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工商巨擘李耀廷（1836-1912）转

李永年

      
    西南工商巨擘李耀廷（1836-1912），原名李启荣，后改正荣，字耀廷。云南昭通府恩安县人（今云南省昭通市）。
    生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夏历十一月二十五日。民国元年（1912年）去世，享年76岁。祖父嗣璋，曾教过乡塾。父洪泰务农。弟兄七人，名启荣（即正荣）、启华、启富、启贵、启先、启纲、启芳，正荣居长，二弟启华在战乱中夭折。母迟氏，鲁甸迟家坪人氏。
    据李耀廷自撰《思安李氏宗谱·表系》载：“……先世籍江南，居江宁县之柳树湾。……有迁徐州府沛县汉台乡者。明初从太祖起兵，由小旗积功为彭城卫佐所百户，实名曰成。子仙童，晋职正千户，洪武三十立年（1402年）战殁汴梁堤。时父成公尚存，特任其职。嗣弟春公子名贵者袭职，旋升彭城卫世袭指挥佥事。永乐五年（1407年），调任贵州乌撒卫指挥佥事，今大定府威宁州属，（即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是李氏入黔之始。……应元公雍正八年（1730年）从扬威将军哈元生（哈时任安龙镇总兵）征昭通土司，遂居恩安县属龙泉冲。……历五世百有余年以祖、父皆独子承宗，形家谓为不利，乃徙鲁甸厅仙人洞侧曰龙家院子。”    据赵熙所撰《李氏先庙碑》云：“嗣璋（正荣之祖父）复徙鲁甸甸信远里之仙人洞……洪泰（正荣之父）奉节母居昭通府城”足见因“形家”（阴阳家）说“风水”不利而迂鲁甸，但时间不长，又迁回昭通。
    李耀廷少年时期，读过几年书，粗识文字。因家庭窘困，弃学随父务农。时，清廷腐败，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商旅裹足，民不聊生。由于战乱、饥荒、瘟疫，咸丰七年（1857年）六月，他的祖父、祖母、父亲、姑父、姑母、妻子、二弟相继死亡。其余家人，死里逃生。他是长子，时年20岁，一家生计，只有依靠他一人。土地荒芜了，战乱中无法耕作，要活下去，只有去做小生意。他遍向亲友借得三千钱（当时通用的铜钱，称制钱），到迤车汛买叶子烟，绕道运至永善县之黄坪、黄果树卖。卖后将本利买成食盐，背回江底一带卖，每次往返绕道三百余里，历时二十余天，可获利数倍。诚如他所说：“余年方少，又值兵乱，忘身冒险，出入戈铤（音缠，兵器）生死之中，艰恐益无限也。”此乃其经商之滥殇。
    战乱中，庐舍毁尽，里人避居仙人洞内，然洞中潮湿，瘟疫迭起，不宜久居。同治二年（1863年），李耀廷与洞居乡人议定，在仙人洞附近选择一地势利于防守之小山上，建立村寨，构筑围墙、寨门、堑濠、房舍。购置兵器，组织同寨青壮年百余人人练武自卫。由于他勇敢、机敏、公正，被推举为首领，号称“松柏营”。又与附近之安家营、阴洞、平洞各寨盟誓，互为援应。结纳里中豪俊，无论回汉，互相通好。松柏营力量日增，渐名闻乡里。
    同治四年（1865年），李耀廷入镇雄州武庠。同年秋，贵州毕节猪拱箐之陶三春等，率反清苗军攻入毗邻之云南省镇雄等地。云南布政使岑毓英奉命征剿，率军进驻昭通，令各州县乡兵协剿，檄松柏营进征。李耀廷奉命率松柏营赴岑军，岑见松柏营军容整肃，军纪严明，深予嘉许。事平，以功保官都司（清代为四品武官，次于游击），赏戴花翎。继以他功改保分省补用知县，加同知升衔。
    同治五年（1866年）春，滇中商人王心斋，从昆明贩运普洱茶、火腿数十驮到四川，二十余人武装押运，夜宿鲁甸之桃源，被盗去长矛二支，王十分愤怒，具礼品名片慕名访李耀廷求助。相见后，十分投契。王述来意，李慨然允诺，并代找回所失原物。王敬佩李仗义相助，信守然诺；李重王信赖自己，义气相投，并非常人。致使李王结为终身契友，义若昆季。
    王心斋，名炽，字昌国，号心斋。云南省广西州十八寨人（今弥勒县虹溪镇）。生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长李耀廷一岁。原在昆明和迤南一带经商，信誉颇著。同治四年（1865年）经营于昆明、昭通、宜宾、重庆间，由滇运茶叶、山货、鸦片到四川，由川运回湖广布、日用杂货销滇。在昆明开设天顺祥商号，后在宜宾、重庆设分号。
