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夏玉润 原载: 南京明文化研究
写在前面:因为本人近期内，一直着手收集有关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地的相关资料。对于朱元璋出生于明光或者凤阳的不同说法，正反双方的观点也多有阅读。其中有幸看到明史专家夏玉润先生《朱元璋出生地考》一文。感觉夏先生文中许多资料的引用缺乏全面性，多有以点代面之憾。但是夏先生的结论却是言之凿凿，似乎关于朱元璋出生地的研究，已经盖棺论定，再不能容有任何反对的意见。夏先生的此种精妙高深的研究方法，实非常人能及，也超出正常学术研究的范围。尽管本人才疏学浅，不及当今明史专家之万一。只是想结合所掌握的相关史料，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个人旁注，借以求教于方家。
特别申明：红色文字均为本人所加评注。其它部分皆是作者原文。
朱元璋的出生地，目前有三种说法，一说生于安徽省凤阳县，二说生于安徽省明光市，三说生于江苏省盱眙县。朱元璋是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弄清楚他的出生地，对全面了解朱元璋，了解明朝的思想文化，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朱元璋在世时，他的玉牒、手录、诏敕等对出生地均有明确记录，或言生于钟离，或言生于钟离之东乡、临濠、凤阳等，但从未说过生于泗州盱眙
1、《朱氏世德碑》记载朱元璋出生于钟离。遗憾地是，今人竟将碑文中的“生迁钟离”改为“生迁盱眙”
元至正十六年三月，朱元璋攻占集庆后，得知自己的祖先曾居于句容县通德乡朱家巷。于是将本族父老乡亲40余人召至应天，询问家史。事后，朱元璋写下《御制朱氏世德碑》。《朱氏世德碑》一文，笔者见过如下版本：徐祯卿《翦胜野闻》本（《纪录汇编》本、《续说郛》本），潘柽章《国史考异》本，郎瑛《七修类稿》本，曾惟诚《帝乡纪略》本，康熙《泗州志》本，《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氏族典》本等。上述各版本虽文字不全同，但记载朱元璋的出生地却完全一致，那就是“钟离”。
评点——《朱氏世德碑》写作背景为小明王因功封朱元璋为吴王所作，因为按例要封赠四代之故，因此论及朱家世系内容。作者所列举的书籍之中，《翦胜野闻》，《七修类稿》，《帝乡纪略》等书关于朱元璋出生地的钟离东乡的解释，就是盱眙县的灵迹乡，不知作者为何视而不见呢？
先考君娶陈氏，泗州人，长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朱元璋）其季也，生迁钟离。
“某其季也，生迁钟离”，这句话的意思是排行老四的朱元璋生于钟离县。遗憾地是，蒋中健先生在《明代第一陵》一书中将“钟离”改为“盱眙” ，并说“见《帝乡纪略》卷十《纶奏志诗记》” 。笔者查阅该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于中华民国七十四年出版，据明万历二十七年刊本影印），书中为“钟离”。不知蒋先生据何版本引录？
评点——在中国古代典籍的传世过程中，产生错漏是相当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并末产生广泛的影响，也无关对于朱元璋出生地研究的大局。“某其季也，生迁钟离”，中国古代以：孟仲叔季，来表示兄弟姊妹的长幼顺序，"孟"为最长，"季"为最幼。至于“生迁钟离”也完全可断句为“生，迁钟离”.如采信另一种版本“某其季也，先迁钟离，后戊辰所生。”的说法.正好说明朱家是搬到钟离东乡---明光以后,第三年生了朱元璋,朱元璋七岁时,朱家在明光定居10年后,又迁至钟离之西乡.这样便可将其父母卒年之谜迎刃而解.
2、危素据朱元璋“手录”撰写《皇陵碑》文，文中称朱元璋生于“钟离之东乡” 洪武二年，危素撰写的《皇陵碑》文，对朱元璋的出生地作如下叙述：
皇考有四子：长兄讳某，生于津律镇；仲兄讳某，生于灵璧；三兄讳某，生于虹县；皇考五十居钟离之东乡，而朕生焉。
危素为元朝旧臣，投顺大明后，事朱元璋小心翼翼，撰写碑文只能依据朱元璋“手录”，文成后尚需经过朱元璋及李善长等群臣们的审核后方能刻碑。因此这段史实不容置疑。危素《皇陵碑》把朱元璋的出生地写为“钟离之东乡”，比《朱氏世德碑》中所写的“钟离”更加明确。
评点——危素虽原为元朝旧臣，但之所以后来投顺大明后，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有人以他为当时的掌握历史资料最丰富为由，劝危素以国史为重的结果。虽然危素在此事件中，只是一个记述整理的角色。但“钟离之东乡”，比“钟离”更加明确的原因是新增的“东乡”两字。在朱元璋最后一次叙述自己出生地，特别增加的“东乡”，难道不是为了与原来“钟离”的含义有所区别的吗？
3、洪武四年二月癸酉，朱元璋将他的“兴王之地”——临濠府，扩大管辖区，领地9州18县，其中却没有泗州盱眙
