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雜記——25. 關於曹操家族DNA，polyhedron

李永年

人類學雜記——25. 關於曹操家族DNA，我在知乎上的回答 [url=]转载▼[/url]


复旦大学研究曹操的 DNA 有什么意义？
問：

三国的年代都过去一千多年了，现在动用那么多人力物力用 DNA 找出曹操的后人对研究历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还是说抱有某种商业目的？

答：

我是嚴實，復旦大學這個硏究團隊成員之一，目前在做博後。我們現代人類學實驗室一直在硏究中國乃至東亞、全世界的各民族的起源和遷徙問題。我們的工作證明了用分子生物學方法，用DNA，可以解答史前和歷史上一些沒能被歷史、攷古學等學科解答的問題。比如中國人的非洲起源，漢族的組成以及和其它民族的混合情況，中國人的超級祖先等等。要說這些硏究有什麼意義，其實跟歷史學、攷古學一樣，回答“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裏來”，及結合演化理論，“我們會演化到何處去”這樣的問題，從而更好地認識人類自身，以及獲得能讓後代生活得更好的智慧。

中國的姓氏史只是我們工作的一部分。我們分子人類學因爲需要接觸很多人，取得大量的人類樣本，自然需要向公衆宣傳我們的硏究成果，吸引更多的人爲我們提供樣本和信息。安陽大墓（曹操墓）的遺骨只不過提供了一個契機宣傳我們這個學科，因爲公衆和媒體關心這個，同時宣傳這個也能讓歷史學和攷古學的同行瞭解分子人類學的長處而加強相互閒的合作。如果有人說這是炒作也無所謂。

給一些看了消息先問我們用這個A了多少錢的人：曹操項目本身沒有提前立過項，沒有專門找一塊兒資金來做，只是順應當時网絡上要驗DNA的民意，用本來用於硏究東亞人羣起源的大的經費來做的一小件事兒。如果說跨學科，說實話，文科就算能申請下來幾万塊錢經費，對分子生物學硏究也不過杯水車薪，出差採幾次樣就沒了。我們做這事純粹是賺吆喝。在中國，科硏人員的收入比相同學歷的工薪階層低多了，如果不是對人類學科硏本身的熱愛，我不會留在這行。

具體一些技術問題，一年多前我們已經發表了用曹姓現代人DNA結合家譜得出的結論，我在我的《人類學雜記——2. 關於曹操Y染色體相關問題的澄清》裏做了詳細的解答，建議看看。這一年來新的信息是我們團隊的王傳超取得了亳州曹操族叔墓裏的骨頭的Y染色體DNA一些位點的信息，確認其和現代人的一致，證明了我們用現代人得出的結論是可靠的。而安陽的大墓，據我所知，還沒有拿到骨頭來測。

如果各位想對分子人類學做更多瞭解，可以看我的blog《人類學雜記_polyhedron_新浪博客》、我的新浪微博 @polyhedron 新浪微博，蘭海的分子人类学论坛，還有李輝主編的《现代人类学通讯》。另外想測試自己祖先來源的請看：复旦大学家族遗传测试服务 。


如果曹操的后代中间有人喜当爹，DNA 的研究结果会不会没意义？

問：

就像复旦大学研究曹操的DNA，一千多年以前的事，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也知道不能说存在一定的偶然偏差就不研究了，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情况（比如喜当爹，比如领养了一个？这种狗血的事不是不可能），那对我们接下来的研究结果会不会没意义？而且历史问题这种错的结论貌似也不会到最后被证伪，这种情况怎么解释呢？



答：

一、硏究結果是否正確、符合歷史事實，跟這件事是否有意義是兩碼事。即使結果不正確也不妨害測曹操後代這件事的意義，因爲做這件事的眞正目的是向公衆和學界宣示：現有的分子人類學技術已經完全能用來幫助解答歷史問題了。而不在曹操具體得到了什麼結果，也不看安陽的骨頭到底是不是曹操的。