    王心斋赏识李耀廷精明练达、老成守信，得知李耀廷欲以武功出仕，王以为不宜，函劝李弃武从商，其函云：“居官致卿相，居家致千金，同是布衣之极，计然陶朱非人杰耶？（计然，春秋时人，著书《万物录》，越王勾践用其计，遂成霸国。陶朱即范蠢，师计然，越之谋臣，弃越经商致巨富。）且仕宦脂韦便给（脂韦意为阿谀圆滑），固非吾子所能也。”李耀廷原作过小本经营，亦知官场险恶，遂接受王的建议，经商于昭通宜宾间，后与人合伙在宜宾开设荣茂公商号。光绪六年（1880年）荣茂公亏本收庄，王心斋即邀李耀廷加入天顺祥，作为股东。时天顺祥已具相当规模。
    李耀廷进入天顺祥，深受王心斋器重，即被派往汉口、上海等各大商埠考查，设立分号。不久，王回滇奔母丧，遂坐镇昆明总号，委李耀廷为渝号管事（即经理），坐镇重庆，分理下属各埠分号。凡外埠之管事、司事，昆明总号派出后，均应先赴重庆面见李耀廷，听其谋划部署，方可就任。若外埠主管人员任期届满，滇号无人可派，则由渝号派遣接事。滇号与各埠分号之收交汇兑，均报渝号过账。信息通报，重大抉策，均由渝号密信发出。实际上渝号成了天顺祥之业务中心，李耀廷是天顺祥的实际经营者和主管者。李耀廷知人善任，经其延揽入天顺祥者，多达百人，当时川滇（特别是重庆）商界之名人，多出自天顺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岑毓英之子岑春煊调任四川总督，岑春煊与李耀廷之子李湛阳是金兰之交，岑春煊方到重庆，尚未接见地方官员，径先到天顺祥拜会李耀廷，称李“世伯”。重庆人称李为在野“相爷”，足见李身价之重。

    天顺祥原系商号，由于社会发展，形势需要，李耀廷顺应形势，逐步经营汇兑、存、放，开展票号业务。
    清代中国货币主要为银锭和铜钱，携带不便，大量银两运转更难。长途运银，由于旅途不靖，易遭抢劫，得由官兵或镖局武装押解，且延误时日。滇省财政不敷，历年需由川、鄂、江、浙等富省调银资助，称为“协饷”。驻滇绿营官兵俸饷，年需银70余万两。加以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之战、清廷镇压云南杜文秀起义等军饷，均应由外省调拨。一年数百万银两，解运困难。而汇兑仅凭汇票一纸，既方便，又安全，且省时，这就促成汇兑业务的兴起。
    是时，川东道尹唐炯（后升任云南巡抚，开办滇省银、铜矿），督办川省外务，急需银十万两，清廷拨银一时无法运到。唐商之重庆各大商号、票号，俱感数大难筹，尤恐归还滞碍，无敢应者。王心斋与李耀廷共谋，权衡利弊，认为这是一个显示天顺祥财力雄厚之良机，决定垫款助唐。筹集自己银两，不足之数，以购货需款为名，密向西帮票号、商帮、富户商借。天顺祥信用素著，有求必应，旬日内即筹足现银十万两。送银到道台衙门时，雇挑夫100人，身着有“天顺祥”字样号褂，每人挑银1000两，各挂天顺祥字号白纸灯笼一个。浩浩荡荡，由王心斋亲自押送。行经通衢，观者如堵，轰动整个山城重庆，唐亦大骇，天顺祥声誉大振。唐先付汇费3000两。天顺祥随即派管事席茂之带领司事数人，持川东道领款文凭，到北京领兑，将此款扩充北方各分号。
    光绪年间，天顺祥盛极一时，总号设昆明，业务中心在重庆，分号设于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南京、九江、广州、西安、太原、开封、济南、长沙、南宁、福州、贵阳、成都、泸州、叙府等地，遍布十五省。在香港有分号，海防（属越南）设有代理处，延至海外。
    岑毓英任云南巡抚时，上奏清廷：“现在部臣指拨各省协滇一军饷，如浙江、广东、江西距滇较远，筹拨起解，往返经年，缓难济急。请饬改作京饷。另由川楚等省应解京饷，改拨济滇，两无窒碍。”经清廷批准后，岑即将北京所拨军饷、江、浙、鄂、川等省拨滇协饷，概交天顺祥领兑汇滇，年计百万两之巨。
    天顺祥存放汇兑的范围很广，藩库、盐粮分署、书院等的公款；商店营运资金，都存入天顺祥。军饷、协饷、丁赋由其专办。官员进京公干、举人赴京会试、富家捐官、卸任官员解银回家等等，多交天顺祥汇兑。家乡上京应试举人，若有经济困难者，李耀廷则予资助。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西逃。时任甘肃布政使的岑春煊迎銮护驾。（因此升任陕西巡抚）天顺祥贡银济困（据传为白银二十万两），深得清廷欢心。出逃王公大员，将金银存放天顺祥，珠宝则廉价卖与，天顺祥赚了不少银两，天顺祥的政治资本益隆，堪与西帮票号争衡。
