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不易，重在制度忠诚

李永年

知人不易，重在制度忠诚原创 2016-03-15 韩昇

知人不易，重在制度忠诚

唐太宗得人之盛，在中国古代，没有一个时期可以与之相比。文臣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虞世南等，武将有李靖、李勣、尉迟敬德、薛万彻、薛仁贵等，这一大批人不但在唐朝声名赫赫，就是放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之中，也是顶级人物。“房、杜”是宰相的楷模；魏征成为谏诤的代表；李靖在人间是战神，到天堂则是天王；老百姓逢年过节在门户上张贴门神，少不了秦琼和程咬金，他们全都是这个时代的人物，群星璀璨。

唐太宗以知人善任著称，这一大批人是他从五湖四海网罗而来的，不少人甚至来自敌对阵营。在这些人身上，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我们能不能从中看出唐太宗时如何鉴别人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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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看人重信义

    唐太宗说过，每个时代都有人才。人才从来不缺，关键是你要用什么样的人。唐太宗要用什么样的人呢？在众多人才中，被他选中的人有没有共同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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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李勣重道义

李勣是有代表性的例子。李勣本名徐世勣，曹州人，也就是今日山东省菏泽市人，家境富裕。隋末农民起义，李勣参加了瓦岗军，因为足智多谋而且作战英勇，很快脱颖而出，成为瓦岗军最主要的将领。瓦岗军同隋军主力决战，两败俱伤，统帅李密不得已投靠唐军，李勣也因此归顺唐朝。

李勣归降对于唐朝的价值太大了，因为他控制着东部的大片土地，他的地盘有多大呢？西起河南平顶山，东至大海，北面到河北邯郸，南面到长江，好大一片，足抵古代好几个国家。这是给唐朝最好的见面礼，足以让李勣取得高官厚禄。但是，李勣没这么做，他对部下说，这片土地是李密派我驻守的，所以不能由我献给唐朝，而应该交给李密，让他取得这功劳。李勣把辖地的地图、户籍和兵员名册编制成册，派使者前往唐朝交给李密。唐高祖李渊听说李勣投降的使者来了，却没有见到降表，只有给李密的密函，觉得非常奇怪，派人打探，才知道是这么回事，大为赞赏，把功德全都让给统帅，真是一个纯粹的人。唐朝给了李勣最高的礼遇，授予他皇帝的姓氏，故史书上都称他为“李勣”。

不久，心高气傲的李密不甘愿屈居人下，叛唐出走，被唐朝杀死。唐朝很快把这件事通知了李勣，这对李勣是一个考验，检验他的品格和内心真实的想法。李勣会怎么做呢？他马上向朝廷请求让他来礼葬李密，毕竟是自己多年的领袖，李勣不能看着李密曝尸野外，这是他对于李密个人的恩义。但是，他不赞同李密政治上的反复。在人心思定，国家走向统一的时候，既然选择归顺了唐朝，就应该忠于唐朝，不能因为个人的利益而违背历史潮流，这是他的政治道义。唐朝领导人再次看清了李勣的人品和政治立场，很有气度地允许李勣以礼收葬李密。

或许有人会猜疑李勣是不是在表演，甚至是伪善。李勣用自己的行动一再证明了自己，既坚持政治原则，又顾全个人情义，公私分明，既不因公废私，更不因私背公。这里再说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李勣自从归顺唐朝之日起，他已经看到唐朝才是真正能够结束动乱、统一中国的力量，从此对唐朝忠贞不二。他受唐朝委任守卫山东，直接面对当时最有战斗力的窦建德起义军，尽了全力，还是抵挡不住，兵败被擒，被逼投降。李勣是难得的将才，窦建德非常想用他，可又担心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便将他父亲扣为人质。李勣家国不能两全，他毅然选择了国家，找到机会逃回长安。唐朝也很有气度，理解他忍辱报国的苦心，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从此他在唐太宗的麾下南征北战，平窦建德，降王世充，破刘黑闼，擒徐园朗，斩辅公祏，荡平河北江南，长驱深入漠北，攻灭突厥，战功仅次于唐太宗。唐太宗对他信任有加，让他镇守并州（今太原）长达十六年，非常罕见。唐太宗说道：“隋炀帝不懂得选用良将戍守边疆，只晓得修筑长城，见识之低，到了这等地步。我用李勣一人，威震突厥，北疆安宁，岂不胜于修筑长城。”战争最伟大的力量在于人，天下从来不缺乏人才，缺的是知人善任。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李勣与单雄信，他俩是瓦岗军中左右并称的骁将，生死交情。洛阳之战，单雄信差点枪挑唐太宗，被李勣喝住。后来，单雄信兵败被俘，李勣尽力为他求情，希望能够争取他归降唐朝，没有成功。单雄信将被处斩的时候，李勣亲自来到刑场和当年的战友痛哭诀别，哭到悲切处，李勣拔刀割下自己腿上的肉喂单雄信咽下，说道咱们从此诀别，让我身上的肉陪你同归黄土吧。全场为之震动。单雄信死后，李勣收养了他的儿子，尽兄弟情义。

