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圣纶与《滇黔志略》

李永年

谢圣纶与《滇黔志略》

古永继
综观《滇黔志略》全书，总体上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浓缩清初以前滇、黔史志精华，使其成为了一部便于人们阅读的跨省简志。

滇、黔远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教晚开，历来被视为偏僻蛮荒之地，但在方志的发展上并不落后，特别是云南，从唐代起省志编修即领先于内地大部地区，而贵州自明初单独建省后也大步跟上。现存省志，云南有唐代樊绰的《蛮书》（《云南志》），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明代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万历《滇略》、天启《滇志》5种，清代的康熙《云南通志》、雍正《云南通志》、道光《云南通志稿》、光绪《云南通志》、光绪《续云南通志稿》5种，贵州有明代的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万历《黔记》4种，清代的三种康熙《贵州通志》及乾隆《贵州通志》、乾隆《贵州志稿》5种等。这些志书大都卷帙浩繁，明清通志更是规模庞大，动辄数十万、上百万字，如在《滇黔志略》前成书的天启《滇志》约120万字、万历《黔记》与雍正《云南通志》均约100万字、乾隆《贵州通志》70万字等，而记载了两省内容的《滇黔志略》则仅30余万字，似小儿科一个，唯有约15万字的万历《滇略》与其类似。

书中各卷材料的取舍经过了谢氏认真的挑选，体现了整体内容简要适当、浓缩诸志精华的特点。如山、水部分，两省各自按府排列，云南部分在卷二“大理府属”中收录了点苍山、玉案山、石门山、九峰山、佛光山、鸟吊山、罢谷山、鸡足山、四观峰、花石山、华首山、谪星石、青华洞、华藏洞，“永昌府属”中收录了哀牢山、九隆山、博南山、高黎山，卷三“云南府属”中收录了昆明池、盘龙江、杨林海子、圣水三潮、温泉、石淙，“永昌府属”中收录了澜沧江、潞江、大盈江；贵州部分在卷十八“平越府属”中收录了福泉山、叠翠山、他山、崆峒山、牛塘山、朝阳山、玛瑙山、云岩、犀牛洞、慈云洞、双箭峰、惊蛰鱼石，卷十九“贵阳府属”中收录了贯城河、南明河、富水、清水河、墨特川、乌江、圣泉、玉泉、紫池、十万溪；等等。比起“尚繁派”中其他通志，该书对两省山水的记载虽简略得多，但主要的高山大川已收录在内；其他卷中有关人物、风俗、物产、古迹、民族等的记载，也体现出同样的特点。读者观阅此书，不需花太大力气即可了解清初以前滇、黔历史各方面的概况。这对于欲从“历史原生态”角度了解滇、黔社会和自然状况而又艰于卒读巨著者，无疑提供了一部较为理想的简要通志读本。

其次，保存了大量清初以前滇、黔两地今已无存或难以寻找的方志及其他文献资料。

清初以前方志及其他文献资料，滇、黔两地原成书众多，而流传至今者甚少。如方志类，据不完全统计，仅明代云南即修有113种（其中省志类9种、府志34种、州志40种、县志18种、司甸志12种），但今所能见到者仅10种；贵州修有89种（其中省志类11种、府志30种、州志16种、县志9种、卫司志23种），现存9种。 前文所引谢氏曾言，《滇黔志略》内容“采于志乘者什之三，采于史子集者什之七”，而据初步查阅其采引状况，云南部分引用史志著作80余种、文10余篇，贵州部分引用史志著作70余种、文60余篇，其中包括从《史记》到《明史》的部分正史、涉及滇黔两地的各类方志、野史、笔记、游记、碑文等。这些资料，有的今已无存，如方志中云南的《金齿军民司志》、《姚安军民府志》、《丽江志》、《江川县志》、《石屏州名胜志》，贵州的《贵阳府志》、《安顺府志》、《都匀府志》、《平越府志》、《黎平府志》、《普安府志》、《黄平志》、《镇宁州志》、《贵定县志》、《清平县志》、《印江县志》、《婺川县志》、《遵义县志》、《施秉县志》、《桐梓县志》、《清镇县志》、《安平县志》等，均问世于乾隆以前的明代及清初，如今成为只闻其名而不见其物的稀见书目；有的虽存留至今，但却数量稀少或内容零落分散在不同史籍之中难以寻觅，如《峒溪纤志》、《事物纪原》、《智囊补》、《泳化续编》、《泳化类编》、《盐法考略》等。《滇黔志略》对诸书的辑录引用，无意中为后人保存下了大量的可贵资料。