    李耀廷在重庆还设有乾元钱庄，办理银子出进；开办利生金厂，改铸银锭，统一成色；经营祥发公盐号，销售食盐。他积聚了大量资本，成为西南巨富。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王心斋病故。同时，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入侵，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相继建立，天顺祥业务渐衰。宣统三年（1911年）天顺祥结束。李耀廷自1880年入天顺祥，至1911年结束，经营天顺祥长达31年，煊赫一时。

【图：恩安李氏宗谱】
    清朝季年的洋务运动，推动了学习和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刺激了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全国各大商埠相继开办了一些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富有远见卓识的李耀廷，面对这一新潮，便把资本逐步转向兴办现代工业。有史料可考者，尚有如下数端：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李耀廷聘请专家在四川勘探油、气，派人到日本考察学习开采石油技术。设立顺昌公司，在四川省南充遂宁间之蓬溪钻探油井，开采石油，经营颇有成效。
    为了“抵制洋油，开通风气”，使用电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李耀廷投资，以其次子李湛阳出面，与人合股，在重庆创办烛川电灯公司。
    同时，投资自来水公司，发展公用事业。
    宣统元年（1909年）合股顶下重庆商人王静海的永清祥丝厂，李耀廷股银二万两，赵资生股银一万两，申借官帑一万两，（据《四川近代史》载：私资三万。借官款七万。改设潼川锦和丝厂，设总号于重庆，李和阳（李耀廷之三子）任经理。
    为了维护川江航运权，州督赵尔丰鼓励川商经营川江航运。李湛阳周善培等奏准清廷开办川江轮船公司，由重庆绅商筹资，李耀廷投资银三万两，民国二年（1913年）李湛阳被选任公司总理。
    在此时期，李耀廷又开办信记钱庄，发展金融业务。
    李耀廷身为百万富翁，却不忘幼年家贫之苦，他告诫其子孙说：“忆余为童子时，家贫读书不能具纸笔，笔八钱，岁一易。墨日‘十二神’。不可得砚，以碗当（即碗底）为之。……今粗备饘粥，欢乐时不复好闻危苦之言，恐后昆习为怠傲，故书以诒云礽。”（礽孙，又称尔孙，为第七代孙。云孙，为第八代孙。礽云，泛指后代子孙。）他不仅谆谆告诫子孙后代不忘先辈疾苦，且常济困扶危，急人之难，热心公益事业，善举颇著，为人称道。
    光绪十八年（1892年）李耀廷在重庆倡组云贵公所，以联络团结云贵同乡和在渝商人，维护其经营和正当权益。被推选为会首。
    光绪三十年（1904年），按清政府《商会简明章程》之规定，全国各大商埠应设商务总会，重庆亦在设立之列。李耀廷被推选为重庆商务总会首届总理。商务总会旨在“保商、振商”，其章程规定，各公司均不准招集洋股，控制权益外流。在李耀廷主持下，创办了《重庆商会公报》，鼓吹发展实业，抵制洋货，维护国家权益，振兴民族经济。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重庆商务总会贴出大门楹联：“古人忠愤，异代略同，借热情规划商情，要与前人分一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望大家保全时局，莫教美利让诸邦。”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主张。在他主持会务期间，对振兴商务，发展实业，开发长江航运等，颇多建树。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江苏徐淮一带大饥，他捐银一千两赈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川潼川府三台县灾荒，捐赈银一千两。