世龙都没有来。
  但是孙大学士仍然例外,什么关宁铁骑、关宁防线,还有这帮认人不认组织的武将,都是当年他弄出来的,能压得住阵的,也只有他。
  但手下出去找了几天,都没找到这人,因为马世龙的部队在西边被后金军隔开,没消息。
  但孙承宗是有办法的,他出了点钱,找了几个人当敢死队,拿着他的手书,直接冲过后金防线,找到了马世龙。
  老领导就是老领导,看到孙承宗的信,马世龙当即表示,服从指挥,立即前来会师。
  至此,孙承宗终于集结了辽东系最强的两支军队,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击溃入侵者。
  皇太极退出关外,并派重兵驻守遵化、永平四城,作为后金驻关内办事处,下次来抢东西也好有个照应。
  这种未经许可的经营行为,自然是要禁止的,崇祯三年(1630)
  二月,孙承宗集结辽东军,发起进攻。
  得知孙承宗进攻的消息时,皇太极并不在意,按年份算,这一年,孙承宗都六十八了,又精瘦,风吹都要摆几摆,看着且没几天蹦头了,实在不值得在意。
  结果如下:
  第一天,孙承宗进攻栾城,一天,打下来了。
  第二天,进攻迁安,一天,打下来了。
  第三天,皇太极坐不住了,他派出了援兵。
  带领援兵的,是皇太极的大哥,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
  阿敏是皇太极的大哥,在四大贝勒里,是很能打的,派他去,显示了皇太极对孙承宗的重视,但我始终怀疑,皇太极跟阿敏是有点矛盾的。
  因为战斗结果实在是惨不忍睹。
  阿敏带了五千多人到了遵化,正赶上孙承宗进攻,但他刚到,看了看阵势,就跑路了。
  孙承宗并没有派兵攻城,他只是在城下,摆上了所有的大炮。
  战斗过程十分无聊,孙承宗对炮兵的使用已经炉火纯青,几十炮打完,城墙就轰塌了,阿敏还算机灵,早就跑到了最后一个据点——永平。
  如果就这么跑回去,实在太不像话,所以阿敏在永平城下摆出了阵势,要跟孙承宗决战。
  决战的过程就不说了,直接说结果吧,因为从开战起,胜负已无悬念,孙承宗对战场的操控,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大炮轰完后,骑兵再去砍,真正实现了无缝对接。
  阿敏久经沙场,但在孙老头面前,军事技术还是小学生水平,连一天都没撑住,白天开打下午就跑了,死伤四千余人,连他自己都负了重伤,差点没能回去。
  就这样,皇太极固守的关内四城全部失守,整个过程只用五天。
  消息传到京城,崇祯激动了,他二话不说,立马跑到祖庙向先辈汇报,并认定,从今以后,就靠孙承宗了。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自崇祯二年十一月起,皇太极率军进入关内,威胁北京,沿途烧杀抢掠,所过之地实行屠城,尸横遍野,史称“己巳之变”。
  在这场战争中,无辜百姓被杀戮,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包括满桂在内的几位总兵阵亡,袁崇焕下狱,明朝元气大伤。
  但一切已经过去,对于崇祯而言,明天比昨天更重要。
  当然,在处理明天的问题前,必须先处理昨天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袁崇焕。
  对话怎么处理袁崇焕,这是个问题。
  其实崇祯并不想杀袁崇焕。
  十二月一日,逮捕袁崇焕的那天,崇祯给了个说法——解职听堪。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先把职务免了,再看着办。
  看着办,也就是说可以不办。
  事实上,当时帮袁崇焕说话的人很多,看情形关几天没准就放了,将来说不定还能复职。
  但九个月后,崇祯改变了主意,他已下定决心,处死袁崇焕。
  为什么?
  对于这一变化,许多人的解释,都来源于一个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城外无计可施的皇太极,决定玩个阴招。
  他派人找来了前几天抓住的两个太监,并把他们安排到了一个特定的营帐里,派专人看守。
  晚上,夜深人静之时,在太监的隔壁营帐,住进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用人类能够听见的声音(至少太监能听见),说了一个秘密。
  秘密的内容是袁崇焕已经和皇太极达成了密约,过几天,皇太极攻击北京,就能直接进城。
  这两个太监不负众望,听见了这个秘密,第二天,皇太极又派人把他们给送了回去。
  他们回去之后,就找到了相关部门,把这件事给说了,崇祯大怒,认定袁崇焕是个叛徒,最终把他给办了。
  故事讲完了。
  这是个相当智慧且相当胡扯的故事。
  二十年前,我刚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相信过这个故事,后来我长大了,就不信了。
  但把话说绝了,似乎不太好,所以我更正一下:如果当事人全都是小学二年级水平,故事里的诡计是可以成功的。
  因为这个故事实在太过幼稚。
  首先,你要明白,崇祯不是小学二年级学生,他是一个老练成熟的政治家,也是大明的最高领导。
  三年前,满朝都是阉党,他啥都没说,只凭自己,就摆平了无法无天的魏忠贤,两年前,袁崇焕不经许可,干掉了毛文龙,他还是啥都没说。
  明朝的言官很有职业道德,喜欢告状,自打袁崇焕上任,他的检举信就没停过,说得有鼻子有眼,某些问题可能还是真的,他仍然没说。
  敌军兵临城下,大家都骂袁崇焕是叛徒,他脱掉自己的衣服,给袁崇焕披上,打死他都没说。
  所以最后,他听到了两个从敌营里跑出来的太监的话,终于说了:
  杀掉袁崇焕。
  无语,彻底的无语。
  我曾十分好奇,这个让人无语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经过比对记载此事的几十种史料,我确定,这个故事最早出现的地方,是清军入关后,由清朝史官编撰的《清太宗实录》。
  明白了。
  记得当年我第一次去看清朝入关前的原始史料,曾经比较烦,因为按照常规,这些由几百年前的人记录的资料,是比较难懂的,而且基本都是满文,我虽认识几个,但要看懂,估计是很难的。
  结果大吃一惊。
  我看懂了,至少明白这份资料说些什么,且毫不费力,因为在我翻开的那本史料里,有很多绣像。
  所谓绣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插图,且画工很好,很详细,打仗、谈事都画出来,是个人就能看明白。
  后来我又翻过满洲实录,也有很多插图,比如宁远之战、锦州之战,都画得相当好。
  这是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古代的插图本图书很多,比如金瓶梅、西游记等等,但通常来讲,类似政治文书、历史记录之类的玩意,为示庄重,是没有插图的,从司马迁、班固,到修明史的张廷玉,二十五史,统统地没有。顺便说句,如果哪位仁兄能够找到司马迁版原始插图史记,或是班固版插图汉书,记得通知我,多少钱我都收。
  疑惑了很久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文化。
  后金是游牧民族,文化比较落后,虽说时不时也有范文程之类的文化人跑过去,但终究是差点,汉字且不说,满文都是刚造出来的,认识的人实在太少。
  但这么多年,都干过些什么事,必须要记,开个会、谈个话之类的,一个个传达太费劲,写成文字印出去,许多人又看不懂,所以就搞插图版,认字的看字,不认字的就当连环画看,都能明白。
  而在军事作战上,这点就更为明显了。
  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及后来的多尔衮,都是卓越的军事家,能征善战,但基本都是野路子练出来的,属于实干派,在这方面,明朝大致相反,孙承宗袁崇焕都是考试考出来的,属于理论派。
  打仗这个行当,和打架有点类似,被人拍几砖头,下次就知道该拿菜刀还是板砖,朝哪下手更狠,老是当观众,很难有技术上的进步。
  所以在战场上,卷袖子猛干的实干派往往比读兵书的理论派混得开。
  但马克思同志告诉我们,理论一旦与实践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成功范例如孙承宗等,都是旷世名将。
  皇太极等人及时意识到了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于是他们摆事实,找差距,决定普及理论。
  在明朝找人来教,估计是不行了,所以教育的主要方法,是读兵书。反正兵书也不是违禁品,找人去明朝采购回来,每人发一本,慢慢看。
  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托人到关内去卖,但采购员到地方,就傻眼了。
  因为从古至今,兵书很多,什么太公兵法、孙子兵法、六韬三略且不说,光是明代,兵书就有上百种,是出版行业的一支生力军。
  面对困难,皇太极们没有气馁,他们经过仔细研讨比较,终于确定了最终的兵法教材,并大量采购,保证发到每个高级将领手中。
  此后无论是行军还是打仗,后金军的高级将领们都带着这本指定兵法教材,早晚阅读。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三国演义。
  其实没必要吃惊,毕竟孙子兵法之类的书,确实比较深奥,到京城街上拉个人回来,都未必会读,要让天天骑马打仗的人读,实在勉为其难,当时三国演义里的语言,大致就相当于是白话文了,方便理解,而且我相信,这本书很容易引起后金将领们的共鸣——有插图。
  没错,答案就在这本书中。
  所谓反间计的故事,如不知来源,可参考三国演义之蒋干中计,综合上述资料,以皇太极们的文化背景,能编出这么个故事,差不多了。
  但更关键的,是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编这个故事。
  这个问题困惑了我三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找到了答案——我的答案。
  我认定,这是一个阴谋,一个蓄谋已久且极其高明的阴谋。
  关于此阴谋的来龙去脉,鉴于本人为此思考了很久,所以我决定,歇口气,等会再讲。
  其实改变崇祯主意的,并不是那个幼稚的反间计,而是一次谈话。
  这次谈话发生在一年前,谈话的两个人,分别是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和刚刚上任的蓟辽督师袁崇焕。
  谈话内容如下:
  钱龙锡:平辽方略如何?
  袁崇焕:东江、关宁而已。
  钱龙锡:东江何解?
  袁崇焕:毛文龙者,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除之。
  翻译一下,意思大致是这样的:钱龙锡问,你上任后准备怎么干。
  袁崇焕答,安顿东江和关宁两个地方。钱龙锡又问:为什么要安顿东江。
  袁崇焕答:东江的毛文龙,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杀了他。
  按说这是两人密谈,偏偏就被记入了史料,实在是莫名其妙。
  而且这份谈话记录看上去似乎也没啥,钱龙锡问袁崇焕的打算,袁崇焕说准备收拾毛文龙,仅此而已。
  但杀死袁崇焕的,就是这份谈话记录。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七日,御史高捷上疏,弹劾钱龙锡与袁崇焕互相勾结,一番争论之后,钱龙锡被迫辞职。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
  我认为,这句话是错的,言官应该排在太监的前面,如太监是流氓,言官就是流氓2.0 版本——文化流氓。
  鉴于明代政治风气实在太过开明,且为了保持政治平衡,打朱元璋起,皇帝就不怎么管这帮人,结果脾气越惯越大,有事说事,没事说人,逮谁骂谁,见谁踩谁(包括皇帝),到了崇祯,基本已经形成了有组织,有系统的流氓集团,许多事情就坏在他们的手里。
  在这件事上,他们表现得非常积极,此后连续半年,关于袁崇焕同志叛变、投敌乃至于生活作风等多方面问题的黑材料源源不断,一个比一个狠(许多后人认定所谓袁崇焕投敌卖国的铁证,即源自于此)。
  就这么骂了半年,终于出来个更狠的。
  崇祯三年(1630)八月,山东御史史范上疏,弹劾钱龙锡收受袁崇焕贿赂几万两,连钱放在哪里,都说得一清二楚。
  太阴险了。
  在明代,收点黑钱,捞点外快,基本属于内部问题,不算啥事,但这封奏疏却截然不同。
  因为他说,送钱的人是袁崇焕。
  这钱就算是阎王送的,都没问题,惟独不能是袁崇焕。
  因为袁崇焕是边帅,而钱龙锡是内阁大臣,按照明朝规定,如果边帅勾结近臣,必死无疑(有谋反嫌疑)。
  十天后,崇祯开会,决定,处死袁崇焕。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袁崇焕入狱,一群人围着骂了八个月,终于,骂死了。
  事情就是这样吗?
  不是在那群看似漫无目的,毫无组织的言官背后,是一双黑手,更正一下,是两双。
  这两双手的主人,一个叫温体仁,一个叫周延儒。
  周延儒同志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里讲一下温体仁同志的简历:
  男,浙江湖州人,字长卿,万历二十六年进士。
  这两人后面还要讲,这里就不多说了,对这二位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明史,顺提一下,很好找,直接翻奸臣传,周延儒同志就在严嵩的后面,接下来就是温体仁。
  应该说,袁崇焕从“听堪”,变成了“听斩”,基本上就是这二位的功劳。但这件事情,最有讽刺意味的,也就在这里。
  因为温体仁和周延儒,其实跟袁崇焕没仇,且压根就没想干掉袁崇焕。
  他们真正想要除掉的人,是钱龙锡。
  有点糊涂了吧,慢慢来。
  一直以来,温体仁和周延儒都想解决钱龙锡,可是钱龙锡为人谨慎,势力很大,要铲除他非常困难,十分凑巧,他跟袁崇焕的关系很好,这次恰好袁崇焕又出了事,所以只要把袁崇焕的事情扯大,用他的罪名,把钱龙锡拉下水,就能达到目的。
  袁崇焕之所以被杀,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钱龙锡,钱龙锡之所以出事,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袁崇焕。
  幕后操纵,言官上疏,骂声一片,只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
  接下来要解开的迷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除掉钱龙锡。
  有所谓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复仇的问题,是由于党争引起的,周延儒和温体仁都是阉党,因为被整,所以借此事打击东林党,报仇雪恨。
  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基本功问题,是由于史料读得太少引起的。
  周延儒和温体仁绝不是阉党,虽然他们并非什么好鸟,但这一点我是可以帮他们二位担保的,事实上,阉党要有他们这样的人才,估计也倒不了。
  崇祯元年(1628),就在崇祯大张旗鼓猛捶阉党的时候,温体仁光荣提任礼部尚书,周延儒荣升礼部侍郎,堂堂阉党,如此顶风作案,公然与严惩阉党的皇帝勾结获得提升,令人发指。
  在攻击袁崇焕的人中,确实有阉党,但这件事情的幕后策划者,却绝非同类,当一切的伪装去除后,真正的动机始终只有俩字——权力。
  内阁的权力很大,位置却太少,要把自己挤上去,只有把别人挤下来,事实上,他们确实达到了目的,由于袁崇焕的事太大,钱龙锡当即提出辞职,而跟钱龙锡关系很好的大学士成基命几个月后也下课,周延儒和温体仁先后入阁,顶替了他们,成为了大学士。
  而袁崇焕,只是一个无辜的牺牲品。
  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崇祯在平台召开会议——第四次会议。
  第一次他提拔袁崇焕,袁崇焕很高兴。第二次,他脱衣服给袁崇焕,袁崇焕很感动。第三次,他抓了袁崇焕,袁崇焕很意外,第四次,他要杀掉袁崇焕,袁崇焕不在。
  袁崇焕虽没办法与会(坐牢中),却毫无妨碍会议的盛况,参加会议的各单位有内阁、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五府、六科、锦衣卫等等,连翰林院都来凑了人数。
  人到齐了,崇祯开始发言,发言的内容,是列举袁崇焕的罪状,主要包括给钱给人给官,啥都没干,且杀掉毛文龙,放纵敌人长驱而入,消极出战等等。
  讲完了,问:
  “三法司如何定罪?”
  没人吱声。
  弄这么多人来,说这么多,还问什么意见,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于是,崇祯说出了他的裁决:
  依律,凌迟。
  现场鸦雀无声。
  袁崇焕的命运就这样确定了。
  他是冤枉的。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凶手。
  温体仁、周延儒未必想干掉袁崇焕,崇祯未必不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袁崇焕未必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
  但他就是死了。
  很滑稽,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滑稽。
  袁崇焕被押赴西市,行刑。
  或许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着许多或明或暗的规则,必须适应,必须放弃原则,背离良知,和光同尘,否则,无论你有多么伟大的抱负,多么光辉的理想,都终将被湮灭。
  袁崇焕是不知道和光同尘的,由始至终,他都是一个不上道的人,他有才能,有抱负,有个性,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彰显自己的个性,如此而已。
  那天,袁崇焕走出牢房,前往刑场,沿途民众围观,骂声不绝。
  他最后一次看着这个他曾为之奉献一切的国家,以及那些他用生命护卫,却谩骂指责他的平民。
  倾尽心力,呕心沥血,只换来了这个结果。
  我经常在想,那时候的袁崇焕,到底在想些什么。
  他应该很绝望,很失落,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冤屈才能被洗刷,他的抱负才能被了解,或许永远也没有那一天,他的全部努力,最终也许只是遗臭万年的骂名。
  然而就在行刑台上,他念出了自己的遗言: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这是一个被误解、被冤枉、且即将被千刀万剐的人,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留下的诗句。
  所以我知道了,在那一刻,他没有绝望,没有失落,没有委屈,在他的心中,只有两个字——坚持。
  一直以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袁崇焕的一生是一个悲剧。
  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在我看来,他这一生,至少做到了一件事,一件很多人无法做到的事——坚持。
  蛮荒之地的苦读书生,福建的县令,京城的小小主事,坚守孤城的宁远道,威震天下的蓟辽督师,逮捕入狱的将领,背负冤屈死去的囚犯。
  无论得意,失意,起或是落,始终坚持。
  或许不能改变什么,或许并不是扭转乾坤的关键人物,或许所作所为并无意义,但他依然坚定地,毫无退缩地坚持下来。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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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1-5 21:02:48 | 只看该作者
第九章 阴谋
袁崇焕是一个折腾了我很久的人。
  围绕这位仁兄的是是非非,叛徒也罢,英雄也好,几百年吵下来,毫无消停迹象但一直以来,对袁崇焕这个人,我都感到很纳闷。因为就历史学而言,历史人物的分类大致分为三级:
  第一级:关键人物,对历史发展产生过转折性影响的,归于此类。
  典型代表:张居正。如果没这人,就没有张居正改革,万历同志幼小的心灵没准能茁壮成长,明朝也没准会早日完蛋,总而言之,都没准。再比如秦桧,也是关键人物,他要不干掉岳飞,不跟金朝和谈,后来怎么样,也很难说。总而言之,是能给历史改道的人。
  第二级:重要人物,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归于此类。
  典型代表:戚继光。没有戚继光,东南沿海的倭寇很难平息。但此级人物与一级人物的区别在于,就算没有戚继光,倭寇也会平息,无非是个时间问题,换句话说,这类人没法改道,只能在道上一路狂奔。
  第三级:鸡肋人物,但凡史书留名,又不属于上述两类人物的,皆归于此类。
  典型代表:太多,就不扯了,这类人基本都有点用,但不用似乎也没问题,属路人甲乙丙丁型。
  袁崇焕,是第二级。
  明末是一个特别乱的年代,朱氏公司已经走到悬崖边,就快掉下去了,还有人往下踹(比如皇太极之流),也有人往上拉(比如崇祯,杨嗣昌),出场人物很多,但大都是二、三级人物,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亡了。
  一级人物也有,只有一个。
  只有这个人,拥有改变宿命的能力——我说过了,是孙承宗。
  关宁防线的构建者,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满桂的提拔者,收拾烂摊子,收复关内四城,赶走皇太极的护卫者。
  从头到尾,由始至终,都是他在忙活。
  其实二级人物袁崇焕和一级人物孙承宗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他有坚定的决心,顽强的意志,卓越的战斗能力,只差一样东西——战略眼光。
  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随便杀总兵,为什么不能把皇太极放进来打,为什么自己会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所以他一辈子,也只能做个二级人物。
  好了,现在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为什么一个二级人物,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不是民族英雄,就是个卖国贼?
  卖国贼肯定不是,所谓指认袁崇焕是卖国贼的资料,大都出自当时言官们的奏疏,要么是家在郊区,被皇太极烧了,要么是跟着温体仁、周延儒混,至少也是看袁崇焕不顺眼,这帮人搞材料,那是很有一套的,什么黑写什么,偶尔几份流传在外,留到今天,还被当成宝贝。
  其实这种黑材料,如果想看,可以找我,外面找不到的,我这里基本都有,什么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应有尽有,编本袁崇焕黑材料全集,绰绰有余。
  至于民族英雄,似乎也有点悬,毕竟他老人家太有个性,干过些不地道的事,就水平而言,也不如孙老师,实在有点勉为其难。
  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从未间断,因为我隐约感到,在所谓民族英雄与卖国贼之争的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直到有一天,我找到了这个秘密的答案:阴谋。
  那一天,我跟几位史学家聊天,偶尔有人说起,据某些史料及考证,其实弘光皇帝(朱由崧,南明南京政权皇帝)跟崇祯比较类似,也是相当勤政,卖命干没结果。
  这位弘光同志,在史书上,从来就是皇帝的反面教材,吃喝嫖赌无一不精,所以我很奇怪,问:
  “若果真如此,为何这么多年,他都是反面形象?”
  答:
  “因为他是清朝灭掉的。”
  都解开了。
  崇祯很勤政,崇祯并非亡国之君,弘光很昏庸,弘光活该倒霉,几百年来,我们都这样认为。
  但我们之所以一直这样认为,只是因为有人这样告诉我们。
  之所以有人这样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希望我们这样认为。
  在那一刻,我脑海中的谜团终于解开,所有看似毫不相关的线索,全都连成了一线。
  崇祯不该死,因为他是被李自成灭掉的,所以李自成在清朝所修明史里面的分类,是流寇。
  而我依稀记得,清军入关时,他们的口号并非建立大清,而是为崇祯报仇,所以崇祯应该是正义的。
  弘光之所以该死,因为他是被清军灭掉的,大清王朝所剿灭的对象,必须邪恶,所以,弘光应该是邪恶的。
  在百花缭乱的历史评论背后,还是只有两字——利益。
  但凡能争取大明百姓支持的,都要利用,但凡是大清除掉的,都是敌人。只为了同一个目的——维护大清利益,稳固大清统治。
  掌握这把钥匙,就能解开袁崇焕事件的所有疑团。
  其实袁崇焕之所以成为几百年都在风口浪尖上转悠,只是因为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
  由于清军入关时,打出了替崇祯皇帝报仇的口号,所以清朝对这位皇帝的被害,曾表示极度的同情,对邪恶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则表示极度的唾弃(具体表现,可参阅明史流寇传)。
  因此,对于崇祯皇帝,清朝的评价相当之高,后来顺治还跑到崇祯坟上哭了一场,据说还叫了几声大哥,且每次都以兄弟相称,很够哥们,但到康乾时期,日子过安稳了,发现不对劲了。
  因为崇祯说到底,也是大明公司的最后一任董事长,说崇祯如何好,如何死得憋屈,说到最后,就会出现一个悖论:
  既然崇祯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接受大清的统治呢?
  所以要搞点丑闻绯闻之类的玩意,把人搞臭才行。
  但要直接泼污水,是不行的,毕竟夸也夸了,哭也哭了,连兄弟都认了,转头再来这么一出,太没水准。
  要解决这件事,绝不能挥大锤猛敲,只能用软刀子背后捅人。
  最好的软刀子,就是袁崇焕。
  阴谋的来龙去脉大致如上,如果你不明白,答案如下:
  要诋毁崇祯,无需谩骂,无需污蔑,只需要夸奖一个人——袁崇焕。
  因为袁崇焕是被崇祯干掉的,所以只要死命地捧袁崇焕,把他说成千古伟人,而如此伟人,竟然被崇祯干掉了,所谓自毁长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崇祯与历史上宋高宗(杀岳飞)之流归为同类。
  当然了,安抚大明百姓的工作还是要做,所以该夸崇祯的,还是得夸,只是夸的内容要改一改,要着力宣传他很勤政,很认真,很执着,至于精明能干之类的,可以忽略忽略,总而言之,一定要表现人物的急躁、冲动,想干却没干成的形象。
  而要树立这个形象,就必须借用袁崇焕。
  之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把袁崇焕树立为英雄,没有缺点,战无不胜,只要有他在,就有大明江山,再适当渲染气氛,编实录,顺便弄个反间计故事,然后,在戏剧的最高潮,伟大的英雄袁崇焕,被崇祯杀掉了。
  多么愚蠢,多么自寻死路,多么无可救药。
  就这样,在袁崇焕的叹息声中,崇祯的形象出现了:
  一个很有想法,很有能力,却没有脑子,没有运气,没有耐心,活活被憋死的皇帝。
  最后,打出主题语:
  如此皇帝,大明怎能不亡?