上谓中书省臣曰：“临濠为朕兴王之地，今置中都，宜以傍近州县通水路漕运者隶之。”于是，省臣议以寿、邳、徐、宿、颍、息、光、六安、信阳九州，五河、怀远、中立（钟离）、定远、蒙城、霍丘、英山、宿迁、睢宁、砀山、灵璧、颍上、泰和（太和）、固始、光山、丰、沛、萧一十八县悉隶中都。
从朱元璋对中书省臣的话中可知，他扩大临濠府区域的理由有二：一是这里为“兴王之地”；二是临濠为中都所在地。根据朱元璋的旨意，群臣们召开了会议，会议定下9州18县。这些大臣把远离中都的信阳、英山都划入临濠府内，却单单把近在咫尺的泗州、盱眙未能圈入其内。这绝非是一个疏漏，起码一点，在当时的朱元璋和中书省臣们的眼中，泗州、盱眙并非“兴王之地”。如果此时的盱眙县为朱元璋的出生地，这一疏漏是不会发生的。一个月后，泗州并盱眙、天长县划归临濠府。洪武七年八月，改称凤阳府。
评点——众所周知：兴王之地并非就是出生地。作为正常的明史研究之中，实不应该发生这样偷换慨念的行为。其实《明实录》卷45已经有明确的记载，早在洪武二年九月朱元璋“诏以临濠为中都”之际，则“以临濠之泗州、寿州直隶中书省”。相似的例子还有：在最早并入临濠府管辖区的州县之中，也没有朱元璋成就帝业最初的根据地滁州。难道能够根据这样的逻辑因此就认定，朱皇帝在滁州土地所发生的一切故事，都是子虚乌有的吗？仅片面的以洪武四年的资料，就妄下定论。如此推理出来的观点，又如何具有权威性呢？
4、洪武十六年三月，朱元璋下诏永免家乡凤阳、临淮两县赋役。盱眙县并不享受这一优惠，从而说明朱元璋的出生地不在盱眙
据《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三记载，洪武十六年三月丙寅，朱元璋下诏永免凤阳、临淮两县赋役。为此，他对户部大臣们说：
凤阳，朕故乡，皇陵在焉。昔汉高祖生于丰，起于沛，既成帝业，而丰沛之民终汉受惠。朕永免凤阳、临淮二县税粮徭役。宜榜谕其民，使知朕意。
评点——作为有作为一代开国明君，朱元璋在建国初时，多次下诏免除全国各地的赋税。这样政策性的减免措施，在有明一代涉及面相当普遍，对于明初经济地恢复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些虽然同样享受免赋优惠的广大地区，当然不可能都和朱元璋出生地有所关联。另外根据《明实录》卷23记载，早在“洪武十六年三月，朱元璋下诏永免家乡凤阳、临淮两县赋役。”之前，朱元璋于吴元年1367年5月就已经下诏，“免徐、宿、濠、泗、襄阳、安陆等郡税粮三年”。对于历史资料的断章取义，所作的推论，只能是再一次地臆测。
洪武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早朝，朱元璋对永免凤、临两县赋役，再次提及，他对户部尚书郁新说：
向古汉高祖丰县生、沛县长。后因举兵，沛县民从，丰县民与高祖战。因此大定天下后，从高祖者免其粮差，曾附楚与高祖战者，不免粮差。……朕思父母之英灵葬钟离之西乡。其钟离也，朕昔寒微，乃父母之邦，况陵于是土。思父母之恩，无以上报，故将钟离土著旧民全免粮差，其四乡之民虽不同乡社，同钟离一邑之民……
上述朱元璋所言表明，他永免凤、临两县（洪武七年，钟离县一分为二：凤阳、临淮）的赋役，是仿效汉高祖刘邦免除丰（出生地）、沛（成长地）二县赋役而为之。其中，临淮县相当于丰县，凤阳县相当于沛县。如果盱眙县是朱元璋的出生地，朱元璋定会免除该县的赋役。
评点——仅仅是局限于片面的资料，只可能得到错误的观点。且不论朱元璋对于凤阳和泗州等处具体免赋的情况。就是上述引言中与前文中丰、沛对应的“不同乡社”四字，不需要太多的古文知识，就可明白其中真实的含义。朱元璋在此已经明确表明为什么“全免粮差”的原因，完全与他的出生地无关，不知作者究竟是视而不见？还是无法理解原文的真实含义，还是故意忽略?
5、朱元璋曾三次返回家乡濠州钟离，却一生从未去过泗州和盱眙；朱元璋曾多次说过临濠、濠州、凤阳、临淮为“帝乡”，却从未说过泗州、盱眙是“帝乡”
朱元璋曾于元至正二十六年四月、洪武四年二月、洪武八年四月三次返回家乡濠州钟离（后改称凤阳），拜谒皇陵，宴请父老乡亲，赏赐众乡邻。如果盱眙县是他的出生地，朱元璋无论如何也该返回这里，看看这块“孕龙之基”。但朱元璋一生从未去过泗州、盱眙。
另外，朱元璋还多次说过凤阳是他的故乡，这在《实录》中能找出很多。如“濠梁，吾主上祖宗生长之地” ；“濠，吾故乡” ；“凤阳，朕之乡里” 等等，这里不一一举示。但却不见朱元璋说过盱眙或泗州是他的故乡的记载。
评点——朱元璋一生之中，是否真的从未到过泗州和盱眙，仅从上述所引用的资料，是缺乏说服力的。不能因为目力所见的制约，就想当然地得出自以为是的结论。同时，在盱眙大地上明祖陵和其外公扬王墓的存在，是不可能就这样就被抹煞的。“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直至今天，庆祝生日的人几乎天天都有，却未闻有将举行仪式的地方，选择在医院妇产科的怪事。另外史料明确记载朱元璋的长子懿文太子朱标，是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生于太平陈迪家，后来也只是“赐白金五十两”为谢，可见一斑。