二、關於結果是否正確的問題：從長期的譜系來看，喜當爹跟非同宗過繼、入贅、外來人改姓加入等並無太大差別，結果都是名義上的父子擁有不同的Y染色體類型。而我們確也在聲稱曹操後代的家族中發現了一些不屬於O2*-M268這支的類型。我們之所以認定O2*-M268與曹操有關，是個統計問題，因爲這支在全國和普通曹姓只有5%左右，但在聲稱曹操後代的家族中占了一半以上。喜當爹、攀附等不是不可能，但那麼多支且分佈在不同省的曹家恰好都喜當了O2*-M268的小孩兒的爹？或者幾家屬於O2*-M268的人商量好了，我們都去攀附曹操，有人來攀附曹髦後代，有人來攀附曹植後代，然後曹操眞正的後代都沒留下來，正好只有這幾支攀附的人都壯大了？

再說一下實際數據裏面，喜當爹的概率。其實沒大家以爲的那麼高。我們調査的大量單姓村的家譜（姓曹和不姓曹的都有），很多表明村子建立於大規模移民後的明朝早期到中期，距今算600年吧。每一家我們如果測試5-10個相距很遠，屬不同房的男性，最典型的情況是，所有男性的Y染色體都屬於同一支，或這些人裏僅有1人與其他人不屬同一類型。這樣，我們認爲600年內這麼大概20代人的時閒，出現異常的累積概率是0.12吧（即每代的綠帽/非同宗過繼率小於百分之一）。那麼曹操到現在是1800年，是3倍的時閒，假設喜當爹率沒有變化，那現在能保持原有曹操類型的概率應該是0.88 ^ 3 = 0.68。也就是說，大概還有2/3的後代能保持最初曹操的單倍羣，正好和我們的結果基本一致。

也就是說喜當爹在我們的硏究中並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多採一些樣就好了。最麻煩的其實是家譜攀附問題，這個能把大量完全不同的人的家譜攪到一起，而不只是零星把別人家的小孩兒往裏摻。曹操這個問題之所以硏究上占便宜是因爲宋明理學把曹操定爲篡位者，名聲不好，這樣在大修家譜的明代，除非祖上明確說是曹操後代的，通常不願意往曹操身上攀附。南方大量家譜聲稱是北宋初曹彬（跟神仙曹國舅是一家）的後代，曹彬年代更近，但反而這些家族的Y染色體類型一團亂，從中梳理不出曹彬的類型
复旦大学研究曹操的 DNA 有什么意义？
问：

三国的年代都过去一千多年了，现在动用那么多人力物力用 DNA 找出曹操的后人对研究历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还是说抱有某种商业目的？

答：


我是严实，复旦大学这个研究团队成员之一，目前在做博后。我们现代人类学实验室一直在研究中国乃至东亚、全世界的各民族的起源和迁徙问题。我们的工作证明了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用DNA，可以解答史前和历史上一些没能被历史、考古学等学科解答的问题。比如中国人的非洲起源，汉族的组成以及和其它民族的混合情况，中国人的超级祖先等等。要说这些研究有什么意义，其实跟历史学、考古学一样，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及结合演化理论，“我们会演化到何处去”这样的问题，从而更好地认识人类自身，以及获得能让后代生活得更好的智慧。

中国的姓氏史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分子人类学因为需要接触很多人，取得大量的人类样本，自然需要向公众宣传我们的研究成果，吸引更多的人为我们提供样本和信息。安阳大墓（曹操墓）的遗骨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契机宣传我们这个学科，因为公众和媒体关心这个，同时宣传这个也能让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同行了解分子人类学的长处而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如果有人说这是炒作也无所谓。

给一些看了消息先问我们用这个A了多少钱的人：曹操项目本身没有提前立过项，没有专门找一块儿资金来做，只是顺应当时网络上要验DNA的民意，用本来用于研究东亚人群起源的大的经费来做的一小件事儿。如果说跨学科，说实话，文科就算能申请下来几万块钱经费，对分子生物学研究也不过杯水车薪，出差采几次样就没了。我们做这事纯粹是赚吆喝。在中国，科研人员的收入比相同学历的工薪阶层低多了，如果不是对人类学科研本身的热爱，我不会留在这行。