  收工。 袁崇焕就这样变成了明朝的对立面,由于他被捧得太高,所以但凡跟他作对的(特别是崇祯),都成了反面人物。
  肯定了袁崇焕,就是否定了崇祯,否定了明朝,清朝弄到这么好的挡箭牌,自然豁出去用,所以几百年下来,跟袁督师过不去的人也很多,争来争去,一直争到今天。
  说到底,这就是个套。
  几百年来,崇祯和袁崇焕,还有无数的人,都在这个套子里,被翻来覆去,纷争、吵闹,自己却浑然不知。
  所以,应该戳破它。
  当然,这一切只是我的看法,不能保证皆为真理,却可确定绝非谬误。
  其实无论是前世的纷争,还是后代的阴谋,对袁崇焕本人而言,都毫无意义,他竭尽全力,立下战功,成为了英雄,却背负着叛徒的罪名死去。
  很多人曾问我,对袁崇焕,是喜欢,还是憎恶。
  对我而言,这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我坚信历史的判断和评价,一切的缺陷和荣耀,都将在永恒的时间面前,展现自己的面目,没有伪装,没有掩饰。
  所以我竭尽所能,去描述一个真实的袁崇焕:并非天才,并非优等生,却运气极好,受人栽培,意志坚定,却又性格急躁,同舟共济,却又难以容人,一个极其单纯,却又极其复杂的人。
  在这世上,只要是人,都复杂,不复杂的,都不是人。
  袁崇焕很复杂,他极英明,也极愚蠢,曾经正确,也曾经错误,其实他被争议,并不是他的错,因为他本就如此,他很简单的时候,我们以为他很复杂,他很复杂的时候,我们以为他很简单。
  事实上,无论叛徒,或是英雄,他都从未变过,变的,只是我们自己。
  越过几百年的烟云,我看到的袁崇焕,并没有那么复杂,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抱持着自己的理想,坚持到底。
  即使这理想永远无法实现,即使这注定是个悲剧的结尾,即使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也永不放弃。
  有时候,我会想起这个人,想起他传奇的一生,他的光荣,他的遗憾。
  有时候,我看见他站在我的面前,对我说:
  我这一生,从没有放弃。
  抽签对袁崇焕而言,一切都结束了,但对崇祯而言,生活还要继续,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当然,未必会更好。
  他亲手除掉了有史以来最庞大、最邪恶的阉党,却惊奇地发现,另一个更强大的敌人,已经站立在他的面前。
  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
  崇祯上台不久,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他是皇帝,大家也认这个皇帝,交代下去的事,却总是干不成,工作效率极其低下。
  因为自登基以来,所有的大臣都在干同一件事——吵架。
  今天你告我,明天我告你,瞎折腾,开始崇祯还以为这是某些阉党的反扑,但时间长了才发现,这是纯粹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吵架。
  一夜之间,朝廷就变了,正事没人干,尽吵,且极其复杂,当年朝廷斗争,虽说残酷,好歹还分个东林党,阉党,带头的也是魏忠贤、杨涟之类的大腕,而今不同了,党争标准极低,只要是个人,哪怕是六部里的一个主事处长,都敢拉帮结伙,逮谁骂谁,搞得崇祯摸不着头脑:是谁弄出来这帮龟孙?
  就是他自己。
  这一切乱象的源头,来源自一年前崇祯同志的一个错误决定。
  解决魏忠贤后,崇祯认为,除恶必须务尽,矫枉必须过正,干人必须彻底,所以开始拉清单,整阉党,但凡跟魏忠贤有关系的,拍马屁的,站过队的,统统滚他娘的。
  这是一个极其不地道的举动,大家到朝廷来,无非是混,谁当朝就跟谁混,说几句好话,服软低头,也就是混碗饭吃,像杨涟那样的英雄人物,我们都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起码在精神上支持他,现在反攻倒算,打工一族,何苦呢?
  但崇祯同志偏要把事做绝,砸掉打工仔的饭碗,那就没办法了,大家都往死里整,当年你说我是阉党,整顿我,没事,过两年我上来,不玩死你不算好汉。
  特别是东林党,那真不是善人,逮谁灭谁,不听话的,有意见的,就打成阉党,啥事都干不成。
  比如天启七年(1627),除掉魏忠贤后,崇祯打算重建内阁,挑了十几个人候选,官员就开始骂,这个有问题,那个是特务,搞得崇祯很头疼,选谁都有人骂,都得罪人,抓狂不已。
  在难题面前,崇祯体现出了天才政治家的本色,闭门几天,想出了一个中国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绝招,只要用这招,无论选谁,大家都服气,且毫无怨言——枚卜。
  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在崇祯的亲自主持下,枚卜大典召开。
  就读音而言,枚卜和没谱是很像的,实际上,效果也差不多,因为所谓枚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抓阄。
  具体方法是,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字条上,放进金瓶,然后摇一摇,再拿夹子夹,夹到的上岗,没夹到下课,完事。
  内阁大学士,大致相当于内阁成员,首辅大学士就是总理,其他大学士就是副总理,是大明帝国除皇帝外的最高领导——抓阄抓出来的。
  有人曾告诉我,论资排辈是个好政策,我不信,现在我认为,抓阄也是个好政策,你最好相信。
  抓阄抓出来的,谁也没话说,且防止走后台,告黑状、搞关系等等,好歹就是一抓,都能服气,实为中华传统厚黑学、稀泥学之瑰宝。
  崇祯同志的首任内阁就此抓齐,总共九人,除之前已经在位的三个,后面六个全是抓的,包括后来被袁崇焕拖下水的钱龙锡同志,也是这次抓出来的。
  这是明朝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内阁之一,具体都是谁就不说了,因为没过一年,除钱龙锡外,基本都下课了。
  下课的原因不外务以下几种:被骂走,被挤走,被赶走,自己走。
  不是不想干,实在是环境太恶劣,明朝这帮大臣都不省油,个个开足马力,谁当政,就把谁往死里骂,特别是言官,人送外号“抹布”:
  干净送别人,肮脏留自己,贴切。
  但归根结底,还是这帮孙子欠教育,内阁大臣又比较软,好好说话,就是不听,首任内阁刚成立,就一拥而上,弹来骂去,当即干挺五个。
  这下皇帝也不干了,你们把人赶走,是痛快了,老子找谁干活?
  所以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崇祯决定,再抓几个。
  吏部随即列出候选名单,准备抓阄。
  在这份名单上,有十一个人,按说抓阄这事没谱,能不能入阁全看运气,但这一次,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有一个人,必定能够入阁。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钱谦益。 三国演义到了八十回后,猛人基本都死绝了,稍微有点名的,也就是姜维、刘禅之类的杂鱼。明末倒也凑合,还算名人辈出,特别是干仗的武将,什么袁崇焕、皇太极、张献忠、李自成,知名度都高。文臣方面就差多了,到了明末,特别是崇祯年间,十几年里,文臣无数,光内阁大臣就换了五十个,都是肉包子打狗,就算研究历史的,估计也不认识,而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钱谦益。
  钱谦益,字受之,苏州常熟人,万历三十六年进士,名人,超级名人。
  钱谦益之所以有名,很大原因在于,他有个更有名的老婆——柳如是。
  关于这个人的是是非非,以后再说,至少在当时,他就很有名了。
  因为他不但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且是东林党的领导。阉党倒台,东林上台,理所应当,朝廷里从上到下,基本都是东林党,现在领导要入阁,就是探囊取物。
  所以连钱谦益自己都认为,抓阄只是程序问题,入阁只是时间问题,洗个澡,换件衣服,就准备换单位上班了。
  可这世上,越是看上去没事的事,就越容易出事。
  作弊钱谦益入内阁,一般说来是没有对手的,而他最终没有入阁,是因为遇上了非一般的对手。
  在崇祯十余年的统治中,总共用过五十个内阁大臣,鉴于皇帝难伺候,下属不好管,大部分都只干了几个月,就光荣下岗。
  只有两个人,能够延续始终,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两个人,一个是周延儒,一个是温体仁。
  虽然二位兄弟在历史上的名声差点(奸臣传),但要论业务能力和智商,实在无与伦比。
  不幸的是,钱谦益的对手,就是这两位。
  之所以要整钱谦益,不是因为他们也在吏部候选名单上,实际上,他们连海选都没入,第一轮干部考察就被刷下来了。
  海选都没进,为什么要坑决赛选手呢?
  因为实在太不像话了。
  海选的时候,钱谦益的职务是礼部右侍郎,而周延儒是礼部左侍郎,温体仁是礼部尚书。
  同一个部门,副部长入阁,部长连决赛都没进,岂有此理。
  所以两个岂有此理的人,希望讨一个公道。
  在后世的史书里,出于某种目的,温体仁和周延儒的归类都是奸臣,也就是坏人,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至少在当时,这两位坏人,都是弱势群体。
  在当时的朝廷,东林党势力极大,内阁和六部,大都是东林派,所以钱谦益基本上算是个没人敢惹的狠角色。
  但温部长和周副部长认为,让钱副部长就这么上去,实在太不公平,必须闹一闹。
  于是,他们决定整理钱谦益的黑材料,经过不懈努力,他们找到了一个破绽,七年前的破绽。
  七年前(天启元年)
  作为浙江乡试的主考官,钱谦益来到浙江监考,考试、选拔、出榜,考试顺利完成。
  几天后,他回到了北京,又几天后,礼部给事中顾其中上疏弹劾钱谦益,罪名,作弊。
  批判应试教育的人曾说,今日之高考,即是古代之进士科举,罪大恶极。
  我觉得这句话是不恰当的,因为客观地讲,高考上榜的人,换到明代,最多就是秀才,举人可以想想,进士可以做梦。
  明代考完,如果没有意外,基本能有官做,且至少是处级(举人除外),高考考完,大学毕业,如果没有意外,且运气好点,基本能有工作。
  明代的进士考试,每三年一次,每次录取名额,大概是一百五十多人,现在高考,每年两次,每次录取名额……
  所以总体说来,明代的进士考试,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高考+公务员考试+高级公务员选拔。
  只要考中,学历有了,工作有了,连级别都有了,如此好事,自然挤破头,怕挤破头,就要读书,读不过,就要作弊。
  鉴于科举关系重大,明代规定,但凡作弊查实,是要掉脑袋的。
  但由于作弊前景太过美妙,所以作弊者层出不穷,作弊招数也推陈出新。由低到高,大致分为四种。
  最初级的作弊方式,是夹带,所以明朝规定,进入考场时,每人只能携带笔墨,进考场就把门一锁,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考完才给开门。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学们开动脑筋,比如把毛笔凿空,里面塞上小抄,或是在砚台里面夹藏,更牛一点的,就找人在考场外看准地方,把答案绑在石头上扔进去,据说射箭进去的也有,面对新局面,朝廷规定,毛笔只能用空心笔杆,砚台不能太厚,考场内要派人巡逻等等。
  这是基本技术,更高级一点的,是第二种方法:枪手代考,明朝的同学们趁着照相技术尚未发明,四处找人代考,当然朝廷不是吃素的,在准考证上,还加上了体貌特征描述,比如面白,无须,高个等等。
  以上两项技术,都是常用技术,且好用,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所以流传至今,且发扬光大,今日之大学,继承前辈遗志者,大有人在。
  但真正有钱,有办法的,用的是第三种方法——买考题。
  考试最重要的,就是考题,只要知道考题,不愁考不上,所以出题的考官,都是重点对象。
  但问题是,明代规定,知情人员如果卖题,基本是先下岗再处理,轻则坐牢,重责杀头,风险太大,而且明朝为了防止作弊,还额外规定,所有获知考题人员,必须住进考场,无论如何,不许外出。
  所以在明朝,卖考题的生意是不好做的。
  虽然买不到考题,但天无绝人之路,有权有势的同学们还有最后一招杀手锏,此招一出,必定上榜——买考官。
  不过,这些考官并不是出题的考官,而是改题的考官。
  是的,知不知道题目并不重要,就算你交白卷,只要能搞定改题的人,就能金榜题名。
  但问题是,给钱固然容易,那么多卷子,怎么对上号呢?
  最原始的方法,是认名字,毕竟跟高考不同,考试的人就那么多,看到名字就录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从此以后,试卷开始封名,实行匿名批改。
  但作弊的同学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有的做记号,有的故意在考卷里增大字体,只为对改卷的考官说一句话:我就是给钱的那个!
  这几招相当地有效,且难以禁止,送进去不少人,面对新形势朝廷不等不靠,经过仔细钻研,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
  具体方法是,所有的考卷收齐后,密封姓名,不直接交给考官,而是转给一个特别的人。
  这个人并非官员,他收到考卷后,只干一件事——抄。
  所有的考卷,都由他重新抄写,然后送给考官批改,全程由人监督。
  这招实在太狠,因为所有的考卷,是统一笔迹,统一形式,考官根本无从判断,且毫不影响考试成绩,可谓万无一失。
  综上所述,作弊与反作弊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没有尽头的,同学们为了前途,虽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到明代,斗争达到了高潮。
  高潮,就发生在天启元年的浙江。
  在这次科举考试中,监考程序非常严密,并实行了统一抄写制度,按说是不会有问题的。
  但偏偏就出了问题。
  因为有人破解了统一抄写制度。
  虽然笔迹相同,试卷相同,但这个方法,依然有漏洞,依然可以作弊。
  作弊的具体方法是,考生事前与考官预定密码,比如一首唐诗,或是几个字,故意写在试卷的开头,或是结尾,这样即使格式与字迹改变,依然能够辨别出考卷作者。
  在这次考试中,有一个叫钱千秋的人,买到了密码。
  密码是七个字——一朝平步上青云。按照约定,他只要将这七个字,写在每段话的末尾,就能平步青云,金榜题名。
  事情非常顺利,考试结束,钱千秋录取。
  这位钱同志也相当守规矩,录取之后,乖乖地给了钱,按说事情就该结了。
  可是意外发生了。
  因为这种事情,一个人是做不成的,必须是团伙作案,既然是团伙,就要分赃,既然分赃,就可能不匀,既然不匀,就可能闹事,既然闹事,就必定出事。
  钱千秋同志的情况如上,由于卖密码给他的那帮人分赃不匀,某些心态不好的同志就把大家都给告了,于是事情败露,捅到了北京。
  但这件事情说起来,跟钱谦益的关系似乎并不大,虽然他是考官,并没有直接证据证实,他就是卖密码的人,最多也就背个领导责任。
  不巧的是,当时,他有一个仇人。
  这个仇人的名字,叫做韩敬,而滑稽的是,他所以跟钱谦益结仇,也是因为作弊。
  十年前,举人钱谦益从家乡出发,前往北京参加会试,而韩敬,是他同科的同学。
  在考场上,他们并未相识,但考试结束时,就认识了,以一种极为有趣的方式。
  跟其他人不同,在考试成绩出来前,钱谦益就准备好当状元了,因为他作弊了。
  但他作弊的方式,既不是夹带,也不是买考官,甚至不是买密码,而是作弊中的最高技巧——买朝廷。
  买考题、买考官都太小儿科了,既然横竖要买,还不如直接买通朝廷,让组织考试的人,给自己定个状元,直接到位,省得麻烦。
  所以在此之前,他已经通过熟人,买通了宫里能说得上话的几个太监,找好了主考官,考完后专门找出他的卷子,给个状元了事。
  当然,办这种事,成本非常巨大,据说钱同志花了两万两白银,按今天的人民币算,大致是一千二百万。
  能出得起这个价钱,还要作弊,可见作弊之诚意。
  两万白银,买个官也行了,钱谦益出这个价,就是奔着状元名头去的,但他万没想到,还有个比他更有诚意的。
  在考试前,韩敬也很自信,因为他也出了钱,且打了包票,必中状元。
  可是卷子交上去后,他却得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他的卷子被淘汰了。
  淘汰是正常的,要真有水平,就不用出钱了。
  可问题是,人找了钱出了,怎么能收钱不办事呢?
  韩敬在朝廷里是有关系的,于是连夜找人去查,才知道他的运气不好,偏偏改他卷子的人,是没收过钱的,看完卷子就怒了,觉得如此胡说八道的人,怎么还能考试,就判了落榜。
  落榜不要紧,找回来再改成上榜就行。
  韩敬同学毕竟手眼通天,找到了其他考官,帮他找卷子重新改。
  可是找来找去,竟然没找到,后来才知道,因为那位考官太讨厌他的卷子,直接就给扔废纸堆里了,翻了半天垃圾,才算把卷子给淘回来。
  按常理,事已至此,重新改个上榜进士,也就差不多了,但韩敬同学对名次的感情实在太深,非要把自己的卷子改成第一名。但名次已经排定,且排名都是出了钱的(比如钱谦益),你要排第一,别人怎么办?
  关键时刻,韩敬使出了绝招——加钱。
  钱谦益找太监,出两万两,他找大太监,加价四万两,跟我斗,加死你!
  四万两,大致是两千四百万人民币,出这个价钱,买个状元,无语。
  更无语的,是钱谦益,出了这么多钱,都打了水飘,好在太监办事还比较地道,虽然没有状元,也给了个探花(第三名)。
  花这么多钱,买个状元,并不是吃饱了撑的,要知道,状元不光能当官,还能名垂青史。自古以来,状元都是最高荣誉,且按规定,每次科举的录取者,都刻在石碑上,放在国子监里供后代瞻仰(现在还有),状元的名字就在首位,几万两买个名垂青史,值了。
  但钱谦益同志是不值的,虽说也是探花,但花了这么多钱,只买了个次品,心理极不平衡,跟韩敬同学就此结下梁子。
  韩敬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他虽然加了钱,买到了状元,却并不知道得罪钱谦益的后果。
  因为钱同学虽然钱不够多,关系不够硬,却很能混,进朝廷后没多久就交了几个朋友,分别叫做孙承宗、叶向高、杨涟、左光斗。
  概括成一句话,他投了东林党。
  万历末年,东林党是很有点能量的,而钱谦益也并不是个很大方的人,所以没过几年搞京察的时候,韩敬同志就因为业绩不好,被整走了。
  背负血海深仇的韩敬同志,终于等到了现在的机会,他大肆宣扬,应该追究钱谦益的责任。
  但是说来说去,毕竟只是领导责任,经过朝廷审查,钱千秋免去举人头衔,充军,主考官(包括钱谦益)罚三个月工资。
  七年之后。
  在周延儒和温体仁眼前的,并不是一起无足轻重的陈年旧案,而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很多史书里,这都是一段催人泪下的段落,强大且无耻的温体仁和周延儒,组成了恶毒的同盟,坑害了无辜弱小的钱谦益。
  我觉得,这个说法,如果倒转过来,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首先,温体仁和周延儒无不无耻,还不好讲;钱谦益无辜,肯定不是。
  温体仁之所以要整钱谦益,是个心态问题。
  他是当年内阁首辅沈一贯的门生,钱谦益刚入伙的时候,他就是老江湖了,在朝廷里混迹多年,威信很高,而且他还是礼部部长,专管钱谦益,居然还被抢了先,实在郁闷。
  周延儒则不同,他是真吃亏了,且吃的就是钱谦益的亏。
  其实原本推选入阁名单时,排在第一的,应该是周延儒,因为他状元出身,且受皇帝信任,但钱谦益感觉此人威胁太大,怕干不过他,就下了黑手,派人找到吏部尚书王永光,做了工作,把周延儒挤了。
  其次,在当时朝廷里,强大的那个,应该是钱谦益。他是东林党领袖,一呼百应,从上到下,都是他的人,温体仁周延儒基本算是孤军奋战。
  当时的真实情况大致如此。
  形势很严峻,但同志们很勇敢,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温体仁、周延儒擦干眼泪,决定跟钱谦益玩命。
  周延儒问温体仁,打算怎么干。
  温体仁说,直接上疏弹劾钱谦益。
  周延儒问,然后呢?
  温体仁说,没有然后。
  周延儒很生气,因为他认为,温体仁在拿他开涮,一封奏疏怎么可能干倒钱谦益呢?
  温体仁没有回答。
  周延儒告诉温体仁,先找几个人通通气,做些工作,搞好战前准备,别急着上疏。
  第二天,温体仁上疏了。
  就文笔而言,这封奏疏非常一般,主要内容是弹劾钱谦益主使作弊,也没玩什么写血书,沐浴更衣之类的花样,也没做工作,没找人,递上去就完了。
  然后他告诉周延儒,必胜无疑。
  周延儒认为,温体仁是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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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1-6 19:05:26 | 只看该作者
第十章 斗争技术
辩论
  事情的发展,跟周延儒想得差不多,朝廷上下一片哗然,崇祯也震惊了,决定召开御前会议,辩论此事。
  辩论议题:浙江作弊案,钱谦益有无责任。
  辩论双方:
  正方,没有责任,辩论队成员:钱谦益、内阁大学士李标、钱龙锡、刑部尚书乔允升,吏部尚书王永光……(以下省略)
  反方,有责任,辩论队成员:温体仁、周延儒(以下无省略)。
  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六日,辩论开始。
  所有的人,包括周延儒在内,都认定温体仁必败无疑。
  奇迹,就是所有人都认定不可能发生,却终究发生的事。
  这场惊天逆转,从皇帝的提问开始:
  “你说钱谦益受贿,是真的吗?”
  温体仁回答:是真的。
  于是崇祯又问钱谦益:
  “温体仁说的话,是真的吗?”
  钱谦益回答:不是。
  辩论陈词就此结束,吵架开始。
  温体仁先声夺人,说,钱千秋逃了,此案未结。
  钱谦益说:查了,有案卷为证。
  温体仁说:没有结案。
  钱谦益说:结了。
  刑部尚书乔允升出场。
  乔允升说:结案了,有案卷。
  温体仁吃了秤砣:没有结案。
  吏部尚书王永光出场。
  王永光说:结案了,我亲眼看过。
  礼部给事中章允儒出场
  章允儒说:结案了,我曾看过口供。
  温体仁很顽强:没有结案!
  崇祯做第一次案件总结:
  “都别废话了,把案卷拿来看!”
  休会,休息十分钟。
  再次开场,崇祯问王永光:刑部案卷在哪里?
  王永光说:我不知道,章允儒知道。
  章允儒出场,回答:现在没有,原来看过。
  温体仁骂:王永光和章允儒是同伙,结党营私!
  章允儒回骂:当年魏忠贤在位时,驱除忠良,也说结党营私!
  崇祯大骂:胡说!殿前说话,竟敢如此胡扯!抓起来!
  这句话的对象,是章允儒。
  章允儒被抓走后,辩论继续。
  温体仁发言:推举钱谦益,是结党营私!
  吏部尚书王永光发言:推举内阁人选,出于公心,没有结党。
  内阁大臣钱龙锡发言:没有结党。
  内阁大臣李标发言:没有结党。
  崇祯总结陈词:推举这样的人(指钱谦益),还说出于公心!
  二次休会再次开场,钱龙锡发言:钱谦益应离职,听候处理。
  崇祯发言:我让你们推举人才,竟然推举这样的恶人,今后不如不推。
  温体仁发言:满朝都是钱谦益的人,我很孤立,恨我的人很多,希望皇上让我告老还乡。
  崇祯发言:你为国效力,不用走。
  辩论结束,反方,温体仁获胜,逆转,就此完成。
  史料记载大致如此,看似平淡,实则暗藏玄机。
  这是一个圈套,是温体仁设计的完美圈套。
  这个圈套分三个阶段,共三招。
  第一招,开始辩论时,无论对方说什么,咬定,没有结案。
  这个举动毫不明智,许多人被激怒,出来跟他对骂指责他然而这正是温体仁的目的。
  很快,奇迹就发生了,章允儒被抓走,崇祯的天平向温体仁倾斜。
  接下来,温体仁开始实施第二步——挑衅。
  他直接攻击内阁,攻击所有大臣,说他们结党营私。
  于是大家都怒了,纷纷出场,驳斥温体仁。
  这也是温体仁的目的。
  至此,崇祯认定,钱谦益与作弊案有关,应予罢免。
  第三阶段开始,内阁的诸位大人终于意识到,今天输定了,所以主动提出,让钱谦益走人,温体仁同志随即使出最后一招——辞职。
  当然,他是不会辞职的,但走到这一步,摆摆姿态还是需要的。
  三招用完,大功告成。
  温体仁没有魔法,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奇迹,他之所以肯定他必定能胜,是因为他知道一个秘密,崇祯心底的秘密。
  这个秘密的名字,叫做结党。
  温体仁老谋深算,他知道,即使朝廷里的所有人,都跟他对立,只要皇帝支持,就必胜无疑,而皇帝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结党。
  崇祯登基以来,干掉了阉党,扶植了东林党,却没能消停,朝廷党争不断,干什么什么都不成,所以最恨结党。
  换句话说,钱谦益有无作弊,并不重要,只要把他打成结党,就必定完蛋。
  事实上,钱谦益确实是东林党的领袖,所以在辩论时,务必不断挑事,耍流氓,吸引更多的人来骂自己,都无所谓。
  因为最后的决断者,只有一个。
  当崇祯看到这一切时,他必定会认为,钱谦益的势力太大,结党营私,绝不可留。
  这就是温体仁的诡计,事实证明,他成功了。
  通过这个圈套,他骗过了崇祯,除掉了钱谦益,所有的人都被他蒙在鼓里,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这场辩论的背后,真正的胜利者,是另一个人——崇祯。
  其实温体仁的计谋,崇祯未必不知道,但他之所以如此配合,是因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时的朝廷,东林党实力很强,从内阁到言官,都是东林党,虽说就工作业绩而言,比阉党要强得多,但归根结底,也是个威胁,如此下去再不管,就管不住了。
  现在既然温体仁跳出来,主动背上黑锅,索性就用他一把,敲打一下,提提醒,换几个人,阿猫阿狗都行,只要不是东林党,让你们明白,都是给老子打工的,老实干活! 当然明白人也不是没有,比如黄宗羲,就是这么想的,还写进了书里。
  但搞倒了钱谦益,对温体仁而言,是纯粹的损人不利已,因为他老兄太过讨嫌,没人推举他,闹腾了半天,还是消停了。
  消停了一年,机会来了,机会的名字,叫袁崇焕。
  画了一个圈,终于回到了原点。
  之后的事,之前都讲了,袁督师很不幸,指挥出了点问题,本来没事,偏偏和钱龙锡拉上关系,就这么七搞八搞,自己进去了,钱龙锡也下了水。
  在很多人眼里,崇祯初年是很乱的,钱谦益、袁崇焕、钱龙锡、作弊、通敌、下课。
  现在你应该明白,其实一点不乱,事实的真相就是这么简单,只有两个字——利益,周延儒的利益,温体仁的利益,以及崇祯的利益。
  钱谦益、袁崇焕、还有钱龙锡,都是利益的牺牲品。
  而这个推论,有一个最好的例证,袁崇焕被杀掉后,钱龙锡按规定,也该干掉,死刑批了,连刑场都备好,家人都准备收尸了,崇祯突然下令:不杀了。
  关于这件事,许多史书上都说,崇祯皇帝突然觉悟。
  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确实应该去觉悟一下,其实意思很明白,教训教训你,跟你开个玩笑,临上刑场再拉下来,很有教育意义。
  周延儒和温体仁终究还是成功了,崇祯三年(1630)二月,周延儒顺利入阁,几个月后,温体仁入阁。
  温体仁入阁,是周延儒推荐的,因为崇祯最喜欢的,就是周延儒,但周兄还是很讲义气,毕竟当年全靠温兄在前面踩雷,差点被口水淹死,才有了今天的局面,拉兄弟一把,是应该的。
  其实就能力而言,周延儒和温体仁都是能人,如果就这么干下去,也是不错的,毕竟他们都是恶人,且手下并非善茬,换个人,估计压不住阵。
  但所谓患难兄弟,基本都有规律,拉兄弟一把后,就该踹兄弟一脚了。
  最先开踹的,是温体仁。
  钱龙锡被皇帝赦免后,第一个上门问候的,不是东林党,而是周延儒。
  周兄此来的目的,是邀功,什么皇上原本很生气,很愤怒,很想干掉你,但是关键时刻,我挺身而出,在皇帝面前帮你说了很多好话,你才终于脱险云云。
  这种先挖坑,再拉人,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行为,虽很无聊,却很有效,钱龙锡很感动,千恩万谢。
  周延儒走了,第二个上门问候的来了,温体仁。
  温体仁的目的,大致也是邀功,然而意外发生了。
  因为钱龙锡同志刚从鬼门关回来,且经周延儒忽悠,异常激动,温兄还没开口,钱龙锡就如同连珠炮般,把监狱风云,脱离苦海等前因后果全盘托出。
  特别讲到皇帝愤怒,周延儒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时,钱龙锡同志极为感激,眼泪哗哗地流着。
  温体仁安静地听完,说了句话。
  这句话彻底止住了钱龙锡的眼泪:
  “据我所知,其实皇上不怎么气愤。”
  啥?不气愤?不气愤你邀什么功?混蛋!