该书中对前人资料的辑录，并非原文照搬照抄，而是有删有节。如卷一《云南?沿革》引《大理志》（经查为康熙黄元治等修《大理府志》）所载唐代南诏各王状况时，对原书中的“改元××”及“伪谥××”之类一律不用；所录文句顺序与原书也不完全一致，时有调前或移后者，但并不影响文意，包括对正史诸书资料的引录也是如此。这表明谢氏在资料的选择上根据需要灵活掌握，并不死搬硬套。

第三，以按语形式作说明、补充、考释和评析，并指出有关史实记载中的若干问题和错误。

该书以条目记事，每隔数条即以“圣纶按”的形式对其史载进行说明、补充、考释或评析。在全书33万字中，按语约13万字 ，共388条，平均每卷近13条。按语中各条字数悬殊，最短者卷一中首条为说明型按语仅12字，最长者卷二十一中“阳明书院”条后为补充与评析结合型，达1900余字。诸多按语，性质各异，作用不一，为人们正确理解书中内容和扩大视野提供了帮助。其按语类型大致可分以下几种：

1、史料阐释和现状说明。如卷一《云南?沿革》载唐贞元时南诏异牟寻与唐将韦皋联合大破吐蕃，“吐蕃惧，退至铁桥，南诏毒其水，人马多死。吐蕃退屯三泸水，南诏与皋部将杜毗罗击败之。”下文“圣纶按”即曰：“铁桥，在金沙江南崖，怪石嶙峋，绕一径如羊肠，折数百步，俯瞰一小河，崖势险峻，仅通一骑。今易以木桥，结构颇巧。余任维西时，出入所必经，其地安弁兵数十，曰铁桥汛。所谓毒其水，当在小河之上流；其三泸水，当在巨津州。《大理志》云：‘铁桥，在丽江巨津州，隋开皇年铸。’按巨津距铁桥尚六十余里，今州废，土人呼巨津曰巨甸。”

2、谢氏任职滇、黔时的见闻评析及诗文记载。如卷二十一《贵州?学校》在引录《通志》及贵州巡抚张广泗《请建苗疆义学疏》中数条后“按”曰：“我朝声教四讫，文德覃被，以故前后抚驭黔疆者，胥得奏请建学设教，以维风化。自新疆既辟以后，上下游苗人子弟，均随地分设义学以广训迪，盖已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立之教矣。余仰体宪仁，莅柱邑时，曾捐建义学一区，立条约二十余则，暇则亲诣训课，并捐置学田以资膏火，阅数载而人士奋兴，遂亦著有微效。”并在按语末增附了自己所作《兴贤书院记》、《自亲图说》及“示义学诸生”诗二首等约1400字。

3、相关史料补充和史事辨析。如卷五《云南?名宦》“樊莹”条源于《广舆记》，载都御史樊莹巡视云贵，“单车屏从，躬访利弊，虽岩阻瘴疠，亦所弗惮。劾镇守官罪状，黜不职吏数百人，威惠大行”。其下按语曰：“《明史》云：‘樊莹，字廷璧，常山人。天顺末进士，累迁至刑部右侍郎。弘治十六年，云南景东卫昼晦七日，宜良地震如雷，曲靖大火数发，贵州亦多灾异。命莹巡视，至则劾镇巡官罪，黜文武不职者千七百人。廉知景东之变乃指挥吴勇侵官帑图脱罪，因云雾晦暝，虚张其事，劾罪之。’按此，则景东之变乃其虚张，即使果实要，岂尽边地官员之罪？乃奏黜文武不职者，何至有千七百人之多？国朝滇黔文职，大小总不过七百余员。明代设官约略相等，史多浮夸失实。所谓‘尽信不如无’，即此已可概见也。”弘治间刑部侍郎樊莹在云贵受灾后奉命巡视并罢黜当地大批官员，为明代西南地区的一件大事，史志多有记载，但各书详略不一且罢黜官员数字有异， 而影响最大者为《明史》“千七百人”之说。谢氏通过按语引《明史》记载对事件始末作了补充，但明确指出其罢官“千七百人”的说法“浮夸失实”，不足为信。