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云南弥勒县与丘北县间的混水江上（即南盘江）建铁索桥，桥长十五丈六尺，宽一丈二尺五寸。桥头建房二十四间、伺房三间。桥两端各建牌坊一座。三年竣工，耗银二万八千余两。畅通了这条开广上省城的大道。曾捐银三千两修鲁甸文庙。广购书籍赠昭通凤池书院，并捐千金为“膏火”之资。凡昭通府五属生员应乡试者，均赠“卷金”。光绪二十九年云南巡抚林绍年奏请旌表中称：“……（李耀廷）先后捐资数千金赈济灾荒，以及施棺木、送药材、散粟米，凡属善举，皆乐行不倦。”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昭通五属绅士上昭通府公举孝义禀称；“光绪壬辰年（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李耀廷将为其母作生日，值岁饥，其母止之曰：‘盍捐千金以赡饥民。’且促住四川省募赈，得万余金，全活无算。庚子岁，复大饥。又自倡捐三千金，复由川募数千金，助官粜赈，并遣子弟赍数百金，分散贫苦亲戚。”又云：“凡桥梁道路，地方一切善举，动捐巨金，以成其美。更于寒冬施送棉衣，岁以为常。……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李耀廷在昭通城区开办李氏私立小学堂，分男、女二校，专收其家族子女入学。课程设置和一切规则，均照清政府所颁《小学章程》办理。男校聘教师二人，一兼校长，年修金伙食银二百二十两。女校教师一人，年修金伙食八十千文。课程规则，按《女学专章》办理。各校雇杂役一人，年给工资伙食费二十四千文。两校每年经费由其“祭田“项下提银三百五十两。”每年暑假年假，由族长会同教员对学生考试，备钱十五千文作为奖金，以资鼓励。至于“试验不及格，实愚钝不堪教育者，令即退学，别营他业。”
    这些史实表明，李耀廷重义轻财，实为富而仁之君子。
    晚清末年，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兴起，戊戌维新之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在国内外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声势浩大。作为民族工商业资本家的李耀廷，深知国弱民贫、外强侵凌的根源在于清政府的腐败，因此，他同情革命，并予赞助。
    《四川近代史》载：“同盟会重庆支部，均注意在工商界发展会员，因而重庆地区不少工商界人士倾向革命，如号称西南首富的重庆工商界头面人物李耀廷等都和革命党人有来往，同情和支持革命。……李耀廷捐输巨款，赞助革命。”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宋育仁（1875～1931年）（四川省富顺县人，光绪进士，维新派，曾任清政府驻外公使参赞，后回四川兴办实业，抵制洋货。曾应聘任成都尊经书院院长）。在重庆与杨道南、潘清荫、梅际郇等创办了四川第一家民营的爱国报刊《渝报》（旬刊），宣传变法维新，鼓吹新思想。李耀廷捐款支持。《渝报》出了16期，即因故停刊。
李耀廷支持他的两个儿子参与辛亥革命。
    李湛阳，字觐枫，李耀廷的次子，为花翎二品顶戴留粤差委“分省尽先补用道尹。曾留学日本速成师范学堂毕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岑春煊署理四川总督，派候补道李觐枫为警务学堂督办，周善培为教习，开办警务学校训练出一批警政工作员弁。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四川省城试办警察总局，岑仍委李觐枫为总办。后，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李随赴广东任劝业道。旋即岑又委李与周善培创办将弁学堂，并派李充亲军统领、任广东巡警道。
    四川保路运动兴起，端方率鄂军入川，军至重庆，“时逢广东巡警道李湛阳回渝省亲，因李与端方有旧交，端方命李为新巡防军统领，责成他募新兵组建巡防军三营。杨庶堪（即杨沧白1881～1942年，四川巴县人，同盟会员，参与重庆光复、讨袁、护法，曾任广东、四川省长、监察委员）等革命党人与李湛阳有联系，乘机使党人投身其间，因得交通防军，从而控制了这支部队。”（《四川近代史》）1911年11月，革命军总指挥夏之时率军到渝，不废一枪一弹，重庆即得反正。光复后，重庆各界推李湛阳为都督，辞不受。蜀军政府成立（是重庆同盟会支部建立的省级革命政权），被任命为财政部长。