  所以钱龙锡气愤了。类似这种事情,自然有人去传,周延儒知道后,也很气愤——我拉你,你踹我?
  温体仁这个人,史书上的评价,大都是八个字:表面温和,深不可测。
  其实他跟周延儒的区别不大,只有一点:如果周延儒是坏人,他是更坏的坏人。
  对他而言,敌人的名字是经常换的,之前是钱谦益,之后是周延儒。
  所以在搞倒周延儒这件事上,他是个很坚定,很有毅力的人。
  不久之后,他就等到了机会,因为周延儒犯了一个与钱谦益同样的错误——作弊。
  崇祯四年,周延儒担任主考官,有一个考生跟他家有关系,就找到他,想走走后门,周考官很大方,给了个第一名。
  应该说,对此类案件,崇祯一向是相当痛恨的,更巧的是,这事温体仁知道了,找了个人写黑材料,准备下点猛药,让周延儒下课。
  不幸的是,周延儒比钱谦益狡猾得多,听到风声,不慌不忙地做了一件事,把问题搞定了,充分反映了他的厚黑学水平。
  他把这位考生的卷子,交给了崇祯。
  应该说,这位作弊的同学还是有点水平的,崇祯看后,十分高兴,连连说好,周延儒趁机添把火,说打算把这份卷子评为第一,皇帝认为没有问题,就批了。
  皇帝都过了,再找麻烦,就是找抽了,所以这事也就过了。
  但温体仁这关,终究是过不去的。
  崇祯年间的十七年里,一共用了五十个内阁大臣,特别是内阁首辅,基本只能干几个月,任期超过两年的,只有两个人。
  第二名,周延儒,任期三年。
  第一名,温体仁,任期八年。
  温首辅能混这么久,只靠两个字,特别。
  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折腾。
  在此后的一年里,温体仁无怨无悔、锲而不舍地折腾着,他不断地找人黑周延儒,但皇帝实在很喜欢周首辅,虽屡败屡战,却屡战屡败,直到一年后,他知道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最终搞定了千言万语都搞不定的周延儒。
  全文如下:
  “余有回天之力,今上是羲皇上人。”
  前半句很好懂,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
  后半句很不好懂,却很要命。
  今上,是指崇祯,所谓羲皇上人,具体是谁很难讲,反正是原始社会的某位皇帝,属于七十二帝之一,就不扯了,而他的主要特点,是不管事。
  翻译过来,意思是,我的能量很大,皇上不管事。
  这句话是周延儒说的,是跟别人聊天时说的,说时旁边还有人。
  温体仁把这件事翻了出来,并找到了证人。
  啥也别说了,下课吧。 周延儒终于走了,十年后,他还会再回来,不过,这未必是件好事。
  朝廷就此进入温体仁时代。
  按照传统观点,这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在无能的温体仁的带领下,明朝终于走向了不归路。
  我的观点不太传统,因为我看到的史料告诉我,这并非事实。
  温体仁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只有一个原因——他能够当八年的内阁首辅。
  作为内阁首辅,温体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他很精明强干,据说一件事情报上来,别人还在琢磨,他就想明白了,而且能很快做出反应,其次,他熟悉政务,而且效率极高,还善于整人(所以善于管人)。
  最后,他不是个好人。当然,对朝廷官员而言,这一点在某些时候,绝对不是缺点。
  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位温体仁还是个清官,不折不扣的清官,做了八年首辅,家里还穷得叮当响,从来不受贿,不贪污。
  相对而言,流芳千古的钱谦益先生,就有点区别了,除了家产外,也很能挣钱(怎么来的就别说了),经常出没红灯区,六十多岁了,还娶了柳如是,明朝亡时,说要跳河殉国,脚趾头都还没下去,就缩了回来,说水冷,不跳了,就投降了清朝,清朝官员前来拜访,看过他家后,发出了同样的感叹:你家真有钱。
  温体仁未必是奸臣,钱谦益未必是好人,不需要惊讶,历史往往跟你所想的并不一样。英雄可以写成懦夫,能臣可以写成奸臣,史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写。
  温体仁的上任,对崇祯而言,不算是件坏事,就人品而言,他确实很卑劣,很无耻,且工于心计,城府极深,但要镇住朝廷那帮大臣,也只能靠他了。
  应该说,崇祯是有点想法的,毕竟他手中的,不是烂摊子,而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摊子,边关战乱,民不聊生,政治腐败,朝廷混乱,如此下去,只能收摊。
  崇祯同志一直很担心,如果在他手里收摊,将来下去了,没脸见当年摆摊的朱重八(后来他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办到了)。
  所以执政以来,他干了几件事,希望力挽狂澜。
  第一件事,就是肃贪。
  到崇祯时期,官员已经相当腐败,收钱办事,就算是好人了。对此,崇祯非常不满,决心肃贪。
  问题在于,明朝官场,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越来越光,越来越滑,潜规则、明规则,基本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大家都在里边混,就谈不上什么贪不贪了,所谓天下皆贪,即是天下无贪。
  当然,偶尔也有个把人,是要突破规则,冒冒头的。
  比如户部给事中韩一良,就是典型代表。
  当崇祯下令整顿吏治时,他慷慨上书,直言污秽,而且还说得很详细,什么考试作弊内幕,买官卖官内幕,提成、陋规等等,为到达警醒世人的目的,他还坦白,自己身为言官,几个月之内,已经推掉了几百两银子的红包。
  崇祯感动了,这都什么年月了,还有这样的人啊,感动之余,他决定在平台召开会议,召见韩一良及朝廷百官,并当众嘉奖提升。
  皇帝很激动,后果很严重。
  因为韩一良同志本非好鸟,也没有与贪污犯罪死磕到底的决心,只是打算骂几句出出气,没想到皇帝大人反应如此强烈,无奈,事都干了,只能硬着头皮去。
  在平台,崇祯让人读了韩一良的奏疏,并交给百官传阅,大为赞赏,并叫出韩一良,提升他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原本只是七品,一转眼,就成了四品。
  我研读历史,曾总结出一条恒久不变的规律——世上的事,从没有白给的。
  韩一良同志还没高兴完,就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此文甚好,希望科臣(指韩一良)能指出几个贪污的人,由皇帝惩处,以示惩戒。”
  说话的人,是吏部尚书王永光。
  王永光很不爽,自打听到这封奏疏,他就不爽了,因为他是吏部尚书,管理人事,说朝廷贪污成风,也就是说他管得不好,所以他决定教训韩一良同志。
  这下韩御史抓瞎了,因为他没法开口。
  自古以来,所谓集体负责,就是不负责,所以批评集体,就是不批评。韩御史本意,也就是批评集体,反正没有具体对象,没人冒头反驳,可以过过嘴瘾。
  现在一定要你说出来,是谁贪污,是谁受贿,就不好玩了。
  但崇祯似乎很有兴趣,当即把韩一良叫了出来,让他指名道姓。
  韩一良想了半天,说,现在不能讲。
  崇祯说,现在讲。
  韩一良说,我写这封奏疏,都是泛指,不知道名字。
  崇祯怒了:你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竟然能写这封奏疏,胡扯!五天之内,把名字报来! 事儿大了,照这么搞,别说升官,能保住官就不错,韩一良回去了,在家抓狂了五天,憋得脸通红,终于憋出了一份奏疏。很明显,韩一良是下了功夫的,因为在这份奏疏里,他依然没有说出名字,却列出了几种人的贪污行径,并希望有关部门严查。当然,他也知道,这样是不过了关的,就列出了几个人——已经被处理过的人。
  反正处理过了,骂绝祖宗十八代,也不要紧。
  这封极为滑头的奏疏送上去后,崇祯没说什么,只是下令在平台召集群臣,再次开会。
  刚开始的时候,气氛是很和谐的,崇祯同志对韩一良说,你文章里提到的那几个人,都已经处理了,就不必再提了。
  然后,他又很和气地提到韩一良的奏疏,比如他曾经拒绝红包,达几百两之多的优秀事迹。
  戏演完了,说正事:
  “是谁送钱给你的!说!”
  韩一良同志懵了,但优秀的自律精神鼓舞了他,秉承着打死也不说的思想,到底也没说。
  崇祯也很干脆,既然你不说,就不要干了,走人吧。
  韩一良同志的升官事迹就此结束,御史没捞到,给事中丢了,回家。
  然而最伤心的,并不是他,是崇祯。
  他不知道,自己如此坦白,如此真诚,如此想干点事,怎么连句实话都换不到呢?
  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但要说他啥事都没干成,也不对,事实上,崇祯二年(1629),他就干过一件大事,且相当成功。
  这年四月,刑部给事中刘懋上疏,请求清理驿站。
  所谓驿站,就是招待所,著名的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王守仁先生,就曾经当过招待所的所长。
  当然,王守仁同志干过的职务很多,这是最差的一个。因为在明代,驿站所长虽说是公务员,论级别,还不到九品,算是不入流,还要负责接待沿途官员,可谓人见人欺。
  所以一直以来,驿站都没人管。
  但到崇祯这段,驿站不管都不行了。
  因为明代规定,驿站接待中央各级官员,由地方代管。
  这句话不好理解,说白了,就是驿站管各级官员吃喝拉撒睡,但费用自负。
  因为明代地方政府,并没有办公经费,必须自行解决,所以驿站看起来,级别不高,也没人管。
  但驿站还是有油水的,因为毕竟是官方招待所,上面来个人没法接待,追究到底,还是地方官吃亏,所以每年地方花在驿站上的钱,数额也很多。
  而且驿站还有个优势,不但有钱,且有政策——摊派。
  只要有接待任务,就有名目,就能逼老百姓,上面来个人,招待所所长自然不会自己出钱请人吃饭,就找老百姓摊,你家有钱,就出钱,没钱?无所谓,你们要相信,只要是人,就有用处,什么挑夫、轿夫,都可以干。
  其实根据规定,过往官员,如要使用驿站,必须是公务,且出示堪合(介绍信),否则,不得随便使用。
  也就是说说。
  到崇祯年间,驿站基本上就成了车站,按说堪合用完了,就要上交,但这事也没人管,所以许多人用了,都自己收起来,时不时出去旅游,都用一用,更缺德的,还把这玩意当礼物,送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捞点实惠。鉴于驿站好处如此之多,所以但凡过路官员,无论何等妖魔鬼怪,都是能住就住,不住也宰点钱,既不住也不宰的,至少也得找几个人抬轿子,顺便送一程。
  比如我国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云游各地(驿站),拿着堪合四处转悠,绝对没少用。
  刘懋建议,整顿驿站,不但可以节省成本,还能减轻地方负担。
  但问题是,怎么整顿。
  刘懋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字——裁。
  裁减驿站,开除富余人员,减开支,严管介绍信,非紧急不得使用。
  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执行这项措施,朝廷一年能省几十万两白银,且地方负担能大大减轻。
  崇祯很高兴,同意了,并且雷厉风行地执行了。
  一年之后,上报执行成果,裁减驿站二百余处,全国各省累计减少经费八十万两,成绩显著。
  不久之后,刘懋就滚蛋了。
  这世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
  刘懋同志干这件事,基本是“损人不利己”,国家没有好处,地方经费节省了,也省不到老百姓头上,地方吃驿站的那帮人又吃了亏,要跟他拼命,闹来闹去折腾一年,啥都没有,只能走人。
  崇祯同志很扫兴,好不容易干了件事,又干成这幅熊样,好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反正驿站有没有无所谓,就这么着吧。
  事实上,如果他知道刘懋改革的另一个后果,估计就不会让他走了,他会把刘懋留下来,然后,砍成两截。
  因为汇报裁减业绩的人,少报了一件事:之所以减掉了八十余万两白银的经费,是因为裁掉驿站的同时,还裁掉了上万名驿卒。
  崇祯二年(1629),按照规定,银川驿站被撤销,驿卒们统统走人。
  一个驿卒无奈地离开了,这里已无容身之所,为了养活自己,他决定,去另找一份工作,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
  这个驿卒的名字,叫做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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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1-7 20:04:08 | 只看该作者
第十一章 投降?
换句话说,崇祯上台以后,是很想干事的,但有的事,干了也白干,有的事,干了不如不干,朝廷就是这么个朝廷,大臣就是这帮大臣,没法干。
  所以他很失落,很伤心,但更伤心的事,还在后头。
  因为上面这些事,最多是不能干,但下面的事情,是不能不干。
  崇祯四年(1631),辽东总兵祖大寿急报:被围。
  他被围的地方,叫做大凌河。
  一年前,孙承宗接替了袁崇焕的位置,成为蓟辽总督。
  虽然老头已经七十多了,但实在肯靠谱,上任不久,就再次巡视辽东,转了一圈,回来给崇祯打了个报告。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关锦防线非常稳固,但锦州深入敌前,孤城难守,建议在锦州附近的大凌河筑城,扩大地盘,稳固锦州。
  这个报告体现了孙承宗同志卓越的战略思想。七年前,他稳固山海关,恢复了宁远,稳固宁远,恢复了锦州,现在,他稳固锦州,是打算恢复广宁,照这么个搞法,估计是想稳固沈阳,恢复赫图阿拉,把皇太极赶进河里。
  想法好,做得也很好,被派去砌城的,是总兵祖大寿、副总兵何可纲。
  在袁崇焕死前,曾向朝廷举荐过三个人,分别是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
  他在举荐三人时,曾说过:
  “臣选此三人,愿与此三人共始终,若到期无果,愿杀此三人,然后自动请死。”
  袁崇焕的意思是,我选了这几个人,工作任务要是完不成,我就先自相残杀,然后自杀。
  这句话比较准,却也不太准。
  因为袁崇焕还没死,赵率教就先死了。袁崇焕死的时候,祖大寿也没死,逃了。
  现在,只剩下了祖大寿和何可纲,他们不会自杀,却将兑现这个诺言的最后一部分——自相残杀。
  投降带了一万多人,祖大寿跟何可纲去砌砖头了,砌到一半,皇太极来了。
  皇太极之所以来,也是不能不来,因为当他发现明军在大凌河筑城时,就明白,孙老头又使坏了。
  如果让明军在大凌河站住脚,锦州稳固,照孙承宗的风格,接下来必定是蚕食,慢慢地磨,今天占你十亩地,站住了,明天再来,还是十亩,玩死你。
  所以,他亲率大军,前往大凌河,准备拆迁。
  但祖大寿辛苦半年多,自然不让拆,早早收工,把人都撤了回来,准备当钉子户。
  然而,当皇太极气喘吁吁地赶到大凌河城下时,却又不动手了。
  他只是远远地扎营,然后在城下开始挖沟。
  皇太极很卖力,在城下呆了一个多月,也不开打,只是围城挖沟,挖沟围城,经过不懈努力,竟然沿着大凌河城挖了个圈,此外,他还很有诚意地找来木头,围城修了一圈栅栏。
  如此用功,只因害怕。
  鉴于此前他在宁远、锦州吃过大亏,看见城头的大炮就哆嗦,所以决定,不攻城,只围城,等围得差不多了,再攻。
  对于这一举动,祖大寿嗤之以鼻,并不害怕,事实上,得知围城后,他还派人在城头喊话:
  “我军粮草充足,足以支撑两年,你奈我何?”
  皇太极听到了,并不生气,想了个很绝的回答,又派了个人去回话:
  “那就困你三年!”
  所谓粮食支撑两年,自然是吹牛的,几天倒还成,而且祖大寿当时手下的部队,有一万多人,虽然皇太极的兵力是两万多,但以他的水平,守半个月没问题。
  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个指望——援军。
  大凌河被围的消息传来后,孙承宗立刻开始组织援军,先派了几拨小部队,由吴襄带头,往大凌河奔,据说后来的著名人物吴三桂也在部队里。
  可惜,这支部队刚到松山,就被打回去了。
  皇太极早有准备,因为他的部队,攻城不在行,打野战没问题,反正这破楼拆定了,来几拨打几拨!
  孙承宗也很硬,这城楼修定了,就是用人挤,也要挤进去!
  崇祯四年(1631),最大规模的援军出发了。
  这支援军由大将张春率领,共四万余人,奔袭大凌河,列阵迎敌。
  大客户上门,皇太极自然亲自迎接,到阵前一看,傻眼了。
  统帅张春是个不怎么出名,却有点水平的人,他千里迢迢赶到大凌河,却摆出防守的阵势,收缩兵力,广建营寨,然后架起大炮,等皇太极来打。
  因为就双方军事实力而言,跟皇太极玩骑兵对砍,基本等于自杀。
  摆好阵势,准备大炮,还能打几天。
  这是个极为英明的抉择,可惜,还不够。
  战斗开始,皇太极派出精锐骑兵,以左右对进战术,攻击张春军两翼。
  但张春同志很有水平,阵势摆的很好,大炮打得很准,几轮下来,后金军队损失惨重。
  在战场上,英明是不够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实力。
  进攻失败后,皇太极拿出了他的实力——大炮。
  由于之前被大炮打得太惨,皇太极决定,开发新技术,造大炮。
  经过刻苦偷学,后金军造出了自己的大炮,共三十门,虽说质量如何不能保证,至少能响。
  所以当巨大的轰鸣声从后金军队中传出时,张春竟然产生错觉,认为是自己的大炮炸膛,还派人去查,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敌人已经马刀换炮了。
  但张春认定,无论如何,都要顶住,他亲自上阵督战,希望稳住阵脚。
  这个愿望落空了。
  为保证此战必胜,张春来的时候,还带上了一员猛将——吴襄。
  按原先的想法,吴将军是本地人,跟皇太极也打了不少仗,熟悉情况。
  应该说,这个说法是很对的,吴襄到底了解情况,一看仗打成这样,立马就跑了。
  这种搞法极其恶心,并直接导致了张春的溃败。
  明朝四万援军就此覆灭,而城内的祖大寿,基本可以绝望了。
  但绝望的祖大寿不打算放弃,他决定突围。
  突围的地点,选在南城,据他观察,南城敌人最为薄弱。
  按祖大寿的想法,能突出去最好,突不出去就回来,也就是试试。
  但他万没想到,这一试,竟然解决了一个贝勒。
  几天后,祖大寿发动突围,与后金军发生激战。
  围困南城的,是皇太极的哥哥莽古尔泰,此人属于大脑很稀缺,四肢很发达类型,故被称为后金第一猛将(粗人代名词),但这次,他遇上了更猛的祖大寿。
  战斗非常激烈,祖大寿不愧为名将,带着城里的兵(并非关宁军)
  往死里冲,重创城南军队。
  莽古尔泰感觉不对,便向皇太极请求援兵,但出乎意料的是,援兵竟然迟迟不到,莽古尔泰只能亲自督阵,用上所部全部兵力,才挡住了祖大寿的突围,损失极为惨重。
  莽古尔泰在四大贝勒里,排行第三(皇太极第四),被弟弟忽悠了,实在是气不过,所以他立即找到皇太极,说自己损失过重,要求换防。
  但皇太极压根不搭理他,莽古尔泰气不过,就把刀抽了出来,要砍皇太极,幸好被人拦住,才没出事。
  搞笑的是,莽古尔泰同志回去后,居然怂了,且越想越怕,连夜都跑到皇太极那里承认错误。
  皇太极倒也干脆,直接绑了关进牢房,不久后莽古尔泰就死了,死因不明。
  这已经不是皇太极第一次耍诈了,他老人家虽然靠兄弟上台,却很信不过兄弟,按照他的想法,四大贝勒是没有必要的,只要一个就够了。
  为达到这一目的,每到打硬仗时,他都故意安排兄弟上阵,所谓“打死敌人除外患,打死自己除内乱”。
  比如崇祯三年,他听说孙承宗出兵关内四城,明知敌人很猛,就派二贝勒阿敏出征,被打了个稀里哗啦回来,趁机撤了兄弟的职。
  这次也差不多,如此说来,他大概还差祖大寿个人情。
  但祖大寿的情况并未改变,他依然出不去,援军依然没法来,他依然不投降。
  皇太极想招降祖大寿,很想,所以他费劲心机,先是往城里射箭,夹带信件,可是祖大寿的习惯很不好,总不回。
  打了个把月,回信了。
  这也是迫不得已,当初被围的时候,实在太过突然,按照明朝规定,军事部队执行任务时,身边只带三天干粮,现在都三十天了,吃什么?
  吃人。
  大凌河城里,除了一万多军队外,还有两万多民工,几千匹马。
  还好,没有粮食,吃马也能活,过了几十天,马吃完了。
  没办法,只能吃人了。
  当兵的开始吃民工,而且很有组织性,今天吃几个,就杀几个,挑好人,组织起来杀掉,分吃。
  杀掉的人除了肉吃完外,连骨头都没剩,收起来当柴禾烧,用人骨烤人肉,真正是物尽其用。
  就是这样,也没有投降。
  但祖大寿已经到极限了,这样下去,没被后金军打死,也被城里的兵给吃了。所以他开始跟皇太极联系。
  联系的话题很简单,两个字——投降。
  皇太极知道城里很困难,很缺粮食,但他并不知道,祖大寿很坚韧。
  祖大寿根本不想投降,他只是拖延时间,等待援军,但时间越来越长,援军却越来越少,于是,经过审慎地思考,祖大寿做出了一个抉择,脱离苦海的抉择。
  他与皇太极的使者进行了会谈,表示愿意投降。
  崇祯四年(1631),祖大寿召集众将,宣布决定,投降。
  所有的人都赞成,只有一个人反对——何可纲。
  袁崇焕没有看错人,何可纲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他严辞拒绝了祖大寿的提议,即使饿死,绝不投降!
  袁崇焕也没有说错,他的魔咒最终应验了。
  大家都投降,你不投降,就只有杀了你了。
  祖大寿用行动,完成了袁崇焕诺言的最后部分:自相残杀。
  他命令将拒不投降的何可纲推出城外,斩首示众。
  何可纲死前,并不惊慌,也不愤怒,只有鄙视,对叛徒祖大寿的鄙视。或许在他看来,这是最后的解脱,他终究没有辜负袁崇焕的期望。
  但他并不知道,坚持到底的人,并不只他一个,坚持的方式,除死外,还有其它方式,比死更痛苦的方式。 杀死何可纲后,祖大寿出城投降。
  对于祖大寿同志,皇太极显示了最高程度的敬意,比对兄弟还客气,带着所有高级官员出营迎接,连跪拜礼都免了,拉进大营后,管吃管喝,吃完喝完又送土特产,安排休息。
  祖大寿很感动,随即提出,希望为后金立功,并拟出了一个方案:
  锦州的守将,都是自己的手下,虽然现在有巡抚丘禾嘉坐镇,但只要能潜入城内,召集部下,就能杀掉丘禾嘉,攻陷锦州。
  皇太极同意了他的方案,给祖大寿凑了几百人,假装大凌河逃兵,护送他进入锦州,并派出多尔衮率领军队,隐藏在锦州附近,等待祖大寿的信号。
  信号是炮声,按照约定,祖大寿如顺利入城,应于十一月二日放炮,第二天动手,杀掉丘禾嘉,如一切顺利,就鸣炮通知城外后金军,里应外合,攻克锦州。
  两天后,在皇太极的注视下,祖大寿率领随从,出发前往锦州。
  事情非常顺利,十一月一日,在后金军的暗中护送下,祖大寿顺利入城。
  从某个角度看,皇太极是个生意人。
  其实他并不相信祖大寿,所以劝降又放走,还客客气气地请客送礼,只是希望得到更大的回报。
  十一月二日,当他听到锦州城内传来炮声时,他终于放心了,祖大寿传出入城信号,这次生意不会亏本了。
  但是第二天,他没有听到炮声,很明显,祖大寿还没有动手。
  第三天,也没有炮声。
  就在他极度怀疑之刻,却收到了祖大寿的密信。
  这封信是祖大寿从城中送出的,大致内容是说,由于出发仓促,且锦州军队很多,身边的人又少,暂时无法动手,过两天再说。
  既然如此,就多等两天。
  两天,没信。
  又两天,还没信。
  到第三个两天,终于有信了。
  皇太极又收到了祖大寿的信,写得相当客气,首先感谢皇太极同志的耐心等待,然后诉苦,说锦州城内防布森严,难以动手,希望皇太极继续等着,估计到来年,就能办这事了。
  被人涮了。
  其实从开始,祖大寿就没打算投降,堂堂大明总兵,怎么能投降呢?