二、“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及《明太祖实录》中有关朱元璋出生前后的神奇之说，开始了后人对朱元璋出生地的猜测
明成祖朱棣在“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中，对父亲朱元璋的出生地及出生前后的“圣瑞”之象作了如下记述：
皇曾祖熙祖裕皇帝居泗州，皇祖仁祖淳皇帝居濠州，皇考生焉……初，皇祖妣淳皇后梦神馈药如丸，烨烨有光，吞之，既觉异香袭体，遂娠皇考。及诞之夕，有光烛天。
几年后刊印的《明太祖实录》卷一在此基础上，对朱元璋的出生地及出生时“圣瑞”之象作了更生动的描述：
父仁祖讳世珍，元世又徙居钟离之东乡，勤俭忠厚，人称长者。母太后陈氏生四子，上其季也。方在娠时，太后常梦一黄冠自西北来至舍南麦场，取白药一丸，置太后掌中，有光起，视之，渐长。黄冠曰：此美物可食。太后吞之，觉，以告仁祖，口尚有香气。明日，上生，红光满室。时元天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丁丑也。自后，夜数有光，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救。至，则无有人。咸异之。
作为官方正史《明太祖实录》所记录的朱元璋的出生地为“钟离之东乡”及“圣瑞”之象，从此成为定论。明中叶以前，文人们所纪录的朱元璋出生时“圣瑞”之象及出生地，多与《明太祖实录》相似。如《皇朝本纪》、陆粲《庚巳编》卷一《圣瑞》载朱元璋出生于“濠梁”，解缙《天潢玉牒》载出生于“钟离之东乡”，沈士谦《明良录略》载出生于“雄飞里”（从内容看似在濠州），张定《在田录》载出生于“泗州钟离乡”（似在钟离县皇觉寺附近）。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拓片（局部）
评点：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中国封建帝王，自诩为天之骄子代表上天来统治天下百姓，典籍中关于帝王身世的记载自然与众不同，三皇五帝也因此多是半神半人的产物。中国的帝王神话从上古直到汉高祖以后，帝王诞生则由神话开始转入迷信。其中原因是因为汉朝建立初期，在短暂的遵崇黄老无为而治之后，中国封建王朝就开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针。而儒家有：子不语乱力怪神之说，此即后人所谓：“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儒家虽不言神怪却喜谈易，而易则非常注重各种征兆。于是帝王虽然从天神之列又重新回到人间，但却又被披上一层迷信的外衣，依然扮演着神异的角色。这种迷信手法把人与神的直接交合改为梦境，或者把帝王出生时的天气、色彩、作物等写得特异、或者龙见、或者芝生等等。因此自汉以后帝王诞生的瑞徵，即以梦兆最多。永乐皇帝如此渲染其父的出生，实帝王之家承上启下的惯例，自然也就不足为奇。
三、自《双槐岁抄》详细记载朱元璋的出生地后，引起了人们种种猜测，并开始出现“出生盱眙”之说
据黄瑜《双槐岁抄》（弘历八年，1495年刊印）卷1载：
初，皇考仁祖淳皇帝居濠州之钟离东乡。皇妣淳皇后陈氏尝梦黄冠馈药一丸，烨烨有火。吞之，既觉，口尚异香，遂娠焉。及诞，有红光烛天，照映千里。观者异之，骇声如雷。天历元年戊辰九月十有八日丁丑日昳也。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红罗浮来，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红罗幛。邻有二朗神庙，其夜火光照耀。及天明，庙徙东北百余步。自是室中常有神光，每响晦将卧，忽煜爚若焚，家人虑失火，亟起视之，惟堂前供神之灯耳。
黄瑜，广东香山（中山）人。曾任长乐（今属福建）知县。从未来过凤阳。书中“自序”云：“每遇所见所闻暨所传闻，大而缥缃之所纪，小而刍荛之所谈，辄即抄录。岁自景泰丙子（七年，1456），以迄于今，四十年于兹，而编成焉。” 可见，黄瑜书中所言，均为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小道”之说。
就在《双槐岁抄》成书的8年前，即弘治元年，柳瑛《中都志》十卷刊印。柳瑛，凤阳府临淮县团山人。他的家乡距后来所传的朱元璋出生地——跃龙冈，仅20余里。这部历经30年、六易其稿的《中都志》，收入了凤阳府一切与朱元璋有关的遗址、建筑，对朱元璋的出生地仅说生于“钟离之西乡”，根本没有《双槐岁抄》所说的“红罗幛”、“二郎神庙”等“圣瑞”之象。不仅如此，景泰七年成书的《寰宇通志》、天顺五年成书的《大明一统志》，亦无上述“圣瑞”之记载。从而证明了《双槐岁抄》的“圣瑞”之说，仅为社会上流传的民间传说而已。
评点——《中都志》的编撰者柳瑛，既然对朱元璋的事迹了如指掌，又是历经30年、六易其稿，那为何将朱皇帝出生地“钟离之东乡”，给说成“钟离之西乡”，难道东乡与西乡间，不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截然不同二个地方吗。至于柳瑛《中都志》中无“红罗幛”、“二郎神庙”等“圣瑞”之象的记载，正好说明这些属于盱眙管辖的地方其时并不在中都的范畴之内。