4、纠正不实记载和传闻。如在卷十《云南?物产》“蔓菁”条按语中引清人陈鼎《滇黔纪游》云：“滇中番瓜如斛大，重至数百斤者；茄大如斗；瓠匏可盛粟二十斛，片之可为舟航；梨至有七斤重者”。在明清时有关西南地区的史籍中，类似的稀奇古怪记载甚多，让人真假难辨。谢氏对此不随便轻信，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以自己的亲履所见加以判断订正：“余在滇岁久，并无瓜茄瓠梨有如许之重且大者。”并接着指出了某些相关的传闻之误：“维西同城魏协镇曾语余，武定佛手长大如东瓜，蒙化香丸重四十余斤。云邑与蒙郡接壤，余宰云邑时，因公曾至其地，所见与寻常等，并无重至一二斤者。然则传闻讹谬，物非目击，要未可遽形诸纪载也。”

三

在中国方志的流派中，除尚繁派与尚简派之外，还有历史派和地理派之分。清代的地理派与“考据学派”关系密切，重视地理沿革及其考证，史事简略，重于旧材，轻于现实；类目则以前人拟著为依据，重视资料的来源和体例的根据，内容以他人资料排比组成，注明出处，似资料汇编。重视旧材、保存史料、资料来源清晰为地理派的最大长处，而囿于陈规、轻视现实、缺乏作者观点则为其最大之短。《滇黔志略》基本内容采自前书、各条注明出处，无疑属地理派之作，但其众多的按语却又与一般地理派不同，也为历代方志所罕见。这些按语构成了全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使该书形成了与他志不同的重要特点，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地理派志书缺乏现实反映的不足。书首李俊序中称该书兼采南朝裴松之《三国志》注等众书之美，确非虚妄之称。特别是谢氏不迷信书本、不盲从前人而求真唯实的科学态度，使其在资料的取舍上尽可能择其精华，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垃圾史料的搀杂阑入，这对人们了解史实真相提供了可靠依据，也极大地提高了该书的整体价值和学术品位。

但该书在若干地方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如从目录和内容来看，该书的编次安排完全遵循了通志体例的要求，但却缺少田赋、经费、职官、兵防几项。尽管谢氏已在“凡例”中对此作了说明，认为：“朝廷自有定制，各郡邑并有全书。是编就滇黔与他省迥异者详加搜择，其间多异见异闻，颇足新耳目而备掌故。故田赋、经费等类，俱略而弗录。”而从系统、完整的通史角度来看，这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另外，该书在资料的来源注明上存在一个毛病，即对引录史籍的相关情况毫无交待，所涉各书除书名之外，其时代、作者既未在凡例、也未在正文辑录中加以说明。如在云南、贵州各分条史料末尾频繁注名出现的《通志》，即让人搞不清具体指的是哪一本书，因在《滇黔志略》成书之前，已有多本明清《云南通志》及《贵州通志》存在，而谢氏对史料的辑录又非全文顺序照抄。这或许是清代学者引据他人著述的一种通行做法，但却给今天人们查寻资料出处和核对原书原文带来了极大困难和不便。

《滇黔志略》一书问世以来，滇、黔两地都将其列为各自省志。同清代其他省志动辄上百万字相比，该书显得内容单薄，史料价值似乎有限，特别是该书长期中流传稀少，现仅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乾隆刻本，云南省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有传抄本，贵州省图书馆有油印本等，客观上给人们的了解和使用造成了困难，从而导致该书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利用率极低。其实，篇幅较小恰成为其优势之一。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时间日益紧张的当今社会，为人们提供一部记载滇、黔古代历史发展的简要通志读物，该书十分合适；特别是由于该书所具特点，在我们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今天，该书在对人们进行有关滇、黔地县考证沿革、编写方志、开发旅游资源及帮助学者和领导干部了解省情县情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其他尚有东北地区分别于1915年、1924年出版的徐曦纂《东三省纪略》、白眉初纂《满洲三省志》，但已属不同的历史时期。参见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民国]沈瑜庆、陈衍等纂《福建通志》总卷36《循吏传》卷12《清二》，1938年刻本。下列引文无注明者同出于此。

《滇黔志略总目》。本段下文中所引同出于此。

见拙文《明代滇黔桂地区方志书目考》，《西南古籍研究》2001年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文中贵州方志书目总数为51种，实应为89种。

《清代滇黔桂地区方志书目考》，《西南古籍研究》2004年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天启《滇志》卷1《总部沿革?大事考》为“罢黜者千余员”，万历《黔记》卷36《宦贤列传》为 “罢黜贵州一省参政等官三百余员”。

作者：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转发此帖供云贵地区宗亲提供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