  但不投降就出不去,所以他决定,投个降,先出去。
  但是何可纲反对。
  此时,祖大寿有两种选择,第一,当着大家告诉何可纲,我们不是投降,是忽悠皇太极的,等出去后,我们就找个机会跑路,回家洗了睡。
  但这么干,难保不被人举报,保密起见最好别讲。且何可纲本是个二杆子,要死就死,投降就投降,投什么假降?
  第二;杀了他。
  只能这样。
  于是何可纲死去了,祖大寿活下来,为了同一个目标。
  事实上,祖大寿回到锦州后,啥都没干,就说自己跑回来了,继续一心一意地镇守锦州,坚决打击皇太极。
  但刚涮完人家,就不认账,实在太过缺德,所以他在十一月二日的时候,还是按约定放了几炮,就当是给皇太极同志留个纪念,说声拜拜。
  至于送信解释情况,说自己暂时无法下手,倒也并非客气,实在是没办法,因为他的许多部下和亲属,还在皇太极那边,自己跑了,还不客气客气,就扯淡了。所以这几封信的意思也很明确,就是说我虽然骗了你,但你也消消气,别把事情做绝,将来没准还能合作。
  当然,关于这件事,也有争议说祖大寿同志不是诈降,是真降,只不过回锦州后人手不足没法下手,所以才没干。
  这种说法是不太靠谱的,因为很快,他就接受了锦州防务,镇守锦州,要多少人手有多少人手,也没干。
  袁崇焕终究没有看错人。
  但这件事情最奇特的地方,既不是祖大寿忽悠,也不是皇太极被忽悠,而是崇祯。
  锦州守将,巡抚丘禾嘉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虽然祖大寿没说实话,但他已多方查证,确认了祖大寿的投降,并且写成了报告,上报崇祯。
  奇怪的是,报告送上去了,崇祯也看了,却没有任何反应,压根就没理这事,依然委任祖大寿镇守锦州。
  在这世上混,大家都不容易,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吧。
  最倒霉的反倒是孙承宗,他开始砌墙的时候,很多人就不服气,现在墙没砌好,就给人拆了,还收拾了施工队,于是又是一片口水铺天盖地而来,孙承宗比较识趣,一个月后就辞职走人了。
  历经三朝风云,关宁防线的构架者,袁崇焕、祖大寿的提拔者,忠诚的爱国者,力挽狂澜的伟大战略家孙承宗,结束了。
  但这并不是他的终点,七年之后,他将在另一个舞台上,演出他人生最辉煌的一刻,以最壮烈的方式。
  意外的意外大凌河失陷了,皇太极走了,孙承宗也走了,这就是崇祯四年大凌河之战的结果。
  但还有一个结果,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也没有料到的。
  而这个结果的出现,和袁崇焕同志有莫大的关系。
  袁崇焕杀掉毛文龙后,皮岛的局势很稳定,过了一年,就开始闹事。
  闹事的根本原因,还是毛文龙,因为这位兄弟太有才能,以致于他在岛上的时候,大肆招兵,不但招汉人,还招满人。
  毕竟不管汉人满人,都认钱,而且满人作战勇猛,更好用,加上毛文龙会忽悠,越招越多,许多关外的人还专程坐船来参军,到最后竟然有上千人。
  但毛文龙死后,继任的人能力差点,没法控制局面,就兵变了,先是士兵互砍,然后是将领互砍,最后总兵黄龙专程带兵上岛,才算把事镇住。
  但这件事一闹,许多人都不想在岛上呆了,其中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孔有德和耿仲明。
  但到底去哪里,还是个问题,这二位仁兄都是山东人,原先还是矿工,出来闯关东,现在闯不下去,一合计,还是回老家。
  当然,回去挖矿是不能的,既然是兵油子,还是当兵合算,找来找去,听说登莱巡抚孙元化那里缺人,就去了。
  孙元化,明代伟大的科学家,徐光启的学友,特长是炸药学、弹道学,简而言之,是搞大炮的。
  据说这人不但精通物理、化学,还懂葡萄牙语,当年还上过葡萄牙火炮培训班,属于放炮专家。
  当时他正跟葡萄牙人搞科学试验(造大炮),手下缺人,孔有德带人跑过来,十分之高兴,当即就把人给收编了。
  其实孙先生虽说致力于科学研究,也曾打过仗,之前还曾当过宁远副使,给袁崇焕答打过工,也见过世面。
  可惜,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
  他并不知道,所谓孔有德、耿仲明,属于有奶便是娘型,是典型的兵油子,给钱就开工,不给钱就打老板,招这么俩员工,只好认倒霉。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这两位矿工兄弟还是很听话的,也服管,估计换了老板,也想好好干两天。
  然而意外发生了。
  祖大寿在大凌河筑城,被人围攻,朝廷四处调援兵,孙元化归孙承宗管,孙承宗找他要兵,他就把孔有德派去了。
  孔有德很听命,立马就出发,前去拯救祖大寿。
  走到半路,意外的意外发生了。
  因为此时已经是十月份(阴历),天开始下雪,孔有德估计是走得急了点,不知是粮食没带够,还是当兵的想开小灶,反正是几个人私自到老百姓家打猎,把人家里的鸡给吃了。
  吃完了,被人发现了。
  吃了就吃了吧,并非什么大事,大不了赔几只。
  可问题是,当地的老百姓比较彪悍,且没说赔鸡,把人抓住以后,先修理了一顿,打得很惨。
  消息传上去,当即炸锅,孔有德怒了,这还了得,后金军老子都没怕过,怕老百姓?二话不说,索性抢你娘的。
  问题是,抢完了怎么办,毕竟大明是法制社会,犯了法,是要杀头的,所以孔有德破罐子破摔,反了。
  孔有德同志原本是挖矿的,也没什么政治目标,更不打算替天行道,但既然反了,替天抢一把还是要的。
  他带领部队,开始沿路抢劫。
  此时,得到消息的孙元化急得不行,连忙找来山东巡抚余大成商量对策,谈来谈去,谈出一个结果——招安。
  想出这么个招,原因在于他们认定,孔有德的反叛是出于误会,只要把他拉回来,安慰安慰,没准再给几只鸡,就能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如果追究起来,黑锅就背定了,趁着现在事情还不大,瞒报情况拉人回来,还能保住官位,所以不能动武,只能招安。
  事实证明,瞒报注定是要穿帮的。
  孙元化派出使者,找到孔有德,告诉他,赶紧归队投降,否则就什么什么。
  孔有德很害怕,当即表示愿意投降,前往登州接受整编。
  孙元化很满意,坐在城里等着孔有德,几天后,孔有德顺利到达登州,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攻城。
  孙元化同志毕竟是知识分子,他并不知道,像孔有德这种兵油子,本没有道德观念,算是无赖,而能镇得住他的,也只有更无赖的无赖,比如毛文龙。
  而孙专家最多也就是个技术员,对孔有德而言,不欺负是白不欺负。
  还好守军反应快,立即出城迎敌。
  但就战斗力而言,双方差距实在太大,登州城里的部队,平时最多也就打打土匪,跟从皮岛来的孔有德相比,只能算仪仗。
  所以没过多久,部队就被孔有德军击溃,退回城内。
  虽然失利,但大体还算不错,因为登州城有大炮,据城坚守,应该没有问题。
  可惜孙元化同志疏忽了极为重要的一点——他忘记了一个人:耿仲明。
  耿仲明还在城内,作为孔有德的铁杆、老乡、战友兼同事,如果不拉兄弟一把,是不地道的。
  耿仲明很地道,所以他连夜打开了城门,放孔有德进城,登州沦陷了。
  孙元化很有点骨气,听说叛军入城,就准备自杀,但手慢了点,导致自杀未遂,被俘。
  孔有德到底是混社会的,讲点江湖道义,没有杀孙元化,只是把他扣作人质,同时,他又致信山东巡抚余大成,要求和谈。
  好在余大成还比较清醒,知道事情闹大了,当即上报朝廷,登州失陷。
  崇祯大怒,搞这么大的事,现在才来汇报,干什么吃的!
  他马上下令,免去孙元化,余大成的职务,委派谢涟为信任登莱巡抚,接替孙元化,平定叛乱。
  很快,孔有德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他明白,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
  但他对孙元化似乎很有感情,到这份上,都没动他一根指头,竟然给放了。
  但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难得干了件好事,也能把孙专家害死。
  因为这事从头到尾,孙专家的责任太大,所以孙元化千里迢迢投奔朝廷后,就被朝廷逮了,送到京城,审讯完毕,竟然判了死刑,拉出去砍了。现在的孔有德很麻烦,他虽然占据了登州,但也就是个县城,且还在明朝腹地,上天没路,下地没门,渡海没船,基本是歇菜了。
  但非常难得,孔有德同志很乐观,他非但没有走,还干起了大买卖,找来了当年的同事李九成、耿仲明,陈友时,还拉上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禄,并广泛招募各地犯罪分子,扩编军队。
  更搞笑的是,他们还组织政府,开始封官,封到一半,发现没有官印,还专门抓了几个刻印章的,帮他们刻印,很有点过日子的意思。
  当然,他们在百忙之中,没有忘记自己的主业——抢劫,原先只抢个把县,现在牛了,统筹抢劫,分兵几路,从登州开始,沿着山东半岛去抢,搞得民不聊生。
  崇祯决定解决问题。
  但新任巡抚谢涟刚到任,就发现,在围剿孔有德之前,他必须先突围。
  孔有德同志手下这帮兵,打后金军,只能算是凑合,但打关内这帮人,实在是绰绰有余,谢涟到达莱州之后,就被围了。
  但孔有德攻城的水平明显是差点,双方陷入僵持,你进不来,我出不去。
  朝廷倒真急眼了,听说新到的巡抚又被围住,立即增兵,两万多人,直奔莱州。
  孔有德听说朝廷援兵到了,也不含糊,加班加点地攻城,现炒现卖,拉出了登州城里的大炮,猛轰城头,竟然轰死了新到任的山东巡抚(谢涟是登莱巡抚)。
  谢涟虽说打仗没谱,还是比较硬的,死撑,等援兵来。
  他等来的不是援兵,而是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消息。
  围城的孔有德派出了使者,交给他一封信,信中表示,希望谢大人开恩,愿意投降。
  听明白了,不是要谢大人投降,而是要谢大人接受投降。
  这是个比较搞笑的事,深陷重围还没投降,包围的人倒要投降了,鬼才信。
  谢涟信了,因为形势摆在眼前,朝廷援兵即刻就到,孔有德是聪明人,投降是他仅存选择。
  他决定亲自出城,接受投降。
  谢大人到底还是知识分子,他不知道,孔有德同志虽然是个聪明人,却是个聪明的坏人,从他反叛那天起,就没打算回头。
  时候到了,孔有德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亲自在城门迎接。谢巡抚很受感动,带着几个随从出城受降。
  为示庄重,他还去找莱州总兵,让他一起出城。
  总兵不去。
  不但不去,还劝谢巡抚,最好别去。
  跟谢涟不同,这位总兵,是从基层干起来的,比较了解兵油子的特点,认定有诈,坚持不去。
  保住莱州,就此一举。
  接下来的过程很有戏剧性,谢涟出城后,受到了孔有德的热情接待,手下纷纷上前,亲密地围住了谢巡抚,把他直接拉倒了大营。
  一进去,就变脸了。
  孔有德的打算是,先把谢巡抚绑起来,当作人质,然后又把随同的一个知府拉到城下,逼他传话,让里面的人投降。
  这位知府表示配合,到城下,让喊话,就真喊了:
  “我死后,你们要好好守城!(汝等固守)”
  按常规,此时发生的事情,应该是贼兵极其愤怒,残忍地杀害了知府大人。
  但事情并非如此,因为知府大人固然有种,但更有种的,是那位不肯出城的总兵。
  他听说巡抚被人劫了,知府在下面喊话,二话不说,就让人装炮弹,看准敌人密集地区,开炮。
  敌人的密集地,也就是知府大人所在地,几炮打下去,叛军死伤惨重,知府大人也在其中,壮烈捐躯。
  虽然巡抚够傻,好在知府够硬,总兵够狠,莱州终究守住。
  但孔有德还是溜了,赶在援军到来之前。
  这么闹下去,就没完了,崇祯随即下令,出狠招,调兵。
  照目前情况看,要收拾这帮人,随便找人没有效果,要整,就必须恶整。
  所以,他调来了两个猛人。
  第一个,新任山东巡抚朱大典,浙江金华人,文官出身,但此人性格坚毅,饱读兵书,很有军事才能。
  但更猛的,是第二个。
  此时的山东半岛,基本算孔有德主管,巡抚的工作,他基本都干,想怎么来怎么来,看样子是打算定居了。
  而且此时他的手下,已经有四五万人,且很有战斗经验,对付一般部队,绰绰有余。
  所以派来打他的,是特种部队。
  崇祯五年(1632)七月,明军先锋抵达莱州近郊,与孔有德军相遇,大败之。
  孔有德很不服气,决定亲自出马,在沙河附近布下阵势,迎战明军。
  他迎战的,是明军先锋,明军先锋,是关宁铁骑,统领关宁铁骑的,是吴三桂。
  第二人,吴三桂也。
  虽然按年龄推算,此时的吴三桂,还不到二十,但已经很猛,只要开战就往前冲,连他爹都没法管,对付孔有德之流,是比较合适的。
  战斗的进程可以用一个词形容——杀鸡焉用牛刀。
  关宁铁骑的战斗力,已经讲过了,这么多年来,能跟皇太极打几场的,也就这支部队。
  而孔有德的军队,虽然也在辽东转悠,但基本算是游击队,逢年过节跟毛文龙出来打黑枪,实在没法比。
  反映在战斗力上,效果非常明显。
  孔有德的军队一触击溃,被吴三桂赶着跑了几十里,死了近万人,才算成功逃走。
  原本孔有德的战术,是围城打援,围着莱州,援军来一个打一个。
  但这批援军实在太狠,别说打援,城都别围了,立马就撤。
  莱州成功解围,但吴三桂的使命并未结束,他接下来的目标,是登州。
  被彻底打怕的孔有德退回登州,在那里,他纠集了耿仲明、李九成、毛承禄的所有军力,共计三万余人固守城池,他坚信,必定能够守住。
  其实朱大典也这么想,倒不是孔有德那三万人太多,而是因为登州城太厚。
  登州,是明代重要的军事基地,往宁远、锦州送粮食,大都由此地起航,所以防御极其坚固。
  更要命的是,后来孙元化来了,这位兄弟是搞大炮的,所以他修城墙的时候,是按炮弹破坏力来算。
  换句话说,平常的城墙,也就能抗凿子凿,而登州的城墙,是能扛大炮的,抗击打能力很强。
  更麻烦的是,孙巡抚是搞理科的,比较较真,把城墙修得贼厚且不说,还充分利用了地形,把登州城扩建到海边,还专门开了个门,即使在城内支持不住,只要打开此门,就能立刻乘船溜号,万无一失。
  所以朱大典很担心,凭借目前手中的兵力,如果要硬攻,没准一年半载还打不下来。
  按朱大典的想法,这是一场持久战,所以他筹集了三个月的粮食,准备在登州城过年。
  到了登州,就后悔了,不用三个月,三天就行。
  孔有德到底还是文化低,对于登州城的技术含量,完全无知。
  听说明军到来,跟耿仲明一商量,认为如果龟缩城内,太过认怂,索性出城迎战,以示顽抗到底之决心。这个决心,只维持了一天。
  率军出城作战的,是跟孔有德共同叛乱的李九成,他威风凛凛地列队出城,摆好阵势,随即,就被干掉了。
  明军出战的,依然是关宁铁骑,来去如风,管你什么阵势不阵势,就怕你没出来,出来就好办,骑兵反复冲锋,见人就打,叛军四散奔逃,鉴于李九成站在队伍最前面(最威风),所以最快被干掉,没跑掉的全数被歼。
  此时城里的叛军,还有上万人,但孔有德明显对手下缺乏信心,晚上找耿仲明,毛承禄谈话,经过短时间磋商,决定跑路。
  说跑就跑,三个人带着部分手下、家属、沿路抢劫成果,连夜坐船,从海边跑了。
  按孔有德的想法,跑他个冷不防,这里这帮傻人不知道,还能顶会,为自己争取跑路时间。
  然而意外发生了,他过高估计了自己手下的道德水准,毕竟谁都不傻,孔有德刚跑,消息就传了出去,而类似孔有德这类黑社会团伙,只要打掉领头的,剩下的人用扫把都能干掉。
  于是还没等城外明军动手,城里就先乱了,登州城门洞开,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跳海的跳海,朱大典随即率军进城,收复登州。
  事情算是结了,但孔有德这帮人在山东乱搞了半年,不抓回来修理修理太不像话,所以将领们纷纷提议,要率军追击孔有德。
  但朱大典没有同意。
  不同意出兵,是因为不需要出兵。
  逃到海上的孔有德很得意,虽说登州丢了,但半年来东西也没少抢,地主当不成,还能当财主。
  得意到半路,遇上个人,消停了。
  他遇上的这个人,名叫黄龙。
  孔有德跟黄龙算是老熟人,因为黄龙曾经当过皮岛总兵,还管过孔有德。
  孔有德怕的人比较少,而黄龙就属于少数派之一,孔有德之所以投孙元化,就是因为黄龙太厉害,在他手下太难混。
  在最不想见人的地方,最不想见人的时候,遇上了最不想见的人,孔有德很伤心。
  老领导黄龙见到了老部下孔有德,倒也没客气,上去就打,孔先生当即被打懵,部下伤亡过半,连他的亲人都没幸免(他抢劫是带家属的),纷纷堕海而亡。
  但最不幸的还不是他,而是毛承禄。
  这位仁兄先是老爹(毛文龙)被杀,朝廷给了个官,也不好好干,被孔有德拉下水搞叛乱,落到这般地步,而关键时刻,孔有德不负众望,毅然抛弃了这位老上级的公子,把他丢给了黄龙。
  而孔有德和耿仲明不愧干过海盗,虽说打海战差点,但逃命还凑合,拼死杀出血路,保住了性命。
  毛承禄就不行了,被抓住后送到了京城,被人千刀万剐。
  黄龙的战役基本上彻底摧毁了叛军,孔有德和耿仲明逃上岸的时候,已经是光杆司令了。山东叛乱就此结束。
  这次叛乱历时半年,破坏很大,而最关键的是,叛乱造成了两个极为重要的结果——足以影响历史的结果。
  第一个是坏结果:鉴于生意赔得太大,既没钱,也没人了,回本都回不了,孔有德、耿仲明经过短时间思想斗争,决定去当汉奸,投靠皇太极。
  其实这两个人投降,倒也没什么,关键在于他们曾在孙元化手下混过,对火炮技术比较了解,且由于一贯打劫,却在海上被人给劫了,很是气愤,不顾知识产权,无私地把技术转让给了皇太极,从此火炮部队成为了后金的固定组成部分,虽说孔有德、耿仲明文化不高,学得不地道,造出来的大炮准头也差点,但好歹是弄出来了。
  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辛苦折腾半年,弄回来的本钱,连同家属,都被明军赶进海里喂鱼,亏了老本,所以全心全意给后金打工,向明朝复仇。
  一年后,他们找到了复仇的机会。
  除锦州、宁远外,明朝在关外的重要据点,大都是海岛,这些海岛有重兵驻守,时不时出来打个游击,是后金的心腹大患,其中实力最强的守岛人,叫做尚可喜。
  之前我说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是山东老乡,且全都是挖矿的,现在孔有德决定改行挖人,劝降尚可喜。
  一边是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一边是老乡、老同事,尚可喜毫不为难地做出了抉择——当汉奸。
  当英雄很累,当汉奸很轻松。
  第二个是好结果,经过这件事,崇祯清楚地认识到,关内的军队,是很废的,关外的军队,是很强的,所以有什么麻烦事,可以找关外军队解决(比如打农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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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1-9 22:05:25 | 只看该作者
第十二章 纯属偶然
山东的叛乱是个麻烦事,但要看跟谁比,要跟西北比,就不算个事。
  据说朱元璋当年建都的时候,曾经找人算过一卦,大致内容跟现在做生意的差不多,比如这笔生意能做多少年,有什么忌讳等等。
  据说那位算卦的半仙想了很久,说了八个字:
  始于东南,终于西北。
  朱元璋建都南京,就是东南,按照这句话的指示,最后收拾他的人,是从西北过来的。
  这句话看起来很玄,实际上倒未必。这位半仙懂不懂算卦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懂历史的,自古以来,中原政权完蛋,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除外,大多数外来的什么匈奴、蒙古,都在西北一带。
  但就崇祯而言,肯定是不信的,因为对明朝威胁最大的,是后金。
  而后金的位置是东北,就算是被灭了,也是始于东南,终于东北。
  但事实告诉我们,算卦这种事,有时是很准的。
  西北很早就有人闹事了,但原先并不大,最多就是几十个人,抢个商铺,拿几把菜刀,闹完后上山当匪,杀掉的最高官员,也就是个知县,如果混得好,没准将来还能招安,当正规军。
  但到崇祯元年,事情闹大了。
  整个陕西、甘肃一带,民变四起,杀掉知县,只能算起步了,个别地方还干掉了巡抚,而且杀完抢完且不散伙,经常到处流窜,到哪抢哪。
  这种团伙,史书上称之为流贼。
  流贼的特点是,四处跑,抢完就走,打一枪换个地方,组织性不强,昨天抢完,今天就走,可以,昨天被抢,今天加入抢别人,也可以。成员流动性很大,但都有固定领导团队。
  当时的西北,类似这种团队有很多,优秀的团队管理者也很多,但久而久之,问题出现了,由于成员流动性太大,且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团伙成员文化又低,天天跟着混,时间长了,很难分清谁是谁。
  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团队首领们想出了一个绝招——取外号。
  所以在崇祯元年,陕西巡抚呈交皇帝的报告上,有如下称呼:
  飞天虎、飞山虎、混天王、王和尚、黑杀神、大红狼、小红狼、一丈青、上天龙、过天星。
  全是外号。
  取这样的外号,是很符合实际需要的,毕竟团队成员文化比较低,你要取个左将军、右都督之类的称号,他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而且这种外号,大都是神魔鬼怪,叫起来相当威风。
  至于这上面提到的诸位神魔到底是谁,别问我,我也不知道。
  鉴于该行当风险很大,且从业者很多,要是运气不好,刚入行,把外号取好就被干掉,也很正常。而且许多外号由于过于响亮,使用率很高,经常是几个人共用一个外号,要搞清楚谁是谁,实在很难。
  无论叫什么,姓甚名谁,其实都无所谓,说这么多,只是要你知道,当时的西北,已经不可收拾。
  按一般史书的说法,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明朝末年,朝廷腐败,经济萧条,贪官污吏,苛捐杂税数不胜数,民不聊生,于是铤而走险。
  这种说法,就是传说中的套话,虽说不是废话,也差不多。
  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很多人并不知道,明朝末年的民间经济并没有萧条,比如东南沿海,经济真是不要太好,开生意做买卖,相当红火,大家齐心协力,正在搞资本主义萌芽,萧什么条?
  赋税也没多少,以往两百多年,官田的赋税,只有百分之十,民间地主的赋税,最多也就收百分之二十。后来开征三饷也才到百分之四十。当然,个把地主恶霸除外。
  西北之所以涌出这么多英雄好汉,只是因为崇祯运气不好,遇到了一件东西。
  中庸有云: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其实遇到妖孽,倒也没什么,毕竟还有实体,实在不行,找人灭了它。
  崇祯遇上的,叫做灾荒。
  翻开史书,你会不禁感叹,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
  崇祯元年,陕西旱灾。崇祯二年,陕西旱灾,崇祯三年,陕西旱灾,崇祯四年,陕西旱灾…………
  灾荒之后,没有粮食吃,就是饥荒。
  没有粮食吃,就吃人。
  对受灾的人而言,吃人,并非童话。
  据说当时西北各地的小孩,是不能四处乱跑的,如果没看住,跑了出去,基本就算没了。
  注意,不是失踪,是没了。
  失踪的意思,是被拐卖了,没了的意思,是被吃了。
  据说,当时还有人肉市场,具体干什么买卖,看名字就知道。
  据说这么多,只想告诉你,这并不是童话,也不是神话,而是真话。
  既然有灾荒,朝廷为什么不赈灾呢?
  答案很简单,没钱。
  此前有个经济学家对我说,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没钱。
  我表示同意,财政赤字太多,争得没有花的多,最后垮台。
  但他看了看我,说:我说的没钱,不是没有收入,是没钱。
  有什么区别吗?
  然后,他讲了一个小时,再然后,我翻了一个月的经济学,明白了区别。
  我很想从头到尾,把我明白的事情告诉你们。但如果这样做,我会很累,你们也会很累,所以我决定,用几句话,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明朝灭亡,并非是简单的政治问题,事实上,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
  所谓没钱,是没有白银。
  明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到崇祯接班的时候,商品经济已经十分发达,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标志,就是货币。
  明朝的货币,是白银。
  简单地说,没钱的意思,就是没有白银,没有白银,无论你有多少经济计划,有多少财政报表,都是胡扯淡。
  举个例子,陕西受灾,朝廷估算,要赈灾,必须一百万两白银,但是就算你把皇帝的圣旨拿到陕西,也换不来一两银子,因为没有白银,所以无法赈灾。
  好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白银。
  先纠正一下,不是没有白银,而是白银不够。
  为什么白银不够?