《双槐岁抄》所说的“圣瑞”发生在“钟离之东乡”，与《明太祖实录》所载相同。那么，这个“东乡”具体在哪里？于是一些文人们开始了猜测。最早记载朱元璋出生于盱眙县，见文林《琅琊漫抄》（弘治年间刊印）：
太祖高皇帝生于盱眙县灵迹乡土地庙。父老相传，云生时夜晦，惟庙有火光。明日，庙移至东路，至今所生地方圆丈许不生草。
文中把《双槐岁抄》中的“二郎神庙”改为“土地庙”，且事迹简单。
嘉靖年间，关于朱元璋的出生地仍有“钟离”说和“盱眙”说两种。如前种见高岱《鸿猷录》卷一“龙飞淮甸”，后者为王文禄《龙兴慈记》。不过，《龙兴慈记》一文把盱眙的“二郎神庙”和钟离的“皇觉寺”说成是同一个地方。可见王文禄对钟离、盱眙两地根本不熟悉。
评点：《龙兴慈记》作者王文禄和《双槐岁抄》作者黄瑜，既然都没有到过钟离东乡的实地，却不约而同的在自己的著作引用“钟离之东乡”就是盱眙县灵迹乡的说法，正好说明关于朱元璋出生地就是盱眙县灵迹乡，早已经成为明代社会的主流观点。另外所谓钟离的皇觉寺，实名於皇寺。
四、在朱元璋的出生地出现不同说法时，泗州盱眙地方官员，采用编纂地方志、树立碑刻等方式，将朱元璋出生时的“圣瑞”之象拉入盱眙县境内，使泗州盱眙摇身一变，成为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帝里”、“帝乡”
把朱元璋的出生地从“钟离之东乡”搬至“盱眙县”分如下4个阶段。
1、正德《盱眙县志》最先将朱元璋的出生地定为盱眙县“木场津里”
自《琅琊漫抄》记载朱元璋的出生地在“盱眙县灵迹乡”后，泗州盱眙官员利用编纂地方志的机会，开始把朱元璋出生地搬入盱眙，正德十三年刊印的《盱眙县志》最先编出了“明光山”。
评点——夏先生竟然能够考证出，泗州盱眙的地方官员，几代人前仆后继的窜改朱皇帝的四个阶段，实在是有相当的水平。1969年前后挖掘位于明光市火车站东面1.5公里处，朱元璋仲姐与其夫李贞的合葬墓时，出土有“陇西恭献王”塘志一方。其中有“诰命追封陇西王谥恭献，卜以是年十二月庚申，归葬盱眙县灵迹乡冷水涧之原”的记述。此志为参军国事定远人李善长，于“洪武十四年”所书。由此可以确定在明朝初年，明光一带地域归属的信息。所以明初灵迹乡的存在，是任何人无法否定的事实，任何无视事实的言论，也只能是贻笑大方。
明光山，在县西（一百里灵迹乡内，我）太祖高皇帝（生寓于木场津里，出天潢玉牒，其五色旺）气，常见此山，（故人因以为山名）。
正德《盱眙县志》将朱元璋的出生地定于“木场津里”，查盱眙方志：明代盱眙县有木场河、津里河，位于盱眙县太平乡内。另有津里镇，为朱元璋外公扬王陈公在元末的居住地，也是朱元璋母亲陈氏未嫁前的住地。陈公死后，葬于太平乡津里镇牧羊山之西北。这是正德《盱眙县志》把朱元璋的出生地定于木场津里的理由。然而，该方志未将“二郎神庙”、“红罗幛”等写入方志中，看来编写者对此十分谨慎。
评点：明正德《盱眙县志》是由盱眙知县李天畀和典史陈惟渊于明正德十三年纂修的。据陈惟渊在志序中所记述的此次修志的背景，首先是“礼部谕四方守，令各纂志书，以备采录”，另外是因为凤阳郡伯张公欲修《中都志》而“檄文累下，俾修邑志，以备收采”的原因。由此可见，明正德《盱眙县志》是经过明时的礼部和当时直属上级凤阳的史官所审核的。之后，至万历二十二年邑绅冯应京请于令，知县李上元延新安人戴任重修，后任知县丁汝彦续修，并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刊刻的《帝里盱眙县志》，不但在县志前面直接冠以“帝里”的字样，而且其中卷一的内容就是《圣迹志》。正德《盱眙县志》之所将朱元璋的出生地定于“木场津里”，是以其外公所寓之所，代称当时的盱眙县的太平乡。因为津里是当时盱眙县所辖的四镇之一。从太平乡至津里，再到灵迹乡，正好说明关于朱元璋出生地的认定从相对宏观，到具体村庄的明确的过程。在所有关于朱元璋诞生之时，有关瑞徵现象的记载之中，其中关键词，光明之“光”则是始终贯穿的。这无疑与“明光”地名的产生，是有着紧密的关联。
2、《泗志备遗》依据当时故老传言，并结合社会上的诸多传言，系统地编造了朱元璋的出生地
正德末年（或嘉靖初年），泗州知州汪应轸《泗州志》刊印。由于这部方志已佚，笔者揣度，该方志虽记录朱元璋“圣瑞”之象，但和几年前刊印的正德《盱眙县志》一样，仅蜻蜒点水，一笔而过。嘉靖四年，浙江乐清人侯廷训由进士任泗州通判，他认为以前《泗州志》“多有缺遗”，“乃与泗痒学正黄君耀辈，暨诸士友，旁搜博访”，根据收集的资料编写了《泗志备遗》三卷。该方志把朱元璋出生地定为盱眙县灵迹乡的缘由作了如下说明：
（故老遗言）盱眙唐兴乡耆老邹銮、赵辅，灵迹乡刘辅、驸马府舍人赵銮佥言：自祖相传，本里原有二郎庙一所。当年仁祖淳皇帝寓居庙边。因生太祖，其夜邻里远望，火光烛天，至晓视之，而庙徒东北百余步。初生于西池河，取水澡浴，忽有红罗出水上，遂用衣之。因是乡人名其地为红罗幛。所生之地，至今不草。前有明光山，后有红庙，今封为都土地。具有赵銮之祖聪，时乃邻居，因得为驸马云。
侯廷训把朱元璋的出生地搬入盱眙县灵迹乡，采用了两个材料，一是将《双槐岁抄》和《琅琊漫抄》的两个传说，几乎是原封不动的采用，并说这是当地故老所传言。二是推出一个“证人”：驸马府舍人赵銮的祖先赵聪，曾是朱元璋的邻居，后来因此被招为驸马。
