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远的屯堡

李永年

遙远的屯堡  

——明代屯田历史检索

丁武光

（一）

公元1381年，大明征南战役终于打响。这是一场至少酝酿十二年的战争。

在大明立国的次年(1369) ，朱元璋三次遣使往云南，招谕盘踞云南的元代梁王匝刺瓦尔密归降，无功而还。之后，洪武五年(1372) 派翰林学士王祎前往，被杀。洪武七年(1374) 再派归顺的原元朝威顺王子伯伯赍招渝云南，继后，又遣元降官赵元祐等以织金文绮赐云南左丞阿里，企图说降梁王。先后七次，梁王仍执意不从，皆无结果。

于是，战争不可避免。朱元璋谕文武大臣: “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置吏，臣属中国，…匝刺瓦尔密等，自恃险远，桀骜梗化，遣使诏谕，辄为所害，负罪隐匿，在所必讨。”

在明初历史上，一代雄主朱元璋拔山扛鼎，纵橫捭阖，对一场战爭的发动，从未如此的审慎和有耐性。

元代梁王盘踞势力包括云南全境，贵州大部，四川、广西一部，且僻在遐荒，劳师远征，战线拉长，兵力少则无以控制局面；征南为明初收关之战，全国基本无战亊，动用约占全国军队四分之一的三十万大军征讨云南，最使朱元璋忧虑的是粮饷问题。一旦粮饷不济，士卒饥困，后果不堪设想。

当傅友德等率三十万大军攻打云南时，朱元璋就十分担心。譬如：洪武十四年十二月（1381），军至普定（今安顺城），朱元璋即遣使谕告傅友德等：“前恐该地无粮，符报将军令分军回卫，今知资粮于故，军可不必回也”。在进攻乌撒时，他又再谕傅友德等：“攻乌撒诸蛮，取粮为食，彼将奔命，不暇捣我空城耶。不然，则士卒饥困矣！”但他深知“打粮以给军饷”，并非长久之计，必须“就地屯种”，开设军屯。他认为：“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臂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殖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

云南平定之后，朱元璋即各使卫所官兵军食不乏，以屯田为“定边之计”。是明初国策。贵州建有二十四卫，数十万大军需要有军食供应，而贵州又属“地僻处而输粮艰”的地区，最好的办法就是“屯种自食”，这既可使“兵无更调之劳”，又可使“粮无飞挽无苦”，收到一举两得的功效。他略仿唐代的府兵制“寓兵于农”，下令奖励屯田垦荒，使“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在卫所设军屯，府州县设民屯，又募盐商于边地组织商屯，在这种形势下，贵州的屯田也随之兴起。

贵州的军屯，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当时因云南战事未平，必须留兵戍守普定（今安顺）、普安、乌撒等要害地方，唯恐军粮不足，遂将元代官田及寺庙田土入官，“戍兵屯田之入以给之”，并命“就粮自赡”。云南平定后，便积极经理屯田。《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载：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命信国公汤和、江夏侯周德兴等经理屯田。“乃于诸洞分屯立栅，与蛮民杂耕”；

十九年（1386年）十二月，湖广都司奏请运粮供给军食，朱元璋不允，遂令“军士屯田自食”；

二十年（1387年）九月，湖广都司又奏请“市牛二万往彼屯种”；十一月，普定侯陈桓等“领兵屯田于毕节等卫”；十二月，命左军都督府佥事冯诚往谕普定侯等，“率湖广都司诸军驻普安分屯”。

二十一年（1388年）二月，朱元璋得报，知陈桓等“已于麻哈之地屯军”，而且“种已入土”；四月，陈桓率师驻毕节，为了久远之计，“自永宁抵毕节，度地里远近，夹道树栅为营，每营军二万，刊其道旁林箐有水田处，分布耕种”。又命湖广五开至靖州十二驿驿卒“屯田自食”。一月，建立普安卫平夷千户所，令千户刘成等“领兵千人树栅置堡”，驻兵屯守。