  这是个很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我不太想讲,估计人也不太想听。
  但不讲似乎也不行,简单说两句。
  用大家都能明白的话说,就是白银有限,朝廷用掉了一两白银,未必能挣回来一两,加上我国人民,素来以勤俭节约闻名,许多人拿到真金白银,不喜欢花,要么存在家里,要么溶掉,做几个香炉、人像之类的,还能美化环境,所以市场的白银越来越少。
  更重要的是,明朝的商品经济实在太过发达,经济越发达,需要的白银就越多,可是白银就那么多,所以到最后,白银就不够用了。
  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有一个通称——通货紧缩。
  我知道,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用纸币?
  很好,如果你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很聪明。
  但我要告诉你,在你之前的六百多年,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这个人的名字,叫朱元璋。 六百多年前,他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开始发行纸币。
  在经济学中,有这样一句谚语:棍棒打不垮经济理论。
  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无论你多牛,都要照规矩来。
  朱元璋就是牛人,也要按规矩来。虽然他发行了纸币,一千、一万都印过,可惜的是,几百年来,大家还是认白银,就不认纸币,再牛都没用。
  这个问题到此为止,多余的话就不说了,你只要知道,崇祯同志是想赈灾的,之所以赈灾不成,是因为没有钱,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没有白银,之所以没有白银……
  当然,之所以西北先闹起来,除去天灾、银祸外,还有点地方特色。
  西北一带,向来比较缺水,比较穷困,比较没人理,外加地方官比较扯淡,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过得比较苦。
  生活艰苦,饭都没处吃,自然没条件读书。
  没条件读书,自然考不上功名,考不上功名,自然没官做。
  没官做,也得找事做。
  西北一带的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当兵。
  生活艰苦,民风自然彪悍,当兵是最合适的工作。
  除了当兵之外,还有一份极为合适的工作——驿站。
  驿站虽说比较小,但好歹是官办的,也算是吃皇粮的,而且各省都有拨款,搞点潜规则,多少能捞点油水,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的。
  据统计,光是甘肃陕西,就有几万人指着驿站过日子。
  崇祯二年(1629),驿站没了。
  之前我说过,被裁掉了,裁掉它的,是一个叫做刘懋的好人。
  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灾荒、钱慌、又夺了人家的饭碗,如果不闹,就不正常了。
  他不是故意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偶然。偶然的灾荒,偶然裁掉驿站,偶然的地点。
  如果其中任意一个偶然没有发生,也许就不会有最后的灭亡。
  可惜,全都偶然了。
  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认定,在这些偶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必然,一个真正的,决定性的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这个最终的原因,四个字——气数已尽。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大致都是有期限的,一个人能红两年,很可能是偶然的,能红十年,就是有道行的,能红二十年,那是刘德华。
  公司也一样,能开两年,很正常,能开二十年,不太正常,能开两百年的,自己去数。
  封建王朝跟公司差不多,只开个几年就卷铺盖的,也不少。最多也不过三百年,明朝开了二百多年,够意思了。
  抚战当然,崇祯是不会这样想的,无论如何,他都要撑下去,否则将来到地下,没脸见开铺的朱元璋。
  所以他派出了杨鹤。
  杨鹤,湖广武陵人(湖南常德),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经朝廷一致推荐,杨鹤被任命为兵部侍郎,三边总督,接替之前总督武之望的职务。
  工作交接十分简单,应该说,基本不用交接,因为杨鹤到任的时候,武之望已经死了。
  不是他杀,是自杀。
  武总督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鉴于西北民变太多,估计回去也没什么好果子吃,索性自杀。
  而杨鹤之所以接替这个职务,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谈话。
  杨鹤是一个进步比较慢的人,在朝廷里混三十多年,才当上佥都御史,混成这样,全靠他那张嘴。
  皇帝喜欢魏忠贤,他骂魏忠贤,皇帝讨厌熊廷弼,他为熊廷弼辩护。想什么说什么,几起几落,该怎么来还怎么来。
  崇祯元年,他被重新委任为御史,当时民变四起,大家都在商议对策。
  有一次,几个人聚到一起,聊天,聊的就是这个,杨鹤就在其中。
  杨鹤是都察院的,这事跟他本无关系,他之所以掺和进来,还是两个字——嘴欠。
  反正是吹牛,不用动真格的,就瞎聊,这个说要打,那么说要杀,如此热闹,杨鹤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不能打,也不能杀。
  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元气说。
  在他看来,造反的人,说到底,也还是老百姓,如果杀人太多,就是损伤元气,国家现在比较困难,应该培养元气,不能乱杀。。
  几句话,就把大家彻底说懵了,对于他的观点,大家有着相同的评价——胡说八道。
  不杀人,怎么平乱?
  这是一个不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不要紧,有一个人接受就行。
  不久之后,崇祯知道了这个理论,十分高兴,召见了杨鹤。
  好事一件接着一件,很快,吏部主动提出,鉴于杨鹤同志的理论很有使用价值,正好前任三边总督武之望死了,正式提名杨鹤同志升任该职务。
  杨鹤不想去,原因很简单,本来就是吹吹牛的,压根不会打仗,去了干啥?被人打?
  但是牛都吹了,外加吏部支持,皇帝支持,如此重任在肩,咬咬牙就去了。
  可是杨同志不知道,吏部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讨厌。皇帝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省事。
  和杨鹤不同,吏部的同志们都是见过世面的,知道平乱是要砍人的,砍人是要死人的,死人是要流血的,杨鹤这套把戏,也只能忽悠人,为达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效果,让后来的无数白痴书呆子明白,乱讲话要倒霉,才着力推荐他去。
  死在那边最好,就算不死,也能脱层人皮相比而言,崇祯的用心是比较善良的,他之所以喜欢杨鹤,是因为杨鹤提出了很好的理论——省钱的理论。
  不花钱,不杀人,不用军饷,不用调兵,就能平息叛乱,太省了。
  就算是忽悠人的,最多把杨鹤拉回来砍了,很省成本,如此生意,不做白不做。
  就这样,一脑袋浆糊的杨鹤去陕西上任,至少在当时,他的自我感觉很好。
  杨鹤理论之中,最核心的一条,叫做和气。
  用他自己的话说,杀人是伤和气的,所以能救活一个,就是一个,毕竟参加民变的,原先就是民,这个理论,一年前,应该是对的杨鹤同志到任后,就发现不对了。
  有一次,农民军进攻县城,被击退,抓住了几个俘虏,由杨鹤审问。
  但还没问,杨鹤就发现了一件极为诡异的事——他似乎见过这几个。
  确实见过,阅兵的时候见过。
  没错,这几个人曾经站在阅兵的队伍里,曾经是他的部下。
  强,弱,之间农民军的战斗力很强吗?
  对于这个疑问,最好的答案,应该是个反问——农民军的战斗力怎么会强呢?
  在中国历史上,造反这类活,从来都是被动式,闲着没事干,但凡有口饭吃,是不会有人造反的,成本高,门槛也高。
  但遗憾的是,造反这份工作,除了成本、门槛高外,技术含量还高。
  要知道,明朝参加这项活动的,主要是农民,农民的基本工作,是种地,基本工具,是锄头。
  而阻止他们参与这项活动的,是明军士兵,士兵的基本工作,是杀人,基本工具,是刀剑。
  所以在明末大多数情况下,几百个农民军跟几百个明军对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据史料记载,大部分情况,是几万农民军,战胜了几百明军,或是几百农民军,搞定十几个看衙门的捕快。
  而更大多数情况,是几千明军追着几万、甚至十几万农民军跑。
  没办法,毕竟打仗是个技术活,圣贤曾经说过,把武器交给没有受过训练的民众,让他们去打仗,就是让他们送死。
  没有训练,没有武器,没有兵法,没有指挥,就没有胜利。
  但杨鹤先生惊奇地发现,他面对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西北的民军里,除了业余造反的以外,还有很多专业造反的人士——明军,而且数量很多。
  他们精通战术,作战狡猾,而且懂得明军的弱点,非常难以对付,且数量越来越多,民变越来越大。
  出现此类情况,归根结底,原因就两个字——没钱。
  之前我说过,朝廷没有钱,没有钱的结果,除了没钱赈灾外,还没钱发军饷。
  据统计,当时全国的部队,大致有上百万人,而能够按时领军饷的,只有辽东军区的十余万人。
  而且就连辽东军,也不能保证按时发工资,拖几个月,也是经常的事。袁崇焕同志就曾经处理过相关事务。
  辽东是前线,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别提了,西北一带,既然不是前线,自然没钱,有的人几年都没拿到工资,穷得叮当响,据说连武器都卖了,只求换顿饭吃。
  没钱赈灾,老百姓吃苦,也没辙,没钱发饷,当兵的吃苦,就有辙了。
  兜里没钱,手里有刀,怎么办?
  凉拌,开抢!
  情况就是如此,官兵越来越少,民军越来越多,局势越来越撑不住。
  杨鹤面对的形势大致如此,大家都明白,就他不明白,等他明白了,跑也跑不掉了。
  如果换个会打仗的,能用兵的,多少还能撑几天,但杨鹤同志的主要特长,是招抚理论,这就比较麻烦了,据说当时朝廷里,有些人开玩笑,说杨鹤如果能撑一年,就倒着爬出去。
  就当时的情况看,这位仁兄爬出去的可能性,大致是零。杨鹤同志的下岗日期,指日可待。
  一年后,杨鹤向崇祯呈交了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有这样十几个名字:
  神一魁、王左桂、王嘉胤、红狼、小红狼、点灯子、过天星、独头虎……(以下略去XX 字)
  以上人等,全部归降。
  这些人是干嘛地,看名字就能猜到,但这些人什么分量,估计你就不知道了。
  在当时的起义军中,最能打的,就是神一魁,此人具体情况不详,但应该受过军事训练,作战十分强悍,属于带头大哥级人物。
  王左桂、王嘉胤,如果你不知道,那不怪你,对这二位兄弟,只提一点就够了:当时,在王左桂的手下,有个小头目,叫做李自成。
  王嘉胤营门口站岗的,叫做张献忠。
  至于后面那几位,就不说了,说了也没人知道,你只要明白,他们都是当时一等一的牛人,随便一个摆出来,都能搅得天翻地覆。
  都投降了。
  除这些人之外,当时陕西、甘肃境内几乎所有的农民军,都投降了。
  他们投降的对象,就是那个一脑袋浆糊,啥也不懂,不会打仗的杨鹤。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发生在所有人的眼前。
  杨鹤不懂兵法,不熟军事,但他有一样别人没有的武器——诚意。
  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杨先生很有诚意地寻找叛军,很有诚意地进行谈判,很有诚意地劝说投降,最后,他的诚意得到了回报。
  事实证明,农民军之所以造反,并不是吃饱了撑的,只是因为吃不饱,现在既然朝廷肯原谅他们,给他们饭吃,自然愿意投降,毕竟造反这事,要经常出差,东跑西跑风险太大。
  而对于杨总督,他们也是很客气的,很有点宋江喜迎招安的意思。
  比如神一魁投降,约好地点,杨鹤打开城门,派出群众代表,热烈欢迎,众多民军头目大部到场,在杨总督的率领下,前往关帝庙,在关老爷面前,宣誓投降(关老爷靠得住)。
  虽然此前双方素未谋面(可能在往城下射箭时看过几眼),但双方都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特别是杨总督,获得了民军的一致推崇,他们赶走了杨鹤的轿夫,坚持一定要亲自把他抬到总督府,并以此为荣。
  一时间,西北喜讯接连,朝廷奔走相告,杨鹤跟各民军领袖的关系也相当好,逢年过节,还互相送礼,致以节日的问候。
  局面大好,大好,有效期,半年。
  杨鹤同志读过很多书,干过许多工作,明白很多道理,但是他并不知道,从招抚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已经失败了。
  因为有一个问题,他始终没弄明白。
  正是这个问题,注定了他的悲惨结局。
  这个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造反?
  答案是,为了活下去。
  怎样才能活下去呢?
  有钱,有粮食。
  要说明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个三段论:
  造反,是因为没钱、没粮食,投降,是因为有钱,有粮食。
  杨鹤有钱,有粮食吗?
  没有。
  所以停止投降,继续造反。
  在招降之前,杨鹤曾经认为,只要民军肯投降,事情就结束了,可是投降之后,他才明白,事情才刚开始。
  光是神一魁的部队,就有三万多人,这么多人,怎么安置?
  招来当兵,就别扯了,连自己手下那点人的军饷都解决不了,招来这些人,喝西北风?
  赶回家种地,似乎也是白扯,年年灾荒,要能回家种地,谁还造反?
  对于这个悖论,崇祯同志是知道的,也想了办法。
  他先找了几万两银子,安排发放。然后又从自己的私房钱(内库)
  里,拿出了十万两,交给杨鹤,让他拿去花。
  应该说,这一招还是很有效果的,民军们拿到钱,确实消停了相当长的时间。
  具体是多长呢?
  我前面说过了,半年。
  半年,把钱都花完了,自然就不投降了,该怎么着还怎么着,继续反!
  为了活下去。 为了活下去。
  猛人出场崇祯四年(1631),领了半年工资后,神一魁再次反叛,西北群起响应,而且这次阵势更大,合计有三十多万人。
  搞到这个地步,朝廷极为不满,许多大臣纷纷上告。
  杨鹤很委屈,他本来就不是武将,之所以跑来办这事,实在是被人弄来的,原来是吹吹牛而已,你偏认真,来了之后,都没闲着,天天忙活这事,钱花完了,人家又反了,我有什么办法?
  崇祯更委屈,原本看你吹得挺好,觉得你能办事,才把你派过去,这么信任你,你招降了人,我立马就给你十几万两银子,连老子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你把钱花完了,这帮人又反了,十万两都打了水飘,你干什么吃的?
  杨鹤委屈,就写信给崇祯,说我本不想干,你硬要我干,我要招抚,也是没有办法。
  崇祯委屈,就写了封命令:锦衣卫,把杨鹤抓起来。
  崇祯四年(1631)九月,杨鹤被捕,后发配袁州。
  鉴于杨鹤的黑锅实在太重,由始至终,朝廷没人替他说话。
  例外总是有的。
  命令传出后,一个山海关的参政主动上书,要求替杨鹤承担处罚。
  如此黑锅都敢背,是不正常的,但这个人帮杨鹤背锅,就是再正常不过了。
  这位参政,是杨鹤的儿子,叫做杨嗣昌。
  崇祯没有理睬,杨鹤先生的命运未能改变,依然去了袁州。
  帮父亲背锅,看起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导致了两个重大后果。
  从这份奏疏上,崇祯看到了一个忠于父亲的人,按照当时的逻辑,忠臣,必定就是孝子,所以他记住了杨嗣昌的名字,他认定,此人将来必可大用。
  而杨嗣昌背黑锅不成,父亲被发配了,对他而言,莫过于奇耻,从此,他牢牢记住了那些降而复叛的人,此仇,不共戴天。
  杨鹤离开了,但这场大戏才刚开始,事实上,真正的猛人,才刚出场。
  一年前,招抚失败后,民军首领王左桂派出起义军,进攻军事重镇韩城,韩城派人去找杨鹤,告急。
  杨鹤很急,因为他的政策是招抚,手中实在没有兵,但到这节骨眼上,就是自己拿菜刀,也不能不去了。
  但他终究没有掌握菜刀技术,无奈,他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的手上也没有兵,但杨鹤相信,这个人是有办法的。
  第一个猛人就此登场,他的名字,叫做洪承畴。
  洪承畴接到了求援的命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个相当扯淡的命令,你是总督都没办法,我怎么办?
  但他并未抱怨,召集了自己的下人和亲兵,并就地招募了一些人,踏上了前往韩城的道路。
  这是文官、陕西参政洪承畴的第一次出征,这年,他三十七岁。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人。
  根据记载,此人的家世,可谓显赫一时:
  曾祖父洪以诜,字德谦,中宪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师、武央殿大学士。
  曾祖母林氏、一品夫人。
  祖父洪有秩,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祖母戴氏,夫人。
  有这么一份简历,基本就可以吃闲饭了。
  可惜,洪承畴没能吃闲饭,事实上,他连饭都吃不上。
  因为所有的这些简历,都是后来封的,换句话说,是他挣回来的。
  洪承畴出生时,他的父亲因为家境贫寒,外出打工去了,他的母亲虽然穷,却比较有文化,从小就教他读书写字。
  洪承畴很聪明,据说7 岁就能背三字经,这是很了不起的,比如说我,27 的时候,还只能背人之初,性本善。
  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洪承畴23 岁,参加全省统考(乡试),他的成绩很好,全省第19 名。
  第二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统考,成绩更好,全国第17 名,二甲。
  然后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刑部。
  这个结果对他而言,是比较倒霉的。
  原因我说过,在明代,要想将来入阁当大学士,必须当庶吉士,进翰林院。以洪承畴的成绩,应该能进,可是偏就没进。
  此后的十几年,洪承畴混得还可以,当上了刑部郎中,又被外放地方,当了参政。
  参政这个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通常混到最后,就是光荣退休。
  没考上翰林的进士,混饭吃的小参政,到历史留名,骂声不绝,余音绕柱的大人物,只是因为,他外放的地方,是陕西。
  刚去陕西的时候,洪承畴带了很多书,因为他只是一个书生,他没有打过仗,也没有杀过人。
  据说在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天生就会打仗,天生就会杀人。
  这是事实,不是据说。
  洪承畴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军事天才,他带着临时拼起来的家丁、仆人、伙夫,就这么上了战场,却没有丝毫的胆怯。
  面对优势敌军,他凭借卓越的指挥,轻易击败了起义军,斩杀五百余人,解围韩城。
  在洪承畴人生中,有过无数次战役,有过无数个强大的对手,最重要的,是这一次。
  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让洪承畴明白,他是多么的强大,强大到可以力挽狂澜,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
  他要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挽救这个末落的王朝,创造太平的盛世。
  讽刺的是,他最终做到了,却是以一种他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方式。
  洪承畴是一个务实的人,具体表现在,他正确地意识到,杨鹤是一个蠢货。
  招抚是没有用的,钱是不够用的,唯一有用的方式,是镇压。
  三十年以来,书,是他仅有的寄托。
  战后,他丢掉了书,做出了一个新的抉择——开战。
  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此后的两个月里,洪承畴率领这支纯粹的杂牌部队,连战连胜,民军闻之色变,望风而逃。
  在历史上,他的这支军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洪兵”。
  洪承畴是文官,杨鹤也是文官,这是两个人的共同点,也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
  对待民军,杨鹤是很客气的,投降前,他好言好语招抚,投降后,他好吃好喝招待。
  而洪承畴的态度有点差别,投降前,他说,如果不投降,就杀掉你们,投降后,他说,你们投降了,所以杀掉你们。
  对于这件事情,我始终很疑惑,读圣贤书,就读出这么个觉悟?
  自古以来,杀人放火之类的事,从来没断过,但公认最无耻的事,就是“杀降”,人家都投降了,你还要干掉他,太过缺德。
  但更让我疑惑的是,这种缺德事,洪承畴同志非但干了,还经常干。 比如那位曾经围过韩城,被洪承畴打跑的王左桂,后来也投降了。洪承畴听说后,决定请他吃饭。
  还没吃完,一群人冲进来,把王左桂剁了。
  我始终觉得,这事干得相当龌龊,就算动手,起码也得等人家吃完饭。
  落在他手上的民军头领,不是抵挡到底被杀,就是不抵抗投降被杀,总之,无论抵抗到底,还是不抵抗到底,都得被杀。
  但事实告诉我们,在某些时候,这种方法是有效的,至少对某些人很有效。
  这个某些人,是指张献忠之类的人。
  关于张献忠的具体情况,这里先不讲,关于他后来有没有在四川干过那些事,也不讲,只讲一个问题——投降的次数。
  我曾经在图书馆翻过半个月的史料,查询张献忠先生投降的相关问题,我知道他是经常投降的,但我不知道,他能经常到这个份上。
  简单地说,他的投降次数,用一只手,是数不过来的,两只手都未必,而且他投降的频率也很高,有一次,从投降到再反,只用了十几天。
  这是难能可贵的,一般说来,投降之后,也得履行个程序,吃个饭,洗个澡,找个地方定居,以上工作全部忙完,至少也得个把月,但张先生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实在令人咂舌。
  相比而言,李自成就好得多了,虽然他也投降,但还是很有几分硬气的,说不投降,就不投降,属于硬汉型人物。
  大体而言,当时许多民军的行为程序是,起兵、作战、被官军包围,投降,走出包围圈,拿起武器,继续作战。
  此类表演,基本算是固定节目,数不胜数,很快,你就会看到两个典型案例。
  洪承畴跟杨鹤不同,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他看来,要彻底扭转形势,不能招抚,不能受降,只有一个办法——赶尽杀绝。
  这种方式的效果相当明显,短短几个月内,西北局势开始稳定,各路民军纷纷受挫,首领被杀。
  他的优异表现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包括崇祯。对他而言,高升是迟早的事。
  但他毕竟太年轻,资历太浅,还要继续等。
  两个月后,一件事情的发生,缩短了洪承畴的等待时间。
  崇祯四年(1631),估计是有心脏病,或是胆囊炎,起义军进攻延绥巡抚镇守城池的时候,这位巡抚大人竟然被活活吓死。
  没胆的人死了,就让有胆的人上,洪承畴接替了他的位置。
  进步是没有止境的,又过了两个月,他的顶头上司杨鹤被抓了,总督的位置空了出来,没人能顶替,也没人愿意顶替,除了洪承畴。
  崇祯四年(1631)十月,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
  噩梦开始了。
  当时的起义军,已经遍布西北,人数有几十万,虽说其中许多都是凑人数的,某些部队还携家带口,什么八十老母,几岁小孩都带上,但看起来,确实相当吓人。
  比如宁夏总兵贺虎臣,有一次听说起义军到境内观光,立即带了两千精兵,准备出战,到地方后,他看到了起义军的前锋队伍。
  然而他没有动手,就在那里看着,静静地看着,看了会,就走了。
  因为他始终没有看到这支队伍的尾巴。
  这是一列长队,从前到后,长几十里对这样的起义军,看看就行了,真要动手,就傻了。
  问题在于,当时的西北,到处都是这样的队伍,穿街过巷,比游行还壮观,见着就发怵。
  然后,洪承畴来了在这个世界上,洪承畴害怕的东西,大致还不多。
  在给朝廷的报告里,他天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西北民变,人数虽多,但大都是胁从,且老幼俱在,并无战力,真正精壮之人,十之一二而已,击其首,即可大破之。
  这意思是,虽然闹事的人多,但真正能打仗的,十个人里面,最多也就一两个,把这几个人干掉,事情就结了。
  实践证明,他的理论非常正确,所谓几十万义军,真正能打仗的,也就几万人而已。
  而这几万人中,最强悍的,是三个人,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
  只要除掉这三个人,大局必定。
  这三个人中,王左桂已经被杀掉了,所以下一个目标,是王嘉胤。
  然而就在此时,洪承畴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王嘉胤死了。
  王嘉胤是被杀的,杀掉他的人,是他的部下。
  他的部下之所以要杀他,实在是被人逼得没办法。
  逼他们的人,叫做曹文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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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1-10 18:15:45 | 只看该作者
第十三章 第二个猛人
对曹文诏这个人,洪承畴曾经有过一个评价:世间良将,天下无双。
  曹文诏,山西大同人,和洪承畴不一样,他没有履历,没读过书,没有背景,出人头地之前,他只是个小兵。
  十年前,他在一个人的手下当兵,跟着此人去了辽东。这个人叫做熊廷弼。
  九年前,广宁兵败,明军溃败,他没有逃跑,而是坚持留了下来,见到了他第二个上司——孙承宗。
  六年前,孙承宗走了,他还是留了下来,此时,他已经当上了游击,而他的新上司,就是袁崇焕。
  两年前,他跟着袁崇焕到了京城,守护北京,结果袁崇焕被抓,他依然留了下来。
  一年前,他跟随孙承宗前往遵化,在那里,他奋勇作战,击退后金大将阿敏,并最终收复关内四城。
  然后,他来到了西北。
  对于这个人,我想就没必要多说了,从熊廷弼、孙承宗到袁崇焕,他都跟过,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阿敏,他都打过。
  什么世面都见过,什么牛人都跟过,现在把他调回来,打农民军。
  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跟着他回来的,还有一千人。
  这一千人,是他的老部下,他们隶属于一支特殊的部队——关宁铁骑。
  关宁铁骑,是明朝最精锐的特种部队,但人数并不多,大致在六千人左右,其中一半,在祖大寿的手中,曹文诏带回来的,只是六分之一。
  而他的对手王嘉胤,手下的民军主力,在三万人左右。
  王嘉胤什么来历,说法很多,靠谱的不多,但在当时那一拨人里,他是很牛的,之前我说过,在他手下,有个叫张献忠的小喽罗,顺便再说句,后来威震天下、被称为“闯王”的高迎祥(李自成是闯王2.0 版本),都是他的人,给他打工。
  而且这人很难得,很有点组织才能,连个县都没占住,就开始搞政府机构,但最搞笑的是,他还大胆地搞了机构改革,突破常规,明朝有的,他有,明朝没有的,他也有,不但有六部都察院,还有宰相。
  当然,对于这些,曹文诏是没有兴趣的,到任后一个月,他就动手了。
  按通常的说法,他率数倍于民军的官兵,以压倒性的优势,发动了进攻。
  但事实是有点区别的,王嘉胤的兵力前面说过,是三万人,而曹文诏带去的人,是三千。
  估计王嘉胤原先没在部队混过,也不大知道曹文诏何许人也,对曹总兵的来访,他倒不是很紧张,毕竟就三千人,还能咋样。
  王嘉胤认为,就算曹文诏再强,就算他手下有关宁铁骑,但毕竟是十个打一个,无论如何,都是不会输的。所以他摆好了阵势,准备迎敌。
  他太单纯了。
  要知道,打了十几年仗,换了三任领导,从努尔哈赤打到皇太极,还能混到现在,光凭勇猛,十条命都是不够的。
  曹文诏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勇猛,而是因为耍诈。
  此人身经百战,通晓兵法,到地方后,压根没动手,先断了王嘉胤的粮道。
  王嘉胤慌了,要坚守,没有粮食,要突围,又没法冲出去。
  就这样,王嘉胤冲了两个月,终于,在他即将放弃时,奇迹出现了。
  曹文诏的包围圈,竟然出现了漏洞,王嘉胤终于找到机会,冲出重围。
  王嘉胤感觉很幸运,虽说被困了两个月,但好歹还是出来了。换个地方,还能接着干。
  可惜他并不知道,曹文诏是一个没有漏洞的人,他所有的失误,都是故意的。
  把人围起来,然后死磕,是可以的,但是损失太大,最好的方法,是把他们放出来,然后一路追着打。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王嘉胤逃了出来,逃出来后,就后悔了。
  因为从他逃出来那天起,曹文诏就跟在他屁股后面,紧追不放,追上就是一顿猛捶,五天之内打了五仗,王嘉胤一败涂地。
  更可气的是,曹文诏似乎不打算一次把他玩死,每次打完就撤,等你跑远点,下次再打,反正他的部队是骑兵,对此,王嘉胤极为郁闷。
  其实曹文诏也很郁闷,谁让你有三万人,我只有三千,只能慢慢打。
  打了两个月,王嘉胤崩溃了,王嘉胤的部下也崩溃了,在某个混乱的夜晚,王嘉胤被部下杀死,部分投降了曹文诏。
  王左桂死了,王嘉胤也死了,剩下的,还有神一魁。
  在所有的起义军中,最能打的,最能坚持的,就是神一魁。
  为了彻底铲除这个心腹之患,洪承畴决定,跟曹文诏合作。
  所谓合作,就是客气客气,就官职而言,洪承畴是总督,曹文诏是总兵,洪承畴是进士,曹文诏是老粗,基本上,洪承畴怎么说,曹文诏就怎么做,相当听话。
  几年后的那场悲剧,即源自于此。
  其实这个时候,神一魁已经挂了,真正掌控军权的,是四个人:
  红军友、李都司、杜三、杨老柴。
  虽说头头死了,但势头一点没消停,光主力部队,就有五万人,聚集在甘肃镇原,准备进攻平凉。
  所以洪承畴决定,一次性彻底解决问题。
  除曹文诏之外,他还调来了王承恩、贺虎臣等人,基本上西北最能打的几个总兵,都到齐了。
  到齐了,就是群殴。
  群殴之后,民军撑不住了,决定向庆阳撤退。
  想法是好的,可惜做不了,特别是曹文诏,由于他率领的关宁铁骑,每人都有两匹马,骑累一匹就换一匹,机动性极强,跟幽灵似的,民军往哪跑,他就等在哪。跑来跑去,没能跑出去。
  经过两个月的僵持,双方终于在镇原附近的西濠决战,史称西濠之战。
  整个战役的过程,大致相当于一堂生动的骑兵训练课,刚开打,还没缓过劲,曹文诏就率军冲入了敌军,乱砍乱杀,大砍大杀,基本上是怎么砍怎么有。
  砍完了,退回来,歇会,歇完了,再冲进去,接着砍,所谓如入无人之境,大致就是这个状态。
  民军的阵脚大乱,与此同时,洪承畴派出了他的主力洪兵,连同贺虎臣的宁夏兵,王承恩的甘肃兵,发动总攻,敌军就此彻底崩溃。
  此战,民军损失近万人,首领杜三、杨老柴被生擒(曹文诏抓的)。
  残余部队全部逃散。
  通常状态下,都打残了,也就拉倒了。
  洪承畴不肯拉倒,打残是不够的,打死是必须的。
  神一魁的四个头领,抓了两个,还剩两个——红军友、李都司。
  这个艰巨的任务,由曹文诏接手,他率领自己的两千骑兵,开始了追击。 接下来,是曹文诏的表演时间。
  面对曹文诏的追击,几万军队几乎无法抵抗,连战连败,死伤近万,主要原因,还是曹文诏太猛。
  曹总兵是见过大世面的,最猛的八旗军他都没怕过,打半业余的民军,自然没问题,每次进攻,他都带头冲锋,打得民军头目胆战心惊,时人有云:“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
  这种说法是客观的,却是不全面的,因为曹总兵不但玩硬的,还玩阴的。
  在追击的路上,曹文诏的手下报告,他们抓住了一个叫李宫用的敌军将领,按日常惯例,处理方法都是拉出去砍了,但曹文诏想了想,对手下说,放了这个人。
  此后的事情,用史书上的话说,“文诏乃纵反间,绐其党,杀红军友。”
  这句话的意思是,曹文诏放走了这个人,并利用他使了个反间计,忽悠了他的同党,杀掉了四大首领中的红军友。
  其实我也很想告诉你,这个反间计到底怎么使的,只是我查了很多史料,也没查个明白,有一点是肯定的,对民军而言,曹文诏,是最为恐惧的敌人。
  人恐惧了,就会逃跑,逃无可逃,就不逃了。
  神一魁剩下的,只有李都司了。
  他很恐惧,所以他逃跑,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继续跑,是没有前途的。
  所以他决定,不跑了,回头,决战曹文诏!