赵聪，《帝乡纪略》有传：“赵聪，盱眙灵迹乡人，相传以为仁祖邻居，因遂得为驸马。然未见尚主受封文字，且未闻是何公主，惟府第遗址见存。及其后赵銮数十家，与汪氏无官，子孙蒙复世世无所与。两事为恩典之据者，俚俗所谓净民户也，其义婿乎。或曰：聪后见有某一卫指挥。两家于盱眙俱无籍贯，盖自有属籍，姑阙，以俟后者。”
从上文中可知，赵聪似乎为“赵氏干娘”之子。据1974年于大庙镇北陶村西南发掘的墓志铭记载，赵氏干娘（1313－1405），朱姓，钟离郡西乡人，年18岁嫁给同里赵积善。朱元璋父母丧后入於皇寺为僧，赵母为之洗濯，元璋认作干娘。赵氏干娘生三子，次子、季子早卒，长子赵璧随侍朱元璋渡江，先任凤阳中卫世袭指挥佥事，后调至皇陵卫，至万历三十年，其九世孙均世袭皇陵卫指挥佥事，其中无赵聪、赵銮之名。又查其它史料，驸马中并无赵聪此人。可见赵銮之祖赵聪为驸马一纯属子虚乌有。
由此可见，侯廷训的调查结论，全部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泗志备遗》所说的出生地在赵府村，正德《盱眙县志》所说的出生地在“木场津里”，赵府村在“木场津里”的西部，两者相距约10多公里。仅七八年间，两位泗州盱眙官员对朱元璋的出生地就有两种不同说法。可见编选得漏洞百出。
评点——据《瑯琊漫抄》记载：“汪氏老母居于皇觉寺侧，酒媪也。高皇侧微时，受其恩多，故以其子孙主陵署。刘氏，恩人坟主之妻也。赵氏干娘，高皇义父之妻也，并世袭指挥。”作为同时期首要亲邻中的赵姓，这些记载的背景资料又都与明光赵府民间传说中的要素相符，应该不可能都是纯属巧合。仅就作者罗列的上述资料，就断言古人侯廷训所记皆为谎言，实在是荒唐。其中侯廷训为浙江乐清人，包括其他的一些著书立说，认定明光就是朱元璋出生地的明代官员，均非本地土著之民。我们不能想象在君主专制的封建时代，这些作为食朝廷俸禄又非本地土著的地方官员，不按照封建道德规范来做歌功颂德的美事；却不约而同地要冒着大不敬的罪名，来杜撰本朝开国皇帝的出生地。所以怀疑历代《盱眙县志》中，对于朱皇帝出生地记载的正确性，无疑只能是没有根据的臆想。
《泗志备遗》刊印后，被当时的文学家、史学家郎瑛发现，他将这一信息收录于《七修类稿》中，并引用《泗志备遗》的一句话：“盱眙县唐兴、灵迹二乡，即皇陵碑所谓钟离之东乡也”。郎瑛的名气、《七修类稿》在社会上的流传广泛，远远胜于《泗志备遗》。确切地说，朱元璋生于盱眙之说，主要通过《七修类稿》和《龙兴慈记》（嘉靖三十年成书）为媒体，在社会广泛流传。
3、盱眙典史刘乾上书万历皇帝，要求将“帝乡”的桂冠从凤阳移至盱眙，万历帝未作答复
万历二十三年，盱眙知县李上元修纂的盱眙县志，对朱元璋出生地的“圣迹”再添加了两处：香花涧、香花寺。对《双槐岁抄》中的“二郎神庙”与《琅琊漫抄》中的“土地庙”矛盾说法，作了如下解释：“后封（二郎）神庙为都土地”。即把“二郎神”加封为“京都土地神”。
与此同时，盱眙典史刘乾（江西建昌人）撰写《拟上圣迹奏疏略》一文，上书万历皇帝，要求将“帝乡”的桂冠从凤阳移至盱眙，万历未作答复。盱眙知县李上元只得自戴高帽，将所修“盱眙县志”之名改为《帝里盱眙县志》。
评点——官职不大的盱眙典史敢上疏启奏皇上，关于认定其祖宗高皇帝的出生地事宜，虽然皇帝没作答复，却是好脾气也没有因此治大不敬的罪，这在封建统治的时代中，是可能发生的吗。结合：《圣祖灵迹碑》中“……圣祖灵迹处，焉用饰为？更以质臣维桢，于义然否？维桢曰：然。明则有礼乐乐，幽则高祖所生所始。扫除循檄，则有司存。然无不敢为原庙为秩祭者，明祖德也，遵国典也。”明制“修撰，官名。明代翰林院史官之魁。从六品。掌修国史，凡修日历、宝训、实录及史志等书，则分任撰述、考辑、检阅之事。例由一甲第一名进士即状元充任。洪武十四年（1381）定设三人，后往往溢额，无定员。”难道具有这样身份的李维桢，也被今天的作者归为只会编造谎言的骗子一类吗?。
4、《帝乡纪略》为了证明朱元璋生于盱眙，竟敢篡改朱元璋的圣旨，可谓机关算尽
万历二十七年，知州曾惟诚《帝乡纪略》刊印。这实际是一部泗州方志。
曾惟诚十分清楚，朱元璋为了效仿汉高祖刘邦，于洪武十六年下诏永免家乡凤阳、临淮两县的赋役。
为了达到朱元璋的出生地在盱眙县的目的，他篡改了朱元璋的原意：
汉高祖丰生、沛长。故其言曰：吾万岁后魂魄犹思沛。今之盱眙，即汉之丰；今之凤阳，即汉之沛也。我高庙亦曾举以自喻。
为了证明上述所说是朱元璋本人的意愿，这位曾大人采用卑劣手段，篡改了朱元璋于洪武十六年三月丙寅所下的圣旨：
洪武十六年，户部奉圣旨：濠、泗实朕乡里，陵寝在焉，人民理宜优恤。昔汉高祖丰生，沛长，起事于沛，帝业既成，而终汉受恩。今将夏秋税粮并杂泛差役，永不科征。你部里将这言语出榜张挂。钦此。
曾惟诚在伪旨中隐去日月，将“凤阳、临淮”二县改为“濠、泗”二州，颇费一番心机。如明孝陵内高皇帝得知，不知作何处理？
为了巩固“帝里盱眙”、“帝乡泗州”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万历三十年中秋，盱眙知县王某在灵迹乡二郎庙旁树石碑一块，上刻：“跃龙冈”三字。万历四十一年六月，盱眙知县许某在二郎庙内树“孕龙基碑”一块，并请李维桢撰写碑文。这两块碑刻，从此成了朱元璋出生盱眙的铁证。