二十二年（1389年）二月，朱元璋“以四川民贫路险，卫开屯耕种以自给”；同年四月，贵州都司奏请命四川运粮往济赤水、层台二卫，户部认为劳民伤财，不如就地屯种；十二月，因粮饷不足，诏命“卫开屯耕种足以自给”；

二十三年（1390年）六月，命延安侯唐胜宗同凤翔侯张龙“往贵州诸处练军士，提督屯田”；唐胜宗“置清平、新添、龙里、威清、平坝、安庄、安南、平夷等十二卫屯守”，而耕牛不及，胜宗数请以沅州及思州宣慰司、镇远、平越等卫官牛六千七百七十余头，分给屯田诸军。继又命“训练贵州等卫军士，经理屯田”。

二十四年（1391年），置永宁至沾益邮传四十八处，“每十铺置百户一人总之，就地屯田自给”。

经过明初六十多年的经营，到了宣德八年（1433年），仅贵州十八卫、二所，即有屯堡七百余所，屯地池塘九十三处。

自明初开设军屯以来，屯田数量的大幅增加，从根本上改变着地方经济结构。这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屯堡林立，既是军亊组织，又似农庄，延绵数百里，蔚为壮观。

贵州都司所属十八卫、二所，原额屯田近一百万亩。《大明会典》载，洪武年间屯田“九千三百三十九顷二十九亩”；《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载，尚书王骥奏：“窃见贵州等二十卫所，屯田池塘共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余亩，所收子粒足以军实”；（嘉靖）《贵州通志·田土》记载为“九十三万八千五百七十五亩”；郭子章《黔记·贡赋》记为“九千三百三十九顷二十九亩三分”，若除去池塘的面积，四个统计数基本相同，均在九十三万亩以上。

其中，以安顺为中心的“上六卫”屯田最多，原额田土共339439亩，分别为：普安卫78444亩最高，其次是普定卫的76724亩和安庄卫的72193亩，再次是威清卫41350亩，平坝卫仅36112亩，安南卫的34670亩最少。开垦如此众多的田土，又在这样大面积的土地上，用内地的农耕技术进行生产，引进了巨大的新生产力，在贵州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大规模的屯田在一个封建王朝強权政治的推动下，以军亊组织运作，很快就产生成效。在贵州都司所属十八卫中，以安顺为中心的“上六卫”最为突出，屯田最多，《大明会典》载：贵州十八卫屯田总数933393亩，“上六卫”屯亩339493亩，占总数的36%。

屯田是国家土地所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无论军屯、民屯、商屯都是国有土地的一部分。《明史·食货志》说：“军、民、商屯，通谓之官田。”

问题是由国家运作的如此大规模的屯田，虽然有强权政治的保证，但屯田并非全然是屯军，是将军队转化为生产力，应该具有相应的条件。而历史的演化恰恰为以安顺为中心的上六卫屯田提供了有利条件。

首先，是用于屯田的土地问题，这是屯田的基础条件。在内地，屯田主要是没收元朝的皇庄、官庄、庙田、学田以及战乱之后出现的大批无主荒地。在边疆之地，情况则不同。一是自然条件所提供的原先就尚未开垦的土地；二是平乱后从土司及族民手中夺取的土地；三是沒收元朝官田。上六卫屯田，上述三种情况皆已具备。

在今天看来，安顺地处黔中腹地，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是贵州人口较密集经济较发达地区。然而对于1673年才建省的贵州来说，安顺在明王朝军亊力量进入之前，尚属远离湖广、云南、四川诸省政治中心的边僻之地。唐宋时期，今安顺地域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建制，蛮荒而未开化，属几种相互对立的政治势力的交叉地带，且多次变更其隶属关系。元代置普定府，后改普定路，形成今安顺的雏型，但至元二十七年（1290），仍发生湖广行省与云南行省争夺管理权，将普定府改置为罗甸安抚司，归其统辖的亊件，直闹到元朝廷。当时普定府治所也不在今安顺城而在杨武，从清镇至安顺向西南延伸的道路及驿站也是明初开设。由此分析，驿道两侧应有大片可供屯垦的无主荒地。