  等等,再想想想明白了,不跑了,回头,伏击曹文诏!
  没办法,对付这样的猛人,还是伏击比较靠谱。
  他们伏击的地点,叫做南原。
  为保证圈套成功,他们围住了附近的一群明军,吸引曹文诏前来救援。
  曹文诏来了,但在这里,他看到了敌军上千名骑兵,二话不说就追。
  追到了南原,穿进了圈套,伏兵四起。
  应该说,伏兵还是有点作用的,受到突然袭击,曹文诏的部队被打乱,曹文诏被冲散。
  李都司估计是读过史书的,至少看过淝水之战,他当即派人在军中大喊:曹文诏已死!
  很快,就喊成了口号,鉴于曹文诏不知被冲到哪去了,所以这个谣言很有点用,明军开始动摇。
  然后,曹文诏就开始辟谣了,不用话筒,用长矛。
  精彩表演开始,史书上的说法,是“持矛左右突,匹马萦万众中。
  诸军望见”。
  拿着长矛,左冲右突,单枪匹马在万军之中,如入无人之境,然后,大家都看见了他。
  遇上这么个人,谣言是不管用了,伏击也别扯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大败,僵尸蔽野”
  数过来,这应该是第二次大败了。但对于洪承畴和曹文诏而言,还没完。
  残余部队的残余继续逃跑,曹文诏继续追击,然后是大败、复大败,又复大败。一路败到平凉,李都司终于不用败了,洪承畴杀掉了他。神一魁的四大头领,最终无人幸免。
  但到这份上,曹总兵还没消停,他继续追击残敌,竟然追到了甘肃、宁夏,连续几战,把残敌赶尽杀绝,至此,神一魁的势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西北之内,反军所剩无几。
  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崇祯元年的三大民军领袖,就此结束他们的戏份,在这个舞台上,他们注定只是个配角。
  主角配角死光了,但龙套并没死,因为活不下去的人,终究还是活不下去,头头死了,就另找活路。
  秉持这个原则,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的残部,以及所有无法活下去的人,为了生存,继续战斗。
  但鉴于陕西、甘肃打得太狠,他们跑到了山西。
  虽说是半业余组织,但吃了这么大的亏,总结总结经验是应该的,于是,在王嘉胤部将王自用的号召下,所有剩下来的民军领袖,聚集在一块,开了个会。
  会议的内容,是检讨教训,互相学习,互相促进,顺便再选领导。
  其实也不用选,一般这种事,都是论资排辈,经过群众推举,王自用以资历最多,工龄最长,顺利当选新任头头。
  鉴于曹文诏、洪承畴之类猛人的出现,大家共同认为,必须团结起来,协同作战。
  当时去开会的,共有三十六支部队,史称“三十六营”。
  跟以往一样,这三十六位头目,有三十六个外号,大致如下:
  紫金梁、闯王、八大王、曹操、闯塌天、闯将、扫地王、黑煞神……
  就外号水平而言,跟水浒传还没在一个档次上,梁山好汉们的文化程度,估计是够格的,什么急先锋、拼命三郎、花和尚,都是现代的流行用语,相比而言,扫地王之类的外号,实在让人不知所谓。
  而且就人数而言,也差点,水浒好汉们,总共是一百单八个,这次只有三十六个,也就够个天罡。
  但在某一点上,他们跟梁山好汉是很相似的,不可思议的相似。
  你应该还记得,梁山好汉排队时,排在第一的,并不是及时雨宋江,而是托塔天王晁盖。
  然而晁盖并不是真正的主角,因为后来他被人给挂了。
  这次的三十六位老大也一样,排在第一的紫金梁,就是王自用,他是当时的首领,后来倒没被人挂,自己挂了。
  真正的主角,是后面的五位,外号你不知道,那就对个号吧:
  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曹操——罗汝才闯塌天——刘国能最后,是最牛的一位,闯将——李自成这是极为有趣的五个人,他们性格不同,关系不同,有的是上下级,有的是战友,有的是老乡,为了生存,揭竿而起。
  然而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他们终将因为各自的原因,选择各自的道路,或互相猜忌,或者互相排挤,互相残杀,直至人生的终点。
  终点太远了,从起点说起吧。
  开完这次会后,各位老大纷纷表示,要统一思想,集中力量,共同行动。
  这次开会的起义军,总兵力,近二十万人,开完后就分开了。
  分开去打仗。
  他们兵分几路,开始向山西各地进军。
  崇祯得知,立即下令山西巡抚,全力围剿。
  当时的山西巡抚,是个水货。
  这位仁兄调兵倒很有一套,听说敌人来了,马上四处拉人,陕西、甘肃、宁夏的兵都被他拉了过来,光是总兵,就有三个。
  但这人有个毛病,喜欢排兵布阵,把人调来调去,指挥乱七八糟,还没等他布出个形状,几路民军连续攻克多地,闹得天翻地覆。
  于是崇祯恼火了,他决定换人,换一个能让这三十六位首领做噩梦的人——曹文诏。
  曹文诏算是出头了,原先在辽东系,也就是个游击,荣归故里后,短短一年时间,就升了副总兵,现在是总兵。 山西总兵,大致相当于军区司令员,但按崇祯的意思,这个总兵,大致相当于总司令,因为根据命令,所有追剿军,都要服从曹文诏的指挥。
  对于这个安排,三十六位头头是有准备的,所以他们决定,以太原一带为基地,协同合作,集中优势兵力,击溃曹文诏。
  崇祯六年(1633),曹文诏正式上任,积极备战,准备进攻。
  大战即将开幕,但在开幕之前,这场戏又挤上来一个人。
  对这个人,曹文诏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在到西北之前,他经常见到这个人。
  此人之所以上场,是被崇祯临时硬塞进来,一般说来,但凡在历史舞台上混的,除个别猛人外(如朱元璋),艺术生涯都比较短,混个几年就得下场。
  但这位仁兄,上场的时间实在很长,曹文诏下去了,他没下去,明朝亡了,他都没下去,直到死在场上,都是主角。
  隆重介绍,第三个猛人,左良玉。
  就知名度而言,左良玉是比较高的,在很大程度上,他要感谢孔尚任,因为这位仁兄把他写进了自己的戏里(桃花扇),虽然不是啥正面角色,但好歹是露了脸。
  左良玉,字昆山,无学历,文盲。
  左良玉的身世,是非常秘密的,秘密到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从小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长大,就这么个出身,你让他饱读诗书,就是拿他开涮。
  没书读,也得找工作,长大以后,左良玉去当了兵,小兵。
  他的成长经历,跟曹文诏类似,但他混得比曹文诏好,到崇祯元年的时候,就已经混到了都司。
  顺便说一句,他之所以混得好,跟个人努力关系不大,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
  天启年间,他还是个小兵时,有一次机缘巧合,遇到了一个人。
  当时的左良玉,实在没啥特点,谁都瞧不上,但这个人算是例外,看见左良玉后,惊为天人,说他很好,将来很强大,就说了几句话,建议朝廷给他提了个游击。
  这位慧眼识才的仁兄,叫做侯恂,希望你还记得他,因为天启二年,他还曾经提拔过另一个人——袁崇焕。
  按侯恂的说法,左良玉是个难得的人才,很快就会出人头地。
  但事情跟他所说的,似乎还是有点差距,左良玉一直到崇祯元年,还是个小人物。
  但不负侯恂所望,左良玉终究还是出名了,只是出名的方式,比较特别。
  这事之前也提过,崇祯元年,宁远兵变,巡抚毕自肃自尽,袁崇焕来收拾残局,收拾来收拾去,就把左良玉给收拾了。
  当兵的没拿到工资,才兵变,左良玉有工资,自然不参加,但手下的兵哗变,他负领导责任,就这么被赶回了家。
  回家呆了几天,又回来了。
  袁崇焕死后,孙承宗又把他招了回来,去打关内四城,就是在那里,他开始暂露头角,和曹文诏并肩作战,收复了遵化。
  恰好,这段时间侯恂也混得不错,顺道给他提了副将,从此顺风顺水。
  客观地讲,左良玉同志的进步,基本上是靠侯恂的,但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侯恂是个眼光很准的人,袁崇焕,他没有看错,左良玉,也没有。
  根据史料记载,左良玉身材很高,作战很猛,且足智多谋,虽说没文化,但很懂兵法,每次打仗都给人下套挖坑,此外,他个人的战斗技术也相当厉害。
  除作战外,左良玉还有点个人技术,他使用的兵器,不是长矛,而是弓箭,据说百发百中,而且左右手都能射箭,速度极快。
  到山西后,果然不同反响。
  先在涉县打了一仗,大败之,然后在辉县打了一仗,大败之,最后到了武安,被大败之。
  这是个比较奇怪的事,当时左良玉的手下,有七八千人,竟然被农民军全歼,他自己带着几个手下好不容易才跑回来,实在很没有名将风采。
  不过不要紧,就算名将,也有发挥失常的时候,何况还有个不会发挥失常的名将。
  对于皇帝的任命,曹文诏很感动。
  猛人被感动,反映在行动上,就是猛打,猛杀。
  崇祯六年(1633)二月,文诏开始攻击。
  他追击的敌人,有二十万,而他的兵力,是三千人。
  不用怀疑,你没有看错,这就是曹文诏所有,且仅有的兵力。
  他的追击之旅,第一站是霍州。在这里,他遇上了自己的第一个对手——上天龙。
  上天龙究竟是谁,就别问了,我只知道,他是死在曹文诏手下的第一个首领。
  上天龙手下,有上万人,摆好阵势,曹文诏率军冲锋。
  这位兄弟抵抗的时间,也就是那一冲的瞬间——一冲就垮。
  垮得实在太快,所以头头也没来得及跑,就被曹文诏杀了。
  他的第二站,是孟县。
  孟县,离太原没多远,在这里等待着他的,是混世王。
  混世王这个外号,是很有点哲学意味的,毕竟在世上,也就是个混,但曹文诏用实际行动生动地告诉他,混是容易的,混成王是很难的。
  双方在孟县相遇,混世王的兵力,大致是曹文诏的六倍。
  六十倍都没用。
  曹文诏毫无费力,就击溃了混世王,混世王想跑,没跑掉,被曹文诏斩杀当时的太原,算是民军的天下,因为这里是三十六营首领,紫金梁王自用的老巢,此外,如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等猛人,也都在那一带混。
  曹文诏来后,就没法混了。
  在他到任几个月后,史书上出现了这样的记载,“五台、盂县、定襄、寿阳贼尽平。”
  曹文诏实在太猛,他连续作战,连续获胜,先后击溃十几支民军,但凡跟他作战的,基本都撑不过一天,此后,他又在太谷、范村、榆社连续发起攻击,“贼几消尽。”
  其实打到这个份上,就算够意思了,但曹文诏是个比较较真的人,非要干到底,因为那个最终的目标,就在他的眼前——紫金梁。
  曹文诏是明白人,他知道,就凭对方这二十多万人,即使站在那里不动,让他砍,三千人,也得砍上十天半月。
  所以最快,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干掉紫金梁。
  为实现这个目标,他发动了连续攻击,关于这段时间的经历,史书上的记载,大致是时间、地名、斩杀人数——曹文诏斩杀的人数。
  短短十五天内,曹文诏率军七战七胜,打得紫金梁到处乱跑,先到泽州、再到润城、沁水,每到一地,最多一天,曹文诏就到,到了就打,打了就胜。
  紫金梁原本的想法,是集中兵力,跟曹文诏死磕。
  但事实证明,死磕未必能行,死倒是肯定的。
  一个月,紫金梁的兵力已经损失了近三分之一,这么下去,实在赔不起了。
  于是他做出决定,分兵。
  紫金梁现在的想法,是曹文诏再猛,也没法分身,分兵之后,就看运气了,谁运气不好,被逮着,命苦不能怨政府。
  就这么办了,紫金梁分工,他去榆社,老回回(三十六营之一)
  去武乡,过天星(三十六营之一)去高泽。 关于结局,史书上记载如下:“文诏皆击败”
  到底怎么办到,我到今天也没弄明白。
  但紫金梁、八大王们明白了,混到今天,再不躲就没命了。
  曹文诏是山西总兵,山西是没法呆了,往外跑。
  跑路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直隶(河北),另一个是河南。
  紫金梁去了河南,至少在那里,他还是比较安全的。
  这个想法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曹文诏同志是很负责的,别说中国河南,就算欧洲的荷兰,估计照去。
  在曹文诏的追击下,紫金梁王自用吃了大亏,好不容易跑到河南济源,终于解脱了。
  人死了,就解脱了。
  所幸,他还算是善终,在被曹文诏干掉之前,就病死了。
  崇祯六年五月,紫金梁死去了,三十六营联盟宣告结束。
  紫金梁结束了他的使命,接替他的,将是一个更为强大的人。
  合谋当然,对当时的起义军而言,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曹文诏还在追。
  紫金梁死后,曹文诏继续攻击,在林县,他遇上了滚地龙率领的民军主力,一晚上功夫,全灭敌军,杀死滚地龙,此后又攻下济源,在那里,他杀死了三十六营的重要头领老回回。
  洪承畴在陕西,陕西消停了,曹文诏在山西,山西也消停了。虽然河南也不安全,但对于众位头领而言,能去的地方,也只有河南了,具体的地点,是河南怀庆。
  河南怀庆,位于河南北部,此地靠近山西五台山地区,地段很好,想打就打,不想打就钻山沟,是个好地方。
  于是,崇祯六年(1633)六月,山西、陕西的民军基本消失——全跑去河南了。
  河南的日子还算凑合,虽说曹文诏经常进来打几圈,但时不时还能围个县城,杀个把知县,混得还算凑合,到崇祯六年六月,来这里的民军,已经有十几万人。
  但好日子终究到头了,因为另一个猛人,来到了河南——左良玉。
  三年前,孙承宗收复关内四城的时候,最能打的两个,就是左良玉和曹文诏。
  就军事天赋而言,两人水平相当,也有人说,左良玉还要厉害点,之所以打仗成绩不好,说到底还是个人员素质问题。
  曹文诏率领的,是关宁铁骑,所谓天下第一强军,战斗力极强,打起来也顺手。
  但左良玉估计是跟袁崇焕关系不好,来的时候,没有分到关宁铁骑(大多数在祖大寿的手上),只能在当地招兵。
  这就比较麻烦了,倒不是说当地人不能打仗,关键在于,参加民军闹事的,大都也是当地人。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都是苦人家,闭只眼就过去了,官军也好,民军也罢,都是混饭吃,何必呢?