李勣所作所为是有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如果唐朝没有胸怀和气度，他这样的降将势必遭到猜疑，一旦没有利用价值就会被清洗。从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出，唐太宗考察人并不是从狭隘的私人忠诚出发，不搞以人划线。那么，唐太宗看重的是什么呢？他对李勣的器重最根本的还不是他的才干，这要到唐太宗晚年才说了出来。

唐太宗晚年发生更换太子的政治变故，唐高宗性格温和，唐太宗十分担心，亲自选定一批忠诚可靠的老臣来辅佐太子，其中就有李勣。唐太宗对李勣说道：“朕将托孤于你。当年你不曾辜负李密，现在你也一定不会辜负朕。”由此可知，唐太宗看人，非常重视信义，也就是从根本之处考察一个人。一个有品格，重信义的人，才靠得住。

    李勣算不算个案，有没有代表性呢？我们再看唐太宗亲自处理的其他事例。

         2、禁军三将讲忠诚

我们知道，一个人内心最真实的一面，平常很少表露，往往要到危机关头才显山露水。所以，大是大非的关头是考察人的难得机会。唐太宗平定天下，功劳太大，对长兄李建成的太子地位提出挑战，最后演变成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唐太宗发动兵变杀死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登上皇位。可是，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属不服气，抵抗失败后，有些人带着武器跑进山中，准备继续抵抗。唐太宗怎么处理呢？

先说玄武门兵变当天的事情，李建成的部属冯立、薛万彻和谢叔方三位将军听说李建成遇害，奋起反击，率领东宫和齐王府的二千精兵赶来攻打玄武门，战事激烈。薛万彻是被唐太宗称作三大名将的将军，他看玄武门一时攻不下，便想出一计，准备分兵攻打唐太宗的根据地秦王府。形势变得非常危急，幸好是唐太宗的部下向对方将士展示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士兵们见大势已去，才溃散而去。冯立、薛万彻和谢叔方三人都逃入山野，观望形势，准备抵抗到底。然而，这场宫廷政变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引起内外的反击，唐太宗迅速控制了局面，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势力彻底失败了。冯立是为了捍卫李建成所代表的政治秩序而战，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负隅顽抗，所以看到形势比人强，他不能继续呆在山中变成盗匪，便出山自首。唐太宗斥责他：“你带领部下杀了我那么多人，难逃死罪。”冯立回答道：“我是李建成的部下，就应该为他死战。而且打仗的时候，哪里会想到杀多少人呢？”冯立说的都是实话，如果因为忠诚而受到处罚，岂不是鼓励卖主求荣吗？唐太宗当下赦免了冯立，而且还让他担任左屯卫中郎将，也就是禁军的将领，等于是把自己的安全交给他来保卫，这种气度和对人的信任，恐怕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唐太宗相信讲信义的人靠得住。冯立被彻底感动了，他说：“我受到莫大的恩幸获得赦免，必定以死相报！”后来，突厥大举入侵，一直深入到京畿，冯立率领数百骑兵和突厥在咸阳城下死战，杀敌甚众，挡住了突厥的攻势，让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的唐太宗非常的赞叹。

在“玄武门之变”时和冯立并肩抵抗唐太宗的谢叔方，和冯立一样第二天出来自首，他在作战中杀了唐太宗部下两员将领，直到唐太宗部队向他展示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他才停止战斗，下马痛哭，向李建成和李元吉拜别，解散部队，自己逃入山中。他的抵抗是忠于职责，停止抵抗是为公而不为私。这一幕幕唐太宗亲眼所见，所以，谢叔方前来自首领死，唐太宗同样赦免了他，说他们的行为是“此皆忠于所事，义士也。”谢叔方也留在禁军，继续担任将领。

第三位拼死抵抗的将军薛万彻，归顺唐太宗之后也受到重用，屡建战功，后来还被招为驸马。在唐太宗看来，忠于职守是必须加以鼓励的优良品质，而不应以私人恩怨进行政治划线，否则就等于提倡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

唐太宗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属没有进行政治清洗，他甚至发布命令，在“玄武门之变”以前和李建成、李元吉有瓜葛的人与事，都不得检举揭发，否则反坐。

    “玄武门之变”事关唐太宗的身家性命，即便如此，唐太宗在忠于职守和见风使舵两者之间，毅然选择了前者，这就是他用人的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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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忠诚是正气之源