对土司的武力征服，将其土地收作屯田之地，在安顺尤为明显，尚在调北征南大规模的屯田之前就已经开始。

洪武四年（1371）明军平定四川后，与四川接境的贵州土司急剧分化，地处云南咽喉之地的普定路总管适尔率所辖各部土司归附，明王朝随及在此置普定土府，以适尔为知府。适尔死后，知府由安锁继任，明洪武九年（1376）征南之前，朱元璋先派付友徳以“巡行四川蜀雅播之境”为名，以“兵威降金筑普定间诸山寨”，先将今贵阳安顺一带尚未归附明朝的土司势力剿平。明洪武十年（1377）都督佥亊吴复又派杨文率军剿平普定阿买等寨，是年知府安锁叛附云南梁王。洪武十四年（1381），征南战争正式开始，首战即收复普定，平叛安锁，斩元将金容刀。之后择地阿达卜建普定卫城（即今安顺城），设置卫所。明初安顺一带是征战云南和稳定云贵的咽喉要地，屯田驻军超常规密集，对土司政权实施改土归流也先于其他地区。卫指挥使顾城在设卫不久即开始削夺土司权力，多次武力平乱。在这一系列对大大小小的土司和元朝地方政权武力征服之后，明军即按明制将土司所属土地和元朝官产收归国有，作屯田之用。

由此可见，屯田总是以武力先行，卫所与军屯息息相关，凡有卫所之处必有屯田。丘浚在《大学衍仪》中说：“惟我朝之制，就在卫所所在有闲空之地，分军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战。” 这说明在屯田中占主导地位的军屯，是由国家军亊组织施行，并有严密的屯田制度给予保证。

一般来讲，贵州各卫的军屯，大都以百户所为单位，或称为屯，或称为堡，或称为哨堡。所属五个千户所各有十个屯堡。往下分旗，其命名，有的以百户长官或总旗长官姓氏命名，如鲍家屯、汤官屯、张官堡、左官堡、白旗屯、梅旗堡之类；有的直接用百户长官名字命名，如马陇堡、陈亮堡之类；有的则用驻地命名，如青苔堡、沙锅堡之类。威清卫的命名方法有所不同，它直接用千户所加百户所的番号命名，如中千户所属一百户称“中一”，二百户称“中二”，……八百户称“中八”，其他各千户所亦如此。从整体看十八卫中“上六卫”，一般都称之为“屯”， “下六卫”多称堡， “边六卫”多称“哨堡”。

按屯田制度规定，军屯的原则为：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以后又规定：“临边险要，守多于屯，地僻处及输粮艰者，屯多于守”。贵州既属“边地”，又是“地僻处及输粮艰者”，故屯多于守，即三分守城，七分屯种。

军屯有严密的组织。《明史·食货志》说：“明初，各镇皆有屯田，一军之田，足赡一军之用，卫所官吏俸粮，皆取给焉。”永乐二年（1404年），朝廷“令各处卫所，凡屯军一百名以上委百户一员，三百名以上委千户一员，五百名以上委指挥一员，提督屯田，不及百名亦委百户一员提督”。各都指挥使司，常以指挥使及同知、佥事一人掌屯田；卫指挥使司，亦有一名指挥使、同知、佥事分理屯田；各千户所，有一管屯千户，百户所亦有屯田百户。屯田的基层组织为屯田百户所，往往合数屯为一堡。屯设“红牌”，列《屯田则例》于其上。又有“鱼鳞黄册”，注明田亩位置和数量。

凡卫所官兵都授给土地，军官有职田，旗军有屯地。职田依官职大小而定，以准俸禄：都指挥二百九十二亩八分，都指挥同知二百三十一亩四分，都指挥佥事一百十五亩二分，正千户七十六亩八分，卫镇抚、副千户俱六十五亩二分，百户、试百户俱四十八亩，所镇抚三十八亩四分。旗军每人一份，官给耕牛、种子、农具。原定“每军授田五十亩为一份”，但执行的结果，“或百亩，或七十亩、三十亩、二十亩不等”，云南以二十亩为一份，贵州以十八亩为一份。