当今人们对假冒痛恨不已，岂不知古人造假，其伎俩并不亚于今人！
评点——圣旨中“濠、泗”二州的记载，是否就是从“凤阳、临淮”二县更改而来，并不能仅以孤例来证明。在朱皇帝的自述中，前后存在差异，甚至于看起来似乎前后矛盾的圣旨也是不胜枚举。比如丰沛两地的具体含义，在实录等典籍中，就有多种描述。据《凤阳新书》卷五；“洪武十六年三月十六日，户部尚书郁新等于奉天门早朝，钦奉圣旨：凤阳实朕乡里，陵寝在焉。昔汉高皇帝丰县生，沛县长，后得天下，免期丰沛二县之粮差。今凤阳、临淮二县之民虽不同我乡社，同钟离一邑之民。朕起自临濠，以全乡曲。”此段文字，就与作者前文所引有所差异。如果按照作者的逻辑推断，难道说此其中必有一段是出自伪造，可是此二段关于朱元璋圣旨的资料，却是作者在《朱元璋的乡土情》一文中所引用的。所以就此认定曾惟诚人格卑劣，将历任盱眙官员认定为造假团伙,实在是匪夷所思也过于草率。同时在正常的学术研讨的范畴之内，也根本没有必要加上文革时期的常用语句和惯性思维。
五、清代以来，朱元璋出生于“钟离之东乡”成为史学界的共识。笔者曾三赴“跃龙冈”，明代“圣迹”今无寻
明亡后，一部部撰写明史的著作纷纷出现：如《名山藏》、《国榷》、《明史》、《明书》、《明史稿》、《明通鉴》、《罪惟录》等。它们在记录朱元璋出生地时，否定所谓“生于盱眙”之说，均以《皇陵碑》、《明太祖实录》为依据，均采用“钟离之东乡”之说。
清末，据说是寿州状元孙家鼐为凤阳龙兴寺明太祖殿撰写一付楹联，再次引起人们对朱元璋出生地的关注：
生于沛，学于泗，长于濠，凤郡昔钟天子气；
始为僧，继为王，终为帝，龙兴今仰圣人容。
此联在凤阳引起很大争议，主要是对上联前六字的解释，与史实不符，是因为受了《帝乡纪略》中那段伪圣旨的影响。
评点：关于朱元璋出生于明光的史料，就认定为编造。明代实物碑刻也被简单认定为卑鄙的造假行为。而清人的一付对联，因为不利于将朱元璋出生地归为凤阳，又被作者口诛笔伐。如此大刀阔斧地反对一切古人的古籍中的记述，还需要作者提出更多更详实的证据。仅凭主观原因的推断，是不可能让世人信服的。
近年来，笔者三赴“跃龙冈”。位于今明光市（1933年，盱眙“跃龙冈”一带划归嘉山县。1994年，改称明光市）赵府村。赵府之名，大约就是那位在史书中查无此人的驸马赵聪的府第。在同行们的指点下，仅见有一块稍高的坡地，上有残砖碎瓦，据说是“二郎神庙”的遗址。“红庙”、“香花寺”、“香花涧”、“红罗幛”等均找不到任何遗迹。“孕龙基碑”在光绪年间的一场庙会中毁于火，断为三截，另一块“跃龙冈”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炸成二截。今明光市人民政府在原址上重树“跃龙冈”碑。近年来，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朱元璋出生地之争在凤阳、明光、盱眙又重新开始。
评点：既然朱元璋出生地赵府，真如作者所言一无是处，又何必多余三赴。在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许多历史遗迹由于各种原因所湮没。但今天的人们并不能就此否定历史上的真实。尽管今天的赵府已经近于荒野，但是遗留下来的明代石碑残片，依然是诸多关于朱元璋出生地传说中，唯一至今存在的实物证据。包括《圣祖灵迹碑》在内，所发映的历史事实，也是在诸多传说中，唯一可与历史古籍可相互对照的地方。历代《盱眙县志》、《嘉山县志稿》的明确记载，到新编《凤阳县志》之大事记中:“元”条目下:“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十八日、朱元璋诞生于钟离之东、盱眙县灵迹乡。至元五年(1339年)，迁居于钟离县太平乡孤村庄”的考证结论。所谓关于朱元璋出生地之争，究竟是谁在争？识者自然一目了然。夏先生三赴跃龙冈，却不能得到任何有益的根据，难免有入宝山却空手而归之憾。
六、结束语——几点看法
1、“钟离之东乡”与“盱眙之西乡”是两个地方，不能混同
泗州盱眙官员们明白，必须解释《皇陵碑》与《明太祖实录》中的“钟离之东乡”在盱眙县方能让世人心服。为此，《泗志备遗》说：“其曰钟离之东乡，乃泛言者，必据今唐兴、灵迹为言。” 《帝乡纪略》也说：“钟离之东乡，即盱眙之唐兴、灵迹诸乡也。盖钟离，乃临淮旧名，与盱眙本相连接。今临淮东到盱眙上店五十里，盱眙西至上店实有一百三十里。木场、津里俱在盱眙西南八十里。其曰钟离东乡，必居唐兴、灵迹为言。”
打开中国地理志，盱眙县设于秦，钟离县设于汉初。两县虽地域相连，但自东晋初年建立钟离郡（后改称濠州）起，钟离县一直归其所辖，与盱眙县所归属的郡州毫无关联。因此，钟离和盱眙一直是归属不同郡州的两个县，在行政区划上联系很少。元代，钟离属濠州，盱眙属泗州。《皇陵碑》、《太祖实录》中所说的：“钟离之东乡”，指的是“濠州钟离县东部的乡村”。如果“钟离之东乡即盱眙之唐兴、灵迹诸乡”的话，那么当年朱元璋为何不直截了当地说自己生于“盱眙之西乡”？何必死后二百年让泗州官员解释半天仍说得不明不白？退一步说，即使朱元璋在元末生于盱眙之西乡，朱元璋也会在建国后将这块出生地划归钟离，使这里的父老乡亲享受永免赋役的优厚待遇。