    1911年11月22日,重庆光复后，上午，革命党人和重庆各界二三百人在朝天观开会庆祝，原巴县知县段荣嘉和原重庆知府钮传善不到。钮与李湛阳是儿女亲家，李偕向楚、朱之洪前去督饬钮、段到场投降。“钮传善慑于民众，语吃气阻，与段荣嘉剪发缴印降。起义军押着这两个降吏游街示众。”（《四川近代史》）
    李和阳，字裴之，李耀廷之三子。留学日本，得识孙中山先生，参加同盟会，参与辛亥重庆举义。民国四年（1915年），孙中山领导反对袁世凯推行帝制的斗争中，在上海发动肇和兵舰起义，需筹集经费，陈其美与杨沧白商量，由杨出面向李和阳借款，李慷慨捐助三万银元。孙中山先生手书横幅“高瞻远瞩”以勖励。
    云南护国起义，护国军北上四川与北洋军交战，北洋军在上海扣押川江轮船公司的“蜀通”、“蜀亭”两轮，运援兵到四川打护国军。时，李和阳在上海主持川江轮船公司，杨沧白将此情况告知李和阳，李不顾经济损失，立即到船厂叫工人连夜秘密卸下船舵，报称船舵已坏，不能航运，支持护国讨袁斗争。
    李氏昆仲参与和支援辛亥革命，是受其父的影响和支持的。
    李耀廷晚年，将经营事务逐步交其三子李和阳管理。宣统间（1909～1911年），李和阳在重庆城西之鹅项岭买山地数十亩，建成园林别墅，供其父怡养天年。因李氏在园中藏有清康熙帝的《宜春贴》，故初名“宜园”。后因李耀廷常谓：“吾生而好礼”，遂改名为“礼园”。李湛阳在其编撰的《礼园杂记》中述“礼园”形势：“大江（长江）自西来，与涪江（嘉陵江）合，山介两江间，如修蛇曳尾，城当水汇，浮图关控其上游，城之外13里，关之内2里，即园也。地曰鹅项岭，跨山之脊，两江列几案下，自城而望之，若天半然。”礼园地势绝佳，风景优美，构筑精巧，园林之胜，甲于西南。
    清末民初，一些军政大员、文人学士，都是园中的座上客。《礼园杂记》云：“四方之士道渝者，枉相存焉。……朋来则纵饮相角以诗。”《礼园杂记》就是当年一些文人对礼园景物吟咏的诗文集。这些人中，有云贵总督林绍年、四川护院王人文、四川盐茶道赵藩、贵州提学使陈荣昌、四川议长蒲伯英、翰林赵熙、王凯运、宋育仁、向楚、蔡锷、郑教胥等等。民国初年，熊克武驻重庆，即伫足此园。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以重庆为陪都，蒋介石即占用此园。礼园落成，李耀廷息影园中，以娱暮年。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李耀廷七十寿辰，赵熙寿序云：“……治商戎（宜宾）渝，握大江之上源，随流列肆。不十年粤海燕关，声闻波发。滇蜀盐铜大计，岁入国家巨万。数千里灾祲有变，或劝工兴学，及诸故人缓急之穷，始任而终成之。”陈荣昌寿诗《拯灾行》：“积谷不能施，积财不能散，譬如文不传，万篇何足算。秦晋亢旱江淮饥，饥者食之寒者衣。手斥黄金比黄土，天自炎炎公自雨。”《渝州乐》：“奇士何必槁饿，腐儒不能治生。变乃须首阳之苦节，常则愿朱公之成名。矧今世兮奇变，横五洲兮以商战。披计然兮一书（指计然所著《万物录》），犹笔耕兮田砚。江之水兮东流，送君行兮下渝州。致素封兮埒王侯，维国计兮西南陬。祝群寿兮，策扶老以优游。”
    庆寿在云贵公所举行，寿筵由当时最负盛名的燕喜园承办，餐具清一色在江西景德镇订制。送礼祝寿者，上自六部尚书达官贵人，下至贫民百姓全城“丐头”，一律盛情款待。每桌侍者3人，身穿特制服装，殷勤招待。华堂彩饰，美酒佳肴，富丽堂皇。每晚都有川剧、汉剧等名角唱戏，招待宾客。热闹非凡，轰动山城重庆，豪奢糜费，一时无双，庆寿足足一月之久。
    民国元年（1912年）,李耀廷76岁高寿病逝于重庆太平门李楼，葬于礼园鹅公包上。其丧仪更胜于七十岁寿仪。派专人到湖北沙市选购孝布。所来吊祭者一律发孝布。出殡之日，凡送葬者无论坐轿与否，一律发轿钱。自太平门至李园约20里，送葬行列从太平门出发，前头已抵达墓地，太平门还有很多人未起步。执事、鼓乐、铭旌、香亭、灵轿，棺材用64抬，僧道诵经，浩浩荡荡，沿途无数香案路祭，锣鼓喧天，鞭炮不绝。送葬到礼园者，盛筵招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