因为屯田系国家土地，所以，屯军必须交纳税粮，称为“屯田子粮”或“屯粮”。起初，按每亩一斗征收。建文四年（1402年）定立科则，凡军田一份，以“正粮”十二石交纳屯仓，听本军自行支取为口食，“余粮”为本卫所军官俸粮。永乐初，定《屯田官军赏罚例》，除每年食米十二石外，余粮以六石为率，多纳者赏钞，不足者罚俸。因为各卫田土肥瘠不同，纳粮数不尽一致，于是命屯军分别耕种“样田”，以其每年的产量作为衡量标准。这里所说的“正粮”，实际上是屯军的“口份粮”，而“余粮”就是上缴的屯粮，作为军官的俸禄。事实上是在军事组织的形式下实行封建剥削，屯军实际上是穿着军装的农民。

屯田不仅是入籍军士一人的亊，而且涉及其家属。按明代的卫所制度，官兵的来源主要从民户中抽取，称为“垛集”，每三户中垛一户的为军户，军户列入军籍后，编入卫所，父子相承，不得脱籍。且一人在军，全家同往。若无妻室，予以婚配。每军户有一名丁壮在军服役，称为“正军”，户下一人辅佐“正军”料理生活，称为“军余”，军官的子弟称为“舍人”。军余、舍人可在卫所区域内开垦土地，三年后起科，所纳税称“科粮”，性质与一般自耕农相同。，

屯田除交纳“屯粮”（即屯田子粮）， “科粮”此外，还有“种子粮”，三顶合称为“屯科粮”。各卫所交纳屯科粮的多寡，皆以该卫所的“样田”为准，取其平均数，用这种办法调节各卫所田土多寡、肥瘦不均的矛盾。据（嘉靖）《贵州通志》记载，贵州都司所属十八卫、二所，原额屯科粮107909石，占贵州全省每年应征粮米的76%。上六卫平均数为5994石，占全省总数42134石的近40%，这种自行解决军费负担后提供的大笔赋税，相当于今天的财政收入。其中上六卫供贡最大。

经明初六十多年经营，到宣德八年（1433），贵州十八卫有屯堡七百余所，屯地（含池塘）93处。数以百计的屯堡，星罗棋布，散布各处，与当地村寨互相交错，在它们中间建起了若干“中原式”农业基地。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为前代所未有。

（三）

明代屯田，除了军屯而外，还有民屯和商屯。这同样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明史·食货志》载：“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最善。……天下卫、所、州、县皆事垦避矣。” 又说：“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文中还记述了诸府屯田，“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三年后亩收租一斗”。

贵州的所谓“调北填南”就是“移民就宽乡”的具体表现。这就形成了明代初期分布各地的民屯。

因为民屯并不像军屯那样有严密的组织和条规，又处于相当分散的状态，所以记载多不明确，但若仔佃研究文献，仍有线索可寻。

从《明史·食货志》记载资料，说明所谓民屯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通过政府行为“移民就宽乡”是一种途径，由政府“招徕游民”或“以罪徒实之”也是一种途径；

其二，民屯与军屯分属两个系统，民屯“领之有司”，即归府州县所管上达于布政使司，军屯“领之卫所”而达地都司；

其三，因为民屯系由官府组织，通常发给耕牛、种子、农具、而且给予优待，三年后起科。

由此可见“调北填南” 是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移民活动，而不是民间自发行为。嘉靖《国南府志》卷一中载：“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皆宣慰氏之羽翼，各司正副官与里之长是也，多巨族，负地望，颇以富足夸诈相高。”《明实录·穆宗隆庆实录》中载：“其贵竹长官司所辖，皆流寓子孙。”郭子章《黔记·舆图》中载：贵州宣慰司“本司隶籍人民 ，多来自中州”，新添卫“附郭旧人，迁自中州”。这些居民，他们既不是当地土人，又不是卫所军户，而且当时实行流官制度，官宦之家多不可能留居贵州，所以，这种依籍贯作集团性迁移的民户，当与民屯有密切关系。至于因犯罪而流徒贵州者，比比皆是，因而制定流徒罪者可以纳粮赎罪政策。