评点—— 朱皇帝说其出生于”钟离之东乡“是最大程度神化其天授神权的需要。当年朱元璋在“略地滁阳，善长迎谒”之时，曾经询问天下何时能平定，李善长回答说：“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上说见载于《明史》列传第十五。后来朱元璋在祭历代帝王庙时，惟汉高祖前加酒一杯，并云“惟公与我起布衣而有天下”。可见朱元璋将自己与汉高祖刘邦并称，是其准备“成帝业”的既定策略之一。而将朱元璋的出生地“濠州钟离之东乡”，与汉高祖的出生地丰沛联系起来，更是作为群雄纷争之时，异常重要的宣传手段。所以1366年，朱元璋准备讨伐张士诚，在建康告祭大江之神时，才会郑重其事的提及“予生于濠梁”的话题。据《国朝献征录》李善长传；朱元璋谓善长“临濠吾丰沛也，数苦流移，芜莱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有四万，田其地，公为我经略，毋失其所。”《天潢玉牒》中也有“濠梁即古涂山国，神禹会诸侯之所，时为钟离，今之凤阳府也。周世宗显德中至淮南，常言荊、塗二山为濠州朝冈，有王者气。后三百年而我太祖出焉，地理之符，岂偶然哉？”的结论。做为一个明史专家，至今尚不能理解朱元璋为何采用“钟离之东乡”来描述自己的出生地，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
2、朱元璋的出生地，应以他本人所说的话为准
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出生地，是大明开朝的“开国之基”。这块宝地究竟在钟离之东乡，还是在盱眙之西乡，无论是对朱元璋本人，还是对大明王朝，都应该要搞清楚。朱元璋17岁时父母才死去，此时他已接近弱冠之年，对自己的出生地应该知道。另外，他的大嫂王氏（朱重四妻）于至正十四年在滁州投奔朱元璋，后来很迟才去世；他的从兄嫂田氏（朱重五妻）洪武三年才去世；他的姐夫李贞洪武十一年才去世。上述三人也有可能知道朱元璋的出生地。况且朱元璋得天下后曾三次返回凤阳祭陵，会见乡亲，即使有不清楚的地方，他的儒臣们和乡亲们也会将此搞清楚，绝不可能连生于“钟离之东乡”和“盱眙之西乡”这两个分属不同州县的地方都搞不清。正因为如此，在朱元璋的玉牒、手录、诏敕以及与群臣谈话中，讲得十分清楚，均说自己生于“钟离”、“钟离之东乡”、“临濠”、“凤阳”。从未说过自己生于“泗州盱眙”。因此，我们确定朱元璋出生地时，绝不能撇开朱元璋本人的意愿，撇开官方正史的记录，而去相信朱元璋死去一二百年后，由泗州盱眙官员根据社会上传说故事而修纂的几部方志和树立的两块石碑。
评点：其实破解“钟离之东乡”之谜的钥匙，在赵母朱氏墓志之中，就已经明确地出现了。其中“夫人姓朱氏，古钟离郡西乡人”的记述，便完全可以令此千古之谜迎刃而解。同时关于明初所言及的“钟离”实为“古钟离郡”的习惯说法，在朱元璋御书的《中都告祭天地祝文》和其它的御制文章中也有着同样的表述。由此分析，我们知道在推翻元朝以后，立志恢复唐宋古制的朱元璋，在他所描述“钟离之东乡”的方位时，其中的“钟离”的辖区范围，则明显是以汉唐时“古钟离郡”为参考标准的。同时上述永乐三年的墓志中记述籍贯的方式，恰好说明了明初的人们对于“钟离”习惯上的界定。曾经辖属于盱眙县的西南——今天明光市的大部分地区，就是从属于古钟离郡的管辖范围，也正是“钟离之东乡”所指示的方位。
3、儒家神学中的“五德始终”，形成了朱元璋出生地的“圣瑞”
古代，一种以阴阳五行观念来理解历史的理念逐渐产生，其代表人物为战国思想家邹衍。他以五行解释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替，按五行排出相生相克的序列。经过后人的不断完善，形成了儒家神学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五德始终”（又称“五行德运”）。根据这一理念，后人作了如下安排：周为火德，秦为水德，汉初亦为水德，汉文帝改为土德。东汉、隋均为火德，唐为土德。
朱元璋起自南方，南为火。所以朱元璋“及讨元狄，旗帜、战帽、袄裙皆用红色，盖以火德王，色尚赤”。朱元璋北克元大都，以火制水，以阳销阴，以明克暗，故国号取“大明”。在这种思想文化启示下，朱元璋出生地的“圣瑞”：如“红光烛天”、“红庙”、“红罗幛”、“火”、“焚”、“灯”等字词，出现于《双槐岁抄》中，以突出“火德”这一文化主题。这一思想文化被当时社会的人们所推崇，并广泛流传。
嘉靖年间，世宗是位“怠朝政崇信道教”、“好祥瑞粉饰太平”的皇帝。泗州官员正是利用这一文化环境，在编修《泗志备遗》时，将《双槐岁抄》中的“圣瑞火德”，抢先拉入盱眙境内。万历年间，神宗“沉湎于酒色之中”、“游刃于释老之间”，泗州官员乘修志之机，将盱眙泗州标为“帝里”、“帝乡”，并树立石碑以永存。就这样，历时70余年，泗州官员完成了从传说到事实的全过程。