  而这一次,左良玉得到了一支和以往不同的军队—昌平兵。
  明代的军队,就战斗力而言,一般是北方比南方强,北方的军队,最能打的,自然是辽东军,问题在于,辽东军成本太高,给钱不说,还要给地,相对而言,昌平兵性价比很高,而且就在京城附近,也好招。
  带着这拨人,左良玉终于翻身了,他连续出击,屡战屡胜,先后斩杀敌军上万人,追着敌军到处跑。
  到崇祯六年(1633)九月,不再跑了民军主力被他赶到了河南武安,估计是跑得太辛苦,大家跑到这里,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有十几万人,还跑什么?就在这里,跟左良玉死磕。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抉择。
  敌人不跑了,左良玉也不跑了,他开始安静下来,不发动进攻,也不撤退。
  对左良玉的反常举动,民军首领们很纳闷,但鉴于左总兵向来彪悍,他们一致决定等几天,看这位仁兄到底想干什么。
  左良玉想干的事情,就是等几天。
  他虽然很猛,也很明白,凭自己这点兵力,追着在屁股后面踹几脚还可以,真卷袖子上去跟人拼命,是万万不能地。
  在对手的配合下,左良玉安心地等了半个月,终于等来了要等的人。
  根据崇祯的统一调派,山西总兵曹文诏、京营总兵王朴、总兵汤九州以及河南本地军队,日夜兼程,于九月底抵达武安,完成合围。
  对首领们而言,现在醒悟,已经太晚了。
  下面,我们介绍下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英雄,据史料记载,除了知名人物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外,还有若干历史人物,如薛仁贵、刘备(都是外号)、以及某些新面孔,比如鞋底光(一直没想明白这外号啥意思,估计是说他跑得快),逼上路(这个外号很有觉悟)、一块云(估计原先干过诗人)、三只手(这个……);某些死人,比如混世王、上天龙……(应该之前已经被曹文诏干掉了)。
  大抵而言,所有你知道,或是不知道的,都在这个圈里。
  对诸位首领而言,崇祯六年的冬天应该是过不去了。
  因为除被围外,他们即将迎来另一个相当可怕的消息。按规定,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指认一名前线总指挥,根据级别,这个包围圈的最高指挥者,必定是曹文诏。
  当然,如果真是曹文诏管这摊子事,历史估计就要改写了,因为以他老人家的脾气,逮住这么个机会,诸位首领连全尸都捞不着。
  可是,不是曹文诏。
  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
  崇祯六年九月,曹文诏被调离,赴大同任总兵。
  关于这次任命,许多史书上都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自毁长城。
  打得好好的,偏要调走,纯粹是找抽。
  而这笔帐,大都算到了御史刘令誉的头上。
  因为据史料记载,曹文诏当年在山西的时候,跟刘御史住隔壁,曹总兵书读的少,估计也不大讲礼貌,欺负了刘御史,两人结了梁子。
  后来刘御史到河南巡视,曹总兵跟他聊天,聊着聊着不对劲了,又开始吵,刘御史可能吃了点亏,回去就记住了,告了一黑状,把曹文诏告倒了,经崇祯批准,调到大同。
  史料是对的,说法是不对的。
  因为按照明代编制,山西总兵和大同总兵,算是同一级别,而且崇祯对曹文诏极为信任,别说一状,一百状都告不倒。
  真正的答案,在半年后揭晓。
  崇祯七年(1634)初,皇太极率军进攻大同。
  崇祯是个很苦的孩子,上任时年纪轻轻,小心翼翼地装了两年孙子,干掉了死太监,才算正式掌权,掌权之后,手下那帮大臣又斗来斗去,好不容易干了几件事(比如裁掉驿站),又干出来个李自成。
  辛辛苦苦十几年,最后还是没辙史料告诉我们,崇祯很勤奋,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天天上朝,自己和老婆都穿旧衣服,也不好色(没有时间),兢兢业业这么多年,没享受权力,尽承担义务。这样的皇帝,给谁谁都不干。
  可怜可怜的崇祯同志之所以要把曹文诏调到大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
  家里的事要管,外面的事也得管,毕竟手底下能打仗的人就这么多,要有两个曹文诏,这事就结了。
  对于皇太极的这次进攻,崇祯是有准备的,但当进攻开始的时候,才发现准备不足。
  皇太极进攻的兵力,大致在八万人左右,打宁远没指望,但打大同还是靠谱的。
  自进攻发起之日,一个月内,大同防线全面击破,各地纷纷失守,曹文诏虽然自己很猛,盖不住手下太弱,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击破周边地区后,皇太极开始集结重兵,攻击大同。
  大同是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后果不堪设想,就兵力对比而言,曹文诏手下只有两万多人,而主力关宁铁骑,只有一千多人,失陷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崇祯也玩命了,在他的调派下,吴襄率关宁铁骑主力,日夜兼程赶往大同,参与会战。
  曹文诏也确实厉害,硬扛了十几天,等来了援兵。
  皇太极眼看没指望,抢了点东西也就撤了。
  崇祯七年(1634)的风波就此平息,手忙脚乱,终究是搞定了。
  曹文诏同志就惨了,虽然他保住了大同,但作为最高指挥官,责任是跑不掉的,好在朝廷里有人帮他说几句话,才捞了个戴罪立功。
  但皇太极这次进攻,导致的最严重后果,既不是抢了多少东西,杀了多少人,也不是让曹总兵被黑锅,而是那个包围圈的彻底失败。
  其实在崇祯十七年的统治中,有很多次,他都有机会将民军彻底抹杀。
  这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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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1-11 19:27:29 | 只看该作者
第十四章 突围
事实告诉我们,那个包围圈相当结实,众位头领人多势众,从九月被围时起,就开始突围,突了两个月,也没突出去。
  到十一月,连他们自己都认定,完蛋的日子不远了。
  当时已是冬季,天气非常地冷,几万人被围在里面,没吃没喝,没进没退,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掉。
  然而不要紧,还有压箱底的绝技,只要使出此招,强敌即可灰飞烟灭——投降。
  当然了,投降是暂时的,先投降,放下武器,等出了圈,拿起武器,咱再接着干。
  但你要知道,投降也是有难度的。
  为顺利投降,他们凑了很多钱,找到了京城总兵王朴,向他行贿。
  没有办法,因为你要投降,还要看人家接不接受你投降。为了共同的目标,适当搞搞关系,也是应该的而且按很多人的想法,首领们应该是很穷的,总兵应该是很富的,事实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还恰当,比如后来的张献忠,在谷城投降后,行贿都行到了朝廷里,上到大学士、下到知县,都收过他的钱。
  人不认人,钱认人,这个道理,很通用。
  问题在于,参与包围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行贿王朴呢?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分说明,诸位头领的脑袋,是很好使的。
  只能行贿王朴,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王朴同志,是京城来的。
  在包围圈的全部将领中,他是最单纯的,最没见过世面。
  王朴同志虽然来自京城,见惯大场面,但西北的场面,实在是没有见过,而在这群头领面前,他也实在比较单纯。
  他知道,打仗有两种结果,投降就投降,不投降就打死,却不知道还有第三种——假投降。
  他也不知道,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头领,都有投降的经历,且人均好几次,某些层次高点的,如张献忠,那都是投降的专业人士。
  再加上无知单纯的王总兵,也有点不单纯,还是收了头领们的钱,他还算比较地道,收钱就办事,崇祯六年(1634)十一月十八日,首领们派了代表,去找王朴(钱已经送过了),表示自己的投降诚意,希望大家从此放下屠刀(当然,主要是你们),立地成佛。
  王朴非常高兴,他的打算是完美的,受降,自己发点财,还能立功受奖,善莫大焉。
  他随即下令,接受投降,并催促众首领早日集结队伍,交出武器。
  当然他并没有撤除包围,那种蠢事他还是干不出来的。
  但既然投降了,就是内部矛盾了,没必要兴师动众,可以原地休息,要相信同志。
  你要说王朴没有丝毫提防,那也不对,他限令头头们十日之内,必须全部缴械投降。
  不用十天,四天就够了。
  二十四日,十余万民军突破王朴的防线,冲出了包围圈。
  大祸就此酿成。
  鉴于所有的军队都在搞包围,河南基本是没什么兵,所以诸位头领打得相当顺手,很是逍遥了几天。
  也就几天。
  十二月三日,左良玉就追来了。
  包围圈被破后,崇祯极为恼火,据说连桌子都踹了,当即下令处罚王朴,并严令各部追击。
  左良玉跑得最快。
  之所以最快,倒不是他责任心有多强,只是按照行政划分,河南是他的防区,如果闹起来,他是要背黑锅的。
  摆在面前的局势,是非常麻烦的,十几万民军涌入河南,遍地开花,压根没法收拾。
  左良玉收拾了,他收拾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民军——只用了二十天实践证明,左总兵是不世出的卓越猛人,他率领几千士兵,连续出击,在信阳、叶县等地先后击溃大量民军,肃清了所有民军,从头至尾,二十天。
  左良玉同志工作成绩如此突出,除了黑锅的压力,以及他本人的努力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所肃清的,只是河南境内的民军,那些头领的主力,已经跑了。
  跑到湖广了,具体地点,是湖广的郧阳(今湖北郧阳)。
  我认为,他们跑到这个地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跟河南接壤的几个省份,陕西是不能去的,洪承畴在那里蹲着,而且这人专杀投降的,去了也没前途。
  山西也不能去,虽说曹文诏调走了,但几年来,广大头领们基本被打出了恐曹症,到了山西地界,就开始发怵,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去。
  那就去湖广吧。
  最早进去的是高迎祥和李自成,且去的时候,随身带着几万人,郧阳巡抚当时就晕菜了,因为郧阳属于山区,平时都没什么人跑来,也没什么兵,这回大发了,一来,就来几万人,且都是闹事的,各州各县接连失陷,完全没办法,只好连夜给皇帝写信,说敌人太多,我反正是没办法了,伸长脖子,等着您给一刀。
  这段日子,对高迎祥和李自成而言,是比较滋润的,没有洪承畴,没有曹文诏,没有左良玉,在他们看来,郧阳是山区,估摸着也没什么猛人,自然放心大胆。
  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这里是有猛人的,第四个猛人。
  说起来这位猛人所以出山,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他要不闹,估计这人还出不来。
  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
  具体跑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看准了就打一把,其余头领也差不离,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连四川也未能幸免。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能用狠招了。
  崇祯七年,崇祯正式下令,设置一个新职务。
  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就此登场。
  在此之前,明代最大的地方官,就是袁崇焕,他当蓟辽督师时,能管五个地区。
  光荣的记录被打破了,因为这个新职位,能管五个省。
  这个职务,在历史中的称谓,叫做五省总督,包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权力极大,也没什么管辖范围,反正只要是流贼出没的地方,都归他管。
  职位有了,还要有人来当,按照当时的将领资历,能当这个职务的,只有两个选择:A:洪承畴,B:曹文诏。
  答案是C,两者皆不是任职者,叫做陈奇瑜陈奇瑜,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都察院御史、给事中,后外放陕西任职。
  在陕西,他的职务是右参政,而左参政,是我们的老朋友洪承畴。
  但为什么要选他干这份工作,实在是个让人费解的事。
  就资历而言,他跟洪承畴差不多,而且进步也慢点,崇祯四年的时候,洪承畴已经是三边总督了,他直到一年后,才干到延绥巡抚,给洪承畴打工。
  就战绩而言,他跟曹文诏也没法比。
  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他,但无论如何,偏就是他了。 所以对于这个任命,许多人都有异议,认定陈奇瑜有背景,走了后门。
  但事实上,陈奇瑜并非等闲之辈。
  崇祯五年的时候,由于民军进入山西,主力部队都去了山西,陕西基本是没人管,兵力极少。
  兵力虽少,民变却不少,据统计,陕西的民军,至少有三万多人。
  这三万多人,大都在陈奇瑜的防区,而他的手下,只有两千多人。
  一年后,这三万多人都没了——全打光了。
  因为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作为大刀都扛不起来的文官,陈奇瑜同志有一种独特的本领——统筹。
  他是一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善于谋划、组织,而当时的民军,只能到处流窜,基本无组织,有组织打无组织,一打一个准。
  凭借着突出的工作成绩,陈奇瑜获得了崇祯的赏识,从给洪总督打工,变成洪总督给他打工。
  对于领导的提拔,陈奇瑜是很感动的,也很卖力,准备收拾烂摊子。
  这是一个涉及五个省,几十万人的烂摊子,基本上,已经算是烂到底了,没法收拾。
  陈奇瑜到任后,第一个命令,是开会。
  各省的总督、总兵,反正是头衔上带个总字的,都叫来了。
  然后就是分配任务,你去哪里,打谁,他去哪里,打谁,打好了,如何如何,打不好,如何如何,一五一十都讲明白,完事了,散会。
  散会后,就开打。
  崇祯七年(1634)二月,陈奇瑜上任,干了四个月,打了二十三仗。
  全部获胜。
  陈奇瑜以无与伦比组织和策划能力告诉我们,所谓胜利,是可以算出来的。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孙子兵法陈总督最让人吃惊的地方,倒不是他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他打这些胜仗的目的。
  打多少仗,杀多少人,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再打一仗,把所有人都杀光。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他必须把所有的首领和民军,都赶到一个地方,并在那里,把他们全都送进地府。
  他选中的这个地方,叫做车厢峡。
  车厢峡谷车厢峡位于陕西南部,长几十里,据说原先曾被当作栈道,地势极为险要。
  所谓险要,不是易守难攻,而是易攻难守。
  此地被群山环绕,通道极其狭窄,据说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扔石头,一扔一个准。
  更要命的是,车厢峡的构造比较简单,只有一个进口,一个出口,没有其他小路,从出口走到进口,要好几天。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进了里面,要么回头,要么一条路走到黑,没有中场休息。
  几万民军,就进了这条路。
  这几万民军,是民军的主力,据说里面还有李自成和张献忠。
  为什么走这条路,没有解释,反正进去之后,苦头就大了去了。
  陈奇瑜的部队堵住了后路,还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射箭、扔石头,没事还放把火玩,玩了十几天,彻底玩残了。
  想跑是跑不掉的,想打也打不着,众头领毫无办法,全军覆没就在眼前,实在熬不住了。
  使用杀手锏的时候到了。
  我说过,他们的杀手锏,就是投降,准确地说,是诈降。
  没条件,谁投降啊?
  ——春节晚会某小品很有道理,很现实,但在这里,应该加上两个字:
  没条件,谁让你投降啊?
  所以在投降之前,必须先送钱,就如同上次送给王朴那样。
  于是头领们凑了点钱,送给了陈奇瑜。
  然而陈奇瑜没有收。
  崇祯没看错人,陈奇瑜同志确实是靠得住的,他没有收钱。
  麻烦了,不收钱,我们怎么安心投降,不,是诈降呢?
  但事实证明,头领们的智商是很高的,他们随即使出了从古至今,百试不爽的绝招——买通左右。
  陈奇瑜觉悟很高,可是扛不住手下人的觉悟不高,收了钱后,就开始猛劝,说敌人愿意投降,就让他们投降,何乐不为?
  陈奇瑜没有同意。
  陈奇瑜并不是王朴,事实上,他对这帮头领,那是相当了解,原先当延绥巡抚时,都是老朋友,知道他们狡猾狡猾地,所以没怎么信。
  我之前曾经说过,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所谓近似猛人的猛人,就是非猛人他跟真正的猛人相比,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拿破仑输掉滑铁卢战役后,有人曾说,他之所以输,是因为缺少一个人——贝尔蒂埃。
  贝尔蒂埃是拿破仑的参谋长,原先是测绘员,此人极善策划,参谋能力极强,但凡打仗,只要他在,基本都打赢了,当时,他不在滑铁卢。
  但最后,有人补充了一句:
  如果只有他(贝尔蒂埃)在,但凡打仗,基本都是要输的。
  陈奇瑜的弱点,就是参谋。
  和贝尔蒂埃一样,陈总督是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他很会参谋,很能参谋,然而参来参去,把自己弄残了。
  军队之中,可以没有参谋,不能没有司令,因为在战场上,最关键的素质,不是参谋,而是决断。
  陈奇瑜同志只会参谋,不会决断。
  面对手下的劝说和胜利的诱惑,他妥协了。
  陈奇瑜接受了投降,在他的安排下,近五万民军走出了车厢峡。
  其实陈奇瑜也很为难,既要他们投降,又不能让他们诈降,要找人看着,但如果人太多,会引起对方疑虑,为了两全其美,他动脑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每一百降军,找一个人看着,监督行动。
  找一个人,看一百个人。想出这个法子,只能说他的脑袋坏掉了。
  跟上次不同,这次张献忠毫不拖拖拉拉,很有工作效率,走出车厢峡,到了开阔地,连安抚金都没拿,反了。
  我很同情那些看守一百个人的人。
  事情到这里,就算是彻底扯淡了,崇祯极为愤怒,朝廷极为震惊,陈奇瑜极为内疚,最终罢官了事。
  了事?那是没可能的。
  各路头领纷纷焕发生机,四处出战,河南、陕西、宁夏、甘肃、山西,烽烟四起。
  估计是历经考验,外加焕发第二次生命的激动,民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强,原本是被追着跑,现在个把能打的,都敢追着官兵跑,比如陕西著名悍将贺人龙,原本是去打李自成,结果被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还围了起来,足足四十多天,断其粮食劝他投降,搞得贺总兵差点去啃树皮,差点没撑过来。
  到崇祯八年(1635),中原和西北,基本是全乱了,这么下去,不用等清兵入关,大明可以直接关门。
  好在崇祯同志脑子转得快,随即派出了王牌——洪承畴。
  在当时,能干这活的,也就洪承畴了,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手狠且心黑,对于当前时局,他的指导思想只有一字——杀。
  杀光了,就没事了。 就任五省总督之后,他开始组织围剿,卓有成效,短短几个月,民军主力又被他赶到了河南,各地民变纷纷平息。
  接下来的程序,应该是类似的,民军被逼到某个地方,被包围,然后被逼无奈,被迫诈降。
  所谓事不过三,玩了朝廷两把,就够意思了,再玩第三把,是不可能的。
  洪承畴已经磨好刀,等待投降的诸位头领,这一次,他不会让历史重演。
  是的,历史是不会重演的。
  这次被逼进河南的民军,算是空前规模,光是大大小小的首领,就有上百人,张献忠、李自成、高迎祥、罗汝才、刘国能等大腕级人物,都在其中。民军的总人数,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三十万。
  为了把这群人一网打尽,崇祯也下了血本,他调集了近十万大军,包括左良玉的昌平兵,曹文诏的关宁铁骑、洪承畴的洪兵,总而言之,全国的特种部队,基本全部到齐。
  但凡某个朝代,到了最后时刻,战斗力都相当之差,但明朝似乎是个例外,几十年来,几万人就能把十几万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后,虽说差点,但还算凑合。
  和以往一样,面对官军的追击,民军节节败退,到崇祯八年(1635),他们被压缩到洛阳附近,即将陷入重围,历史即将重演。
  但终究没有重演。
  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开了个会。
  开会开会的地点,在河南荥阳,故史称“荥阳大会”。
  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议,一次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会议。
  参与会议者,包括所有你曾经听说过,或者你从未听说过,或者从未存在过的著名头领,用史书上的说法,是“十三家”和“七十二营”。
  家和营都是数量单位,但具体有多少人,实在不好讲,某些家,如高迎祥,有六七万人,某些营,兴许是皮包公司,只有几个人,都很难讲,但加起来,不会少于二十五万人。
  当然,开会的人也多,十三加上七十二,就算每户只出个把代表,也有近百人。
  简而言之,这是一次空前的大会,人多的大会。
  根据史料留下的会议记录,会议是这样开始的,曹汝才先说话,讲述当前形势。
  形势就别讲了,虽说诸位头领文化都低,还是比较明白事情的,敌人都快打上来了,还讲个屁?
  有人随即插话,提出意见,一个字——逃。
  此人认为,敌人来势很猛,最好是快跑,早跑,跑到山区,保命。
  在场的人,大都赞成这个意见。
  然后,一人大喝而起:“怯懦诸辈!”
  说话的人,是张献忠。
  张献忠,陕西延安府人,万历三十四年出生。
  历史上,张献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夸他的人实在不多,骂他的人实在不少。
  反映在他的个人简历上,非常明显。
  但凡这种大人物,建功立业之后,总会有人来整理其少年时期的材料,而张献忠先生比较特殊,他少年时期的材料,似乎太多了点。
  就成分而言,有人说,他家世代务农,有人说,他家是从商的,也有人说,他是世家后代,还有人说,他是读书出身。最后有人说,他给政府打工,当过捕快。
  鉴于说法很多,传说很多,我就不多说了,简单讲下,这几种说法的最后结果:
  务农说:务农不成,歉收,去从军了。
  从商说:从商不成,亏本,去从军了。
  世家说:世家破落,没钱,去从军了。
  读书说:读书没谱,落第,去当兵了。
  打工说:没有前途,气愤,去当兵了。
  没办法,史料太多,说法太多,但所有的史料都说,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人。
  无论是务农、读书、从商、世家、打工,就算假设全都干过,可以确定的是,都没干好。
  为什么没干好,没人知道,估计是运气差了点,最后只能去从军。
  从军在当时,并非什么优秀职业,武将都没地位,何况苦大兵。
  当兵,无非是拿饷,可是当年当兵,基本没有饷拿,经常拖欠工资,拖上好几个月,日子过得比较艰苦。
  但奇怪的是,张献忠不太艰苦。据史料记载,他的小日子过得比较红火,有吃有喝,相当滋润。家里还很有点积蓄。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有计划外收入。
  而更奇怪的是,他还经常被人讹,特别是邻居,经常到他家借钱,借了还不还,他很气愤,去找人要,人家不给,他没辙。
  这是更为奇怪的一幕,作为手上有武器的人,还被人讹,只能说明,这些计划外收入,都是合法外收入。
  据说,张献忠先生除了当兵之外,还顺便干点零活,打点散工,具体包括强盗、打劫等等。
  这种兼职行为,应该是比较危险的,常在河里走,毕竟要湿鞋,张献忠同志终于被揭发了,他被关进监狱,经过审判,可能是平时兼职干得太多,判了个死刑。
  关键时刻,一位总兵偶尔遇见了他,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求了个情,把他给放了。
  应该说这位总兵的感觉,还是比较准的,张献忠确实是个人才,造反的人才。
  据说平时在军队里,张献忠先生打仗、兼职之余,经常还发些议论,说几句名人名言,比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等。
  而他最终走上造反道路,是在崇祯三年(1630),那时,王嘉胤造反,路过他家乡,张献忠就带了一帮人,加入了队伍。
  张献忠起义的过程,是比较平和的,没人逼他去修长城,他似乎也没掉队,至于爹妈死光,毫无生路等情况,跟他都没关系,而且在此之前,他还是吃皇粮的,实在没法诉苦。
  所以这个人造反的动机,是比较值得怀疑的。
  参加起义军后,张献忠的表现还凑合,跟着王嘉胤到处跑,打仗比较勇猛,打了一年,投降了。
  因为杨鹤来了,大把大把给钱,投降是个潮流,张献忠紧跟时代潮流,也投了降。
  当然,后来他花完钱后,又顺应潮流,造反了。
  此后的事情,只要是大事,他基本有份,三十六营开会、打进山西、打进河南、被人包围、向王朴诈降、又被人包围、向陈奇瑜诈降,反正能数得出来的事,他都干过。
  但在这帮头领里,他依然是个小人物,总跟着别人混,直至这次会议。
  他驳斥了许多人想逃走的想法,是很有种的,但除了有种外,就啥都没有了,因为敌人就在眼前,你要说不逃,也得想个辙。然而张献忠没辙。 于是,另一个人说话了,一个有辙的人:
  “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
  李自成如是说。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万历三十四年生人。
  这里有个比较凑巧的事,李自成跟张献忠,是同一年生的。
  而且这两人的身世,都比较搞不清楚,但李自成相对而言,比较简单。
  根据史料的说法,他家世代都是养马的,在明代,养马是个固定职业,还能赚点钱,起码混口饭吃,生活水准,大致是个小康。
  所以李自成是读过书的,他从小就进了私塾,但据说成绩不好,很不受老师重视,觉得这孩子没啥出息。
  直到有一天。
  这天,老师请大家吃饭,吃螃蟹。
  当然,老师的饭没那么容易吃,吃螃蟹前,让大家先根据螃蟹写首诗,才能开吃。
  李自成想了想,写了出来。
  老师看过大家的诗,看一首,评一首,看到他写的诗,没有说话。
  因为在这首诗里,有这样一句话:一身甲胄任横行。
  这位老师是何许人也,实在没处找,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物,因为在短暂犹豫之后,他说出了一个准确的预言:
  你将来必成大器,但始终是乱臣贼子,不得善终!
  但李自成同学的大器之路,似乎并不顺利,吃过饭不久,他就退学了,因为他的父亲去世了。
  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上层建筑,李自成决定,先去打基础,但问题是,他家并不是农民,也没地,种地估计是瞎扯,所以他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给人打工。
  这段时间,应该是李自成比较郁闷的时期,因为他年纪小,父亲又死了,经常被人欺负,有些地主让他干了活,还不给钱,万般无奈之下,他托了个关系,去驿站上班了。
  李自成的职务是驿卒,我说过,驿站大致相当于招待所,驿卒就是招待所服务员,但李自成日常服务的,并不是人,而是马。
  由于世代养马,所以李自成对马,是比较有心得的,他后来习惯于用骑兵作战,乃至于能在山海关跟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打出个平手,估计都是拜此所赐。
  李自成在驿站干得很好,相比张献忠,他是个比较本分的人,只想混碗饭吃。
  崇祯二年,饭碗没了。
  我说过很多次,是刘懋同志建议,全给裁掉了。
  刘懋认为,驿站纰漏太多,浪费朝廷资源,李自成认为,去你娘的。
  你横竖有饭吃,没事干了,来砸我的饭碗。
  但李自成还没有揭竿而起的勇气,他回了家,希望打短工过日子。
  我也说过很多次,从崇祯元年,到崇祯六年,西北灾荒。
  都被他赶上了,灾荒时期,收成不好,没人种地,自然没有短工的活路,此时,李自成听说,有一个人正在附近招人,去了的人都有饭吃。
  他带着几个人去了,果然有饭吃。
  这位招聘的人,叫做王左桂。
  王左桂是干什么的,之前也说过了,作为与王嘉胤齐名的义军领袖,他比较有实力。
  当时王左桂的手下,有几千人,分为八队,他觉得李自成是个有料的人,就让他当了八队的队长。
  这是李自成担任的第一个职务,也是最小的职务,而他的外号,也由此而生——八队闯将。
  一年后,王左桂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攻打韩城。
  他之所以要打这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韩城的防守兵力很少,而且当时的总督杨鹤,没有多少兵力可以增援,攻打这里,可谓万无一失。
  判断是正确的,正如之前所说的,杨鹤确实没有兵,但他有一个手下,叫洪承畴。
  这次战役的结果是,洪承畴一举成名,王左桂一举完蛋,后来投降了,再后来,被杀降。
  王左桂死掉了,他的许多部属都投降了,但李自成没有,他带着自己的人,又去投奔了不沾泥。
  不沾泥是个外号,他的真名,叫做张存孟(也有说叫张存猛),但孟也好,猛也罢,这人实在是个比较无足轻重的角色,到了一年后,他也投降了。
  然而李自成没有投降,他又去投了另一个人,这一次,他的眼光很准,因为他的新上司,就是闯王高迎祥。
  这是极其有趣的一件事,王左桂投降了,李自成不投降,不沾泥投降了,他也没投降。
  虽说李自成也曾经投降过,比如被王朴包围,被陈奇瑜包围等等,但大体而言,他是没怎么投降的。
  这说明,李自成不是痞子,他是有骨气的。
  相比而言,张献忠的表现实在不好。
  他投降的次数实在太多,投降的时机实在太巧,每次都是打不过,或是眼看打不过了,就投降,等缓过一口气,立马就翻脸不认人,接着干,很有点兵油子的感觉。
  史料记载,张献忠的长相,是比较魁梧的,他身材高大,面色发黄(所以有个外号叫黄虎),看上去非常威风。
  而李自成就差得多了,他的身材不高,长得也比较抱歉,据说不太起眼(后来老婆跑路了估计与此有关),但他很讲义气,很讲原则,且从不贪小便宜。
  历史告诉我们,痞子就算混一辈子,也还是痞子,滑头,最后只能滑自己。长得帅,不能当饭吃。
  成大器者的唯一要诀,是能吃亏。
  吃亏就是占便宜,原先我不信,后来我信了,相当靠谱。
  李自成很能吃亏,所以开会的时候,别人不说,他说。
  第八队队长,不起眼的下属,四处寻找出路的孤独者,这是他传奇的开始。
  他说,一个人敢拼命,也能活命,何况我们有十几万人,不要怕!
  大家都很激动,他们认识到,李自成是对的,到这个份上,只能拼了。
  但问题在于,他们已经被重重包围,在河南呆下去,死路,去陕西,还是死路,去山西,依然是死路,哪里还有路?
  有的,还有一条。
  李自成以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无畏的勇气,指出那条唯一道路。
  他说,我们去攻打大明的都城,那里很容易打。
  他不是在开玩笑。
  当然,这个所谓的都城,并不是北京,事实上,明代的都城有三个。
  北京,是北都,南京,是南都,还有一个中都,是凤阳。
  打北京,估计路上就被人干挺了,打南京,也是白扯,但打凤阳,是有把握的。
  凤阳,位于南直隶(今属安徽),这个地方之所以被当作都城,只是因为它是朱元璋的老家,事实上,这里唯一与皇室有关的东西,就是监狱(宗室监狱,专关皇亲国戚),除此以外,实在没啥可说,不是穷,也不是非常穷,而是非常非常穷。 但凤阳虽然穷,还特喜欢摆谱,毕竟老朱家的坟就在这,逢年过节,还喜欢搞个花灯游行,反正是自己关起门来乐,警卫都没多少。
  这样的地方,真是不打白不打。
  而且进攻这里,可以吸引朝廷注意,扩大起义军的影响。
  话是这么说,但是毕竟洪承畴已经围上来了,有人去打凤阳,就得有人去挡洪承畴,这么多头领,谁都不想吃亏。
  所以会议时间很长,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都想去打凤阳,最后,他们终于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起来,领悟了政治的真谛,想出了一个只有绝顶政治家,才能想出的绝招——抓阄。
  抓到谁就是谁,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自己服气,大家服气。
  抓出来的结果,是兵分三路,一路往山西,一路往湖广,一路往凤阳。
  但这个结果,是有点问题的,因为我查了一下,抓到去凤阳的,恰好是张献忠、高迎祥、李自成。
  没话说了。
  但凡是没办法了,才抓阄,但有的时候,抓阄都没办法。
  真没办法。
  抓到好阄的一干人等,向凤阳进发了,几天之后,他们将震惊天下。
  在洪承畴眼里,所谓民军,都是群没脑子的白痴,但一位哲人告诉我们,老把别人当白痴的人,自己才是白痴。
  检讨很巧,民军抵达凤阳的时候,是元宵节。
  根据惯例,这一天凤阳城内要放花灯,许多人都涌出来看热闹,防守十分松懈。
  就这样,数万人在夜色的掩护下,连大门都没开,就大摇大摆地进了凤阳城。
  慢着,似乎还漏了点什么——大门都没开,怎么能够进去?