至嘉靖间贵州布事所属各府、州、县，民户计66684户、250420丁口，这些民户均是编人里甲的户口，而不是当地土民。而土民由土司所管，并未编户齐民。

嘉靖《贵州通志·土田》中明确记载：“贵州布政司官 屯田通共四十二万八千六百五十九亩，另有旱地五万一千三百五十六亩。”（当地人按播种数计算的土地面积）显然，这里所记的田土，并不包括土司地区“向无丈量”的土地，也不包括卫所的屯田，而是民屯。

正因为有大量民屯，所以，贵州按察使司于正统六年（1441年）添设副使一员，提督屯田。嘉靖十二年（1533年）题准：贵州屯田水利二事，责令各该分巡官管理。这里所提的屯田，当然不是军屯，因为军屯由卫所及都司统管，并没有管屯指挥和佥事。贵州的田土，原无丈量，万历九年（1581年）奉旨清丈，共有民田1344510亩，其中当然包括新开的田亩和一些改土设流后纳人的田亩，而有很大部分是民屯所开，计有：贵阳军民府111856亩，安顺军民府80392亩，镇宁州51450亩，永宁州36416亩，普安州3485亩，平越军府159762亩，都匀府58657亩，镇远府27582亩，思州府48385亩，思南府137371亩，石阡府87802亩，铜仁府89796亩，黎平军民府27220亩。仅从以上统计数字，也可以看出民屯开垦的区域和规模。当然，民屯与民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由于贵州情况特殊，一方面是原无府州设置，另一方面是土司的田土并未纳入，因此，民田中相当部分也是明代有组织移民开垦的。

至于商屯，《明史·食货志》说：“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又说：“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商屯与“开中”关系密切。

贵州在洪武六年（1373年）即实行“开中”，当时，贵州卫奏：“岁计军粮七万石，军食不敷，宜募商人于本州纳来中盐，以给军食。”由于贵州卫所驻军极多，虽有军屯，而粮食不敷军用，所以招募商人来贵州纳米换取盐引，分销各地，贵州缺粮、缺盐，所以“开中”很盛。

当然，“开中”并不等于商屯，因为商人可以运粮至“开中”地点交纳，也可就地购粮换取盐引，但具体到贵州，这两种办法未必都能实现。洪武六年（1373年），贵州卫缺粮，四川按察司佥事郑思先奏：“贵州之粮，令重庆人民负运，尤为劳苦，若减盐价，则趋利者众，军食自给。”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贵州都指挥使司奏请命四川运粮往济赤水、层台二卫，户部尚书杨靖却奏：“如此供应，益见劳民，莫若命宣民输粟而以淮、浙盐偿之。”又永乐元年（1403年），镇守贵州镇远侯顾成言：“康佐距安南卫三百五十里，往复半月，人负米三斗，止足途中之食，故累岁有亏。”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在当时贵州的交通条件下，要从省外把大量粮食运入贵州是相当困难的，由康佐（今紫云县）运粮到安南卫（今睛隆县）往复即需半月，每人背米三斗，只够途中之食，何况长途跋涉从四川、湖广把粮运到贵州。再说，由重庆把粮食运到贵阳，官府已感“尤为劳苦”，凭个人之力去组织大量运输，恐怕更加艰难。至于就地购粮之事，其量毕竟有限，因为贵州本地粮食不足才行“开中”，如果当地有粮可购，官府也就可直接收购了，不必通过商人转手。因此，虽然不排斥盐商转输粮食入贵州或就地采购少数粮食，但最经济的办法还是就地招民屯种，收粮以换盐引，所以，凡有“开中”的地方，都可能有商屯存在，大抵都在卫所附近。