评点：其子永乐皇帝在所撰《孝陵神功圣德碑》中就有“天命皇考，诞降发祥。有光烛天，渊潜濠梁。”的记述。据盱眙《李氏族谱》，清康熙43年(1704)刻本，世系一之先世源流中记载：“世居之地本属太平乡，明太祖以龙潜所在，分立灵迹乡，赐山名曰明光，故为明光集”可证“明光”之地名，实为明太祖朱元璋亲赐，其中的“明”字，更是与国号“大明”相一致的。更与所有关于朱元璋出生的圣瑞相一致。与此相近的例子，还有朱皇帝将凤阳皇城东隅的凤凰山，改名为万岁山。其东盛家山，改称日精山。其西马鞍山，改称月华山。以日月来暗合大明之“明”字。通过对应历史典籍与民间传说之间的相互印证，可知“明光”得名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
4、“钟离之东乡”已成定论，不必深究其具体位置
就在笔者撰写这篇论文的前后，许多人（包括不少明史专家）向我发问，既然“钟离之东乡”不在盱眙，不在今明光市赵府村，究竟在何地？对此，我曾深入凤阳乡村，调查寻根。从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来看，有如下几地：今燃灯乡君挑坝、府城东门外的“鸡毛房”、凤阳东南的一座破庙内等。这些信息，全部建立于民间传说的基础上，与《泗志备遗》之说大同而小异。
打开《中国历史名人大辞典》，几乎全部中国历史名人的籍贯以及出生地，仅载其县名，朱元璋出生于“钟离之东乡”，地点已十分清楚，今人不必钻牛角尖。我们不要为了否定靠民间传说支撑的“跃龙冈”后，再重新编造一个新的“跃龙冈”。尊重朱元璋自己所说那个“钟离之东乡”，恢复明初官方正史记载那个“钟离之东乡”，就已经完成了考证任务。《说文》曰：“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古人写史，既讲史实，又讲史德，这一优良传统沿袭了几千年。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因一地之利，个人之名，对已成定论的史实重新胡编乱造，甚至篡改。因为中国几千年所形成的文明修志编史之风，是把史实、史德放在首位的。
评点：东乡的具体位置之所以在今天的凤阳的无法确定，实因为本来臆测的结论，只是建立在海市蜃楼之上。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有许多所谓历史不解之谜，其实早就记载在其时其地人民的口中。许多本来简单明了的历史，却被一些闭门造车的专家们，给整的本目全非。在中国古代文言文中，有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今称为通假或者通借的修辞方法。在古文中“乡”字与“向”字通假的例子非常地常见。结合盱眙地区具体地表述方位的习惯，也可以看到极其相似地记载。如清代邑人王效成在其为盱眙县治西清心亭所作的《清心亭记》中，就有“外门东乡”之句。后文还有“堂左为榭为廊，皆北乡，临大淮。”的描述，可见“东乡”之意，实为“东向”。而在所有的证据链条中，只有明光的赵府才是唯一的符合完整要素的。
（夏玉润，单位：安徽省凤阳县文化局，邮编：233100）
《纪录汇编》卷一三○，徐祯卿《翦胜野闻》。《七修类稿?朱氏世德碑》一文稍异：“某其季也，先迁钟离，后戊辰所生。”
蒋中健：《明代第一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1、22页。
同上书。笔者于2004年8月、2006年5月两次前往盱眙，发现明祖陵陈列馆内，将《朱氏世德碑》全文抄录于墙上，依然将“生迁钟离”改为“生迁盱眙”。
郎瑛：《七修类稿?皇陵碑》。
同上，文中曰：“臣善长以上手所录，付词撰文。”
《明太祖实录》卷六一。
《凤阳新书》卷五《帝语篇》。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
《明太祖实录》卷二○。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五。
中山陵园管理局、南京孝陵博物馆编：《明孝陵志新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7、260页，
（明）黄瑜：《双槐岁抄》，中华书局，1999年，第1页。
同上，卷首第5页。
《续说郛》卷一七。
正德《盱眙县志》卷上，括号内文字原缺佚，据《泗志备遗》填补。
《泗志备遗》录序。
《泗志备遗》卷上。
《帝乡纪略》卷一《帝迹志》。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79~180页。
（明）朗瑛：《七修类稿?不生人物》
《帝里盱眙县志》卷一《圣迹志》。
《帝乡纪略》卷一《帝迹志》。
《帝乡纪略》卷一《帝迹志》。
《泗志备遗》卷上。
《帝乡纪略》卷一《帝迹志》。
（明）黄瑜：《双槐岁抄》，中华书局，1999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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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23 12: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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