  答:走进去。
  因为凤阳根本就没有城墙。
  凤阳所以没有城墙,是因为修了城墙,就会破坏凤阳皇陵的风水。
  就这样,连墙都没爬,他们顺利地进入了凤阳,进入了老朱的龙兴地。
  接下来的事情,是比较顺理成章的,据史料记载,带军进入凤阳的,是张献忠。
  如果是李自成,估计是比较文明的,可是张献忠先生,是很难指望的。
  之后的事情,大致介绍一下,守卫凤阳的几千人全军覆没,几万多间民房,连同各衙门单位,全部被毁。
  除了这些之外,许多保护单位也被烧得干净,其中最重要的单位,就是朱元璋同志的祖坟。
  看好了,不是朱元璋的坟(还在南京),是朱元璋祖宗的坟。
  虽说朱五一(希望还记得这名字)同志也是穷苦出身,但张献忠明显缺乏同情心,不但烧了他的坟,还把朱元璋同志的故居(皇觉寺)
  也给烧了。
  此外,张献忠还很有品牌意识,就在朱元璋的祖坟上,树了个旗帜,大书六个大字:“古元真龙皇帝”
  就这样,张献忠在朱元璋的祖坟上逍遥了三天,大吃大喝,然后逍遥而去。
  事大了。
  从古至今,在骂人的话里,总有这么一句:掘你家祖坟。
  但一般来讲,若然不想玩命,真去挖人祖坟的,也没多少。
  而皇帝的祖坟,更有点讲究,通俗说法叫做龙脉,一旦被人挖断,不但死人受累,活人也受罪,是重点保护对象。
  在中国以往的朝代里,除前朝被人断子绝孙外,接班的也不怎么挖人祖坟,毕竟太缺德。
  真被人刨了祖坟的,也不是没有,比如民国的孙殿英,当然他是个人行为,图个发财,而且当时清朝也亡了,龙脉还有没有,似乎也难说。
  朝代还在,祖坟就被人刨了的,只有明朝。
  所以崇祯听到消息后,差点晕了过去。
  以崇祯的脾气,但凡惹了他的,都没有好下场,崇祯二年,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还没怎么着,他就把兵部尚书给砍了,现在祖坟都被人刨了,那还了得但醒过来之后,他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做检讨。
  请注意,不是让人做检讨,而是自己做检讨。
  皇帝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如皇帝犯错误,实在没法交代,就得做检讨,这篇检讨,在历史上的专用名词,叫做“罪己诏”。
  崇祯八年(1635)十月二十八日,崇祯下罪己诏,公开表示,皇陵被烧,是他的责任,民变四起,是他的责任,用人不当,也是他的责任,总而言之,全部都是他的责任。
  这是一个相当奇异的举动,因为崇祯同志是受害者,张献忠并非他请来的,受害者写检讨,似乎让人难以理解。
  其实不难理解,几句话就明白了。
  根据惯例,但凡出了事,总要有人负责,县里出事,知县负责,府里出事,知府负责,省里出事,巡抚负责。
  现在皇帝的祖坟出了事,谁负责?
  只有皇帝负责。
  对崇祯而言,所谓龙脉,未必当真,要知道,当年朱元璋先生的父母死了,都没地方埋,是拿着木板到处走,才找到块地埋的,要说龙脉,只要朱元璋自己的坟没被人给掘了,就没有大问题。
  但祖宗的祖宗的坟被掘了,毕竟影响太大,必须解决。
  解决的方法,只能是自己做检讨。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自从皇帝的祖坟被掘了后,上到洪承畴,下到小军官,人心惶惶,唯恐这事拿自己开刀,据说左良玉连遗书都写了,就等着拉去砍了,既然皇帝做了检讨,大家都放心了,可以干活了。
  当然,皇帝背了大锅,小锅也要有人背,凤阳巡抚和巡按被干掉,此事到此为止。
  崇祯如此大度,并非他脾气好,但凡是个人,刨了他的祖坟,都能跟你玩命,更何况是皇帝。
  但没办法,毕竟手下就这些人,要把洪承畴、左良玉都干掉了,谁来干活?
  对于这一点,洪承畴、左良玉是很清楚的,为保证脑袋明天还在脖子上,他们开始全力追击起义军。
  说追击,是比较勉强的,因为民军的数量,大致有三十万,而官军,总共才四万人。就算把一个人掰开两个用,也没法搞定。
  好在,还有一个以一当十的人,曹文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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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1-13 21:54:19 | 只看该作者
第十五章 一个文雅的人
为保证能给崇祯同志个交代,崇祯八年六月,曹文诏奉命出发,追击民军。
  曹文诏的攻击目标,是十几万民军,而他的手下,只有三千人。
  自打开战起,曹文诏就始终以少打多,几千人追几万人,是家常便饭。
  但上山的次数多了,终究会遇到老虎的。
  曹文诏率领骑兵,一口气追了几百里,把民军打得落花流水,斩杀数千人。
  但自古以来,人多打人少,不是没有道理的。
  跑了几百里后,终于醒过来了,三千人而已,跑得这么快,这么远,至于吗?
  于是一合计,集结精锐兵力三万多人,回头,准备跟曹文诏决战。
  崇祯四年起,曹文诏跟民军打过无数仗,从来没输过,胆子特大,冲得特猛,一猛子就扎了进去。
  进去了就再没出来。
  民军已走投无路,这次他们没打算逃跑,只打算死拼。
  而曹文诏由于太过激动,只带了先锋一千多人,就跑过来了。
  三万个死拼的人,对一千个激动的人,用现在的编制换算,基本相当于一个人打一个排,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估计只有兰博。
  曹文诏不是兰博,但他实在也很猛,带着骑兵冲了十几次,所至之处,死伤遍地,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斩杀敌军几千人。
  眼看快到晚上,杀得差不多了,曹文诏准备走人。
  这并非玩笑,曹总兵是骑马来的,就算打不赢,也能跑得赢。
  在混乱的包围圈中,他集结兵力,发动突击,很快就突出了缺口,准备回家洗澡睡觉。
  当时场面相当混乱,谁都没认出谁,在民军看来,跑几个也没关系,所以也不大有人去管这个缺口。
  但关键时刻,出情况了。
  曹文诏骑马经过大批民军时,有一个小兵正好被俘,又正好看见了曹文诏,就喊了一句:
  “将军救我!”
  当时的环境,应该是很吵的,有多少人听见很难说,但很不巧,有一个最不该听见的人,听见了。
  这个人是民军的一个头目,而在不久之前,他曾在曹文诏的部队里干过。
  作为一个敬业的人,他立即对旁人大喊:
  “这就是曹总兵!”
  既然是曹总兵,那就别想跑了。
  民军集结千人,群拥而上围攻曹文诏。
  曹文诏麻烦了,此时,他的手下已经被打散,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几个随从。
  必死无疑。
  必死无疑的曹文诏,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诠释了勇敢的意义。
  面对上千人的围堵,他单枪匹马,左冲右突,亲手斩杀数十人,来回冲杀,无人可挡。
  没人上前挑战,所有的人只是围着他,杀退一层,再来一层。
  曹文诏是猛人,猛人同样是人,包围的人越来越多,他的伤势越来越重,于是,在即将力竭之时,他抽出了自己的刀。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举刀自尽。
  曹文诏就这样死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很勇敢。
  无论如何,一个勇敢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
  崇祯极其悲痛,立即下令追认曹文诏为太子太保,开追悼会,发抚恤金,料理后事等等。
  从某个角度讲,曹文诏算是解脱了,崇祯还得接着受苦,毕竟那几十万人还在闹腾,这个烂摊子,必须收拾。
  所以,曹文诏死后不久,崇祯派出了另一个人。
  当时的局势,已经是不能再坏了,凤阳被烧了,曹文诏被杀了,皇帝也做了检讨,原先被追着四处跑的民军,终于到达了风光的顶点。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将领,包括左良玉、洪承畴在内,都是畏畏缩缩,遇上人了,能不打就不打,非打不可,也就是碰一碰,只求把人赶走,别在自己防区里转悠,就算万事大吉。
  对此,诸位头领大概也是明白的,经常带着大队人马转来转去,有一次,高迎祥带着十几万人进河南,左良玉得到消息,带人去看了看,啥都没说就回来了。
  照这么下去,估计高迎祥就算进京城,大家也只能看看了。
  然而一切都变化了,从那个人到任时开始。
  对这个人,崇祯给予了充分的信任,给了一个绝后而不空前的职务——五省总督。
  这个职务,此前只有陈奇瑜和洪承畴干过,但这人上来,并非是接班的,事实上,他是另起炉灶,其管辖范围包括江北、河南、湖广、四川、山东。
  当时全国,总共只有十三个省,洪承畴管五个,他管五个,用崇祯的说法是:洪承畴督师西北,你去督师东南,天下必平!
  这个人就是之前说过的第四个猛人,他叫卢象升对大多数人而言,卢象升是个很陌生的名字,但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知名的名字,而在高迎祥、李自成的嘴里,这人有个专用称呼:
  卢阎王。
  就长相而言,这个比喻是不太恰当的,因为所有见过卢象升的人,第一印象基本相同:这是个读书人。
  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明代的江苏,算是个风水宝地,到明末,西北打得乌烟瘴气,国家都快亡了,这边的日子还是相当滋润,雇工的雇工,看戏的看戏。
  鉴于生活条件优越,所以读书人多,文人多,诗人也多,钱谦益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但除此外,这里也产猛人——卢象升。
  所谓猛人,是不恰当的,事实上,他是猛人中的猛人。
  但在十几年前,他跟这个称呼,基本是八杆子打不着,那时,他的头衔,是卢主事。
  天启二年(1622),江苏宜兴的举人卢象升考中了进士,当时吏部领导挑中了他,让他在户部当主事。
  据史料说,卢主事长得很白,人也很和气,所以人缘混得很好,没过两年,就提了员外郎,只用了三年时间,又提了知府。
  到崇祯二年,卢象升已经是五品正厅级干部了,就提拔速度而言,相当于直升飞机,而且卢知府人品确实很好,从来没有灰钱收入,群众反应很好。
  总之,卢知府的前途是很光明的,生活是很平静的,日子是很惬意的,直到崇祯二年。
  这年是比较闹腾的,基本都是大事,比如皇太极打了进来,比如袁崇焕被杀死,当然,也有小事,比如卢象升带了一万多人,跑到了北京城下。
  当时北京城下的援兵很多,有十几路,卢象升这路并不起眼,却是最有趣的一路,因为压根没人叫他来。
  卢象升是文官,平时也没兵,但他听说京城危急,情急之下,自己招了一万多人,就跑过来了。
  明末的官员,是比较有特点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推卸责任,能不承担的,绝不承担,能承担的,也不承担,算是彻头彻尾的王八蛋。
  卢象升负责任,起码他知道,领了工资,就该办事。
  但遗憾(或者是万幸)的是,卢象升同志没能打上仗,他在城下呆了一个多月,后金军就走了。
  当然,这未必是件坏事,因为以他当时的实力,要真跟人碰上,十有八九是个死。
  但这无所事事的一个月,却永远地改变了卢象升的命运,因为这段时间里,他亲眼目睹,一个叫袁崇焕的统帅,如何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囚犯。
  这件事情,最终影响了他的一生,并让他在九年之后,做出了那个关键性的抉择。
  朝廷的特点,一向是能用就使劲用,既然卢知府这么积极,干脆就让他改了行。
  崇祯三年,卢象升提任参政,专门负责练兵。
  当时最能打仗、最狠的兵,除辽东,就是西北,这两个地方的人相当彪悍,战斗力很强,敢于玩命,就算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投降,是明朝主要的兵源产地。
  卢象升练兵的地方是北直隶,就单兵作战能力而言,算是二流。
  然而事实证明,只有二流的头头,没有二流的兵。
  明朝的精锐部队,大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袁崇焕的兵,叫做关宁铁骑,洪承畴的兵,叫做洪兵,而卢象升的兵,叫天雄军。
  就战斗力而言,明末的军队中,最强的,当属关宁铁骑,天雄军的战斗力,大致排在第三(第二还没出场),比洪兵强。
  据高迎祥和李自成讲,他们最怕的明军,就是天雄军。
  比如关宁铁骑,虽然战斗力强,但都是骑兵,冲来冲去,死活好歹都是一下子,但天雄军就不同了,比膏药还讨厌,贴上就不掉,极其顽固,只要碰上了,就打到底,不脱层皮没法跑。
  天雄军的士兵,大都来自大名、广平当地,并没有什么特别,之所以如此强悍,只是因为卢象升的一个诀窍。
  两百多年后,有一个人使用了他的诀窍,组建了一支极为强悍的部队,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曾国藩。
  没错,这个诀窍的名字,叫做关系。
  和曾国藩的湘军一样,卢象升的天雄军,大都是有关系的,同乡、同学、兄弟、父子,反正大家都是熟人,随便死个人,就能愤怒一堆人,很有战斗力。
  但这种关系队伍,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冲锋的时候,一个人冲,就会有很多人跟着冲,但逃跑的时候,有一个人跑,大家也会一起跑。
  比如曾国藩同志,有次开战,就遇到这种事,站在后面督战,还划了条线,说越过此线斩,结果开打不久,就有人跑路,且一跑全跑,绕着线跑,追都没追上,气得投了河。
  卢象升没有这个困惑,因为每次开战,他都站在最前面。
  事实上,卢先生被称为卢阎王,不是因为他很能练兵,而是因为他很能杀人——亲手杀人。
  之前我说过,卢象升长得很白,但我忘了说,他的手很黑。
  卢象升是个很有天赋的人,据史料记载,他天生神力,射箭水平极高,长得虽然文明,动作却很粗野,每次作战时,都拿着大刀追在最前面,赶得对方鸡飞狗跳。
  他最早崭露头角,是一次激烈的战斗。
  崇祯六年,山西流寇进入防区,卢象升奉命出击,对方情况不详,以骑兵为主力,战斗力很强,人数多达两万。
  卢象升只有两千人,刚开战,身边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就一头扎进了敌营。
  他的这一举动,搞得对方也摸不着头脑,被他砍死了几个人后,才猛然醒悟,开始围攻他。
  卢象升的大刀水平估计相当好,敌人只能围住,无法近身,万般无奈,开始玩阴的,砍他的马鞍(刃及鞍)。
  马鞍被干掉了,卢象升掉下了马,然后,他站了起来,操起大刀,接着打(步战)。
  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骇人听闻了,卢象升就这么操着大刀,带着自己的手下,把对方赶到了悬崖边。
  没办法了,只能放冷箭。
  敌人的箭法相当厉害,一箭射中了卢象升的额头,又一箭,射死了卢象升的随从。
  这两箭的意思大致是,你他娘别欺人太甚,逼急了跟你玩命。
  这两箭的结果大致是,卢象升开始玩命了。而且他玩命的水平,明显要高一筹。
  他提着大刀,越砍越有劲,几近疯狂(战益疾)。这下对方被彻底整懵了,感觉玩命都玩不过他,只好乖乖撤退,以后再没敢到他的地界闹事。
  虽然卢象升的水平很高,但在当时,他还不怎么出名,也没机会出头,然而帮助他进步的人出现了,这人的名字叫做高迎祥。
  崇祯七年,高迎祥等人跑出了包围圈,就进了郧阳,郧阳被折腾得够呛,巡抚也下了课,这事说过了。
  但这件事,对卢象升而言,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接替郧阳巡抚的人,就是他。
  如果高迎祥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估计是死都不会去打郧阳的。
  卢象升是个聪明人,聪明在他很明白,凭借目前的兵力,要把民军彻底解决,是绝不可能的。
  作为五省总督(后来变成七省),他手下能够作战的精锐兵力,竟然只有五万人,但在这几省地界上转来转去的诸位头领,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有好几万人,总计几十万,还满世界转悠,没处去找。
  但他更明白,彻底解决民军的头领,是绝对可能的。
  民军虽然人多势众,但大都是文盲,全靠打头的领队,只要把打头的干掉,立马就变良民。
  而在所有的头头里,最有号召力,最能带队的,就是闯王。
  强调,现在的闯王是高迎祥,不是李自成。
  高迎祥在所有的头领中,高迎祥是个奇特的人,他的奇特之处,就是他一点也不奇特。
  明末的这帮头领,都是比较特别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很有个性。
  但凡古代干这行的,基本是两种人,吃不上饭的,和混不下去的,文化修养,大都谈不上,所以做事一般都不守规矩,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军队也是一样,今天是这帮人,没准明天就换人了,指望他们严守纪律,按时出操,没谱。
  但高迎祥是个特例,他没什么个性,平时不苟言笑,打赢了那样,打输了还那样。
  许多头领打仗,明天究竟怎么走,不管,也懒得管,打到哪算哪。
  高迎祥的行军路线,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并表明路标,引导部队行进。
  更吓人的是,高迎祥的部队,是有统一制服的——铠甲。
  一般说来,盔甲这种玩意,只有官军才用(费用比较高,民军装备不起),大部都是皮甲,而高迎祥部队的盔甲,是铁甲。
  所谓重甲骑兵,就是这个意思,更吓人的是,他的骑兵,每人都有两三匹马,日夜换乘,一天可以跑几百里,善于奔袭作战。
  就这么个人,连洪承畴这种杀人不眨眼的角色,看见他都发怵。
  打了好几次,竟然是个平手。
  所以一直以来,高迎祥都被朝廷列为头号劲敌。
  卢象升准备解决这个人。
  当然,他很明白,光凭他手下的天雄军,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他上书皇帝,几经周折,要来了一个特殊的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祖宽。
  祖宽,不是祖大寿的亲戚,具体点讲,他是祖大寿的佣人。
  但祖大寿同志实在太过厉害,一个佣人跟着他混了几年,也混出来了,还当上了宁远参将。
  其实对于祖宽,卢象升并不了解,他最了解的,是祖宽手下的三千部队——关宁铁骑。
  作为祖大寿的亲信,祖宽掌管三千关宁军,卢象升明白,要战胜高迎祥,必须把这个人拉过来,必须借用这股力量。
  现在,他终于成功了,他认定,高迎祥的死期已然不远。
  此时的高迎祥,正在为攻打汝宁做准备,还没完事,祖宽就来了。
  高迎祥到底是有点水平,他从没见过祖宽,但看架势,似乎比较难搞,毅然决定跑路。
  但他之所以跑路,不是为逃命,而是为了进攻。
  高迎祥的战略思想十分清晰,敌人弱小,就迎战,敌人强大,就先跑路,多凑几个人,人多了再打。
  一年前,曹文诏就是被这种战法报销的。
  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陕州,在这里,有两个人正等待着他——李自成、张献忠。
  民军最豪华的阵容,也就这样了,高迎祥集结兵力,等待着祖宽的到来。
  以现有的兵力,高闯王坚信,如果祖宽来了,就回不去了。
  祖宽果然来了,也果然没有回去,因为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又跑路了。
  高迎祥的这次选择,是极为英明的,因为祖宽过来的时候,队伍里多了个人——左良玉。
  高迎祥的这套策略,对付像王朴那样的白痴,估计还是有点用的,但祖宽这种老兵油子,那就没招了,他立马看穿了这个诡计,拉上了左良玉,一起去找高迎祥算帐。
  接下来是张献忠先生的受难时间。
  其实这事跟张献忠本没有关系,只是高迎祥让他过来帮忙,顺道挣点外快,可惜不巧的是,碰上了硬通货。
  跑路的时候,根据惯例,为保证都能跑掉,是分头跑的,高迎祥、李自成是一拨,张献忠是另一拨。
  所以官军的追击路线,也是两拨,左良玉一拨,祖宽一拨。
  不幸的是,祖宽分到的,就是张献忠。
  我说过,祖宽手下的,是关宁铁骑,跑得很快,所以他只用了一个晚上,就追上了张献忠,大破之。
  张献忠逃跑了,他率领部队,连夜前行,一天一夜,跑到了九皋山。
  安全了,终于安全了。
  然后,他就看到了祖宽。
  估计是等了很久,关宁军很有精神,全军突击,大砍大杀,张献忠主力死伤几千人,拼死跑了出去。 又是一路狂奔,奔了几百里,张献忠相信,无论如何,起码暂时是安全了。
  然后,祖宽又出现了。
  我说过,他的速度很快。
  此后的结果,是非常壮观的,用史书的话说——伏尸二十余里。
  张献忠出离愤怒了,而这一次,他做出了违反常规的决定,比较有种,回头跟祖宽决战。
  是的,上面这句话是不靠谱的,张献忠先生从来不会违反常规,他之所以回头跟祖宽决战,因为在逃跑的路上,遇上了两个人——李自成、高迎祥。
  人多了,胆就壮了,张献忠集结数万大军,在龙门设下埋伏,等待祖宽的到来。
  张献忠的这个埋伏,难度很大,因为祖宽太猛,手下全是关宁铁骑,久经沙场,“发一声喊,伏兵四起”之类的场景,估计吓不住,就算用几万人围住,要冲出来,也就几分钟时间。
  面对困境,张献忠同志展现了水平,他决定,攻击中间。
  利用突袭,把敌军一分为二,分而击破,这是唯一的方法。
  单就质量而言,他的手下实在比较一般,但正如一位名人所说,有数量,就有质量,他集结了十倍于祖宽的兵力,开始等待。
  不出所料,祖宽出现了,依然不出所料,他没有丝毫防备,带领所有的兵力,进入了埋伏圈。
  张献忠不出所料地发动了攻击,数万大军发动突袭,不出所料地把关宁军冲成了两截。
  接下来,就是张献忠先生意料之外的事了。
  他惊奇地发现,虽然自己的人数占绝对优势,虽然自己出现得相当突然,但从这些被包围的敌人脸上,他看不到任何慌张。
  其实张先生这一招,用在大多数官军身上,是很有效果的,对关宁军,是无效的。这帮人在辽东,主要且唯一的工作,就是打仗,见惯大场面,所谓伏兵,无非是出来的地方偏点,时间突然点,队伍分成两截,照打,有啥区别?
  特别是祖宽,伏兵出现后,他非但没往前跑,反而亲自断后,就地组织反击,而他手下的关宁军,似乎也没有想跑的意思,左冲右突,大砍大杀,战斗从早上开始,一直打到晚上,伏兵打成了败兵,进攻打成了防守,眼看再打下去就要歇菜,撒腿就跑。
  前后三战,张献忠损失极为惨重,死伤无数,被打出了毛病,据说听到卢象升、祖宽的名字就打哆嗦。
  河南不能呆了,他率领军队,转战安徽。
  相比而言,高迎祥、李自成的遭遇,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只有更惨,没有最惨。
  高迎祥第一次遇见卢象升,是在汝阳城外。
  据史料记载,当时他的手下,有近二十万人,光是营帐,就有数百里(连营百里),浩浩荡荡,准备攻城,看起来相当吓人。
  而他的对手,赶来救援的卢象升,只有一万多人。
  其实一直以来,官军能够打败民军,原因在于官军骑马,而民军只能撒脚丫跑。
  但高迎祥是个例外,我说过,他的军队,是重甲骑兵,而且每人有两匹马,机动性极强,而卢象升手下能跟他打两把的,只有关宁铁骑,且就一两千人。
  更麻烦的是,当卢象升到达汝阳的时候,军需官告诉他,没粮食。
  没粮食的意思,就是没饭吃,没饭吃的意思,就是没法打仗。
  一般说来,军中断粮一天,军队就会失去一半战斗力,断粮两天以上,全军必定崩溃。
  卢象升的军队断粮三天,没有一个逃兵。
  这个看似没有可能的奇迹,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卢象升的一个举动——他也断粮。
  他非但不吃饭,连水都不喝(水浆不入口),此即所谓身先士卒。
  所以结果也很明显——得将士心,同仇敌忾。
  其实很多时候,群众是好说话的,因为他们所需要的并非特权,而是公平。
  公平的卢象升,是个很聪明的人,经过几天的观察,他敏锐地发现,高迎祥的部队虽然强悍,但是比较松散,选择合适的突破点,还是可以打一打的。
  卢象升选择的突破点,是城西,鉴于自己步兵太多,骑兵太少,硬冲过去就是找死,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一千多年前,诸葛亮同志鉴于实在干不过魏国的骑兵(蜀国以步兵为主),想到了同样的方法。
  没错,对付骑兵,成本最低,老少咸宜的方式,就是弓箭,确切地说,是弩。
  诸葛亮用的,叫做连弩,卢象升用的,史料上说,是强弩,具体工艺结构不太清楚,但确实比较强,因为历史告诉我们,高迎祥的重甲骑兵,在开战后仅仅几个小时里,就得到了如下结果——强弩杀贼千余人。
  其实城西的部队被击破,死一千多人,对高迎祥而言,并不是啥大事,毕竟他的总兵力,有几十万人之多,但他的军阵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导致了汝阳之战的失败。
  这个弱点,就是人太多。
  几十万人,连营百里,而据卢象升给皇帝的报告,高迎祥的主力骑兵,有五六万人,其余的大都是步兵以及部队家属。
  步兵倒还好说,家属就麻烦了,这拨人没有作战能力,又大多属于多事型,就爱瞎咋呼,看到城西战败,便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大声疾呼,什么敌人很多,即将完蛋之类。而最终的结果,就是真的完蛋了。
  汝阳之战结束,高迎祥的几十万大军就此土崩瓦解,纷纷四散逃命,但高迎祥实在有点军事水平,及时布置后卫,阻挡卢象升的追击。
  其实卢象升也没打算追击,一万人去追二十万人,脑子有问题。
  但今天不追不等于明天也不追,卢象升看准机会,跟踪追击,在确山再次击败高迎祥,杀敌军数千人。
  卢象升的亮相就此谢幕,自崇祯八年五月至十一月,他率绝对劣势兵力,先后十余战,每战必胜,斩杀敌军总计三万余人,彻底扭转了战略局势。
  当然,高迎祥并不这么想,他依然认为,失败只是偶然,他所有的兵力,是卢象升的几十倍,战略的主动权,依然在他的手中,今年灭不了你,那就明年。
  这个想法,让他最终只活到了明年。
  十一月过去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很平静的,卢象升没有动,高迎祥也没有动,原因非常简单——过年。
  无论造反也好,镇压也罢,都是工作,工作就是工作,遇到法定假日,还休息还是得休息。
  休息一个月,崇祯九年正月,接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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