商屯实为军屯的补充，主要是为了补充卫所军粮的不足。例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户部奏定商人纳米给盐之例，在普安卫、普定卫、乌撒卫、“开中”；洪武二十二年（1398年），赤水、层台二卫因“军饷不给”而行“开中”。永乐十一年（1413年）四月，贵州都司奏：“所属卫所储粮不敷，宜如洪武中例，开中纳盐粮，……今本地米价翔贵，宜减轻募商中纳。”可见，“开中”直接为卫所服务，商屯也因此 而设，但客观上剌激了商品粮的生产，有利于食盐运销和边疆的开发。

（四）

世事更秩，盛衰升降，世间万事万物有其发展的规律。明朝历260年，屯田制度的运行也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

明初，经济残破，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亟待恢复正常生产秩序，解决土地问题，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土地，按照军事组织的原则，把戍边军士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寓兵于农”，既能为国家提供赋税，又能保证充足的兵员，“养兵自赡”，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护，所以很快在全国推行。

自明代中叶以后，地主制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于是，国有土地制与地主土地私有制之间必然发生激烈冲突。原先靠军事手段强迫军户劳动，把他们世代束缚在屯地上的作法，已经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作用于屯田制度名存实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从 “科田”的演化开始的。

如前所述，卫所屯军，也和农民一样，要缴纳赋稅。且一人在军，全家同往。每军户有一名丁壮在军服役，称为“正军”，户下一人辅佐“正军”料理生活，称为“军余”，军官的子弟称为“舍人”。军余、舍人可在卫所区域内开垦土地，军余所种田土，三年后按亩起科，所纳税称“科粮”。无论其所开田土数还是所纳赋稅，均与额定屯田和 “正粮”有很大区别。长期发展下来，这些军户要求和民户一样“按亩升科”，发展自己的经济，于是不断扩大科田，把军屯变成一具空壳。

据（嘉靖）《贵州通志》记载，贵州都司所属十八卫、二所，原额屯科粮107909石，占贵州全省每年应征粮米的76%。在该志所列各卫屯科粮数中，屯粮93348石，科粮6372石，种子粮8189石，科粮所占比例甚小。

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科田日益增多，科粮在屯科粮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科田因为是军余自种的田，按亩计算，纳粮少，所以，很快发展起来，甚至将屯田逐渐侵蚀。

以普安卫的科田为例，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达24129亩，与屯田29541亩只相差5412亩，已占科屯田总数44%；可是，科粮仅为1290石，而屯粮却为11028石，屯粮却为科粮的8.54倍。再如安南卫，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有屯田16206亩、科田9464亩，屯田与科田之比约为6:4，而屯粮为5418石、科粮为506石，科粮不及屯粮的十分之一。

到了明代中晩期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万历间巡抚刘庠、巡按傅顺孙在奏疏中说：“军屯田地，鱼鳞籍开载颇明，后来又有科田夹杂，移东改西，莫可究诘。……军卫共该屯田地四十八万七千六百二十四亩，该夏税屯粮九万四千六百零四石三斗五合；科田十二万八千六百七十四亩，该粮六千八百八十五石一斗八升七合，……今次丈出隐占等项，各除抵补失额外，尚有余剩在民田十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四亩，屯田一万七千一百八十一亩，遵照部议，不得增粮，应与额田通融摊派，以免日后包赔。内普安、永宁等五卫，被夷占去屯田，计其丈出之数，不足抵补，就丈出五卫新垦科田，通共七千二百七十七亩。”可见，到了明代后期，军屯被“科田夹杂”和“被夷占去”的现象相当严重。

不过，军屯的破坏，最直接的原因是屯军逃散。贵州都司所属各卫，原有旗军159928名，若按“三分守城，七分下屯”的规定，当有屯军十万以上，可是，自明代中叶以后，每况愈下，到了万历年间，屯军不及十分之一，据郭子章《黔记·兵戎志》载，贵州都司所属各卫所，仅存屯军9060名，其中，普定卫1680名，贵州卫1120名、威清卫924名、永宁卫683名、安庄卫629名、平坝卫615名、安南卫476名、贵州前卫460名、毕节卫460名、都匀卫420名、乌撒卫376名、平越卫334名、新添卫314名，普安卫293名、龙里卫247名、清平卫21名、普市所14名。兴隆卫和赤水卫原有屯军500名尽皆逃走。