具体一些技术问题，一年多前我们已经发表了用曹姓现代人DNA结合家谱得出的结论，我在我的《人类学杂记——2. 关于曹操Y染色体相关问题的澄清》里做了详细的解答，建议看看。这一年来新的信息是我们团队的王传超取得了亳州曹操族叔墓里的骨头的Y染色体DNA一些位点的信息，确认其和现代人的一致，证明了我们用现代人得出的结论是可靠的。而安阳的大墓，据我所知，还没有拿到骨头来测。

如果各位想对分子人类学做更多了解，可以看我的blog《人类学杂记_polyhedron_新浪博客》、我的新浪微博@polyhedron 新浪微博，兰海的分子人类学论坛，还有李辉主编的《现代人类学通讯》。另外想测试自己祖先来源的请看：复旦大学家族遗传测试服务 。

如果曹操的后代中间有人喜当爹，DNA 的研究结果会不会没意义？

问：

就像复旦大学研究曹操的DNA，一千多年以前的事，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也知道不能说存在一定的偶然偏差就不研究了，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情况（比如喜当爹，比如领养了一个？这种狗血的事不是不可能），那对我们接下来的研究结果会不会没意义？而且历史问题这种错的结论貌似也不会到最后被证伪，这种情况怎么解释呢？



答：

一、研究结果是否正确、符合历史事实，跟这件事是否有意义是两码事。即使结果不正确也不妨害测曹操后代这件事的意义，因为做这件事的眞正目的是向公众和学界宣示：现有的分子人类学技术已经完全能用来帮助解答历史问题了。而不在曹操具体得到了什么结果，也不看安阳的骨头到底是不是曹操的。

二、关于结果是否正确的问题：从长期的谱系来看，喜当爹跟非同宗过继、入赘、外来人改姓加入等并无太大差别，结果都是名义上的父子拥有不同的Y染色体类型。而我们确也在声称曹操后代的家族中发现了一些不属于O2*-M268这支的类型。我们之所以认定O2*-M268与曹操有关，是个统计问题，因为这支在全国和普通曹姓只有5%左右，但在声称曹操后代的家族中占了一半以上。喜当爹、攀附等不是不可能，但那么多支且分布在不同省的曹家恰好都喜当了O2*-M268的小孩儿的爹？或者几家属于O2*-M268的人商量好了，我们都去攀附曹操，有人来攀附曹髦后代，有人来攀附曹植后代，然后曹操眞正的后代都没留下来，正好只有这几支攀附的人都壮大了？

再说一下实际数据里面，喜当爹的概率。其实没大家以为的那么高。我们调査的大量单姓村的家谱（姓曹和不姓曹的都有），很多表明村子建立于大规模移民后的明朝早期到中期，距今算600年吧。每一家我们如果测试5-10个相距很远，属不同房的男性，最典型的情况是，所有男性的Y染色体都属于同一支，或这些人里仅有1人与其他人不属同一类型。这样，我们认为600年内这么大概20代人的时间，出现异常的累积概率是0.12吧（即每代的绿帽/非同宗过继率小于百分之一）。那么曹操到现在是1800年，是3倍的时间，假设喜当爹率没有变化，那现在能保持原有曹操类型的概率应该是0.88 ^ 3 = 0.68。也就是说，大概还有2/3的后代能保持最初曹操的单倍群，正好和我们的结果基本一致。

也就是说喜当爹在我们的研究中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多采一些样就好了。最麻烦的其实是家谱攀附问题，这个能把大量完全不同的人的家谱搅到一起，而不只是零星把别人家的小孩儿往里掺。曹操这个问题之所以研究上占便宜是因为宋明理学把曹操定为篡位者，名声不好，这样在大修家谱的明代，除非祖上明确说是曹操后代的，通常不愿意往曹操身上攀附。南方大量家谱声称是北宋初曹彬（跟神仙曹国舅是一家）的后代，曹彬年代更近，但反而这些家族的Y染色体类型一团乱，从中梳理不出曹彬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