唐太宗用人特别看重信义和忠于职守，在当时无疑是吹进一股清新的风气。自从西晋灭亡以后，长期的动乱，完全改变了任人唯贤的原则。北齐的实际缔造者高欢有一段对臣下说的话非常形象，而且具有代表性。当时，高欢的部将贪污腐败、横行霸道，有正直的大臣一再劝谏高欢要约束部将，清除腐败。于是，高欢对他说，现在的形势是西边有北周和我对立，南边有梁武帝以正统自居，很有号召力，所以，我如果管束部下，不许他们腐败，武将就会投奔北周，文官则会投奔梁武帝，我就完蛋了。这段话告诉我们，当时普遍存在的用人原则是以私人忠诚为基础的以人划线，或者说政治帮派，而维系政治帮派的纽带是封官许愿等利益关系，甚至以腐败为代价来换取部属的忠诚。其结果一定是有利则合，无利则散，利合则国亡，利失则恶斗，西晋以来长期动乱的历史，就是一幅利益诱惑下丑恶毕露的地狱图。

这就是当时的现状，而唐太宗要改变的就是这种用人的现实。因为在这种用人风气下，政治败坏，道德沦丧。实际上，利益是换不来真正的忠诚的，甚至正好相反。因为忠诚于利益，必然见利忘义；忠诚于理想，则为道义而献身；忠诚于制度，则为国家尽心尽责。所以，用什么原则去凝聚人，必然得出不同的结果，这是用人者自己的选择，怨不得别人。有鉴于此，一定要把私人间的忠诚转变为对于制度、职责的忠诚，这样的政治关系才是健康和可靠的。

唐太宗一再告诫部下，语重心长地说道：

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贞观政要·政体》）

以国家为重，忠于职责，政治风气就会从私人利益转向人怀公心，唐太宗先带头做起。他提拔一位非常优秀的官员杜正伦，当面对他说：“我任用贤能，并不看他如何能给我办事，而看他能不能做有利于百姓的事情。我对于皇亲国戚和勋功旧部中的无能之人，都不予任用。今天提拔你，是因为你的忠诚与正直，希望你能以此自勉，不辜负我的期望。”唐太宗并没有向杜正伦讨要提拔的私恩，而是勉励他要做官为公。很清楚，唐太宗要建立的不是私人恩义，而是制度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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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法执政，才有人气

在这种政治风气下，坚持公心和原则的官员会得到鼓励。有一位县令把官府的人夫用来干私活，这当然是贪污行为。唐太宗痛恨贪污，见到这件案子，批示处斩县令。这时候，监察部门的一位中级官员李干佑站出来反对，当面对唐太宗说：“法律为陛下和天下人所共有，而不是陛下个人专有的东西。现在陛下不按照法律，县令犯的是轻罪，却处以重刑，我担心今后人人自危，手足无措。”唐太宗并不认为受到顶撞，他不但接受批评，而且还把这位监察官员提升了一大级，因为他尽职尽责，堪当重任。

唐朝的制度是用法令来规定的，遵守制度就是遵守法令，就是依法治国。法律对于所有的人应该都一样，而不能在法律之外另外开特殊通道，搞双轨制，甚至三轨制、四轨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体现的是平等的精神。但是，作为现实中生活的人，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自身阅历和经验的影响而出现偏差，特别是权位越高的人，这种偏差影响就越大，甚至造成全局性的偏差。

我们知道隋朝和唐朝源出北周，从地域上说，都来自关陇地区。有些学者夸大了这个地域特色，把它上升到政治层面和组织路线上，制造了北周和隋唐三代存在着一个所谓“关陇集团”的说法。这种说法当然是不成立的。但是，关中地区和山东地区的人，存在着地域之间的相互歧见，这是客观的事实。秦始皇以关中征服中国，潼关以东，后来是太行山以东这片古代称为山东地区的人，已经形成对西部人的看法，并且长期延续下来。这只能说是地域间的歧见而已，并且广泛存在于中国的许多地区。唐太宗出自关中，自然不能免俗。当皇帝之后，不时依然站在关中的立场上，评论山东人。监察官员张行成听到之后，觉得皇帝这样说很不好，于是当朝向唐太宗进言道：“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旧唐书·张行成传》）。张行成作为朝堂的监察官，他忠于自己的职责，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官有多大，哪怕是皇帝，遇到错误的言行，即使得罪人也必须提出纠正。唐太宗不但接受了张行成的批评，而且还赏赐他，以表彰他尽职尽忠。以后，朝堂每次讨论重大事务，唐太宗都要求让张行成参加，让敢于直言和忠于职守的官员对朝廷的重大决策随时进行监督。

法律为天下人所共有，而绝不是一己之私，法律的外在形式就是制度，依法治国就必须严格遵守制度，因此，树立制度忠诚精神，并以此规范官吏，使他们成为法律和制度的践行者与捍卫者，国家才有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制度忠诚是选任并管理官吏的根本精神，是弘扬正气之本。

公正用人，公平赏罚，培育了忠诚于国家的正气。上下同心，才能够锻造出大唐盛世。为什么唐太宗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大诗人白居易在《七德舞》诗中写道：

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

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

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

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