屯军锐减的必然结果，就是屯田大量抛荒，为了弥补财政赋税，只好采取招佃的办法。兴隆卫和赤水卫将全部屯地“佃苗民、军余耕种”。据（嘉靖）《贵州通志·土田》记载：贵州卫，“事故军人四百四十名，半抛荒屯田七千六百七十八亩七分，佥补舍余三百七十九名，招集民人三百三十四名佃种前田，输纳子粒”；贵州前卫，“事故军人七百零七名，抛荒屯田八千四百一十七亩九分九厘八毫，佥补舍余六百七十二名，招集民人三百九十九名”；平坝卫，“抛屯田六十二份，招集军民人等六十二名”。以上，仅仅是见于记载的一部分，实际情况还要更严重得多。到了这种地步，军屯已是“有屯田之名，而无屯田之实”了。

加剧军屯衰败的原因，“其所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明史·食货志》指出：“自正统后，屯政稍弛，而屯粮犹存三分之二。……给事中管怀理言： ‘屯田不兴，其弊有四：疆场戒严，一也；牛、种不给，二也；丁壮亡徒，三也；田在敌外，四也。如是而管屯者犹欲按籍增赋，非扣月粮，即按丁赔补耳”。万历间，策衡指出：“屯法之坏，一坏于余粮之免半。……大臣违道干誉，不能为径远之计，夫举天下之军籍食于屯，一旦失其半，何以足军国之需。再坏于正粮之免盘，宣德十年始下此令，……今免其交盘，则正粮为应得之物，屯产亦遂为固有之私，典买迭出，顽钝迭生，不可收拾，端在于此，屯粮日亏，征发日甚，不取之此，必取之彼，易欺者民，则倍征而不以为苛；难制者军，遂弃置而不敢问，非法之平也。”这些议论，指出了屯田制度到了明代后期的许多弊端，因此，统治者三令五申要清理军伍、整顿屯田、清查隐占屯地，希望能“复先朝屯田之制”以足军饷。但是，在现实面前，诏谕、奏章都不过只具空文，无法挽救军屯的崩溃。

到了明代晩期，朝廷內忧外患，政令松驰，在商品经济的猛烈冲击下，土地买卖、典当、抵押之风日盛一日，官僚、缙绅、豪门、地主、福商通过各种手段，大肆兼并土地，造成“公私庄田逾乡跨邑”的局面。卫所军官大肆侵夺屯地，化公为私，擅自典当、变买屯地，侵吞屯粮，盘剥屯军。于是产生了两种后果：一方面是屯军官暴发而在地主，“买田宅，长子孙者益多”；另一方面是屯军不堪忍受，大量逃亡。由此产生了链锁反应，逃脱军籍的人为地主提供了大批佃户，而空闲抛荒的屯地又不得不实行招佃。总之，发展地主经济、解放社会生产力已在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军屯必然走向衰落。

清朝取代明朝后，为了恢复生产，朝廷曾一度保留屯田制度，早在顺治年间，即开始整顿屯田，《清文献通考》载：顺治三年（1646），“更定屯田官制，每卫设守备一员，兼管屯田，量设千总、百总，分理卫亊。其原设指挥、副指挥等倶裁去，改卫军为屯丁。” 这种状况维持到康熙朝裁卫并县，屯田陆续归并县州厅管辖。

清朝整顿屯田，其时屯田基础已远逊明初，军屯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明末清初接连数次大规模战乱，贵州一地残破不堪，人囗锐减，土地荒芜，加剧了明时贵州十八卫军屯的解体。实际上，尚能有效重振军屯的地区，仅为军事力量集中且交通便利的驿道沿浅。加之清代自康熙朝始的大规模“改土归流”，贵州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土地权属的变更从未停止，而安顺地区相对稳定，这或许是安顺地区屯堡得以保存并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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